史话杂谈

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无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力量，因此他们开始寻找盟友并组织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独立情况下，与国民党合作。起初，许多共产党人反对马林的建议[1]，但随后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2]，共产党同意采取孙中山“党内合作”的形式展开合作，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3]。与之同时，许多国民党党员如张继、戴传贤和胡汉民反对“党内合作”的策略，然而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国民党展开了由廖仲恺和鲍罗廷共同主持的改组行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展开。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快速发展地方势力，奠定了毛泽东在1930年代崛起的基础。因此，研究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在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仍踌躇不决时，毛泽东已附和李大钊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其次，在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对国民党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尤其看清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而非如陈独秀坚信温和的合作路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出政权”遂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策略。以往两岸学术研究鲜少关注毛泽东在此时期内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的事迹，许多研究与回忆录甚至忽略了这段历史，如邹鲁回忆“宣传部长戴传贤先生，以后继任的都是本党人，可说共产党没有把持的可能。[4]”，有些则弄错了毛泽东的职务和就职年份[5]，就连毛泽东本人对这段往事亦鲜少提及。直到近年来，大陆学者才逐渐关注这段历史[6]。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从数件尚未公开的国民党会议记录中，探讨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贡献，并解释为何毛泽东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一、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经过
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出席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书记员。1923年6月，作为湖南省代表， 毛泽东出席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明确支持和国民党合作。当时已有数位共产党中央委员如李大钊、张国焘等人，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会，为二十六位共产党代表其中一员。然而，他的代表资格因湖南代表团舞弊事件而遭到剔除，起因是国民党临时中执会规定湖南等五省代表“应由在粤各该省党员中选出之[7]”，然而“湖南共产份子夏曦、毛泽东等遂利用这个间隙，致函上海执行部谓夏曦、毛泽东、袁达时等三人已被湖南当地推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8]”，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该省选举已发生舞弊，而大会日期已近，又不能再行选举，应将该省选举时所封存之票由本委员会定期开票，将所得多数者依次列出十二名，呈请总理选派[9]”，经“总理将获票最多数十二人选派林祖涵、罗迈、邹永成三人，并同时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三人；至在湖南所选出之毛泽东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10]”。所谓“照海外分布办理”，源于遴选代表办法规定不清，因此部分本无推派代表资格的海外地区已推派代表，并已启程返回广州，国民党中央遂决议“国内各省及海外分布如由当地选出已经到粤之代表，一律呈请总理加派[11]”因此，毛泽东等人未经地方选派而“毛遂自荐”的行为，正是在此情势下，被孙中山额外批准参会，并在会议第三日被孙中山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12]。在会上，毛泽东不时发表言论，和国民党代表黄季陆的辩论[13]，更使他逐渐受到瞩目，随后获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一闭幕，孙中山于1月31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有鉴于国民党 “偏处广州，指挥各处党务，有鞭长莫及之感”，为加强地方力量，决定“除广州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外，其余特别区，如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该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当务之进行[14]。”另一方面，留守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则被分派至各部门任职，其中共产党赢得了组织部与农民部的主控权，分别由谭平山与林祖涵担任部长。毛泽东则随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中央执行委员赴上海执行部就职，在组织部（部长为胡汉民）就任秘书，因常与叶楚伧发生分歧，于7月辞去该职务，12月遂返回故乡湖南养病，同时发展湖南农民运动。
二、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期的政绩
国民党一大后，宣传部长不断走马换将，戴传贤仅上任五个月，职务即由刘芦隐代理[15]。戴传贤任职期间，宣传部进程缓慢，直到4月21日孙中山主持的中执会上，宣传部才提出《宣传部办事章程草案》并付审查[16]，并于4月24日的中执会上决议通过[17]。该草案特别注重“搜集本党总理之一切著作、演说、通电、及公开之谈话并编辑之”和“搜集本党同志重要之著作、演说、通电及公开谈话[18]”除此之外，戴传贤仅在5月5日在中执会会议上提出“汉口大汉报请补助案[19]”，成绩乏善可陈。刘芦隐代理部长仅一个半月，几无成绩可言。8月14日汪精卫出任宣传部长，因党务繁忙，宣传工作仍未见起色。在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汪精卫因无法兼顾宣传事务为由，指派毛泽东代理其职务[20]。
