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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国民党独裁统治:除了文化镇压,其特务组织还有这3大秘密任务

发布时间:2024-02-19 来源:常棣tandy作者:棠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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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出版法》,开始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报刊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
 
一、利用特务组织进行文化镇压
 
规定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出版刊物,都必须于首次发行期15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所在的省政府或中央直辖市政府转内政部申请登记。凡“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的出版物,一概不得出版。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对《出版法》中的原则和办法进一步具体化,规定“未经许可出版之书籍概行扣押”,“凡经许可出版之书籍,如出版后与核准之原稿不符,内政部得予以禁止或扣押之”。
 
《出版法》施行后,仅1931年一年时间,被南京政府查禁的书刊就有228种之多。其中,以“共产党宣传刊物”、“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普罗文艺作品”等名义被查禁的就有140多种。如果从1929年开始计算,到1931年,光是被查禁的这类报刊就已经达到230余种之多了。
 
国民党当局的文化镇压政策在1933年开始达到高峰。当年4月,由北平文化界人士发起安葬李大钊,北平军警竟向送葬队伍开枪,造成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多人受伤,左联作家洪灵菲遭杀害。
 
5月,左联作家丁玲、潘梓年、应修人被捕,应修人当场被杀。此后,左翼作家和文化人楼适夷、任钧、艾青、穆木天、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等相继被捕。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这一连串镇压行径,都是针对左翼文化运动的。
 
根据国民党高层的秘密指令,国民党各地军警开始密查“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和“普罗文艺刊物”。据武汉警备司令部呈报称:“普罗文学全系挑拨阶级感情,企图煽动斗争,以推翻现有一切制度,其为祸之烈,不可言喻。“
 
但此类刊物虽“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却“又是闪避政府之注意”,“非组织专审机关,聘任对于此类文艺素有认识者若干人,悉心审查”,并“通饬各省严密查禁”,则不易应付。据此,南京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
 
“(一)内政部审查此类刊物时,须更严密,毋使漏网;(二)建议中央积极施行民族文学之计划;(三)由教育部密令各学校,注意学生思想及关于阅读之指导;(四)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内政部决定已禁之出版物现仍流行市面者,应由各执行机关切实认真取缔。“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随后向上海市党部发出查禁反动书刊的密令称:
 
“上海各书局出版共产党及左倾作家之文艺作品,为数仍多。兹经调查,其内容鼓吹阶级斗争者,计一百四十九种。……即希严行查禁,并勒令缴毁各刊物底版,以绝根据。“
 
因此,1934年2月19日,上海各书店收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正式公文,要求查禁收缴书籍149种,其中涉及作家28人,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沈端先、楼建南、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起应、华汉、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潘汉年、潘梓年、王独清等。
 
1934年5月,国民党中宣部为更严格控制图书杂志的出版,进一步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新闻检查大纲》,规定凡出版的图书杂志以及报纸文章,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声请审查”。
 
二、陈氏兄弟一手打造的特务系统
 
国民党用于控制思想文化的机构,除了中央宣传部和省、市党部以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于严密的特务组织。CC系陈果夫、陈立夫领导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常被用来对付左翼文化人及其相关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是陈果夫于二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并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所设立的。鉴于调查科的重要性,他将其弟陈立夫调来充任调查科主任。
 
其最初的任务就是调查党内派系隶属情况,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同时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对付一切异己势力。据此,陈果夫及其弟弟首先调集大批精干人员充实调查科,并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设立了秘密办公处,随后更向一些重要地区如上海、武汉等地派出了特派员。
 
因陈立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秘书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科主任改派CC派骨干担任,最后由其表弟徐恩曾接手掌管。1931年陈立夫就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后更升任部长,调查科随后也得以扩大为调查处,在各省、市党部内均设立调查部,并得以在地方党政机关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这就形成了一个以调查处为中心的遍布全国的CC特名系统。而1932年蒋介石为“围剿”苏区要求调查科切配合,陈果夫、陈立夫又进一步设立了特务工作总部,仍以徐恩曾为主任,下设书记室、设计委员会和情报科等部门。
 
书记室以濮孟九为书记,王思诚为副书记,专门负责侦查、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异己党派的组织,指引搜捕、关押乃至杀害异己分子,包括对被捕人员进行审理说服,即劝降诱叛工作。设计委员会以张冲为主任,对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陈果夫、陈立夫提供意见或建议。
 
情报科以刘桂为科长,在各大城市设有情报站,通过专用电台与南京情报总台直接联系,负责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团体的情报,将所得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陈果夫、陈立夫等过目,遇有特别重要的情报则抄报蒋介石。
 
除了陈果夫、陈立夫领导下的这种专门的特务组织以外,事实上整个CC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特务组织的某些特点。CC成立于1927年11月,原本是陈果夫、陈立夫为协助当年8月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夺取权力而结成的一个国民党内部的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英文为Central Club, 简称CC) 。最初只有三四十人, 后发展到100余人。蒋介石复职后,这些人大多被委以重任,赴各地就职,俱乐部名义上不复存在,实际上原来的成员依旧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控制之下。
 
而且,由于陈果夫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中许多人得以主持中央和地方的清党委员会,通过党务整理,轻而易举地掌控了许多地方的党部和组织部。陈果夫、陈立夫以及CC系的影响和吸引力自然使更多的国民党人趋之若鹜。
 
