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内容概要：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然而，对此期间的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却存在着争论。作为影响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从整体上看，他们实际工资在经历了 18 世纪 90 年代到 19 世纪 10 年代的普遍下降后，自 1820 年开始总体有所改善。工业革命并没有导致工人生活水平的普遍恶化，相反，正是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实际工资的改善程度在所有工人群体中绝非均匀一致，各行业、各地区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生活水平从来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恶化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词：英国 工业革命 工业工人 实际工资生活水平
 
一、实际工资与生活水平的争论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然而，英国工业革命是否提高了当时英国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却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论的学术问题，尤其是 20 世纪英国学术界曾为此展开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 1926 年由克拉潘引发，他认为，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劳工阶层生活水平在实际工资、居住条件等方面都有所改善，以往视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人阶级的一切一切都每况愈下”的观点缺乏实证性依据。 几年以后，J.L.哈蒙德对克拉潘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平均工资不能说明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而且“工业革命的胜利给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带来了新的痛苦”。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争论中，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高峰，形成了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E.J.霍布斯鲍姆(Hobsbawm) 和 R.M.哈特维尔(Hartwell) 分别成为双方的主将。在这场争论中，学术界将执“改善”观点的一派称为“乐观派”，以克拉潘、艾什顿、哈特维尔等为代表; 而把主张“恶化”的称为“悲观派”，以哈蒙德、霍布斯鲍姆、汤普森等为核心。
 
在对工人生活水平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是根据实际工资得出生活水平改善与否的结论。然而，对实际工资指标的价值颇有争议。一部分学者肯定实际工资对说明生活水平变化的意义。克拉潘、艾什顿、尼尔( R.S.Neale) 等许多学者也是通过对整体或个体的物质生活指标研究得出“改善” 结论的。 但反对者对此验证指标表示了极大的质疑。如汤普森说: “财富的大部分明显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又以同样明显的方式落到了雇主的手中，用心理学的观点看，这种现象在人们的感觉中十分酷似生活水平的下降。”“悲观派”指出，实际工资的提高完全可能，但生活环境等条件的恶化以及受压迫的心理感受都超过实际工资带来的好处，因而生活水平最终还是恶化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原有的乐观派与悲观派之争已基本偃旗息鼓，研究进入了更为理性、深入的阶段。当前的主流学者基本上延续了按照物质生活水平和可计量资料来说明问题的研究方法，并且将重点集中在实际工资上。在实际工资的整体状况方面，M.W.福林、林德特和威廉姆森、克拉夫茨等人的研究，基本上同意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实际工资整体上得到持续改善。 当然，这一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论，但主要是关于细节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如变化幅度、各时段的特点、资料的可信度、计量方法之类。而对于工业革命后期实际工资的总体改善，多数学者基本上是认可的。
 
笔者认为，工人生活水平的研究应从可量化的物质生活资料着手。直接反映生活水平的物质生活指标包括工资、物价、实际工资、衣食条件、居住条件、消费结构等。其他间接指标包括国民收入、死亡率、预期寿命、身高体重等。这些指标均可进行量化比较，得出的结论也真实客观。在这些指标中，实际工资是生活水平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其他许多指标都直接受其影响，如衣食条件等。
 
本文是针对工业工人群体展开的研究，并希望以实际工资来反映工人生活水平变化的趋势。所谓实际工资意指将名义工资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以不变价格或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工资。它不是指工人每月实际收到的工资，而是经计算后的统计概念。因此，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物价之间存在着明确而不可忽略的逻辑关系。实际工资的研究必须从名义工资和物价水平入手，也就是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动来折算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得出实际工资变化趋势的结论。研究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英国官方的相关调查和统计报告，包括有关《济贫法》的调查、《农业委员会报告》等，还有一些是发表在《伦敦统计学会年刊》上的统计报告。其中《农业委员会报告》由各郡分别提交的一系列报告组成，并统一命名为“某某郡农业总览”(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第二类是一些个人亲历的记载，其中包括亚瑟·杨( Arthur Young) 的《北游记》和《南游记》、署名“一个英格兰人”的《英格兰的劳动阶级》等。另外，当时人的一些时事性论著和研究专著也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二、工业工人的名义工资 

