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整个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了日本的心腹大患,日寇大举进攻各解放区,疯狂“扫荡”；同时,胡宗南的30万大军一直包围着延安,剑拔弩张,对延安构成了威胁,使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十分困难。二是1942年上半年,陕北地区大旱,上半年滴雨未下。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曾请当地的农民来介绍度荒的经验。

　　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演讲,时在1942年2月1日。紧接着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讲话,题目是《反对党八股》,时在2月8日。这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始。

　　5月2日星期六,天气晴朗,我上午回到鲁艺,恰逢校长周扬从山上下来,要我下午到杨家岭开会。这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时我还不清楚,这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开始,而且是与全党整风结合着进行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一个准备的阶段。决定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央的什么会上决定的,我不知道。但胡乔木曾在他的一部回忆录中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发了47封请柬。请柬发给哪些人?我不知道。可见这个会一开始规模是不大的。但是会开始了以后,消息就传出去了,后来参加会的人就增加了,特别是最后一天。

　　中饭以后,我和田方、王斌等人赶赴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这是一所瓦顶砖墙的大棚子,我看靠墙靠窗摆了若干张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中央也摆了若干张长凳。文艺界四个山头的骨干都来了。四个山头有两大两小,大的两个:一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二是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小的两个:一是青年艺术剧团,简称“青艺”；二是民众剧团。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鹅蛋瞧不起鸡蛋,鹅蛋也相互瞧不起,似乎是顺理成章。中央的负责同志也陆续到了,有朱德、徐特立、张闻天、秦邦宪、何凯丰等人。

　　毛泽东入场时全体起立。他绕场一周,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手时亲切地注视对方,对每一个人都表示尊重。他披着一件棉衣,肘弯处已经磨破,露出了棉絮。我一时十分感动。

　　会议一开始,人们就亟亟然提出一个问题:“胡宗南会不会进攻延安?”这支装备精良的30万大军一直包围着边区,无时不想进攻,1942年更有明显的迹象。毛泽东回答得很轻松:“他来我就让给他,无非是打碎些坛坛罐罐。”又说:“听说你们把下蛋的母鸡也杀吃了。不要着忙嘛!”他的幽默引起满堂笑声。

　　毛泽东讲话时一直站着,他的开场白发表时标为《引言》。他一开始就标举五方面问题,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说实话,我只泛泛地听着。只在讲到他自己的感情变化时,我动心了。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千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后面朱德的发言,更加深了我关于转变立场和感情的认识。

　　毛泽东讲完引言,大家开始发言。有一个人竟然从文学的定义开始。我触一下旁边的王斌,小声说: “他在讲文学概论。”他无声地一笑。发言者又以巴尔扎克为例,说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可以不一致的(他的说法自有来由,那就是1888年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所说,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但他却用最辛辣的笔写出腐朽的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坐在我近旁的秦邦宪听了,小声说,如果作家有正确的世界观,他不是可以写得更好么?

　　这里需要插说几句。在纪念《讲话》60周年时,我接待过几次来访者,都问我会议当时是怎样安排座位的。不能用今天的惯例来想象那时的会议形式。没有主席台,没有鲜花,没有姓名牌,没有出席证,没有乐队,没有任何会议八股。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我近旁就有秦邦宪,不远处就有朱德和徐特立。从广为流传的全体合照也可以看出,大家都是随意散坐的。老友田方抢在了毛泽东身边,回家兴奋地向于蓝说:“你猜我今天在谁的旁边拍照?毛主席!”

　　5月16日下午,第二次会,仍是自由发言。在这么多要人和名人面前,我没有发言的胆量。不才如我,听发言倒还能分辨是非高低。平心而论,一部分发言颇有见地,言之有物；有些发言则水平不高,颇为空洞。使人坐立不安的是有个别人大发牢骚或口出狂言。兹举两例:其一,一位水平很高的男低音歌唱家说,为了保护声带,我每天需要一磅牛奶,两个鸡蛋。话很真诚,时地不对。我很为这个人脸红。其二,一位东北籍作家,写过一本小说,内容是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事迹,受到鲁迅的青睐,为他写了序言,于是成了一大笔资本。他说他需要吃肉,叫号要马拉松,是骡子是马溜溜看,意思是他不但要争中国第一,也要争世界第一。雄心壮志是可敬的,狂妄自大则是可鄙的。朱总司令是仁厚长者,他发言时剀切地告诫说:“不要眼睛向天,要看得起工农兵。你要当状元,可状元不是自封的。新时代的状元要工农兵来点。” (大意)又说:“不但要转变立场,而且要向无产阶级投降。我是旧军队出身,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到上海找党,不要我。又到德国,中国支部要我了。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来当总司令的。后来仗打多了,大家看我干得可以,才推举我当总司令。”他说得诚朴恳切,是从心窝掏出来的,既亲切感人,又寓意深远,发人深省。朱德非常平易近人,他就坐在干部们中间,并没有坐在什么显要的位置上。发言的时候,他就在人群中站了起来。他完全是以一个普通的参会者的身份发言,而不是以一个战功赫赫的总司令的身份。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至今难忘。

　　5月23日下午,开第三次会,毛泽东作结论。这次会到的人较多,就移到外面的土坪上。毛泽东手持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为了痛下针砭,毛泽东的有些语言是很尖锐的,听时常常觉得心中一震,像挨了一针。“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要是对根据地没有认识,我何苦踏破秦川路,来到延安?认真想想,却又领会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命题,什么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以认识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前提。离开这一基本点, “自我内省”“自我完成”等都只是空话。还有更尖锐的,听时直觉刺耳,甚至有些反感。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经过各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当时听了,心里颇有反感。怎么可以拿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画等号?后来经过文艺整风,渐渐通了。

　　天晚,点起了汽灯。会完,全体留影。正当大家纷纷坐定和站定时,忽然跑来了一条狗。毛泽东起身赶狗,抬腿踢它,并大喊:“康生!你怎么不把它管好!” (康生管社会部,故云)全场哄然大笑,群山传来回声。

　　座谈会之后,我从休养所回到鲁艺,进入了洗涤灵魂的整风过程。

　　(摘自《民间影像》(第一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有删改)

（责任编辑：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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