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进入戒严时期，配合着「动员戡乱」体制，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台湾。

从朝鲜半岛燃起战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岛上越战方兴未艾的六○年代止，国际政治的两极对立，凸显台湾战略地位（对美国而言）的重要。在美国的大力撑腰下，蒋介石政权的「反共抗俄」政策顺理成章地进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续政权的「政治谜思」（Political myth）。这套政治谜思，有其合理化的情节：蒋氏以民族命脉之所系自况，然其政权被中共推翻，而中共在建党及建国的过程中，得力于苏联俄共甚多，因此，中共便顺理成章成为「甘做苏俄帝国主义之鹰犬」的「汉奸」。因此，为了国家民族，为了解救同胞，就必须「效忠领袖，消灭共匪，打倒俄寇」。总之，蒋政权退守台湾的前十几年间，这套加诸台湾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话，是以蒋介石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互为表里。 「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话，既然是蒋介石维护其政权的理论基础，便不容许怀疑和挑战。如果有谁敢质疑这个神圣的「反共抗俄」基本国策，便是「匪谍」或是「为匪宣传」。为了国家民族，全民必须检举匪谍，肃清匪谍。

历史上任何一个惶惑不安的政权，必然采取高压手段来整肃其心目中的异议份子，以收杀鸡儆猴、震慑人心之效。蒋介石为了在台湾建立稳固的统治，透过两套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法制来进行，即「戒严法」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49年（民国38年）5月19日，国民党政权还在大陆上处于兵荒马乱之际，台湾并无战事和动乱，但陈诚却在台湾颁布戒严令。戒严令颁布的半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戒严继续实施。实施戒严，即是军事统治，依据戒严法，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有权力限制人民自由民权，可以掌管戒严地区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因此，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权，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讲学等各项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有党禁、报禁、出国旅行禁等项。戒严延续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蒋经国才解严），成为世界上实施最久的戒严令。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布于1948年5月9日，当时蒋政权还在南京，距离行宪不到5个月，就透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宪法临时条款」，冻结了宪法的部份条文；当初最主要的作用，是在扩充总统的权力。蒋介石撤退来台后，在「动员戡乱」的「临时」体制下，不仅过去在大陆上的许多法律制度成规，一成不变搬到台湾来硬套，而且许多冠上「动员戡乱时期」的严峻恶法也纷纷出笼，成为整肃异己的工具。其中最恐怖的，例如「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1950.6.13公布），「匪谍」「通匪」「知匪不报」的大帽子都在里面；还有「惩治叛乱条例」（1950.4.26公布），根据这个条例，连罢工、罢课都有可能成为「叛乱」。这些怵目惊心的律令随时可以用来伺候异议份子。

戒严军事统治与动员戡乱体制，必须透过严密的情​​治特务系统来推行。1949年所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成为肃清在台共党（外加政治异己）的机构。 1950年起，蒋介石开始从情报、治安系统着手，横跨党、政、军各方面，为长男蒋经国布置适当的基础。五○年代中期，成立了国家安全局，统摄各情报机关（如警备总部、调查局、情报局）。

这些如蜘蛛网般的特务系统，我们不能说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一无是处，但是他们也确实发挥了「白色恐怖」的作用，成为典型的「特务政治」。在「肃清匪谍」的理由下，进行整肃异己、翦除异议份子的行动。许多人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或者只因为说了一句当局不中听的话，或写一篇批评时政的文章，便被罗织入罪，惹来杀身之祸，甚至有些人因为拥有家产而成为特务人员敲诈勒索的对象，以致家破人亡。根据亲北京政权的一份台湾刊物《远望》杂志（25期，1989.12，台北）的透露，从1949年的四六事件，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10年之间，台湾一共发生了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约有2,000人遭处决，8,000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产党员（地下党员）之外，其余9,000多人是冤案、错案、假案的牺牲者。又根据立委谢聪敏的调查，自五○年代起，至1987年解严止，台湾出现了29,000多件的政治狱，有14万人受难遇害，其中3,000-4,000人遭直接被处决。其中除了不到1000人是真正共产党员（地下党员）之外，其余人全部都是冤案、错案、假案的无辜牺牲者。在五○年代里，台北火车站前的布告牌上经常公布着一堆名单，上面用红笔打钩做记号，这是告诉大家，这些名单是最近因「叛乱」而遭枪决的人。

综观在白色恐怖下的政治案件，概可分为以下几种性质：

一、对亲中共的左翼运动的打击。例如，1949年6月的鹿窟事件；同年发生钟浩东等人的基隆中学案；同年底爆发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孝干案……等。

二、对台湾独立运动及主张者的整肃。例如，1950年5月黄纪男、廖史豪等人的台独案、1961年的陈智雄案、1962年的「台湾共和国传单事件」……等。

三、整肃对山地原住民自治运动，如乐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达乌犹卡那（高一生）、汤守仁等山地菁英的遇害。

四、对民主运动的压制。例如制造雷震案，使筹组中的反对党胎死腹中。

五、政治权力的斗争。例如制造孙立人案，解除了孙立人的兵权。

六、情治特务单位之间的斗争。例如李世杰案等。

七、文字狱。如柏杨、李敖等许多作家的下狱。

八、情治特务人员为了争功领奖制造的冤案假案。这类案件多不胜举。

这些层出不穷、罄竹难书的白色恐怖案件，是戒严统治与戡乱体制下的产物。台湾在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不但没有一点足堪疗伤止痛的转机，反而因为紧接而来的白色恐怖政治，使得政治气氛更加阴霾不开，直到蒋经国主政的末期，政治风气才逐渐开朗，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家庭幸福、生命财产，已经换不回来了。至于被消除殆尽的菁英份子的一流头脑，更是台湾社会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基本参考资料】

◆林树枝，《出土政治冤案》，1992.8，著者出版。

◆林树枝，《良心犯的血泪史》，1989.11，著者出版。

◆黄纪男，《黄纪男泣血梦回录》，1991，台北，独家出版社。

◆蓝博洲，《幌马车之歌》1991，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孙家麒，《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未注出版项）。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50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1998，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

◆施明雄，《台湾人受难史》，1998，台北，前卫出版社。

◆魏廷朝，《台湾人权报告书》，1997，台北，文英堂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久艺）

• 上一篇：长征时红军各部队首长年龄，震惊了吧？！
• 下一篇：毛主席1969年最独一无二的决策让世界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