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是英国劳工史学界的一个传统研究课题。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经济发展”和“劳工贵族”来解释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中期后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倾向。早在18世纪末期，和平合法与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就已经并存于各类工人政治组织中。随着宪章运动的衰退，英国工人阶级在改良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因此，对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形成原因的分析应当从18世纪末开始而不是19世纪中期之后，研究视角也不应局限于经济发展和劳工贵族两方面。

　　依照改良主义形成过程中工人运动形态和理论表现形态的不同，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是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萌芽与初建的时期，19世纪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形成与确立的时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期是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巩固与发展的时期。在每一个阶段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政治发展以及思想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阶级关系是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参数，它既包括阶级斗争又包括阶级合作。

　　19世纪上半期，中产阶级同土地贵族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自由贸易和选举权问题上。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土地贵族通过了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谷物法》。1838—1842年间，小麦价格腾升，棉纺织行业的价格和利润开始下降，失业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曼彻斯特人将他们行业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出口贸易的减少。1838年9月，曼彻斯特的一些激进派和商人成立了反《谷物法》委员会，全国性反《谷物法》运动正式开始。面对这场运动，保守党政府决定采取一种有秩序的撤退，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渐进地由议会去进行，1846年6月，上院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议案。之后，英国的工业和农业同时繁荣，工厂主和地主之间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

　　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共同作用下，第一个议会法案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然而，很多中产阶级很少关心下院，他们更愿意在议会中“被代表”，这一方面是由于在1846年自由贸易得到认可之后，中产阶级的地方主义进一步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使中产阶级不愿参与到下院中来，比如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资产阶级很少能有闲暇去参与竞选、出席议会等等。

　　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分别在1832年和1846年得到了和平解决。而且土地贵族同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还存在利益一致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土地贵族在19世纪多数时候依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阶层，以及各阶层对贵族文化的向往时，土地贵族和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很难达到革命的程度。

　　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手工工人同工厂工人并存，前者直到宪章运动前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多数。手工工人将贫困的根源归为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因此，他们开展了以争取选举权为主要内容的议会改革运动。而选举权问题则成为工人阶级同中产阶级的合作基础，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和宪章运动中都有合作的经历。此外，土地贵族无视中产阶级存在的行为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损害了中产阶级利益，而且严重地刺痛了中产阶级的自尊心;而政府对工人运动屡屡的镇压行为剪断了工人对旧社会的眷恋。这些都刺激了19世纪上半期手工工人同中产阶级的合作。

　　由于工厂制在英国的普遍确立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第一代、甚至是第二代工厂工人都受到农村生活的影响，而且由于较长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很难有组织起来的可能。因此，工厂主相对平稳地度过了最黑暗的年代。同时，中产阶级有意识地通过宗教、教育和道德改革运动“驯化”工人阶级。当进入19世纪下半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新一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工业资产阶级源自经济繁荣的信心使他们之间的斗争趋于缓和，更多地以谈判和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宪章运动后，一些大工会的领袖开始控制罢工并努力提高工会的公众形象，希望得到雇主的认同;雇主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有的雇主认为工会可以帮助他们顺应变化，有的认为工会可以加强劳动纪律，总之，维护阶级和谐成为部分雇主更为广泛的目标。雇主开始愿意工会干涉他们组织生产的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工会领袖是一种有影响的调和力量，是自己和无知的工人们进行沟通的桥梁;工会领袖则通过同雇主的谈判，为自己争取到了更为体面的社会地位，工会也得到国家与社会的认同。

　　雇主们家长制的创新可不是纯粹地出于善心，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退让，除了个人对阶级和谐和慈善事业的追求外，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英国在经济上处于巅峰时期，在保证自己利益和竞争力的前提下，一些雇主认为协商比对抗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而工会和工人贵族则以较小代价实现了他们的经济目标，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恩格斯对此评价说“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的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接着恩格斯指出工厂主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以及避免自己及家人成为“流行病的牺牲品”，……“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渐改变了”。①

　　二

　　在法国大革命和国内工人激进运动高涨的威胁下，皮特政府开始了保守党历史上最反动的统治时期。皮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反动立法来压制工人运动，把群众的言论或集会自由完全取消，一切民主活动几乎都成为违法行为。1799年和1800年，英国国会颁布禁止结社法，工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是皮特政府反动统治的顶点。此外，皮特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舆论的监管与监督。在伦敦，在外省，保守派拥有大量的宣传刊物。在曼彻斯特、累斯特和纽卡斯尔，激进派报纸和保守派报纸并存，但是保守报纸优势明显。总之，效忠派范围广泛的宣传无疑要比激进派在全国拥有更多的听众。②除了制定反动立法、武力镇压和加强舆论宣传三方面措施外，皮特政府还在1794年建立了秘密委员会，在许多工人组织和激进组织中安插密探，向政府汇报活动细节和预谋的动乱。

