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文明过度”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将资本家为达到资本积累目的而疯狂追逐剩余价值、盲目扩张生产规模,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现象称为“文明过度”。“文明过度”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危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先天不足。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这种不足并没有完全暴露,但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的规模溢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容纳的范围时,危机就暴露无遗了。
其二,两极对立使人的解放沦为泡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续的根基。资本增殖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用无形的锁链将工人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资本逻辑还打着“合法交易”的旗号,外溢成为社会生活最高法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统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重新建立起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它君临一切财富、权力、情感、道德之上”。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声望、荣誉,统统都要在所谓自由、平等、人权等虚假话术下接受资本的鞭笞,匍匐于资本脚下。
其三,资本逻辑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归根到底制约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资产阶级在消解人类自然崇拜的同时视自然为支配索取对象,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家通过压榨和奴役自然无休止地追求利益是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自然之于资本,从来只是“有用物”,而非“共同体”。
其四,殖民掠夺给世界历史蒙上阴影。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社会基础与人类解放的宏伟使命并不相容。从目的看,资产阶级推动世界交往绝非馈赠文明,而是为一己之私。以鸦片战争为例,英国名义上是播撒“文明”,干的却是“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勾当,是为了“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卑鄙的贪欲”。从方式上看,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不是靠互相尊重、和平共赢,而是靠欺诈与战争进行残酷掠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不想灭亡”说明西方国家推动普遍交往依靠的是暴力的“强行征缴”。“从属”则明确二者地位上的不平等——西方是主宰者和统治者,东方是附庸和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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