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华儿女包括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率先举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旗帜，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还成为一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

中国抗战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问：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世界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把战火，打破了一战后欧美列强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洲形成东方战争策源地。当时的英美等国虽然不满日本独霸中国东北，但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世界法西斯战争的一次战争蠢动，而认为仅是中日两国的冲突。对此您怎么看？

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一直以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近年来，很多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联系出发，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明确提出，应把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东方爆发的起点。这一共识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于1937年和1939年分别在东西方爆发，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场大战具有两个爆发点，似乎在逻辑上有点不通。认真剖析一下二战的历程，我们应当可以得出新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沿着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轨迹发展的。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的局部抗战由此开始，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日本法西斯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由局部侵华战争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在东方爆发。1939年，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战演变成全球规模的战争。

从战争的性质来看，以1936年德、日法西斯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标志，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在此期间及其以后，无论法西斯轴心的哪个国家向哪个邻国发动侵略战争，都应被视为世界大战的开始。日本法西斯为了实施“南进”或“北进”、进而独霸中国、称霸亚太的战略，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首先将在中国的局部战争推向全面战争，这已经成为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实施全球侵略计划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这难道还不应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吗？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时，中国已经独立进行了8年抗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独立抗战已持续了10年之久。在这10年里，中国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约150余万人，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70%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超过其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投降人数总和，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以上。

中国不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而且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约占二战中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问：临近全国抗战纪念日，关于抗战中的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您是怎么看的？

答：我们的分析还是要从事实出发，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日军是如何从沈阳柳条湖打到北平卢沟桥和上海虹桥机场的？大片的国土是如何丢失的？“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只有一个师团加上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只有2万人，却战胜了十多万人（一说近20万人）的东北军，侵占了13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难道全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淞沪“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尽管中国军队前线的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进行了第一次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和“实际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日寇入侵之时，仍集重兵围剿红军，却与日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即使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月，即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上仍希望以“长城为疆界”为代价，求得与日妥协。

而中国共产党则派出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批党员干部，或参与东北义勇军工作，或创建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推动着中国局部抗战的进程。

当然，在全国抗战时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对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毛泽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中共的七大政治报告也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这一战略阶段，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太原会战中，国共两党的军队配合默契，先后取得了雁北关和阳明堡等战役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共同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和“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均参与了太原会战的战役指导等，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在那里冲锋陷阵的第2集团军骑兵连长刘兰斋也是中共党员。但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集中关内58%-75%的日军和90%-100%的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又对国民政府进行了代号为“桐工作”的诱降。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并制造了“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抗战史上极为痛惜的一页。在战略相持阶段，尽管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并组成了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支援了英缅军的作战，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其长期的军事消极防御与政治腐败，在战略反攻阶段，又造成了豫湘桂作战的大溃败，正面战场损失中国军队60多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中国抗战胜利，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努力的程度有所不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具有对日抗战和妥协的两面性，我们认为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其妥协的一面是主要的；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发挥了主力军和主战场的作用。全国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抗战的一面是主要的，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局部抗战进程，而且决定着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即全国抗战中、后期）的进程与最后胜利的结局，成为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民心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问：还有网友争论说，“持久战”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最早提出的；以及“正面战场打了那么多战役，牺牲了那么多将军，而八路军、新四军没打什么大战，也没牺牲什么将军”。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答：蒋百里先生在1937年12月的《国防论》里确实提出了“持久战”理论，但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科学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在1938年5月又发表了专著《论持久战》，主张全国抗战三阶段论，科学地指明了抗战胜利的出路和前途，有力地批驳了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确实，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主张持久战，但国共两种“持久战”理论有质的不同。1938年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后，把中国抗战分成“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时期，主张“以空间换时间”，是“两阶段论”；而毛泽东指出，不赞成“三段论”，就把战争的持久性与长期性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了，成为实质上穿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是否承认中国抗战有一个改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是两种“持久战”理论的根本区别。

歼敌的战绩也证明了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曾多达650余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共歼灭日军80余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最多达约132万人民军队共歼灭日军达70余万人、伪军至少达118.6万余人，总数达到了约190万人。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曾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他把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仅1941年至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就碎粉了日军1000人以上至1万人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许多次作战时面对的日军兵力，多次达到或超过正面战场的20多次会战中某些作战的日军进攻规模，只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没有称为“会战”罢了。

应当肯定，在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在20多次重大战役中，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所有在战场上牺牲的抗战将士，都值得我们后人怀念和崇敬。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样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对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中国军队爱国将领，无论党派，均应一视同仁，大力褒奖。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对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龄等人高度评价，赞誉他们是“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表示“真诚地悼念”和“永远纪念他们”。但至于国共两军在抗战中各牺牲了多少将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者的职衔不能简单类比。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前提下，虽然同为“国民革命军”，但八路军、新四军除个别因工作需要的以外，基本上未评军衔。而且全国抗战8年，八路军始终是一个集团军、新四军始终是一个军。同为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的师长，在八路军中始终是师职，而在国民党军队中则不然，诸多晋职为军长或集团军总司令，被授予少将、中将和上将军衔。1937年8月八路军改编时，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他1942年5月牺牲时仍是副参谋长，且未授军衔。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正旅职干部就约200名。而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正旅职被授“少将”的较为寻常，殉国后又往往再追授一级军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军队约20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11万余人。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军队扩大到520余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联总共发展到约132万人。如果说共产党通过抗战“坐大”了，军队数量还远低于国民党军队。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抗战，国共两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社会政治地位此消彼长，蒋介石国民党从较得人心到抗战时期逐渐大失人心，其执政地位逐渐动摇；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从根据地、解放区，扩大到国统区，最终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这是民心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责任编辑：陈久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