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龙云 资料图

1933年，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前，蒋介石曾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专门集训参加“剿匪”行动的排以上军官。他亲自授课，就战场上的主动权问题做了一番训示，说：“我们做军人的要立功，要打胜仗，就务必要时时记住‘主动’这两个字。若一旦陷于被动的地位，就会失败!所谓主动者，就是要使得敌人和土匪照着我们的计划来走。更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定下一个计划，来摆布土匪。我们要土匪到东，土匪就不能不到东；要土匪到西，土匪就不能不到西；如要土匪来攻，土匪就不得退守；如要土匪退守，土匪就不得进攻。而我们自己的一切行动来往自如，纵横随意。要能如此，我们才可以打胜仗，才可以在最短期间把土匪完全消灭！”

毛泽东对主动权也有自己的理解，而且比蒋介石的理解要更加高明，不仅对主动权在战争中的含义进行了精确的诠释，而且将之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做了精妙的定义。他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

蒋介石的主动是靠自己的计划强加于对方的，而毛泽东的主动则是“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战场较量中依靠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的卓越指挥才能夺取的。因而，尽管蒋介石在发动第五次“围剿”后，曾一度在战场上占据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把红军一步一步地逼上了长征之路，又曾一度陷红军于绝境。但当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的指挥权后，他本来已经掌握的战场主动权即突然完全消失了，他关于主动权的高论也成了对自己战场指挥的绝妙讽刺。不是他要红军向东就向东，向西就向西，而是毛泽东牵着他的鼻子，要他向西就向西，要他向东就向东。国民党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不过蒋介石并不想就此认输。他认为：“现在贵州的残匪，根本就是在被我们大包围和小包围之中；加之贵州四境山川险阻，他想逃窜也逃窜不了，事实上已成为处于兵法上所谓‘围地’和‘死地’的‘穷寇’。”因而，他很快就调整部署，开始对红军展开新的“追剿”行动。

而红军虽然暂时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形势却依旧紧张，行动稍有失误，就将重新陷入重围。况且，调出滇军，只是实现了北上的第一步计划，在红军的前面还横着一道天险——金沙江。只有渡过金沙江，方能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真正占据战略上的主动权。

于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红军与国民党军，在贵州、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展开新一轮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惊心动魄的较量。

接到红军西进云南的报告后，蒋介石于4月10日召集他的“追剿”军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了“紧追围剿，不使休息”的“追剿”新战略。他解释说：“现在贵州的残匪已经饥疲万分，恐慌之极，拼命想逃出重围找一个休息的处所，所以拼命逃窜。如果我们军队能够紧紧跟踪围剿，使他不能稍舒喘息，他沿途疾病、死亡、落伍、逃散的便一天一天多起来，他的力量便一天一天损失，到最后整个崩溃完事。反之，如果我们不能紧追围剿，他到一个地方多停留几天，甚至盘踞下来，就可以裹胁民众，搜集粮食，扩充力量了。紧追围剿是我们最容易做到，亦最有效果的战略。”

他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第53师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实施平行追击；令孙渡纵队在红军后面跟踪追击；令薛岳重新执掌“追剿”军指挥权，统率各部展开“追剿”行动。同时令云南军阀龙云在滇黔边境地区部署部队，对红军实施堵击。

然而，尽管蒋介石为部属拼命鼓劲，他的“追剿”部队却已经是精疲力竭。在川、滇、黔的山路上奔波数月，国民党军部队疲惫不堪，减员甚大。官兵怨气冲天，士气低落，根本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因而“追剿”行动缓慢，始终无法跟上红军西进的步伐。

在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之时，红军正横穿贵州，向云南境内疾进之中。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均被调至黔东地区，西进的红军两路开进，进展顺利。4月18日，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随后，北路连克广顺、贞丰、龙场、兴仁等地；南路攻下定番、长寨、柴云、安龙、兴义，逼近滇黔边境。滞留乌江以北的红9军团也进入黔西的水城地区，与红军主力南北呼应。

红军逼近云南，号称“云南王”的龙云非常着急，慌忙召集军政高官讨论对策。此时的龙云，既怕红军在云南扎根，更怕蒋介石借“追剿”之名，驱使中央军入滇，就像对付贵州的王家烈一样，荡平他的龙氏政权。因此，他确定了全力堵截红军于云南境外的基本方针，并确定，万一堵不住红军，就要千方百计地使红军仅经过云南边境地区，尽快转向邻省，不使红军进入云南腹地。据此，龙云一面通令滇军要“不顾重大牺牲，努力杀敌，以收夹击之效”，并决定成立昆明城防司令部，加强纵深防御，一面密电孙渡：万一红军进入云南，“务望设法不分昼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为至要”，并急调精锐李菘独立团等部赶赴平彝县（今富源县）布防，堵击红军。