理论上，名义工资即工人所接受的货币工资。但在现实中，由于有些雇主支付的报酬中一部分是货币，一部分是实物，故这种情况下的名义工资就是货币工资加上实物折算的货币量。
 
所谓工业工人，在 18 世纪中期时大多为从事独立或家庭生产的工匠、小作坊生产者、帮工等。采矿业由于其生产特点历来规模相对较大，但通常也不过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工厂制在纺织业中最突出，而此时也主要存在于纺纱业中。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工业工人的群体不断壮大，并最终成为主体，1801 年占人口比重为 29.7% ，约 140 万人; 1851 年已升至 42.9% ，约 410 万。 工业工人按其技术水平又可简单地划分为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技术工人不仅拥有较高的技术能力，而且工资水平也比较高，纺织、建筑、制陶、印刷、家具等行业中都存在大量技术工人。工业中的普通工人不具备比较专业的技术能力，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技术工人，工厂工人中有很大比例属于这一类，如女工。建筑业中的多数工人也是非技术工人，如挖土工。按生产组织方式又可分为工厂工人、家庭和作坊中的工人、建筑和采矿等工作场地中劳作的工人等。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工资水平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不同行业与技术水平间工资状况显然也不同，技术水平高的行业通常享有较高与较稳定的收入。约翰·儒勒认为，技术工人的工资要比非技术工人高 50% 到 100% ，但这些人最多占到劳动力的 15% ，技术工人包括印刷工、细木匠、刀具匠、铁匠、车轮匠、建筑工匠之类; 其次是成年男性棉厂工人，其收入是北部农场劳工的 1.3 倍至 3 倍，但这类工人到 1835 年也只占棉厂工人的1 /4，其余主要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女工和童工。 当然各行业的实际状况仍要比这复杂得多。
 
据亚瑟·杨统计，18 世纪 60 年代后期北部制造业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每周 9 先令 6 便士，女工 4 先令 7 便士，童工 2 先令 8 便士，统计涵盖纺织、采矿、玻璃制造、制陶器、冶铁、制瓷等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以男工的周工资为例，在兰开郡的瓦灵顿( Warrington) ，帆布织造业在 10 先令左右; 利物浦，纺织业 8 先令 11 便士;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纺织业 7 先令 1 便士; 利兹( Leeds) ，纺织业 8 先令 3 便士; 利物浦，玻璃制造业 9—10 先令; 纽卡斯尔( Newcastle) ，采矿业 15 先令; 谢菲尔德附近( Sheffield) 的罗瑟汉姆( Rotherham) ，冶铁业 10 先令; 纽卡斯尔附近的一个铁厂，工人每天挣1—2 先令，合每周 6—12 先令。 工业革命开始后，许多记录都表明工业工人的工资出现了上升趋势。从1761 年到1791 年，利物浦附近的瓦尔顿( Walton) 裁缝的日工资从6 便士增长到 1 先令 2 便士( 外加食物) ; 屋顶匠的日工资从1 先令增长到2 先令; 铁匠打一副马掌，从 1 先令涨到 1 先令 8 便士。木匠造一幅大车的工资从5 英镑涨到9 英镑4 先令，造一幅车轮的工资从18 先令涨到 1 英镑 15 先令。英格兰南部的工业工人的工资也在上升，但幅度显然要低于北部。据托马斯·图克援引格林威治医院( Greenwich Hospital) 的记录表明，与20 年前相比，1800 年工匠的工资普遍上升。其中，木匠的日工资从2 先令 6 便士至2 先令8 便士涨到3 先令2 便士; 砌砖匠从2 先令4 便士涨到 3 先令; 石匠从 2 先令 8 便士涨到 2 先令 10 便士; 管子工从3 先令涨到3 先令3 便士。一位裁缝声称，1777—1795 年每周的工资是1 英镑 1 先令 9 便士( 合21 先令9 便士) ，1795 年涨到25 先令，1801 年为27 先令。一位印刷排字工1795 年工资已从原来的24 先令涨到27 先令，1801 年为 30 先令。 工业工人工资上涨的趋势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10 年代。如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东区，在不提供住宿的情况下，1811 年车轮匠的日工资是 3—4 先令; 砌砖匠的日工资是 3 先令 6 便士到 4 先令，周工资在 16—24 先令。这个数字与 18 世纪 90 年代北部工匠的工资水平相比的确又有明显上升。相比之下，1790 年斯塔夫德郡北部的木匠、砌砖匠、制陶工人、采煤工的日工资在 2 先令到 2 先令 6 便士之间，合每周 12—15 先令。 工厂工人的工资状况同样如此，19 世纪 10 年棉纺厂中一名男纺工的周工资是 25 先令 10 便士，1813 年是 31 先令 10.5 便士。到 19 世纪 10 年代前期，工业工人的一般工资水平已是 18 世纪 60 年代的两倍多。


