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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

国外关于20世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16-08-31 来源:作者:刘莲芬 施屹立

  自20世纪初至8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几乎遍及东南亚所有国家,既是这个时期东南亚地区和各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兴衰的一个重要体现。二战前,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殖民统治之下的东南亚国家兴起,并成为各国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太平洋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东南亚各国的抗日斗争作出重要贡献,并在战后崛起为重要政治力量。二战后,东南亚各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被迫卷入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东南亚地区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这种内外形势的重要反映。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走向结束以及东南亚各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共产党武装斗争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斗争才基本结束。自冷战扩展到亚洲以来,国外学者一直关注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从地区、国际和国别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笔者目前收集到的相关成果以英文著述为主,还有少量法文著述。

  一、关于地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源起于欧洲的冷战向亚洲扩展,以美国学者为首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地区和各国的共产党活动,50年代出版了弗吉尼娅·汤普森和理查德·阿德罗夫著的《东南亚左翼》、马尔科姆·肯尼迪的《东亚共产主义史》、亚历克斯·乔西的《亚洲社会主义》、杰克·H.布里米尔的《东南亚共产主义》、索尔·罗斯的《南亚社会主义》和弗兰克·N.特拉格编的《东南亚的马克思主义》等著作,梳理并初步研究了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

  其中,布里米尔的著作是最为系统的一部力作。他以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背景,研究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东南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肇始、共产国际与亚洲首次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下的东南亚第二次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从共产国际解散到1948年东南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以及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至50年代和平共处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涉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支那、菲律宾、泰国和缅甸等国。

  关于60年代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的《亚洲共产党革命》和鲍大可编的《亚洲共产党战略》两本论文集。《亚洲共产党革命》研究这个时期的亚洲共产党及共产党国家,其中探讨了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活动以及中苏分裂对它们的影响等。《亚洲共产党战略》比较研究了亚洲的共产党政权和政党、同苏联阵营其他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关系,尤其是中苏两种模式以及中苏冲突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涉及的东南亚国家有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于斯特斯·M.范·德·克罗夫著的《东南亚共产主义》把关于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延伸到70年代,探讨各国共产党的诞生及早期历史、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治及经济环境的策略和诉求、东南亚地区非共国家的反共政策等,比较了各国共产党的纲领、社会诉求和组织结构、中国和苏联对东南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等。

  关于80年代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有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地区战略研究项目编的两本论文集《东南亚共产党武装运动》和《东南亚政府与叛乱》以及克莱夫·J.克里斯蒂著的《东南亚的意识形态与革命》。

  两本论文集研究至80年代初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武装斗争产生的原因,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战略和战术的变化,对国外共产党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以及相关国家政府同反政府力量斗争的政策及其成败。

  克里斯蒂的著作是研究20世纪初到80年代影响东南亚政治的思想。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面,他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1900年至1940年东南亚反殖民运动的影响、共产主义世界观与冷战、1948年至1965年印尼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南亚的胜利即1975年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的夺权胜利、中越冲突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共产主义革命和文化、红色高棉革命的意识形态特征等。

  上述成果体现了国外学术界对亚洲和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不断发展的历程。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明显受到亚洲冷战形势发展的影响,使用的资料大多是政府出版物和新闻报道。

  此外,华盛顿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FBIS)公报》,用英语翻译了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一些共产党秘密电台对外广播的各种声明和报道。比如马来西亚共产党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播出的内容,当地媒体对泰国、菲律宾、西马来西亚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政府安全部队冲突的报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自1966年起每年出版《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综述了有关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及其同国内外的政治联系等。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综述由相关专家撰写,并附上前一年出版的相关成果目录,是十分有用的研究资料。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研究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较少,主要有克塞尼娅·约科夫·尤汀等编的《1920—1927年苏俄与东亚》、查理·B.麦克莱恩著的《苏联的东南亚战略》、杰伊·泰尔的《中国与东南亚》等。