毛泽东曾与汪精卫在上海共事，这项经历加上他丰富的组织农民运动经验，可能是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作为代理宣传部长的重要原因。直到毛泽东代理部长一职后，国民党沉寂已久的宣传力量终于复苏，并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得到多人肯定。在大会中，毛泽东报告了宣传部工作成果[21]，并再次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持续代理汪精卫宣传部长职务，直到5月国民党“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辞职。
毛泽东于1925年10月7日至宣传部就职，即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22]。一篇发布于1925年10月30日，由毛泽东署名的宣传部通告[23]，可视为重要研究材料。毛泽东在这篇通告中指出，“（一）现在广东以外各省各埠，帝国主义、奉直军阀、买办阶级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各种反革命派报纸，对于本党在广东的工作种种造谣污蔑的宣传，如“实行共产”、“英俄夹攻、“内讧”、“自杀”等等，手段极为恶毒，几乎普遍地蒙蔽了北部及中部的民众。即本党同志，亦不免因路递不明真相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从根据事实作反攻的辨正。这完全是因为本党在各地的宣传不是极其微小，就是完全没有的原故。本党各级党部，亟应指挥所属负责同志，借各种机会，对外为反攻的宣传，对内为切实的解释。现经决定在本部管理之下，出版一种周报，其材料十分之九为实际事实之叙述，十分之一为辨正的议论。大批散发于北部中部各种社会各种民众乃至反革命派各种机关群众之间，以为他们辨认广东真相的证据。同时发给此周报于各地各级党部，以为对内解释对外宣传的根据，在周报未出版前，先将广州民国日报重要新闻，逐日剪下封寄个执行部、各省党部、个特别市党部，以应急需。（二）各执行部、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之宣传部，其组织人员及工作，以前均未单独直接报告过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亦少直接指挥过各地宣传部；这是以前的缺点，以后丞宜改正。各地宣传部接此通告，应将组织情形办事及宣传人员姓名、履历、任事久暂；通信寄报明密地址急速函告中央宣传部。并将两年来宣传工作概要，最近宣传工作详情，于通告到后十天内，结具报告寄来中央宣传部，以凭考察。以后各地宣传部至少每月通讯报告一次（不必注重式）。特此通告”
通告中提及的“周报”即为12月5日创刊的《政治周报》，在该通告发布前两天10月23日的中执会上即有“宣传部提出广东周刊计划案[24]”，决议为“交政治委员会”，11月27日国民党第123次中执会上“宣传部提出广东周报名称问题[25]”，决议“改名政治周报”，毛泽东亦对斯诺回忆道“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编辑，这是国民党政治部的喉舌”。这篇通告的结构与用词，与毛泽东于创刊日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26]》非常相似。其次，早在1924年4月24日通过的《宣传部办事章程》中，该文已明确要求“党立及同志经营而为本党所公认之文化机关须与本部保持密切之关系。每月一次须将事业状况，报告于本部。本部与各执行部之宣传部，须保持直接的密切关系[27]”及“每月交换部务报告，至少一次[28]”。显然，这项规定并未彻底执行，故毛泽东再次要求各省宣传部每月向其汇报至少一次。
这份通告，再发出十二天后中执会第118次会上立即收到成效。在会议中，毛泽东代表宣传部“提出上海交通局组织及经费案”，会议决议“通过并提前拨给经费[29]”，附件的《上海交通局组织及经费》第一条即表明：“为谋求中央与北方长江各地之联络特别为中央宣传部各种宣传品之送达，设立交通局于上海，受中央宣传部长之指挥，办理北方及长江各地秘密交通事务（二）交通局设主任一人，指挥全局交通事务。书记干事一人，任分配中央付去之宣传品及信件于各地，接受各地信件转于中央。设巡行干事二人，任送达并宣告中央之命令，通告，及重要宣传品（普通宣传品由轮船火车工人传递）于各地党部，同时接受各地党部之报告印刷物等带返交通局。”此外，会议中“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甘乃光报告该党部决议[30]”附上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章程》一文中，第六条为“宣传部职务概要”，内容如下包括“甲，供给宣传资料于本各机关报。乙，印行各种宣传品。丙，设办党校编定教授课程演讲纲目。丁，指导各市县宣传部务使宣传言论能得一致。戊，审定省内党报及关于宣传性质之品类纠正其对于主义政策及方法之错误训示进行方针。己，执行省执行委员会关于宣传事宜之决议案”。由此可见，广东省党部于中宣部通告发出后，立即制定新章程并增设宣传部职务，同样积极响应的还有湖北省，会议中“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同志报告该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经过”，并于《湖北省党部一年半经过概况》一文中第二条提及宣传议题：“宣传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工作宣传刊物《武汉评论》《湖北妇女》间接为党宣刊物《武汉学生青联周刊》临时刊物”，此外《汉口特别市党部经过概况》第五条请求事项亦包含“发给党证及宣传品”。在这次中执会中，毛泽东亲自提议于上海成立交通局，以利宣传品输送至北方长江各省。同时，董必武和甘乃光分别代表的湖北省与广东省亦积极响应。国民党的重要根据地上海、武汉和广州，于毛泽东通告发出后积极配合其宣传事业，毛泽东的办事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这份通告，毛泽东在国民党中执会上的数项提案亦可作为参考，列举数条如下：第120次中执会上，“毛委员泽东提议在特别情形之下，经省党部之批准，得减少纪念周开会之次数案。”第121次中执会上，“提出请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汪先生演讲集、三民主义浅说各一万本共需银二千二百五十元案”，会议决议交财务委员决定。第123次中执会上，“宣传部提出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请认可案”、“提出总理遗嘱歌问题”。第128次中执会中，“宣传部提议扩张图画宣传、创办图书馆搜集材料、反段示威大运动应用本会名义散发一种传单案。”
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时，正逢国民党内斗高潮。从会议记录中，亦可发现毛泽东对“西山会议派”的态度。第126次中执会中，该会决议西山会议“此种会议，违法无效”，并对上海《民国日报》擅自发表拥护西山会议言论问题，交由中宣部长审查。审查结果出现于第130次中执会上，“中央宣传部报告审查上海民国日报结果，并拟请另在上海办一新民报案[31]”，会议决议为：“此项报告书应即转函海内外各级党部，俾其了然于上海民国日报已非本党之机关报，至另办新报应由该部详细计划再行提出讨论”。毛泽东与叶楚伧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事时已有矛盾，这次叶楚伧利用《民国日报》支持其所属的西山会议派一事，审查权落在毛泽东手里，而他的处置方案竟是“另办新报”，理由为“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上海另办新报。[32]”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仍有所顾虑。