 
自 1815 年左右开始，工业工人的工资有所下降，但波动并不剧烈。同样一位棉纺厂的男工 1823 年挣 28 先令 1.5 便士，1827 年挣 30 先令。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工厂制生产的优势变得日益突出。在纺织业中这种优势不仅反映在生产效率上，同时也反映在工资水平上。据 P.加斯克尔记载，19 世纪 30 年代，“棉纺厂中……平均工资率可能定在每周 10 先令”。凯伊对曼彻斯特的棉纺厂的观察表明，包括所有工人( 无论老幼) 在内的平均工资是每周 9—12 先令。同时代，爱德华·拜恩斯的统计也反映出 1833 年兰开郡和柴郡棉纺厂的平均工资是 10 先令 5 便士，而且认为没有哪个工人阶层能得到比这更好的工资。 每周 10 先令的平均值实际上涵盖了男工、女工、童工的所有工资，而棉纺厂中成年男工通常只占少数，多数是女工和童工，女工的工资低于男工，童工则更低。这样看来，此时的平均工资水平已显著高于 1770 年，因为当时男工的人均工资只有 9.5 先令。19 世纪 30 年代初，工厂工人的工资的具体状况如 P.加斯克尔所述: “精纱纺工每周能挣 25 到 30 先令; 粗纺工多数是妇女，挣 18 到 21 先令; 织工大多是年轻妇女和女孩，挣 10 先令到 16 先令。这一工资支付率与 1816 年的水平非常一致。”而且，“劳动时间在最近的 26 年中也极少变化”。工厂制之外的普通工业工人大多以成年男性为主，此时的工资已显示出与工厂工人的差距。例如，同期在多塞特郡的克兰伯恩，非技术的制陶男工每周只不过挣 9 先令。 相比之下，工厂中女工收入常常高于一些行业的普通非技术男工。难怪拜恩斯等都认为工厂工人的收入是所有行业中最好的。如果排除某些行业的少数技术工人的话，普遍情况的确如此。但非工厂行业技术工人的高工资特征大多并未改变，例如，19 世纪 30 年代的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Newcastle － upon － Tyne) 制绳厂的制绳匠，平均每周工资为 1 基尼( 合 21 先令) ; 铁匠为 1 基尼; 玻璃匠为 40—60 先令。 这样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工厂工人的最高档次，甚至更高。仅就工厂而言，19 世纪 40 年代的工资水平与二三十年代相比并无明显变化。“一位英格兰人”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曾广泛游历约克郡西区、兰开郡、柴郡、德比郡( Derbyshire) 各地工厂。在他看来，“平均的工资率是每周 10 先令”。譬如，1841 年，曼彻斯特的一个机器纺工周工资是 27 先令。苏格兰的敦提( Dundee) 的亚麻纺纱厂中十几岁的女工周工资 1.32 美元，合 5 先令 3 便士多; 男织工是1.92 美元，合7 先令8 便士; 整麻工是2.88 美元，合11 先令6 便士; 技工是4.85 美元，合 19 先令 5 便士。至 1850 年，尽管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与 19 世纪 10 年代中期的最高值相比已有所下降，但仍相当于工业革命发轫之时的两倍左右。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 18 世纪中期到 1850 年，工业工人的名义工资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图克曾总结: “到 1812 年每夸特小麦前大多数行业( 工资) 达到了其最大值”，在此期间“农业劳工和工匠的工资都加倍了，或接近加倍”。 这个结论与当代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按照林德特— 威廉姆森( Lindert ＆ Williamson) 名义工资指数，1755 年为 51，1805 年为 97，1810 年为 108，1815 年为 106，1851 年为 10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工业革命期间名义工资以 1813 年左右为转折点，经历了持续上升到稍有下降的过程，但总体上呈上升势态。到工业革命尾声时，平均水平已大约是 18 世纪中期的两倍。然而，名义工资只是一个表面数字，它并没有涉及物价的变化，也就不能说明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实际关联。
 
三、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上述研究仅阐明了名义工资的变化状况，但消费水平尚要受到物价的影响。物价的涨落直接影响到工人所持工资的购买力，进而影响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变化。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水平，工人生活费用主要涉及食品、衣服、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这些物品的价格变化就成为影响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直接因素，其中以食品价格影响最大，其次是衣服和燃料价格。而且工人家庭名义收入越低，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变化对其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大。一份关于 19 世纪 40 年代约克郡马尔顿教区( Malton) 的统计显示，这里的劳工家庭平均年收入是 37 英镑，各项支出中面粉占总支出的 35.7% ，肉、奶酪、啤酒等占 24.3% ，燃料、蜡烛等占 13% ，衣服、鞋等占 10.5% ，其余如房租、地租等占 15% ，用于食物的开支要占到 60% 。由此可以看出，价格变化必定对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而其中食品价格变动的影响最为重要。
 