  《1920—1927年苏俄与东亚》辑选了1920年至1927年苏联对亚洲政策的相关文件,东南亚地区涉及了印尼和印度支那。文献大多来源于苏联政府和俄共,记录了俄共和共产国际在亚洲的非官方活动。编者为这些文献作了背景介绍。《苏联的东南亚战略》研究了从列宁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东方政策在东南亚的实施以及苏联同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涉及1917年至1928年苏联东方政策的演变,20年代苏联政策在东南亚的实施,1930年至1935年苏联东方战略的失败,1935年至1941年苏联统一战线政策在东南亚的实施,1941年至1947年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暂停,1948年至1954年苏联卷入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与退出。资料来源主要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出版物。

  二、关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法属印度支那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构成。无论在面积和人口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南都居于支配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至70年代中期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亦凸显了越南的这种地位。三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复杂。

  (一)越南共产主义运动

  越南共产主义运动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1930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组织——“越盟”在越南北部开展抗日斗争,并在日本投降后夺取政权,控制了越南北部。此后,越南劳动党及其政府在中国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之下,经过抗法和抗美战争,于1976年统一全国。由于抗法和抗美战争是冷战在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越南共产主义运动格外引人注目。关于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述。

  第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越南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如约翰·T.麦卡利斯特的《越南革命的起源》、罗伯特·F.特纳的《越南共产主义》、道格拉斯·派克的《越南共产主义史:1925—1976》、黄金庆的《越南共产主义:1925—1945》、威廉·J.杜克的《越南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皮埃尔·鲁塞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越南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拉尔夫·B.史密斯的论文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等。

  其中,麦卡利斯特利用法国公开的档案资料,以殖民地时期、二战期间法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战后初期英国和中国的受降占领为背景,研究了从被法国征服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时的越南革命,强调日本占领对战后印度支那事态发展的影响。特纳利用越共出版物,研究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40年来的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史,试图回答共产党如何获得反法抵抗运动的领导权、1954年后如何控制北越以及它同国际共运的关系等问题。派克利用越南出版物,根据变节者和脱党者的叙述以及国外访问者的记述,研究了1925年至1976年的越共党史,强调越南劳动党在越南战争期间维持了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并成为中苏争端的受益者,结论是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越南化。黄金庆的研究止于1945年“越盟”夺取政权,涉及了印支共产党的发展历程、领导人、组织结构、意识形态、战略战术以及它同国际共运和越南社会的关系,并介绍了相关的非共反殖民力量。杜克利用的资料是越南出版物和缴获的文件,研究了从1900年越南革命兴起到1975年推翻阮文绍政权的越共夺权之路,重点探讨越共夺权的战略抉择、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目标之间的矛盾、动员群众的手段、城乡斗争的联系、“边谈边打”的能力等。

  第二是研究越南劳动党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如帕特里克·J.霍尼的《北越共产主义》、W.R.斯迈泽的《独立的越南人》和洪清源的《越共同中国的关系与第二次印度支那冲突:1956—1962》等。霍尼和斯迈泽都研究越南劳动党在中苏争端中扮演的角色,它如何在中苏之争中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如何在越南战争期间周旋于中、苏两国之间。

  第三是比较研究英国在马来亚和美国在南越的戡乱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如萨姆·萨尔克西安的《新安全时代的非常规冲突》、约翰·A.纳格尔的《马来亚和越南的戡乱教训》等。萨尔克西安以越南和马来亚的戡乱为例,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新安全政策尤其是如何应对“非常规冲突”提供借鉴。纳格尔从军事角度比较了马来亚的英军和南越的美军在训练、组织和思想准备不足情况下的学习适应能力。英军适应了这种局面,完成了平定共产党武装骚乱的任务,而美军以失败告终。

  (二)老挝共产主义运动

  关于老挝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笔者收集到的成果不多,主要有保罗·F.兰格与约瑟夫·J.扎斯洛夫合著的《北越与巴特寮》、扎斯洛夫著的《巴特寮的领导与组织》、麦卡利斯特·布朗与扎斯洛夫合著的《徒弟革命》、杰弗里·C.冈恩的博士论文《穿越丛山之路》等。