自始至终，孙中山非常清楚宣传的重要性，叶楚伧在国民党一大发言：“本党总理素来注意宣传事业，近年来尤甚。但本党之宣传事业实在尚不能满人民之要求[33]”。孙中山于1923年的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同样指出：“党的改进，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得比军队还大。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34]。”由此可知，孙中山已明确指出国民党改组后应以宣传为重，故一大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吾党以宣传事业为最重要，应举全党之精力，以有系统的组织，切实进行。[35]”国民党改组后派出戴传贤和汪精卫出任宣传部长，可充分体现其整顿宣传事业的决心。然而，由于国民党人才紧缺，数名中执委必须身兼多职，更有甚者如廖仲恺兼顾十三职，使得戴传贤和汪精卫在宣传事业上显得力不从心。直到毛泽东上任后，国民党宣传力量才有巨大突破。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在宣传报告中指出，群众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宣言和政纲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深入人心[36]。郭春涛报告北京党务时亦证实“宣传口号如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均极得群众欢迎采用[37]”。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平山对宣传部的成绩更给予高度肯定：“本党两年来更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努力宣传的原故[38]”。
三、毛泽东出席若干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身份，参加了数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多数为各部门联席会议。根据现有材料，笔者列举毛泽东出席的会议如下，其中出席成员姓名后标“*”者为该次会议主席：
会议次数
日期
出席成员
第113次
1925年10月13日
谭平山 邓泽如 汪精卫 谭延闿 毛泽东 林祖涵*
第114次
1925年10月16日
邓泽如 汪精卫* 谭平山 何香凝 林祖涵 毛泽东 詹菊似 甘乃光
第115次
1925年10月23日
谭平山* 毛泽东 谭延闿 甘乃光 詹菊似 邓泽如 林祖涵
第117次
1925年10月30日
林祖涵 谭平山* 何香凝 陈公博 邓泽如 詹菊似 甘乃光 毛泽东 汪精卫
第118次
1925年11月6日
谭平山 陈公博 甘乃光 邓泽如 詹菊似 毛泽东 林祖涵*
第119次
1925年11月13日
汪精卫* 谭平山 何香凝 甘乃光 陈公博 毛泽东 林祖涵 詹菊似 邓泽如
第120次
1925年11月17日
谭延闿 谭平山* 毛泽东 邓泽如 林祖涵
第122次
1925年11月24日
谭平山* 林祖涵 毛泽东 邓泽如 谭延闿 汪精卫
第123次
1925年11月27日
谭平山 詹菊似 陈公博 邓泽如 林祖涵* 汪精卫 毛泽东 何香凝 谭延闿
第125次
1925年12月4日
谭平山* 邓泽如 詹菊似 林祖涵 陈公博 毛泽东 何香凝 汪精卫
第126次
1925年12月11日
汪精卫* 何香凝 谭平山 邓泽如 林祖涵 詹菊似 毛泽东
第127次
1925年12月15日
毛泽东 林祖涵* 邓泽如 谭延闿 谭平山
第128次
1925年12月18日
谭平山* 林祖涵 邓泽如 詹菊似 陈公博 何香凝 毛泽东
第129次
1925年12月25日
谭平山* 林祖涵 汪精卫 何香凝 邓泽如 陈公博 詹菊似 毛泽东
第131次
1925年12月31日
谭延闿 陈公博 汪精卫 詹菊似 何香凝 甘乃光 毛泽东 谭平山* 邓泽如 林祖涵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的《第五章 最高党部》第33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每两星期至少开会一次，候补委员得列席会议，但只有发言权。因此，这十五次会议出席名单，既有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平山、谭延闿、林祖涵[39]，亦有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而毛泽东是唯一参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外，部分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因此商民部长甘乃光[40]、妇女部长何香凝[41]、农民部长陈公博[42]和海外部长詹菊似得以参会。总之，在非联席会议的中执会会议中，毛泽东数次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与汪精卫、谭平山、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重大事项。尽管候补委员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毛泽东仍提出数件重大议案，使宣传事业得到中央部门支持与配合。
此外，当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至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高于蒋介石。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甚至未选上中央候补委员，仅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一名委员，负责筹备黄埔军校。直到蒋介石击退陈炯明后逐渐赢得孙中山信任，随后逼退许崇智，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并在国民党二大中一跃而上，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与常务委员[43]。总之，无论在党政资历、党内职务或出生背景上，毛泽东显然较若干国民党中执委逊色许多，然而，他却获得比多数中执委更大的权利，甚至取代多数中执委，直接与中常委举行会议，这种情形在国民党自然是相当罕见的。遑论在国民党召开一大前，毛泽东的湖南代表资格遭到注销，本无法参会，随后孙中山亲自批准其参会资格，并指定他为章程审查委员。国民党能为毛泽东多次破例，定有高层在背后支持，最可能的人选当属李大钊，而李大钊在国民党内的话语权与孙中山对他的信任，源于他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碍于两人的自传和年谱对这段往事少有着墨，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可证明李大钊在国民党内对毛泽东的提拔。
结论
