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清朝在康熙前，全国人口只有2千多万，而一百多年后，到乾隆末年清朝的人口突然达到了3亿。
 
鸦片战争前夕，更是突破4亿，成为我国旧时代历史上人口的最高峰，这也是为何在近代我们总能听到“四万万中国同胞”的口号。
 
人口增长本是正常的社会规律，但清朝康熙年间到乾隆末年，人口增长速度实在太快，称得上是“爆炸式增长”。
 
在爆炸式增长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在推动？
 
一、摊丁入亩，百姓敢多生 

我国古代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存在一种“人头税”。意思是百姓交税按每家有多少个人来算，每人都要交一份税，因此家庭人口越多，税务越重。
 
人头税在历朝历代的赋税制度中一直存在，而且赋税越来越多，收税方式日益严苛，常常让一些平民百姓破产流亡。
 
在人头税之下，百姓不敢多生孩子。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百姓会把家里的一些新生人口藏起来，躲过官府的统计，或者全家人一起背井离乡，举家逃亡。
 
康熙上任之时，人头税依然存在。但他发现，在人头税之下的一些地方存在官员谎报瞒报新增人口现象。
 
“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下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
 
康熙在1712年上谕中的这句话，其实揭露了人头税之下，地方官员躲税偷税的种种乱象。
 
为了不让当地税额增多，收税过程更加困难，官员会选择少报增加人口数，尽量让人口与往年持平，这样就可按照旧方式收税，方便自己的工作。
 
而另一方面，是怕当地人口减少，官员自己从中捞不到多少油水，所以也会尽量让当地人口数额与往年差不多。
 
所以，地方官在编审当地人口的时候，往往按往年旧额照例上报，甚至有官员就拿往年的记载数原样照抄。
 
康熙在发觉人头税的种种弊端后，开始对清朝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将“盛世滋丁，永不加税”作为新政慢慢推行。
 
新政将全国人口数固定在1711年的标准，这一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成年之后不再负担人头税。
 
雍正更是在此基础上，全面实施“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摊丁入亩政策之下，地多者多交税，地少者少交税。
 
这样一来，家里新生的孩子不用交人头税，土地税也少，百姓都敢多生孩子，都想通过更多的新劳动力改善家庭情况。
 
但土地越多交税越多，地主们纷纷坐不住了。因为地主阶级人少地多，而农民们地少人多。摊丁入亩后，大部分由农民负担的税款转嫁到地主的身上。
 
1723年，雍正刚刚宣布摊丁入亩后，浙江一带的地主富商就开始鼓动百姓作乱。
 
他们为了反对摊丁入亩政策在当地的落实，用钱财和利益蛊惑蒙骗了上百个当地百姓，聚集在府衙门外呐喊示威。
 
而当地巡抚刚上任不久，见此情形吓得惊慌失措，就不敢再提摊丁入亩之事。四年之后，当地才开始缓慢推进这项政策。
 
摊丁入亩经过雍正、乾隆、嘉庆三位帝王百年的努力才全部改革完成，而这也是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百年。
 
一方面，百姓不用东躲西藏，不用带着全家逃亡，可以安心在当地从事生产劳动，所以能够统计到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
 
而另一方面是百姓都敢生孩子。我国古代一直信奉“多子多福”，当时多生孩子就可以帮家里多干点活，的确成了一种福气。
 
因此，康熙、雍正年间只有2千多万的人口，到了乾隆末年就已经突破3亿，道光年间更是达到了4亿之多。
 
百姓敢多生孩子是一方面，生了如何养大也是个问题。古代百姓大多吃不饱，常常会出现卖儿女换口粮的现象，但清朝引入的一些外来作物，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番薯引入，天下无饿人 

自康熙至乾隆的百年间，人口数量剧增，但耕地面积始终是有限的。以前人口少，每个人平均能分到5亩地，现在每个人只能分到2亩地。
 
2亩地上所种的东西，要能够满足全家人的口粮，还要有余粮换钱，实在是非常困难。
 
当时，清朝老百姓种植的农作物大多是水稻和小麦。它们不仅产量少，而且受天气影响大，碰上旱灾和洪涝就会颗粒无收。
 
因此，每年到了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人口死亡率就会上升。尤其在17世纪中叶，康熙和雍正时期，清朝老百姓经常经历这种季节性的饥荒。
 
自从15世纪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原产于美洲的甘薯、马铃薯和玉米等高产农作物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美洲农作物陆续传入中华大地。
 
但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原开始陷入长期战乱。尤其明末清初近百年，社会动荡不安，百姓也难以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
 
到了康熙年间，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爆炸式增长。谁能想到，小小一根番薯藤，成为清朝爆炸式人口的救星。
 