  由于老挝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越南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因而这些著作大量探讨了北越与巴特寮的关系。前两本著作是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在内容上的相关性较强。《北越与巴特寮》参考老挝高官提供的文件以及对53位老挝和北越变节者的采访,研究了1962年之前的老挝革命史与1970年之前北越与老挝的关系。两位作者认为,老挝革命者在1949年同老挝独立运动决裂后,为了生存而同北越人结盟。北越对巴特寮的帮助,如战场上的直接军事援助、提供建党建议、安插军事和民政管理干部等,并未引起老挝人的反感。《巴特寮的领导与组织》使用的资料主要是1967年至1972年作者对巴特寮囚犯和变节者的采访、无线电广播和公开的信息,研究了领导层、老挝爱国战线、老挝人民党和老挝人民解放军等巴特寮组织的运行机制,探讨了老挝人民党的影响如何渗透到巴特寮组织的各个层面,并对越南劳动党如何通过对它的影响来协调双方的战略进行了梳理。《徒弟革命》利用法国殖民档案、对老挝人民党官员的访谈以及该党的文献,研究了1930年至1985年的老挝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巴特寮与越南之间的关系。越南劳动党帮助巴特寮遴选领导人、建构革命理论、保卫其根据地等,推动了老挝人民党的发展。1975年老挝人民党掌权后,按照越南模式建立政治和经济制度,同越南保持“特殊关系”,在中越冲突中支持越南。

  (三)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

  关于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因1975年至1978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大规模种族屠杀而备受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红色高棉执政时期的内外政策、90年代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以及红色高棉的覆灭,都引起了西方学者和新闻记者的极大兴趣。研究成果如克雷格·艾奇逊的《民主柬埔寨的兴起与灭亡》、菲利普·肖特的《波尔布特》、伊丽莎白·贝克的《当战争结束时》、本·基尔南的《波尔布特政权》等。

  其中,基尔南研究了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实施的内外政策,尤其是种族屠杀的政策及其实施。贝克是美国记者,从1973年起在柬埔寨进行新闻报道,历经了朗诺的高棉共和国、波尔布特的民主柬埔寨、韩桑林和洪森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以及拉那烈和洪森的柬埔寨王国,他试图全面讲述红色高棉的历史,了解他们如何适应柬埔寨国家历史发展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探究他们因何且如何在柬埔寨进行这样一场毁灭性革命,最终如何导致了柬埔寨同越南的战争并被越南占领。

  三、关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海岛国家,1948年至1960年“紧急状态”时期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以及坚持到80年代中期的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都十分引人注目。

  (一)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十分曲折。印尼共产党建党的时间比中共还早,是20世纪20年代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重要力量。荷兰殖民政府残酷镇压了1926年起义,令印尼共遭受重创,其组织濒于崩溃。二战结束后,印尼各阶层再次掀起民族独立斗争,重建的印尼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9月,印尼共为争夺独立斗争的领导权而发动茉莉芬起义,在印尼共和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打击。50年代再次重建的印尼共采取了同苏加诺总统合作、开展合法斗争的策略,到60年代初发展为除中共和苏共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成为左右印尼政局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由于1965年“9•30”事件及印尼军方的血腥镇压,印尼共遭受了第三次毁灭性打击,沦为影响不大的秘密组织。

  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较多。如J.彼得鲁斯·布卢姆贝格尔的《荷属东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露丝·T.麦克维伊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苏联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观点》、乔治·M.卡欣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与革命》、阿诺德·C.布拉克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印尼的崩溃》、莱斯利·帕尔米尔的《印尼共产主义者》、安·斯威夫特的《走向茉莉芬之路》和雷克斯·莫蒂默的《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尼共产主义》等。

