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佛教在汉朝传入我国，汉魏（曹魏）的统治者把它当作—种方术来看待，东汉皇帝在宫廷里供奉佛像，叫做“祠祀”，祠祀的目的是求福和长生。长生是秦汉神仙家的幻想，佛教是承认人要死的。佛在汉魏（曹魏）人的心目中变化无端，能大能小，能圆能方，水不能溺，火不能热，简直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这也是由神仙家的幻想而来的比拟。 

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广泛传播。政治上的无边黑暗，人民的深重苦难，为佛教的滋长、蔓延提供了土壤。少数民族统治者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极力加以提倡，在佛教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东晋时，佛学采用玄学的语言，加速了它的发展，广泛地为士大夫所信奉。到了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形成一个高峰。佛教虚构出一个未来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立，极力渲染未来世界的快乐。
 

任何一个人要进入未来世界，便须修功德，立寺、造像、布施财物，并忍受一切尘世的苦难。对于权贵阶层来说，享尽人世荣华，做尽人间坏事，只要出些钱，立些寺，造些像，积些功德，便可往生乐土。对于穷人来说，佛教给了他们渺茫的希望，使得他们愿意忍受一切痛苦与凄凉。  
 

这一时期，立寺成风，造像成风，佛教成了最大的宗教，南方的建康和北方的洛阳是当时我国佛教两大中心。唐朝诗人描写南方佛教中心佛寺之盛，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梁朝时，建康佛寺多到七百所。同一时期的洛阳，佛寺比建康又几乎多了一倍，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永宁寺的雄伟壮丽是当时世界上少见的。佛像和佛寺一样，遍地成林。
 

北朝最大的一尊释迦佛铜像，高达四十三尺，铸造时，用了十万斤铜，六百斤黄金。巍峨的石像，南方有剡溪，北方有云岗。剡溪的石佛，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云岗的石佛，高的七丈，次一点的六丈。铜像、石像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泥塑像、玉雕像、金像和银像。北齐邺城一地，佛寺便有四千，造像之多，更可想见了。当权者经常做法会。最大的法会叫做“无遮大会”。法会之外，还做斋。最大的斋，叫做“八关斋”。这些人借法会讲经，宣扬佛理，参加的人有时多到几万。  

南朝佛教思想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佛教宣扬今生信佛，来世便可以托生于富贵人家，最虔诚的还能升登西方极乐世界，永远摆脱人世的烦恼，不信佛，死后就打入地狱，或者变猪变狗。皇帝和贵族大力扶植这种思想，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便是这样的代表。和他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神灭论者范缜。范缜，字子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齐朝时被萧子良邀请到王府里作宾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萧衍、沈约和范云等人。后来萧衍当了梁朝皇帝，沈约、范云成为开国的功臣。范缜在这些人中间，鹤立鸡群，对流行的宗教谬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次，萧子良对范缜说，“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请问，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缜指着庭前盛开的花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有些花瓣随风吹到厅堂，落在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落到茅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像您，生在皇家，就如飘落在席上，坐垫上的花，像我，就如落到厕所里的花。”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后来，范缜发表《神灭论》，进一步批判佛教唯心的神灵不灭的谬论。  
 

《神灭论》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认为人的神（精神）和形（肉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东西，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肉体是本质，精神是作用，像刀的锋利是刃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离开了刀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肉体也就没有精神。《神灭论》的发表后，许多佛教徒纷纷写文章责难范缜，但没有一个人拿得出事实证明“鬼神”的存在。
 

有个叫王琰的人搬出儒家尊敬祖宗的教条，妄图难倒范缜，他说：“范先生啊！你竟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哪里！”范缜回答得很妙，说：“王先生啊！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哪里，怎么不自杀去追随他们呀！”有个叫王融的人，妄图以利禄打动范缜，他说：“像你这样的美才，还怕做不到中书郎那种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呢！”范缜大笑答道：“假如我出卖我的神灭论主张去求官，再大的官也做到了，岂只是一个中书郎呢！”梁武帝统治时期，范缜在“离经背亲”的罪名下，不许再发表议论，被流放到广州，不屈地死去。  
 