为帮助蒋介石取得独裁地位,陈果夫、陈立夫特别羡慕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模式,因而于1932年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尊奉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蜂、徐恩曾为常务干事。他们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和传统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要举行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一切惟蒋命是从,若有违背,愿受严厉制裁。
 
通过这两个组织,CC在各省、市发展起一系列秘密的地方分会或外围组织,如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上海的干社,北平、天津的诚社等。由于所有加入该系统的分子都被要求绝对忠实于蒋介石,并有义务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因此,根据国民党党章中“党团运用”的规定,这些加入者实际上都负有按照上级要求对党外人士或异己分子进行监视、调查和随时向上级报告的责任。
 
三、蒋介石一手打造的军队特务系统
 
但CC系还仅仅是蒋介石用来掌控党的系统的一个工具,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更看重的还是对军队的掌控。为了保证军权不失,以便东山再起,他在1927年8月下野时特别布置其侍从副官胡靖安召集一批忠实于他的黄埔军校学生在上海收集各种情报。
 
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后,在上海收集情报出色的黄埔六期学生戴笠被其看中,被委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等职,接替了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1931年底,戴笠被进一步任命为陆海军总司令部密查组组长,蒋介石也因此有了另外一个以军事目标为主的特务组织。
 
恰恰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再度被迫下野,滕杰、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戴笠、桂永清、曾扩情、郑介民等很快组织了一个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中华复兴社。其核心组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层为复兴社,外围为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其最高领导机构为干事会。蒋介石亲任复兴社主席,贺衷寒、鄷悌、滕杰、潘佑强、周复、康泽、桂永清、邱开基、郑介民为干事,戴笠、叶维、干国勋、赵范生、侯志明为候补干事;贺衷寒、鄷悌、滕杰为常务干事,滕杰为书记,侯志明为助理书记,下设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特务处、总务处和检察委员会,周复为组织处长,桂永清为训练处长,康泽为宣传处长,戴笠为特务处长,侯志明为总务处长,梁干乔、郑介民、周复、康泽、李秉中为检察委员会委员。
 
力行社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这些黄埔军人骨干来树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从而帮助蒋介石有效地掌控军权。因此,它力主仿效法西斯主义,以蒋介石为中心偶像来解决国民党长期分裂的问题。凡入社者,都要宣誓无条件地效忠蒋介石。誓词内容为:“余誓以至诚,遵守中华复兴社社章,服从领袖命令,并绝对保守秘密,如违誓言,愿极严厉的制裁。“复兴社并且刻意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做法,言及蒋介石必称领袖,提到委员长必立正或坚腰挺胸以示尊敬。
为便于监督军队内部的异己势力,蒋介石一面成立复兴社,一面仍然通过在黄埔系中期别较低(六期)的戴笠手下的特务处来监视军内的情况。特务处下设一室二科,唐纵任书记室书记。第一科负责侦查,郑介民为科长。第二科负责执行,邱开基任科长。后又增加第三科,掌管通讯,梁干乔为科长。特务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策反对立面的人物,瓦解其组织;从事绑架、暗杀、逮捕、监视等特殊行动。
 
特务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而蒋介石亦为戴笠委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的职务,使之得以政府正式机构的招牌和身份来掩护秘密的力行社特务组织,并能名正言顺地取得编制和经费。
 
因此,复兴社很容易地就在军、警、宪部门建立了特务机构,如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在宪兵团、营两级设政治训练员,在各省保安处设立谍报股,股长由该地特务站(组)长兼任。在一些地方派系的军队当中,戴笠也得以名正言顺地派人设立了政训处,并在军官中安插了专门的人员。
 
所有在军、警、宪系统设置的特务机构和派遣人员,其编制和经费由各该部门负责,人员配备和活动却由特务处安排和指挥。当然,力行社特务处实际上的活动范围早就超出了军、警、宪的范围,它逐渐地在各省、市都设立了特务和站,各区、站长均挂名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省、市支社干事会的干事。
 
戴笠所领导的这个特务处无疑是蒋介石清除异己势力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它和复兴社结合在一起,表现得非常活跃。不仅组织逮捕左翼作家,甚至直接参与暗杀民主人士,如1933年6月刺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11月刺杀上海申报馆主持人史量才等。
 
在军事“剿共”方面,复兴社专门仿照意大利黑衫党的黑衫队组织了一支别动队,通过短期训练,培训特工人员。结业学员以中队、分队、小队、小组等编制,组成“剿匪别动总队”,以康泽为总队长,携带各种手枪、炸弹和轻便通信工具,潜入苏区,刺探情报,进行破坏和暗杀,并且参与对收复区的控制。
 
同时,特务处在各大中城市通过特务网严密侦察和监视中共的活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它尤其注意利诱并瓦解在中共影响下的“革命黄埔同学会”,先后促使该会主持人余洒度、俞墉、陈烈、黄雍等向南京政府自首。在对付国民党内部反对派方面,特务处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比如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前,戴笠就事先通过打入第19路军的特务分子获得了情报,使蒋介石早有准备。当第19路军与苏区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协定之后,南昌行营调查科特工通过破译电码的办法获知了这一情况。当蒋介石开始对福建展开军事进攻之后,戴笠更是成功地安排特务潜入第19路军中策反了毛维寿等将领,使第19路军很快瓦解,福建政府因而失败。
 
1936年两广事变时,蒋介石也是通过戴笠手下的特务成功地策反了陈济棠的空军和高级军官,使广东方面迅速归于瓦解。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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