在龙云调兵遣将的时候，蒋介石派出的“追剿”军部队也向红军压来。薛岳率前敌指挥部进驻关岭，他总结了在贵州境内屡次“追剿”失败的教训，认定对付红军，“追”必徒劳，堵方为上策，因而令周浑元纵队两个师向兴仁开进，吴奇伟纵队主力向普定、安顺以南开进，孙渡纵队向关吟开进，第53师则集结镇宁，企图在平坝、安顺、普定、镇宁地区截击红军。

但是，对于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来说，国民党军追固无功，堵更是无效，因为毛泽东的战争指挥，从来都是避实就虚，绝不会硬闯对手设置的口袋。所以堵只是薛岳的一厢情愿，因为毛泽东此时根本就没有打算北上。

国民党军追兵逼近，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兴（仁）盘（县）路上设置口袋，消灭周浑元部第13师，但因地形不利，很快放弃了这一计划。4月23日，中革军委发布西进云南命令，红3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今富源）、沾益前进，红1军团为左纵队经平彝向曲靖前进，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前进。

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25日，中革军委指示“1、3、5军团必须乘蒋敌主力正趋云南东北，而滇敌大部距我较远的眼前数日时机，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头部队（其较强的4个团）”。中共中央也在给各军团领导的指示中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

入滇第一仗在白龙山打响。全军前卫红2师第2团进入云南境内后，越过块泽河，在向平彝县羊肠营开进途中，与奉命防御边境的滇军李菘独立团在海拔一千八百余米的白龙山遭遇。滇军先到一步，占据了主峰及其附近的制高点，封锁了道路。红2团在团长刘瑞龙、政委邓华指挥下，行进间不停顿地发起猛攻，滇军尚未清醒过来，前沿阵地杨梅坑已经丢失。红2团继续猛攻，战士们高喊着“活捉李菘，打开入滇通道”的口号，在夜色的掩护下，正面佯攻结合翼侧迂回，很快夺取了主峰两侧的山梁，逼近主峰。从未与红军交过手的滇军，此刻方真正领教了红军的厉害，黑暗中只觉得漫山遍野都是红军，惊慌失措。李菘见势不妙，赶紧命令撤退。红2团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出三十五公里，在平彝县糯岗村附近的车新口又抓住了滇军。此时天已经大亮，李菘见红军人数不多，整顿队势，凭险顽抗。红2团以少数兵力正面进攻，主力迅速绕到滇军侧后，突然发起进攻。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二百余名，俘敌数百名，仅余李菘带几个随从夺路逃命。

红2团旗开得胜，打开了入滇通道。红军大队人马迅速跟进，沿预定路线大举入滇。

中央红军主力大举进入云南，蒋介石终于明白了毛泽东让他调出孙渡的目的是要借云南西征，在连呼“上当”的同时，急忙调整部署。他判断，红军主力很可能将由平彝北进，与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的红9军团会合，然后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连电龙云、薛岳，命令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和第53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滇军孙渡纵队尾追红军，黔军在黔西地区部署部队堵截，川军一个师集巾毕节机动，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将计就计，令红9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贵州水城地区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国民党军“追剿”军主力向北；主力红军则以神速动作穿过平彝向沾益、曲靖、马龙西进，直捣龙云的老巢昆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成宁地区的计划又落空了。

这同时又是一次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妙计运用。毛泽东双管齐下，一方面以红9军团将国民党军主力牵住北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兵临昆明，使龙云、蒋介石相信，红军的目的是攻占昆明，因而调动军队驰援，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扫清道路。4月27日，红军攻占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前锋直趋昆明。

龙云大惊失色。他的精锐之师孙渡纵队调到贵州给蒋介石救驾未归，战斗力较强的独立团等部又在黔滇边境布防堵截红军，云南腹地极度空虚，特别是昆明，虽然成立了城防司令部，但手边并无劲旅可用。于是，他急电薛岳求援，并令孙渡纵队昼夜兼程回援昆明。蒋介石也不敢怠慢，令薛岳等率部支援昆明。

国民党军主力回援昆明，毛泽东将敌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昆明而忽略金沙江防务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但是，他并不满足，因为在通往金沙江的道路两侧城镇，特别是金沙江沿岸地区还有部分滇军部队，如果被其纠缠，就会影响红军的前进速度，妨碍红军迅速渡江的行动。于是，毛泽东再在龙云的胸口插上一刀：以一部兵力继续前进，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迫使龙云调集云南境内的部队守城，调出通往金沙江沿途城镇和金沙江沿岸的部队。

