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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八路军首次扩兵后的三大困难

发布时间:2016-09-02 来源:作者:谌旭彬

从1937年10月底到12月底,八路军从3万余人扩兵至9万余人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爆发后,围绕着八路军的发展方针,延安党政军高层曾出现过较大的意见分歧。如彭德怀、林彪等主张“以打运动战为主”,毛泽东则坚持走“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路线,并明确强调这种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①

关于“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区别,毛泽东曾对彭德怀明言:游击战“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换言之,“运动战”强调的是“集中打仗为主”;“游击战”强调的则是“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②

上述分歧在八路军内部持续时间较长,至1937年10月底,才算初步告一段落。该月29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向各兵团政治机关分配任务。对正规军(即八路军),要求“在两个月内扩大部队一万二千人”;对非正规军,要求迅速组织游击队,“每队至少三千人”,“一一五师应组织三个”,“一二0师应组织三个”,“总直三个”。各游击队“可采用抗日义勇军的名称”,同时须“保证党的统一领导”。③

据任弼时1938年2月份的一份报告,八路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上述指标。报告中说道:“部队出发时约三万四千(人),在最初时期九、十月部队减员,主要是战斗减员。十月后,便开始布置扩兵工作,特别是在太原失守后更积极进行扩兵。……经过十一、十二月,便收到大的成效,……到十二月底,共扩大约九万二千余人(新老在内)。”此外,“总共游击队约有两万五千余人”。④

之所以能够超额完成扩军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毛泽东所指示的方针,即“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为主”。按任弼时的说法,是“将政治工作干部及副职干部都调出组织工作团扩兵”,“当时山西到处有扩兵工作团”;按舒同(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说法,则是“把留下的部队放胆的分散,并拖出尽可能的干部来坚决执行这一工作任务”,甚至于“党的工作”的排位也因此后挪了,“那时党的工作,主观上没有抓的很紧,只注意扩大部队”。⑤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

迅速扩兵,带来了枪支短缺、部队素质、经费困顿等三大困难

部队迅速壮大,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首当其冲者,是武器匮乏。据任弼时披露,此番虽扩军至9万余人,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枪支太少了”,全军“共枪约两万余支,短枪二千零七十支,手枪四百支,手花机五百十四支,轻机枪五百二十挺,重机枪七十四挺。”这“约两万支”枪当中,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占去了“七千余支”,聂部的枪“是收集溃军的,比刘(伯承)、贺(龙)师较好”。据此,任弼时在报告中提出:要解决武器匮乏,须借鉴聂部的经验,“只有向外发展,主要向河北发展,河北民间有很多枪。”⑥

事实上,此一时期,不独八路军枪支匮乏,国军同样如此。据军政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先后经历淞沪、武汉等百万兵力级别的大会战后,国军部队减员近半,装备损耗亦巨,其中仅步枪一项,就损失了31.1万支。而同期国内兵工企业所生产的步枪,仅12.333 万支,加上同期向国外(比利时、捷克)所购买的6.1万支,远不足以弥补损耗。⑦

迅速扩兵所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部队素质的降低。按任弼时的说法,“(1937年)十二月前有许多不好的现象”,原因是“部队极大的分散”,“将军队政治干部及副职干部完全调出去做扩兵工作”, “只着重扩兵工作,忽视了部队本身工作”;军事干部则因1937年8-9月间的“运动战”伤亡很大,“现在连级多是长征后扩大来的战士”,“政治工作经验很差”。按舒同的说法,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极端薄弱”,以致“部队中发生了普遍的严重现象,不断的逃跑,扩大私人势力,拉拢勾结,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一支、一团、一连,多不等),以及农民的保守与报复观念,极端民主化,游击主义等等严重的倾向。”⑧

第三大问题,是经费的紧张。据任弼时计算,部队扩张后,除去国民政府拨款、自身收入及可预计的外部援助,经费“大约尚差一半”。如何填补这个窟窿,是比扩军更致命的难题,任弼时特别强调:“如若筹粮,将引起摩擦”——“筹粮”,实际上是1937年10月总政治部布置扩军任务时,所指示的经费筹措手段。指示要求:

“目前我军经济异常困难,……必须立即开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筹粮、筹款,方能解决这一困难。筹集办法如下:(甲)抓住我军胜利的消息及坚持华北抗战的宣传,到处组织募捐队募款、粮。(乙)已失地区则应直接向富有者筹粮筹款,但仍尽可能以劝募方式进行。(丙)没收汉奸财产粮食……(丁)在估计可能失掉的接近战争的区域,实行向富有者借款,各部队筹集的粮食,特别是没收的财物,可能时发一部给难民。”⑨

上述指示,虽然富有策略性,但付诸实践后即发现,不但不足以解决经费的短缺,还造成了不必要的政治困扰。1938年4月,黄敬(冀中区党委书记)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报告称:“过去我们对于筹粮款方法非常紊乱,没有正规的办法,钱收得并不多,而引起许多不满。……过去合理负担等,因为没有法律的规定,办法不统一,致使地主说我们是实行‘和平共产’,甚至春耕也不愿耕了,甚至少数有钱的人不是把钱埋起来,就是逃跑,这在政治上实在是一个损失。”彭真(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也承认,“过去边区‘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规定正常的税收制度;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募捐……而说服工作又十分不够’,因此才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⑩

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化为抗击敌寇的实际力量,中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至于上述难题具体如何解决,解决得如何,且待《短史记》后续分解。

抗战初期,苏北某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壁报

注释:

①②《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彭德怀。收录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1936-1938》,中央档案馆1991,P339-340。③《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1937年10月29日。收录于《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P88-89。④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⑤舒同:《几个月来部队工作的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1938年4月,收录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1989,P145-158。⑥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⑦张燕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P165-169。⑧舒同:《几个月来部队工作的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据舒同讲,在晋察冀军区,“除四分区外共跑了一百四十八个,一支队就九十六个,二支队整连整排整班逃跑,一支队广灵游击队一排叛变,灵丘九个队叛变,十一大队曾一部叛变。”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1937年10月29日。⑩黄敬:《地方党五个月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节选),1938年4月。收录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1989,P127-128。彭真:《广泛进行抗战的财政动员》,1938年5月10日。收录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P159。
(责任编辑:陈久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