范缜的《神灭论》在当时大兴佛教的社会环境中，自然难以得到大家支持。不过佛教是当权者倡导的，因此它的盛衰自然跟当权者有密切关系。当佛教、佛教徒及寺院经济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和统治时，也就意味着佛教将遭到重大挫折。
 

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和坞壁经济是封建地主经济的一对双胞胎。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占有土地，剥削人民，而且享有士族的特权，不负担租赋和徭役。梁朝寺院蓄养“白徒”“养女”（没有出家而为寺院服役的男人和女人）。有人上书给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院占去了一半，这样下去，朝廷如何得了，主张废除“白徒”“养女”，允许僧尼蓄奴婢。北魏寺院控制的户口有“僧祗户”和“佛图户”，北魏末年境内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多到二百万。北齐的佛教更盛，境内有佛寺四万多所，僧尼在二百万以上。北周的佛寺比北齐少些，后来周武帝灭佛，被迫还俗的僧尼也还在一百万以上。  
 

南朝初期，僧侣中已经出现了百万富翁。有个和尚叫竺法海，一次被人劫去财物几百万钱。寺院不仅广占田园，还放高利贷。江陵的长沙寺，贵至黄金，少到一束麻，都可拿去押钱。北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贷出二十万钱。僧侣放债，还要地方官为他讨还本息。经济上，佛教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这自然引起了当权者的警惕，他们要对佛门采取行动了，这在小说《西游记》中也有所反映，譬如乌鸡国、车迟国，佛门僧侣皆遭到了迫害。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太武帝时期，禁止侍奉“胡神”（佛）；周武帝灭佛，更宣称自己不是“五胡”，不伯佛教所说的地狱的痛苦。魏太武帝的灭佛，一方面在谋求和汉族士大夫的合作，表示他的亲汉，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同寺院争夺剥削对象。周武帝时的“法难”更主要的是在经济上摧毁佛教的势力。太武帝以前，北魏皇帝对于佛、道两教，兼收并蓄。太武帝在438年规定五十岁以下的和尚要还俗，为朝廷服徭役，供租赋。这就不能不引起起皇帝和寺院的冲突。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崇奉佛教，有许多和尚为北凉守城，城陷之后，三千个和尚被俘。
 

太武帝说，和尚应当修行，现在竟然作“贼”，实在可恨，下令一律斩首。后来经人劝说，只罚作苦工，但有不少人中途逃去。445年，关中各族人民起义。关中过去是后秦的中心，后秦统治者姚兴崇信佛法，州郡信佛人家，十有八九。这次起义。可能有不少贫苦的教徒参加。这一切，都促使太武帝和佛教为敌，何况那个红得发紫的天师道徒崔浩在他左右，时时怂恿他和佛教进行斗争。崔浩是汉族士大夫的头面人物，在这以前，已经和道教天师寇谦之一搭一档，在太武帝面前讲治道，使太武帝登坛受了符箓，把道教当作国教。 

446年，魏太武帝宣布要杀光和尚，捣毁寺、塔，焚烧佛经、佛像，永远禁绝佛教的流传。太武帝杀和尚，并不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从北凉来的大和尚释玄高和慧崇，早在444年便因参与北魏宫廷争夺政权的阴谋被杀了。同年，北魏宣布不准王公贵族和臣僚私养和尚和巫觋（当时从事迷信职业的人），说这些人“妄生妖孽”。禁止佛教的流传，是这件事的继续。魏太武帝不可能用行政手段禁绝佛教的流传，事实上，他也不过是用一种宗教（道教）来代替另一种宗教。他灭佛时，杀了不少和尚。他死了以后，对佛教的禁令取消了。但北魏对出家当和尚，在形式上是始终加以限制的。  

佛教的存在，有它的社会原因，想用行政命令消灭它，是不可能的。等到隋唐统一，南北朝士族门阀统治在隋末农民战争中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巩固了，唐朝的皇帝便宣布儒释道并存。不过，现在看来，历史上的灭佛事件也有它的合理之处，譬如北周武帝灭佛运动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的原则，断绝了佛教寺院与平民政府分权抗议，发展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使中国在此后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得以在国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彭忠富/文）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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