最早种植番薯和玉米的是浙江地区，历代以来此地人多地少，迫切需要高产粮食作物，在《普陀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末年，吕宋（即现在的菲律宾）最早种植番薯，是他们国家的主要粮食来源，而且他们十分重视番薯的所有权，禁止有人携带番薯的藤条和种子出关。
 
普陀商人陈振龙，为了改善家乡土地贫瘠缺粮少产的现象，在吕宋经商的时候，将番薯藤条编入汲水绳中，一路乘船带回国内。
 
当年福建遇上大旱天气，水稻颗粒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将父亲带回的番薯种子精心培育，奔走各地推广，让当地农户填饱了肚子。
 
往年水稻小麦青黄不接的时候，都会有大批的饥民出现，他们在各地引起骚乱，需要统治者开仓发放救济粮。
 
一些饥民在各处荒山野岭开垦土地种粮。他们发现，山地上种不活小麦和水稻，却可以种活番薯和玉米，而且产量很高。
 
对于当时的清朝百姓来说，虽然番薯和玉米的口感比不上大米和面，但是每逢粮食短缺的时候，能有口粮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随后当地大力开荒，推广番薯的种植。而番薯耐干旱，粗生贱养，种起来节省精力，不需要百姓时常关注。
 
因此，浙江地带一部分百姓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开始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让浙江一带成为富商的集聚地。
 
而陈氏家族更是几代接力，把传播番薯种植的责任写进家训，义务在中原大地上传播番薯。
 
他们的足迹从山东、河南到北京通州，让淡紫色的番薯花在大清帝国的各个角落悄然开放。
 
“一年红薯半年粮”，自康熙年间，民间大力开垦荒地，扩大了番薯和玉米的种植面积。而这种高产的农作物，解决了清朝爆炸式人口增长的温饱问题。
 
正如明末宰相徐光启所言：“此种（番薯）流传，决可令天下无饿人也”。清朝百姓通过种植番薯和玉米填饱了肚子，减少饥饿，人口的死亡数也随之减少。
 
一方面是清朝爆炸式的人口需要番薯养活，而另一方面是番薯的大面积种植又促成了清朝人口的再一次飙升。
 
在清朝以前，各个朝代的人口增长极限数量也是1亿多人，康乾盛世有3亿人口，清朝末年有4亿人口。
 
可以说嗷嗷待哺的清朝百姓需要溢出粮仓的番薯，而溢出粮仓的番薯又促进了新的一批嗷嗷待哺的人口。
 
以往朝代更迭中，老百姓总是无法从事生产，青壮年劳动力还会到战场上厮杀，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而这一因素在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也不复存在，又一次促进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三、社会安定，百姓愿意生 

明朝末年群雄四起，满清入关又再一次引起了中原地带一些反对势力的聚集，各地大小战事不断，百姓死亡率高。
 
清朝建立之初要求汉人剃头，留一个猪尾巴似的发型，让许多地方的汉人无法接受，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清朝初期的政策实施方式强硬，杀害了许多反抗剃头的百姓，又一次造成人口减少。
 
总之，在康乾盛世出现之前，清朝人口数量在战乱不断中减少到2千万。
 
而康熙在位时期，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元年的百年间，中原内陆地区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社会动乱。
 
安定的环境给了百姓安居乐业的信心，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且，康熙皇帝非常重视人口数量，一度将其当作盛世的证明。他还曾经下令禁止民间抛弃婴儿，只要生了就得养大。
 
根据《清圣祖实录》卷43记载，康熙帝曾发布禁令昭告天下：“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其弃而不养者，严禁”
 
乾隆也继承了爷爷的观点，将人丁兴旺看作自己治理国家的最大指标。1792年，乾隆皇帝看着人口统计册上超过3亿的人口数量，喜笑颜开。
 
“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言语间，他的自豪与骄傲尽显无遗。
 
其实，清朝统治人口的范围也与之前的朝代有很大的区别。在清朝之前，各朝皇帝很难统计到边疆地区的人口数量。
 
但清朝对全国范围内各个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辖，针对内地人民和边关少数民族设计了不同的人口统计方式，使得少数民族也算入了清朝人口数量，促成数量上的暴增。
 
最后我们还得考虑到生产力，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以前农业生产用牛耕，现在铁器普遍使用，经济重心南移，物质资料丰富。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兴修水利、推行垦田。
 
以上种种，都进一步促成社会安定，百姓死亡率降低，都愿意多生孩子，才有了不断积累的人口爆炸式增长。
 
结语：
其实，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原因，总结起来也很简单：一是经济压力小，百姓敢多生孩子。二是物资丰富，百姓养得起孩子。
 
再加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百姓更有意愿多生孩子。
 
在清朝皇帝看来，人口增多是代表自己治国有方，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恰恰是暴增的人口数量进一步推进了清王朝的覆灭。
 
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康乾盛世下的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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