  其中,《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兴起》是研究1914年至1927年印尼共早期历史的力作。它关注印尼共在国内事务和国际共运中的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印尼共奉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联合的方针,成为最受群众支持的政党,同其他政治力量也维持了良好关系。在建构二战后印尼独立斗争的历史时,卡欣研究了1948年茉莉芬起义。斯威夫特则以1948年初爪哇政治力量、印尼独立形势、美苏冷战等为背景来研究茉莉芬起义。布拉克曼的两本著作从西方视角研究印尼共发展壮大的历史,试图讨论印尼共在“9·30”事件中的行为动机、其群众运动突然崩溃的原因、苏加诺的作用、中国的作用以及印尼共的失败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苏联的反应、印尼事态与美国在越南干涉的关系等问题。帕尔米尔研究了1914年至1965年的印尼共历史,强调印尼共与苏加诺出于相信极权政治而成为盟友。莫蒂默研究了1959年至1965年印尼共力量的迅速壮大及其所遭遇的灭顶之灾。

  (二)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

  马来亚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成员主要是华侨、华人和越侨。它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同英国当局合作抗日,战后初期成为马来亚政治中的重要力量。1948年春夏之交,马共发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英国当局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全力镇压马共活动。至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时,马共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被迫转移到泰国和马来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活动。英国对马共的镇压被视为东南亚地区戡乱的成功范例。

  对马共历史的研究,既有亲历者又有学者。亲历者的记述和研究成果,如理查德·迈尔斯准将的《追杀》、埃德加·奥巴兰斯的《马来亚》、理查德·克拉特巴克少将的《漫长的战争》、陈剑主编的《与陈平对话》、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应敏钦的《第十支队与独立》等。

  奥巴兰斯认为,1948年春马共武装起义的目的是夺权,以便把马来亚变为共产党国家。由于英国和马来亚政府的共同镇压,马共的武装斗争被消灭在游击战阶段。作者探讨了双方的措施及胜败原因。克拉特巴克研究了1948年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探讨它如何取得胜利,并同美国在南越的平叛活动进行比较,总结二者的经验和教训。

  陈平从1947年起一直担任马共总书记。《与陈平对话》记录了1999年2月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与陈平对话工作营”的对话,内容有马共的早期历史、日据时期、1945—1948年合法时期、1948年采取武装斗争及1948—1955年马共策略、50年代及60年代游击战及英国的戡乱策略、1955年华玲会谈、反对马来西亚、与印尼共产党及婆罗洲友党的关系、从马来亚独立到70年代“第二次紧急状态”以及1989年停火期间的马共策略。《我方的历史》以马共与英国军方在1942年至1945年合作抗日为背景,谈到了陈平如何走向共产主义道路,记述了莱特事件、二战后与英殖民政府的对抗、“紧急状态”、布里格斯计划、李明事件、华玲会谈等重大事件。陈平首次公开了马共与中共、越共的关系,他到北京后同中国和北越领导人的交往,马共在中苏争论中的立场,以及马共内部的肃反及合艾和谈等。陈平以当事人的身份,试图澄清相关历史事件,反驳学者对马共的负面评价以及殖民政府的不实宣传和指控。

  学者的研究成果,如E.D.史密斯的《马来亚与婆罗洲》、白鲁洵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战》、安东尼·肖特的《1948—1960年马来亚共产党叛乱》、谢文庆的《马来亚的红星》、柯林·亚伯拉罕的《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等。

  史密斯认为,马来亚“紧急状态”是共产党发动的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内乱,英国给予马来亚独立使得马共丧失了号召力。马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最终使马来亚成为“自由”的多民族国家。白鲁洵采访了60位脱党的马共华人党员,研究他们的成长经历、对政治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解以及他们同这场运动的决裂,通过对马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比较,探寻不发达国家实行代议制须克服的基本问题。肖特的研究充分利用了马来亚政府提供的绝密文件以及英国的档案资料。谢文庆以本地人为主角,以实地采访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自日本投降至1946年3月马来人同以马共游击队为代表的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亚伯拉罕从马来西亚各族裔反殖民统治的视角,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至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订期间的马共斗争。

  (三)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

  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并成长为菲律宾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40年代末发起反政府武装斗争。60年代中期菲共总书记吉塞斯·拉瓦被捕后向政府投降,成为菲共历史的分水岭。60年代末,以学生为主力的左翼力量重建菲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持续到80年代中期马科斯政府垮台。