国民党筹备改组时，已充分认识了宣传系统的重要性。孙中山认为“党的改进，当以宣传为重”，一大通过的决议案亦表明“吾党以宣传事业为最重要”。在此情势下，毛泽东能代理汪精卫职务长达八个月，说明国民党高层对他能力的认可。正是在国民党任职期间，毛泽东对国民党有了足够认识，尤其认清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于武汉“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枪杆子出政权”，以武装斗争取代陈独秀路线，并于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毋庸置疑的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起点，因此他特别强调国民党一大的正统性，认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44]”，赞扬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45]”。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46]”无疑地，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崇敬，与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坚持有着密切关系。
[1] 陈公博，《共党运动在中国》（中文本），页14
[2] 姚维斗等，<马林在华活动纪要>，《北京大学学报三期》（1980年6月20日），页66
[3]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59、60
[4] 邹鲁，<与共产党奋斗和北上侍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页565
[5] 如毛泽东口述、埃德加斯诺整理的《毛泽东自传》将其职务误认为宣传部长
[6] 参阅：孟庆春，《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当代中国出版社，页38
[7]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记录(1923年12月7日)
[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本，页261
[9]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1924年1月7日)
[10]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七会议记录(1924年1月18日)
[11] 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1924年1月7日)
[1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页25
[13] 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页1157
[14] 罗家伦，<改组后之党务进行>，《革命文献》第八辑(1955年)，页153
[15]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职名录》，页33
[1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3次会议记录第6条讨论事项
[1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4次会议记录第1条讨论事项
[1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第1条第3项
[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次会议记录第2条讨论事项
[20]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6日）
[2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页228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页138
[23] 这份通告未见于毛泽东全集，现由笔者收藏
[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5次会议记录第15条讨论事项
[2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3次会议记录第14条讨论事项
[26]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页21-23
[2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第2条
[2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第3条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8次会议记录第3条讨论事项
[3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8次会议记录第14条讨论事项
[3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0次会议记录第2条讨论事项
[32] 《关于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现存于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号：汉12753)
[3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页31
[34] 罗家伦编，《国父全集》第3集，页235
[35] 戴传贤，<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性质与内容>，《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页1174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页150
[3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页248
[38]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三日第五号）
[39] 林祖涵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中获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于1925年9月15日国民党第108次中执会会议上递补杨希闵空缺，成为中央执行委员。
[40] 甘乃光于1925年6月30日第91次中执会上出任商民部代理部长，11月4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甘乃光为广东省常委之一，故有时在中执会上代表广东省提案。
[41] 何香凝于1924年8月14日代理妇女部长，于1925年6月18日中执会第88次会议中辞职获准，但仍主持该部事务。
[42] 陈公博于1925年9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第107会议上出任农民部长。
[43]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台北：商周文化出版，1995），页153-154
[4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708-709
[45]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页311-312）
[46] <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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