红4团和红5军团一部伪装主力，继续前进，于4月29日进至杨林。这里距昆明只有五十公里，是昆明的东部屏障，滇军在此设有兵站。红军缴获大批物资，开仓济贫，并四处张贴“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等标语，大造进攻昆明的舆论。随后，红军继续前进，直抵距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红1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红1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到达昆明城郊，把“活捉龙云”的口号呼得山响，并发动群众建造爬城云梯。昆明城内一片惊慌，云南全境剧烈震动。

龙云方寸大乱，一边连向蒋介石呼救，一边急令地方部队迅速向昆明集结，准备守城，乖乖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为红军北去金沙江闪开了道路。云南各地民团纷纷向昆明集中，加强昆明及其四周的防务，蒋介石的“追剿”军也向昆明疾驰，云南北部各县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因此被进一步削弱。

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4月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研究红军行动。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云南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红军不宜在昆明东北的平川地带与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该趁金沙江沿岸敌人空虚，尾追的敌军距我军尚有几天的行程，迅速北上，抢渡金沙江，夺取先机。

中革军委随即于4月29日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野战军应利用日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4月30日，红军军委纵队到达云南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中革军委在此召开会议，部署抢渡金沙江行动，确定：红军主力分为三路，红1军团为左翼，向西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红3军团为右翼，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占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路，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占龙街渡与洪门渡之间的皎平渡，其中5军团并执行殿后掩护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红军各部务于5月3日以前抢占金沙江上的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等渡口，一定要走活这步棋。

红军各部由寻甸、嵩明地区出发，旋风般奔向金沙江。红1军团在向龙街渡前进的途中，先头红2师第4团利用二取遵义时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和一些能配上套的武器，以三个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一日之内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城，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其他物资，为尽早到达金沙江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红军主力由昆明附近快速北上，蒋介石终于明白了红军入滇的真实目的，但他的“追剿”军主力已经被红军拉开了三四天的行程，云南境内金沙江南岸的守军又基本被调到了昆明附近，难以堵截红军北上。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金沙江天险之上。他训令“追剿”军各部掉头向北实施追击，并命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进行侦察，严令龙云监督金沙江沿岸各县，收缴全部渡船和渡江材料，“坚壁清野”，封锁渡口。同时令金沙江北岸的第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军阀刘文辉严守金沙江各渡口，坚决不给红军留下一船一木渡江，力图利用金沙江的天险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并迫使红军背水决战。

长江在西康（今属四川）、云南境内段称为金沙江。金沙江发源于青海，奔腾而下，从巴塘到石鼓突然来了个一百多度的急转弯，掉头北上，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弯。奔流的金沙江水，冲入海拔五千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三千多米的大峡谷——虎跳峡。江水越过峡谷后，流到云南元谋、禄劝一带，这里江面渐宽，水流稍缓。龙街渡、洪门渡和皎平渡都是沿江川滇间的重要渡口。此地气候炎热，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指此地。

国民党军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接到布防堵截红军的电报后，将其第24军部队部署为两道防御线，以金沙江为第一道防线，大渡河为第二道防线。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元璋指挥十二个团，防守金沙江，负责第一道防线，确保西昌地区安全。刘元璋接令后，认定守江不如守城，以旅长刘元瑭率三个团并指挥地方民团负责金沙江江防，而把主力摆在会理、西昌等地，不愿在金沙江边与红军死打硬拼，只求能把城池多守几天，待中央军追兵到达，红军离去，即算交差。

而负责金沙江防务的川康边防军旅长刘元瑭则认为，红军渡江北进的路线可能有三：一是由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二是由姜顺方向渡江直攻会理；三是从通安州方向渡江，攻击会理。三条路线中，他判断红军走第一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因而将主力布置在这一方向，另以一个团守备姜顺方向。至于通安方向，他认为这是由云南通往会理的大道，红军为隐蔽行动，必不敢走此路，所以将此地的防务交给了江防大队负责，仅派一个营前去协防，在江边只放了一个连。

在国民党军紧急部署金沙江江防的时候，红军已经到达金沙江南岸。红1军团夺占龙街渡渡口，并马上开始找船，结果一只也没找到。架设浮桥又因江面太宽、水流太急，且敌机不断轰炸骚扰，刚架起一半就被冲垮了。与此同时，红3军团也抢占洪门渡渡口，但也因该处水流太急，所架浮桥被冲垮，只渡过一个团，就被迫停止续渡行动。