  菲共历史的研究者主要是亲历者和新闻记者,如阿尔弗雷多·B.绍洛的《菲律宾共产主义》、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编辑的《菲律宾马克思主义》、雷纳·韦宁对菲共领导人何塞·M.西森的访谈录《菲律宾革命——领导人的观点》、格雷格·R.琼斯的《红色革命》、威廉·查普曼的《菲律宾革命的内幕》等。

  绍洛参加过菲共领导的胡克运动,其著作的前身是原定于1972年9月出版的《变化中的前线:今日菲律宾共产主义》,因菲政府实施戒严法而被搁置。作者研究了从1964年菲共书记吉塞斯·拉瓦被捕到1971年西森时代的新菲共。这个时期既为新菲共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菲共内部也出现了拉瓦派与西森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拉瓦派同塔鲁克派、西森派的论战以及相关群众组织的分裂。《菲律宾马克思主义》由亲历者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纪念活动中的五篇演讲稿及相关发言和讨论构成,既纪念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作的贡献,又探讨其思想对菲律宾社会和历史的影响,试图依据菲律宾的社会现实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西森在访谈录中阐述了他关于菲律宾革命的立场和观点,涉及了西森的成长经历、菲律宾群众运动的恢复、重建共产党、戒严法与反抗、被拘押与反叛、马科斯倒台与阿基诺崛起、发展趋势与前景、国际形势等问题。琼斯通过对菲共人员和游击队的采访,研究菲共及其游击队的活动,试图以实际参加者的视角来记述这场革命运动的历史及其发展。查普曼像琼斯一样采访了当事人,但重点是记述60年代中期至1986年在毛泽东武装夺权思想指导下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武装斗争历程。

  四、关于缅甸和泰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缅甸和泰国虽是位于东南亚大陆的两个邻国,但两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有很大差异。缅共在缅甸独立之初便掀起反政府武装斗争并坚持40余年。泰共不仅建党的时间晚,而且深受越南战争和亚洲冷战的影响。

  (一)缅甸共产主义运动

  缅甸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末诞生于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之中。太平洋战争期间,它是缅甸抗日组织“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同英国签订的独立协定不满,缅共红旗派和白旗派在缅甸独立之初就先后发动反政府武装斗争,成为50年代到70年代反政府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关于缅甸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是关于缅甸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记述和研究。如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休·廷克的《缅甸联邦》、罗伯特H.泰勒编的《1942—1945年缅甸马克思主义与抵抗运动》、小小查理·B.史密斯的《20世纪80年代的缅甸共产党》、钦纽将军的《缅甸共产党的夺权阴谋》、贝蒂尔·林特纳的《缅甸共产党的兴衰》等。

