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及威海地方党组织成功地发动了威海起义。威海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威海的重大胜利。起义的成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对“三军”的迅速发展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威海起义的组织准备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就在威海做了武装起义的大量准备工作。中共胶东临时工委书记吕志恒与威海卫“民先”骨干孙端夫、袁时若、赵冶民等人一起，在威海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收集武器，为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7年10月，山东省“民先”队部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到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原名孙玺祺）因其胞兄孙玺凤在威海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便到了威海开展工作。孙玺凤是山东高苑（高清县）人，民主人士，思想开明。他曾留学法国，专修法律，回国后任韩复榘的军法处副处长，1936年任威海专员。孙明光到威海卫后，住在管理公署，他利用自己是专员弟弟这个有利的身份，活跃在威海中学、海军教导队和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公开宣传抗日。孙明光通过事先约好的联系方式，在环翠楼附近的一个小卖部，与中共胶东特委委员李紫辉接上了“民先”的关系，向特委汇报了来威的任务。他又通过李紫辉等人的介绍，与威海中学教员、威海“民先”队部的负责人袁时若、赵冶民，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总干事孙端夫，国民党驻威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中队长郝道逵、周军需官等人接上了关系，经常联系，为武装起义积极地进行酝酿磋商。孙明光还到海军教导队讲课，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了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渡过黄河，占领济南、泰安，并沿胶济路东犯。威海社会各阶层抗日与投降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商会会长刘福堂和常委戚仁亭为首的威海商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威海的代理人，他们妄图以出卖威海为见面礼，投靠日本当汉奸；公安局长郑维屏，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手下有几百名警察部队，与商会联合，反对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驻威海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的官兵有爱国之心，中队长郝道逵和周军需官等人是“民先”队员，倾向中共的抗日主张，但因威海卫管理公署克扣军饷等事，与专员孙玺凤有矛盾，不让孙玺凤离开威海卫，属于一股中间力量；管理公署卫队倾向于起义。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总干事孙端夫及政训处官兵、威海卫“民先”队部负责人袁时若、赵冶民等人及一些进步教师、青年学生，是一批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他们响应党的号召，通过“抗敌后援会”等组织，打击亲日派，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是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几股力量对专员孙玺凤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以孙明光、孙端夫、袁时若为首的抗日力量。
 

中共胶东特委根据威海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团结政训处，争取海军教导队，孤立商会和公安局等反动势力，促使孙玺凤支持胶东特委发动武装起义。
 

1937年11月，胶东特委派特委委员林一山到威海开展统战工作。林一山同孙端夫、袁时若、赵治民、郝道逵和周军需官等“民先”队员取得了联系。当林一山听取海军教导队周军需官等人汇报军用物资和器材仍放在刘公岛上时，便提议将物资器材立即从岛上搬到陆地，以免资敌。海军教导队采纳了建议，将一批军用物资转移到柳林、草庙子一带。林一山经孙明光的引荐与专员孙玺凤进行了几次谈判，他向孙玺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只有抗战才是唯一的正确的出路，代表胶东特委向孙玺凤提出了发动威海起义，共同抗日的主张。孙玺凤感到国难当头，表示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考虑到自身处境困难，是离开威海还是随起义部队到农村打游击，尚未能下定决心，顾虑重重。
 

为了便于在第一线具体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理琪在威海介绍孙明光、孙端夫、袁时若、李今辉等人入党，并决定成立特别党支部，孙明光任书记，孙端夫任组织委员，袁时若任宣传委员。威海特支由理琪直接领导，在威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1月上旬，理琪等胶东特委领导成员相继到达威海卫，秘密地隐蔽在孙端夫家里，开会研究威海起义有关事宜，对起义作了大量周密的安排。由于孙明光、孙端夫等人的活动频繁，引起了公安局长郑维屏和商会头头的注意，郑维屏用威胁的口吻对孙玺凤说：“你弟弟有共产党的嫌疑，外界舆论很大，你得叫他走。”并在公安局呈报公署的文件中点了孙明光的名，诬蔑他行为不轨。孙玺凤对郑维屏的反动面目看得比较清楚了，便经常与孙明光研究对策，把专员卫队紧紧掌握起来，以防有变。孙玺凤对孙端夫的活动也很不满，他以开会为名将孙端夫扣留在官邸内。孙端夫乘看守不严之机，跳窗逃回政训处，并当即下令，全体人员戒备起来，警察来了就予以消灭。
 