红军在龙街渡、洪门渡的活动情况，很快被国民党空军侦察飞机发现。薛岳接到报告后，判断红军主力“必在永仁北之仁合渡江，一部在元谋北之金沙江渡江”，遂命令欧震师由元谋向金沙江疾进，限7日午后到达；梁华盛师由元谋向永仁前进，限8日到达；万耀煌师由团街以西地区速转向元谋地区。同时命空军轮番监视、轰炸渡口，制止红军架设浮桥。

国民党军的主力全部集中于龙街渡沿江两岸。薛岳认定，这一地区江水湍急，无法架桥，渡船又被收光，且北岸有西康军驻守，红军根本不可能过江，只能在元谋附近的江边与他背水决战。孙渡则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必将把红军“追至江边解决”。蒋介石也训令部队全力以赴，务竟全功，还专门发给炸毁红军浮桥的飞行员一万元奖金。

但红军根本不想在龙街渡与国民党军决战。红1军团、红3军团在龙街渡、洪门渡渡江失败后，毛泽东把目光聚集在了皎平渡渡口上，把夺取渡口的任务交给了军委干部团，并确定干部团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率工作组随队行动。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全部希望都落在了干部团的身上，周恩来亲自向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交代任务，强调：夺取渡口能否成功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必须成功。

5月2日晚，干部团以2营9连为前卫，从柯渡出发，翻山越岭，一昼夜行进一百公里，于5月3日黄昏突然出现在金沙江畔的皎平渡渡口，并迅速控制南岸渡口，缴获了两只木船。指挥前卫连的团政委宋任穷马上命令连长萧应棠率1排、2排乘船过江，消灭了对岸守敌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一个连和江防大队一部，并抢占了江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已经赶到南岸渡口的刘伯承立即命令团长陈赓率干部团2营全部过江，迅速向纵深发展，夺取通安州。

通安州位于皎平渡以北二十公里，是一个不大的山地集镇，但地势险要，扼守着通往会理的大道。由皎平渡到通安，沿途崇山峻岭，山路崎岖。国民党军此刻已经得知红军过江的消息，负责江防的川康边防军一个营在沿途凭险阻击，刘元瑭也急率驻会理、西昌部队两个团赶来增援，力图控制通安州，阻止红军北上。

陈赓率部过江后，很快与国民党军边防营遭遇。国民党军占据道路险要处，用巨石和火力阻击红军。红军坚决前进，翻越中武山，冲破国民党军的阻拦，直插通安州。但刘元瑭的援军比红军早到了一步，并控制了通安州。陈赓指挥部队在行进中发起攻击，攻入镇内。一番激战，红军兵力单薄，被迫退出镇子，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

刘伯承这时也已过江，接到报告后，令宋任穷率干部团主力赶往通安州增援，并要求干部团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拿下通安州，确保全军顺利渡江。陈赓、宋任穷调整部署，以2营正面佯攻，1营、3营从右翼迂回，对通安州展开猛烈攻击。刘元瑭的边防军在红军部队前赴后继的攻击下，魂飞胆破，很快乱作一团，向着会理方向溃退。干部团乘胜追击，直抵会理城下，不但巩固了皎平渡渡口的安全，而且为红军主力过江后的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干部团巧夺皎平渡，占领通安州，为红军主力渡江打开了通路。陆续而至的红军部队在渡口附近努力搜寻，又找到了五只木船。七只木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由于水流太急，无法架设浮桥，两万多红军渡过金沙江，全靠七只木船往复运渡。为此，中革军委组成渡河司令部，专门负责指挥渡河工作，并在两岸燃起木柴，昼夜渡江。

所有部队到达江边之后，一律停下待命，接到通知后才能向前行，按着指令上船。每船不但规定所载人数及行李担数，还标明座位次序。上船时，人员呈一路纵队依次而上，每船并派有船长，负责维持船中秩序，上至司令员下到普通战士，一律听从渡河司令部及船长的指挥。由于周密筹划，精细指挥，所以虽人多船少，时间紧迫，但红军渡江时却是井然有序，快而不乱。

对于船夫，红军则细心照顾。第一天渡江时，仅有十八个船夫，后来增加到三十七人。除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红军对船夫从优付报酬，每天五块大洋，吃六顿饭，餐餐有肉。而指挥渡江的红军人员，却每餐只有青豆果腹。船夫们从未享受过如此待遇，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因而对红军充满热爱之情，有的船夫就此加入了红军。