  其中,巴莫和廷克研究了早期共产主义与缅甸民族主义的关系、同共产党联合的各派的活动以及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兴起相关的缅甸政治背景。泰勒编的著作记述了缅共重要人物、抵抗运动对外联络员吴登佩在二战期间的活动,披露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缅甸民族主义者同英军结成战时联盟以及缅共在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小史密斯、钦纽和林特纳的著作记述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缅甸共产主义运动史,为研究缅甸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林特纳的著作利用大量实地研究资料和缅语资料,叙述了从1939年缅甸知识分子建立缅共到半个世纪后缅共在少数民族的叛变中覆灭的历史。他认为,缅共采取了毛泽东控制农村地区的战略思想,联合反政府的少数民族,并支持中国“文革”。但缅甸军人以缅共的存在为借口,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军人政权,强硬对付叛乱者、边境地区的武装集团以及仰光和平示威的学生。缅共在80年代末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缅共老卫士同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的分裂、未在东北地区搞土地改革、未参加1988年民众起义。书中对约40位缅共主要人物作了介绍,附录中的大量表格、战区图、照片以及对12个少数民族叛乱派别的详细记述,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第二是关于缅甸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汇编。除上述著作之外,如克劳斯·弗莱施曼编的《1945—1977年缅甸共产党文件》、约翰·H.巴杰利等编的《红孔雀》等。弗莱施曼编辑了缅共刊发和未刊发的文件、华盛顿FBIS翻译出版的“缅甸人民之声”播出的声明和报道,并为不同时期的文件作背景介绍。《红孔雀》英译了缅甸的重要政治著作并进行分析。其中,第二部分节选的社会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解释了反对政府的理由。第三部分关于缅甸政治思想的评论认为,当代缅甸的政治观念源于中世纪的巴厘经历,在20世纪以民族主义的形式重现,缅甸革命家为反对英国人而同日本人结成临时同盟,其半个世纪以来的思想范式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是关于东南亚冷战与缅甸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如马修·福利的《冷战与东南亚民族主张》、彼特·洛的《同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作斗争》等。福利研究了1948年至1962年间英、美两国同缅甸的关系,考察了援助在缅甸同西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中的作用,并介绍了英国对1948年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反应、美国对1955年至1958年中苏阵营援助缅甸的反应等。洛研究了从太平洋战争后期至1965年英国的东南亚政策,探讨了英国如何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同时又与民族运动者达成和解。

  (二)泰国共产主义运动

  泰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活动,比前述所有国家都要晚,因而在特拉格编的《东南亚的马克思主义》中重点探讨了泰国为何没有出现共产主义运动。泰共活动的时间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背景是,泰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并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空军基地,这推动泰共发起反政府武装斗争,美国则帮助泰国政府采取戡乱措施和行动。关于泰国共运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是对泰共历史的研究。如甲诺·翁达岸的博士论文《共产主义革命进程》、托马斯·A.马克斯的博士论文《制造革命》、卡西安·特扎皮拉的博士论文《全面修改马克思主义》、元拉·韦德尔著的《泰国极端分子与共产党》、加文·楚迪玛著的《泰国共产党的兴衰》、高桥胜幸等著的《冷战初期的亚洲和平运动》等。

  《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从政治学维度系统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泰共革命斗争。泰共革命斗争的终极目标是夺取政权,把泰国变为共产党国家,泰国政府的目标则是阻止泰共革命目标的实现,泰共与泰国政府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帮助下进行博弈。作者的研究涉及了泰共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革命战略和党际关系,并对泰国政府的平叛理论、平叛机构以及平叛措施进行了分析。《制造革命》同样从政治学维度研究了泰共的武装革命及其对泰国的影响。在书中,泰共认为泰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泰国之间的矛盾,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及战略。但作者认为这并不符合泰国的实际。《全面修改马克思主义》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泰国传播过程中如何去适应泰国的社会文化等问题。

  《泰国极端分子与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的兴衰》研究的主题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泰国左翼学生与泰共的关系。前者采访了22人,对他们参加泰共的动机、同泰共的分歧以及政府赦免政策的影响等进行研究。后者以亲历者的视角研究了激进学生与泰共兴衰的关系,指责泰共机械地把中国的经验应用到泰国,实际上并未全面了解泰国社会及其变化,泰共的组织结构具有封建性,既保守又低效,无法吸引左翼学生。

  第二,关于中国与泰共武装斗争之间的关系。如丹尼尔·D.洛卡莱斯著的《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49—1969)》、徐泽荣的《中国与泰国的共产党武装斗争》等。前者是研究中国与泰共武装斗争之间关系的开山之作。其观点为:中国支持泰共的武装斗争,既是防御又是进攻,目的是消除美国从印度支那给中国造成的威胁,同时在精神上反对莫斯科支持的和平过渡,宣传中国式的暴力革命和自力更生。后者同意上述观点,但强调中国支持暴力革命立场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走向温和的趋势。作者利用中国资料,以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对抗为背景,研究了中国对泰共武装斗争的物质援助和教条式干涉。他认为,中国外交由毛泽东的极端主义向邓小平的温和主义的转变,表现为中国停止支持泰共的武装斗争。
(责任编辑:陈久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