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研究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在我国各地普遍存在许多公社，形成原始群，留下了一些居住遗迹。到距今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逐渐发展成为定型的原始村落。这时的人类社会还不存在所谓的交换，还没有商品经济的概念。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进入父系社会，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与牧业分离，为产品的交换提供了可能，原始市集开始出现。进入文明社会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之间交换的需求更多，交易的场所由原始得市集逐渐形成固定的集市。由于贫富分化，阶级产生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这段时期也通常被我们认为是我国早期城市的形成时期。当然，此时城市的防御功能和政治功能是主要的。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但是，由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的中心位置和便利的交通又成为物品交流的集聚地，城市的经济功能也逐渐形成。

　　不过，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尚低，因此，城市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且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差别。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这种乡村式城市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此时的商品交换由于没有固定的等价物，而实行物物交换。因此，可以说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是我国早期城市的形成时期，同时，城市的形成为商品经济的萌芽提供了条件。

　　殷商时期，甚至早在夏朝，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城市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发展成为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也有大幅度的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更加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并且商朝重视商业，商民善于经商，“商人”的来历就来源于此。商朝已经开始用“贝”作为货币，商朝的都城已经成为繁荣的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这表明在商朝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在城市兴起，城市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增强。

　　到了周代实行分封制，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形成了王城，诸侯城、采邑城三级网。西周时我国有140多个都邑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试行，更是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来划分城市等级的观念，城市的经济职能更加显著。在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人口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是难以长期固守的，同时也是难以称雄的。因此，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公元七世纪，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提出“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很快成为东方强国。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也更加重视商业的发展。如临淄、咸阳、郢、邯郸、大梁等城市不仅是诸侯国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工商业经济中心，其它如洛阳、陶、朝哥、新郑、宛、商丘、安邑等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战国策》记载，临淄城“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如雨”。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陶“居天下之中”，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场所。这段时期，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实行，促进了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西汉末年郡国、县、道、侯国的城市达1690个，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城镇体系的主体。秦汉领土扩展，人口速增，城市也增多和扩大。长安（今陕西西安）、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等城市人口都在20万左右，这些人成为商品经济的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秦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的发展，更是使一批商业贸易城市发展起来。工商业称盛者有洛阳、临淄、邯郸、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五大都市。长安为最大的消费城市，城内设有九个市，商人有市籍，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所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东汉末年，江南也得到开发，人口增多，经济日益发展。同时秦朝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等措施更是为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秦代时，对市的管理已于法律规定，商品买卖必须明码标价，违法者要受到处罚。到了汉代，对集中贸易的“市”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的中央设置亭楼，四面有门、墙、有地域的限制。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因为战乱的关系，经济受到很大的摧残，大量北民南迁，长江流域的商业手工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一批丝、陶、茶、纸、文具的新兴手工业城市。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草市镇在中唐以后已经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设市的规定，市中有邸店和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所；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这些更加便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城市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特大城市，如南朝梁的建康、隋唐洛阳、唐长安人口都是在百万以上。唐代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明州、登州、成都、被称为八大都市。

　　不过，这时的工商业城市大体上还是在政治、军事城市的基础上发展的。

　　宋元明清是我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城市也发生较显著变化。

　　宋朝时期已经突破坊市制，城内随处可设店肆，成为名实相符的城市。北宋时的东京，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清楚的描绘了东京的繁荣景象。曾经出于军事目的而兴建的镇在北宋以后，因重文轻武，曾一度废除了很多，从而使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镇市完全蜕变为商业城市。这些新兴镇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水陆交通要道、沿海口岸、商旅舟车集中的地方，如密州板桥镇、江西景德镇等。在农村，草市大量涌现，并向商业集镇发展。此外，许多新兴城市的出现已不再以政治、军事因素为主，而以经济因素为主。如泉州、汀州、漳州、温州、潮州等均因海外贸易发展而形成；苏州、真州(今江苏仪征)、建康（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昌）、沙市、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等则由长江和其他内河贸易所形成。

　　元明清时期，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到北京地区，使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核心区更加脱离。元代在经济上最有影响的城市是大都、杭州和真州，后两者都处于江淮，都是因经济而发展起来的。明代城市有较大发展，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前期有30多处，中叶以后发展达50多处。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江北运河区等地区。明清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重点已不是原有大城市的扩大，而是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的繁荣。作为两代首都的北京，人口从未超过百万，而江南的应天（今江苏南京）、京口（今江苏镇江）、扬州、苏州因丝绸等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人口日增，至19世纪中叶都已有数十万人口。临清原为县治，永乐间重修会通河后升为府，勃兴“为挽漕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沿河淮安、济宁、德州、天津，沿江芜湖、九江、忠州，以及赣州、吉安、衡阳、永州等城市的发展,都是如此。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市镇兴起,到明清已形成市镇经济体系，成为大城市和农村集市之间的一级市场。其中如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实际已是工商业大城市了。明朝中后期的城市已不仅仅是封建统治中心，商业贸易的内容已经日益接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商品经济开始侵蚀自然经济，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开始逐渐密切起来。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有一定专业分工的工商业城市，并在苏州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封建经济渐趋衰落的时代特征。在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商品。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城市形成早期，城市的兴起带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只是其政治职能的附属。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愈来愈强，商品经济对城市的影响愈来愈大，但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商品经济与政治、军事相比，对城市的影响尚不占主导地位。

　　宋代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虽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主导着城市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受制于封建统治。商业被看作“末业”而未能在城市中占主流。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城市经济密切地结合在封建统治体系之中，没有形成有力的市民等级，从而造成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延缓着城市经济中资本主义成份的萌芽和发展。同时，城市商业长期停留在独立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阶段，明清以来虽有包买、预买等支配小生产者的形式出现，但城乡的经济联系并不密切，广大农村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再加上统治者闭关锁国，掐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直到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被半殖民地化。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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