中路红军在皎平渡渡江时，另外两路红军则在龙街渡、洪门渡继续受阻。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红3军团迅速赶往皎平渡。红3军团部队首先到达皎平渡，并立即开始渡江。红1军团距皎平渡距离较远，5月5日接到电报后，林彪和聂荣臻立即令部队出发，沿着江边小道，赶往皎平渡。

在红军主力渡江的过程中，蒋介石也从空军的侦察报告中搞清了红军的渡江点是皎平渡渡口。但薛岳的主力已经向元谋方向前进，只有万耀煌的第13师距皎平渡最近，他遂令万耀煌率部全力追击，同时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迅速向万耀煌师靠拢。万耀煌师拥有两个旅六个团，虽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万耀煌却非蒋介石的亲信，根本不想为了给蒋介石卖命而把自己赖以生存的老本赔上，行动迟缓。5月3日，万耀煌师到达团街，继续向北推进，很快与殿后掩护的红5军团在禄劝县石板河村附近接触，展开了激战。

红5军团扼守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乘万耀煌师孤军冒进发起反击，击溃该师先头团。万耀煌一遭到红5军团反击，立即将全师收回到团街固守不进，却给蒋介石发报，谎称在前进道路上尚未发现红军踪迹，6日又继续发报，称经过一天侦察，前方依旧没有发现红军，准备转到其他方向协同友军“围剿”红军，然后率部后撤。蒋介石接电后大怒，派飞机给万耀煌投下“限即刻到”金沙江渡口的手令，严令其立即向皎平渡方向攻击，否则将军法从事。万耀煌这才不得不率部再次回到团街，并向石板村方向攻击前进。

万耀煌师在团街附近徘徊两天，正好给了红3、红1军团向皎平渡转进的时间。红1军团昼夜兼程，行进一百二十多里路，终于在7日赶到了皎平渡。一直担心红1军团无法及时过江的毛泽东见到林彪与聂荣臻后，长出一口气，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红3、红1军团部队的渡江行动紧张有序地进行。毛泽东一面令红3、红1军团加快渡江速度，另一方面则派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赶赴红5军团，令其坚决阻击敌军，确保红军主力过江，并要李富春转告红5军团全体官兵：“中央相信5军团是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

红5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西北军部队改编而成。经过红军熔炉的锤炼，早已成为了一支作风勇猛、善打防御的铁军。长征之后，经常担负殿后掩护任务，屡建功勋。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董振堂军团长代表全军团官兵表示：“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

5月8日，龙云、薛岳联名电告周浑元、吴奇伟、孙渡，令三个纵队一齐向“石板河一带之匪竭力压迫，乘其半渡而击之”。蒋介石也亲自给部队打气，乘飞机督察部队前进，每到一地，均令部队以团为单位在驻地空旷地点集合，蒋介石乘飞机低空巡视一圈，然后投下手令，要所有中央军部队必须绝对服从薛司令官指挥，继续渡江北进，如有违者，军法严办。

万耀煌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开始加大兵力，向红5军团全力进攻。红5军团沉着迎战，坚守阵地，未使国民党军前进一步，并在作战过程中，先行将伤员全部送至渡口过江，然后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以急行军赶到皎平渡，迅速组织渡江。

5月9日，红5军团全部渡江。两万多红军主力至此全部渡过金沙江。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则由水城地区西进，于4月27日攻占宣威，缴获大量物资。在完成牵制敌军任务后，也在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并沿金沙江西岸布防，掩护红军主力行动。

红军渡过金沙江两天之后，万耀煌的第13师先头别动队方到达皎平渡口。而薛岳的其他部队则在红军过江七天以后才尾追到江边。此刻渡口已经空无一人，红军主力早已在会理地区休整完毕，向西昌而去。薛岳等人只好望江兴叹。

过江之后，黄镇等人编写了题为《破草鞋》的活报剧，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巧渡金沙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光辉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捡到红军几只破草鞋的可悲结局。红5军团“猛进”剧团排演此剧在部队巡回演出。红军官兵观剧后，无不捧腹大笑。

云南王龙云被红军从他鼻子底下顺利地由滇入川，心中且喜且惧。喜的是红军始终没有攻打昆明，滇军实力也未受到任何损失；惧的是蒋介石见罪，借题发挥，削弱他的权力。于是，在红军渡过金沙江的当夜，他电告蒋介石，红军“已过江无疑，闻讯后五内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接着将他派去销毁沿江船只的参军孟智仁以“贻误军机”处死，为自己开脱了责任。事已至此，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是他的判断指挥失误，因此只好不了了之。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经过近四个月的转战，终于完全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的作战指挥天人合一，出神入化，书写出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令人叹服。连一向高傲自得、看不起毛泽东“游击主义”的李德也心悦诚服，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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