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纪初期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廷的拉施特（Rashidal-Din，本书译为拉希德丁）所编著的《史集》为代表。该书从蒙古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历史写起，然后述说了蒙古大汗的历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自《旧约圣经》中的亚当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阿拉伯帝国、波斯、赛尔柱、花剌子模、中国、法兰克（包括罗马皇帝与教皇）及印度等地的历史，规模远超过以往的历史著作（194-196页）。

虽然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Fletcher）认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不可能有所谓早期现代（1500-1800年）的全球整体史（integrativehistory），因为直到十五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文明仍旧与亚、非、欧洲隔绝，而且学界对该地区的早期历史仍旧缺乏了解。其论点确实也有理有据。不过如果我们将冈田英弘的论点做些修正，称《史集》这部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中心的欧亚史，在规模上堪称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前现代世界史作品，也许争议会更小，且能更适切地描述其意义。

当时在蒙古治世（PaxMongolica）下，这种欧亚世界一体的想象不仅反映在史学的时间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图学的地理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与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Masaaki）在《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一书中就曾经比较过当时分别成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幅世界地图：一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Cresques）绘制，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Atlas，也译为《卡塔兰地图》），成图时间约为元朝失去对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图则是朝鲜王朝绘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前者由八张长幅图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颠岛，经北非、中东与印度，东达中国。里面的许多地名明显受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而后者应当是以元代流传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两种底图绘成，图中记载的诸多行政区名称为元代称呼。该图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欧亚大陆与非洲，西至欧洲边际。这两幅世界地图对距离本文化越远之地区的记载粗略程度不一，但呈现出欧亚一体的意识和视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仅终结了中国史上三个半世纪宋辽金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也是华夷的混一，其范围约相当于当时的欧亚世界。

作者认为明朝是蒙古的继承者，理由是明朝实行带有元朝色彩的军户制与封建制等（166-167页），而这些确实都有蒙古统治的成分在内。但是到了明代中叶，虽然封建制仍旧存在，军户制却已日益废弛，并逐渐改为募兵制。关于明朝继承元朝制度的问题，学界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理解。在西方中国史学界，近年来风行的宋元明转折论就强调元朝在这段时期中的关键角色。而在中国学界，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近来则提出两个南北朝的理论，即第一个南北朝与后来的宋辽夏金第二个南北朝，而唐宋变革则是两个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与制度发展上，也存在着南朝与北朝两条发展方向。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在这个理论中，则可以视为由辽夏金元朝代表的军户制、户役法与封建制等北朝传统在明初被继承，但明中叶以后如募兵制、一条鞭法与民营纳税等近似中唐两宋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渐复苏。因此后来形成南北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这种分析其实要比作者冈田英弘仅以明初的情况下结论要来得更加全面，也更能描述即便明承元绪，但其后来的发展轨迹却是逐渐偏离元朝传统的情况。

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

作者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诠释作了过度概括，故出现将两者本质化而无法互通的情形。但就笔者看来，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中其实也有互通之处，即都强调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如作者所言希腊与波斯两大定居文明间的对抗，但是作者忽略了该书的另一个主题，即定居波斯文明与游牧斯基泰（Scythian）文明之间的和战。至于作者所谓停滞的中国式史观，从本书着重分析的《史记》来看，北方游牧匈奴民族与南方定居汉朝的对抗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种对抗是出自于两种文化间不可化约的差异。如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鹏程（PaulR.Goldin）在《在古典中国里作为哲学问题的草原游牧民族》（SteppeNomadsasaPhilosophicalProbleminClassicalChina）一文中所提到的，古典中国哲学中原先认为所有人类的本质相同，只是存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圣贤的教化下是可以被改变的。但到了《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记载之中行说与汉朝使节间的对话，正表明了汉文化习惯不见得适合所有人（如匈奴），并承认即便是教化亦有其界限。

反观其他受蒙古帝国影响下编纂的史书，也并非都如《史集》一般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以据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为例，其内容也是详于蒙古本部与黄金氏族的历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时，也同样存在着记载粗疏与年代不清的情形。因此《史集》的出现，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特例。

也就是说，地中海型、中国型以及后来的蒙古型（或中央欧亚型）这三种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像作者所说的如此水火不容，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三者之间共有的主题。因此我们在思考前现代欧亚世界史的写作模式时，如果能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出发，那么前述的这三种历史模式其实都能作为吾人撰写前现代世界史的思想资源。

另外在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对日本史学界历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冈田英弘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因此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中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即近代）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的发展仅仅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发展代表，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批评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期的分期问题，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准也值得纳入考虑。

简言之，笔者同意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中央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典范，但这并不需要以贬抑其他文明的史观为代价。反之，吾人实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史观中持续汲取养分，以便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史典范。

最后针对本书存有疑义与校订未尽之处作一补充，书中正文第1页，将阔阔出视为铁木真的堂兄弟，是因为阔阔出之父蒙力克曾对铁木真有恩，故铁木真尊称他为“蒙力克父亲”，但实际上铁木真与阔阔出应无真正的血亲关系。第72页，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称其为“黠戛斯”。第161页，“伊儿汗国”为旧译名，现多译为“伊利汗国”。第199页，《蒙古源流》一书偶误作《蒙古流源》。同页“布儿罕合。勒敦山”中之句号为手民之误，应去之。第215页，“满州语”应作“满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