威海卫各阶层抗战与投降的矛盾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海军教导队对起义的态度仍是不置可否，郑维屏则加强与商会的勾结，密谋策划，妄图扼杀威海起义，在专员办公处与孙端夫宿舍之间布了暗哨进行监视。胶东特委当机立断，决定争取海军教导队中立和支持武装起义，孤立和监视郑维屏的公安警察部队，联合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于1938年1月15日举行威海起义。
 

二、威海起义的经过
 

1938年1月14日，胶东特委的领导成员分头活动，通知参加起义的人员趁赶威海集之机，到指定的地点参加起义，对起义人员做了细致的分工，由孙端夫负责组织政训处官兵30多人，立即戒备，随时准备行动；由张修己、于lang等人在文登组织20多名党员和青年连夜赶到威海卫参加起义；由姜继盛带领羊亭等郊区的小学教师和农民参加起义；由袁时若通知在威海卫市区的“民先”队员参加起义，并由威海中学的车学藻组织二三十名学生待命行动。
 

1月15日凌晨，参加起义的文登、威海方面的中共党员、威海民先队员及部分学生、农民100多人，都到曹凤山大车店集结，胶东特委做好了关于起义前的战斗部署。上午9点多钟，起义部队集结到了管理公署，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与孙玺凤作最后的谈判，孙玺凤对威海起义表示支持，愿意把公署仓库的一部分枪支、装备交给起义部队，他自己则要带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辞职。理琪当即表示：“专员在威海期间，我方保证安全，专员要走，我们护送出境。”公安局长郑维屏见事不妙，将市区大街小巷布置了警察。下午3时，商会纠集一伙暴徒，在公署大门口闹事，蛮横地叫嚷要孙专员把公署的枪支和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们。中共胶东特委马上采取紧急措施，由袁时若等人组织参加起义的学生和农民将暴徒驱散，海军教导队的郝道逵和周军需官也带人赶来支援。孙玺凤指责郑维屏不维持社会治安，让暴徒聚众闹事是严重的失职。孙明光提出枪毙郑维屏，孙玺凤没有同意，认为杀人要符合手续。当时郑维屏的态度老实，毕恭毕敬，再加上专员夫人吴梦斑的竭力劝阻，郑维屏被释放。此时，军火仓库已打开，取出一百多支枪和军装、军毯等军用物资，装备了起义队伍。在紧急而严肃的时刻，理琪当即命令曹漫之向空中打三枪，以示起义。在公署附近的另一个院内，孙玺凤正集合他的部下和卫队的官兵开会，对他们做最后一次训话，训话结束时，他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6日晨，起义的队伍集合在专员官邸前召开大会，孙明光主持会议，在开会前他领导大家唱救亡进行曲，接着，理琪讲话。他指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要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打鬼子，保家乡，我们要到农村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反动分子破坏和捣乱。最后，理琪号召起义人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6日下午3时，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孙玺凤同孙明光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太古轮。下午4点半，起义部队一百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在吕志恒的率领下，向文登沟于家村进发。17日，起义部队到达沟于家村。
 

威海起义是天福山起义后的又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共胶东特委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取得抗日武装起义胜利的范例。威海起义的成功，使在“岭上事件”中遭到严重损失的“三军”人枪倍增，军威大振，壮大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威海起义的成功震撼了反动势力，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在威海起义的当天，即挟款携眷仓皇潜逃，国民党文登政府即日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宋澄等26人释放。
 

三、胶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立
 

1月17日，威海起义部队到达文登县沟于家村。19日，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理琪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任三军司令员，吕志恒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一山任三军政治部主任。特委将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义的两支起义部队重新整编为“三军”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司绍基任副大队长，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和—个特务队。为扩大影响，壮大武装力量，“三军”及领导机关走出山沟，移驻文登、荣成两县交界的重镇大水泊一带。不久， 文登、荣成起义部队赴大水泊与“三军”会合，又成立“三军”第二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宣布时，于lang为大队长，当月即被调任；柳运光任政委，因有他任，未到职）。
 

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义以后，中共胶东特委通过扩人扩枪扩大武装，使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各地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热情，胶东半岛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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