　　对法战争结束后，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骚乱、罢工连续不断，各种矛盾在1832年议会改革时达到顶峰。辉格党支持议会改革的动机很明确，这就是“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③。1830—1832年英国离革命很近，这绝不是无稽之谈。当1831年大选给予辉格政府绝对优势时，上院仍坚决反对议会改革，因此引起了大范围的骚乱。1831—1832年冬天，“英国位于刀尖之上”。最后上院终于妥协，改革法案终于得以通过。政府的有力镇压和适时的妥协最终使英国度过了1789—1850年暴风骤雨的年代。如果说1832年改革属于两党“反应式”的行为，那么到了1867年，两党改革更具主动性，工人阶级的作用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通过1867年议会改革，一部分工人首先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圈子;自由党和保守党在选举政治的推动下，扩大了地方的选举组织，并通过多种途径增强了与工人阶级的政治联系，这样许多工人成为两党的选民和支持者。后来的事实表明，工人阶级选民的增加不会影响两党的统治，也不会带来共产主义，工人阶级通过这两次议会改革可以说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1884年的议会改革虽然没能实现普选权，甚至在选区分配上还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但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工人阶级选举权，“这一切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区中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至少在150个到200个选区中占选民的大多数”④。工人阶级虽然能够利用选举权，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到来。因为，“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去看待当时所谓的‘优越者’即中等阶级”，而“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⑤。

　　除了满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外，政府废除《谷物法》，使工业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众吐出了怨气。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则缓解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许多劳工立法、公共卫生住宅立法和教育立法相继通过，改革甚至还渗透到了文官制度、司法和军队领域。社会改革对于工人阶级有着最直接、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工人特别是工会的许多斗争都是围绕工厂法、工时等问题展开的，而相关立法的通过当然地平息了工人的斗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是这些法案的直接受益者，从总体上看，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三

　　19世纪上半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同工人激进主义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对立。它们没有将统治阶级同工人阶级在思想文化上完全割裂开，而是在现实的斗争中，互相让步，找到了合作的契合点。

　　法国大革命后，由于皮特政府反对一切变革，对激进改革运动进行全面镇压，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英国国内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当时广大工业无产阶级尚在形成之中，他们还没有完全的阶级和政治意识，而且工人激进组织力量弱小，整个工人激进运动无论在理论上、组织上还是在现实力量上，根本无法应对保守主义的强大攻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皮特也曾设想进行宪政改革，但显然他的改革主张被打断。维持现状，反对一切变革，成为皮特保守主义的特征，因为“当战争爆发时，很容易把‘改革’看成是‘煽动’，把维持现状看成是爱国主义”⑦。这段时期的保守主义完全背离了柏克“有保留的变革”，完全转到了反动立场，并最终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

　　进入19世纪后，工人激进主义在选举权问题上同保守主义展开搏斗。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运动中，工人阶级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毕竟是一次“改良运动”⑧，议会改革的结果并没有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获得选举权，却体现了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保守主义的一面表现为统治阶级通过拉拢中产阶级保存了旧的政治体制，激进的一面则表现为改革触动了旧体制的根基。这样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在选举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工人阶级对改革结果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也表明他们并不想走得太远。因此，虽然激进主义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激进主义不是将工人阶级同中产阶级分裂对立开来的意识形态而是将两个阶级能在某些时候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

　　激进主义不仅同保守主义可以达到某种融合，更是与自由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洛克的自由主义以及边沁的功利主义都对工人激进主义产生过重要影响，就是受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厄内斯特•琼斯也在使用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语言。特别是1830年自由党上台后，自由主义开始逐渐进入兴盛时期，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使一部分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从而有效地防止了独立工人政党的成立。自由—激进主义可以表现为英国的改良也可以变现为法国的革命，而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就是由不同的传统决定的。这里的传统就是保守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总能在关键时刻向自由—激进主义作出让步，从而避免了冲突的升级。如此，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相互的冲突与融合中保证了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时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使英国平稳度过了最危急的年代，这也是英国文化的特点之一。

　　宪章运动结束后，英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也逐渐形成。有学者称之为“内聚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关注个人日常行为，关注个人的每一次进步。体现在工人运动领域则表现为工人自助运动和自尊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共识文化为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取向。由于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信合法性、相信进步，这使他们的冲突总是局限于拉锯式的斗争，内聚型文化也因此成为维多利亚中期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

　　综上，阶级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政治领域的进步与改革，思想文化领域的保留与变革，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形成、巩固与发展。在冲突与融合中，在继承与变革中，英国工人阶级走出了一条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421、426页。

　　②⑦王觉非主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431页。

　　③［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卷)，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版，第67页。

　　④⑤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8、358、360、355页。

　　⑥辜燮高、王觉非:《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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