食品包括谷物、肉类、奶、果蔬、佐料等。其中谷物的价格是其他食品和生活品价格的风向标，因为谷物价格的变动对诸多行业的成本影响较大，其他食品价格往往随谷物价格而变。谷物价格仅以小麦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原因在于: 一方面，自 18 世纪开始小麦已逐渐成为普通工人家庭的主食; 另一方面，小麦价格的变动会引起其他替代性谷物价格呈同方向变动。18 世纪中期以后小麦价格虽有所波动，但总体来说比较平稳。据托马斯·图克统计，1751—1766 年每夸特小麦价格基本在 32—48 先令之间波动; 1767—1794 年小麦价格总体有所上升，在 41—59 先令之间波动; 1795—1820 年则出现了一个异常的高价格期，每夸特小麦价格基本上都在 76 先令以上，其中 1800—1801 年达到 128 先令，1809—1813 年为 106—120 先令。 马尔萨斯提到的 1812 年每夸特小麦价格还略高些，为 125 先令。 实际上，据布兰记载，1813 年 2 月时每夸特小麦价格甚至高达 190 先令，10 月份收获后降为 72 先令。1813 年后曾经持续上涨的小麦价格转而下降，并进而跌回了开始上涨前的水平。1814 年全年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为 67 先令以上，1815 年 10 月平均是 55 先令9 便士，4 月份为 55 先令。 进入 19 世纪 20 年代小麦价格再次变得相对稳定，乔治·萨提称 1820— 1824 年五年的小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 55 先令。 1830 年至 1845 年的价格基本上保持在 40—70 先令，且 50—60 先令的状况居多。因此可以看到，1795—1813 年的粮食价格曾上涨到工业革命初期的两三倍，但 1820 年以后工业革命结束时，价格又跌回到 18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当时的纺织品面料主要是毛、棉、亚麻三类。其中除棉绒价格一直相对稳定外，羊毛和亚麻在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1815 年这段时期内都出现了价格高涨。以西班牙羊毛为例，1782—1798 年，按质量不同，每磅的价格为3 先令至4 先令10 便士不等，十几年并无明显变化，1799 年到1819 年上涨了1 倍，1809 年最高曾到26 先令。1820 年后价格不仅快速回落到18 世纪80 年代的水平，甚至更低，1827—1838 年经常不超过 3 先令。1782—1795 年每吨亚麻的价格大多在 30—45 英镑，1795—1815 年价格涨了 1 倍，1808 年、1809 年最高时曾达140 英镑以上，1816 年价格又回落到 43—70 英镑，此后直到 1838 年基本保持在 18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上。 燃料价格以煤为例，经历了与粮食非常相近的涨跌过程。据统计，1770 年到 1790 年之前，煤价格指数在 100 上下波动，且幅度不大。指数的大幅上升开始于 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1803 年上涨到 139，1814 年的最高峰为 173，此后便开始显著下降，1830 年时为 128。
 
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各类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水平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变化过程。普遍的价格大幅上涨开始于 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此至 1820 年形成了一个高价格的驼峰。M.W.福林认为，驼峰的转折点是“1813 年，这一年经历了长期价格上升的巅峰并开始下降，价格下降一直持续到至少19 世纪中期”。表 1 中的G-R-S数为盖尔、罗斯托、施瓦茨( Gayer、Rostow、Schwartz) 1953 年的研究结果，该指数中所占权重最大的为粮食、动物类食品、燃料、服装原料等，非生活必需品类仅占极小的权重。粗略算来，1795 年至 1815 年的 20 年中商品价格超过 1790 年的 50% 到 90% 。如果参考熊彼特-吉尔伯( Schumpeter-Gilboy) 商品价格指数(S-G指数) ，1813 年的价格水平已是 18 世纪 50 年代的约2.6 倍，是18 世纪80 年代的约两倍。但1820 年以后价格指数不仅跌回到18 世纪80 年代的水平，而且还继续下跌。相比于一般价格指数，三类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幅度无疑更大。而对于工人阶层来说，由于其用于必需品支出的比例高，必需品价格对实际收入的影响也更大。只有名义工资的上升幅度能够抵消物价上涨的影响时，工人的生活水平才不至于降低。



 
四、实际工资的一般趋势与差异 

实际工资是体现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和最直接指标。M.W.福林曾说: “英国工人对实际工资总是比对其他的生活标准因素显示出更多的兴趣。”在工业革命时期，更高的实际工资就意味着更多的面包和啤酒，对于绝大多数工人家庭都是更实在的东西。根据名义工资和物价走势特征，我们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时段来考察。
 
第一个时期是从 1750 至 1795 年。根据熊彼特 － 吉尔伯价格指数，1755—1793 年消费品价格上升了约 25% 以上( 18 世纪 50 年代后期基本是 100，1790 年是 124，1793 年是 129) 。 且从前述的价格变化来看，粮食上涨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期工业工人工资上升基本能够抵消物价上涨，实际工资未出现整体下降( 参见表 2) 。一些工业发展快的地区则更好，据吉尔伯研究，兰开郡工匠的货币工资自 18 世纪 6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就一路上升，上升幅度超过 80% 。
 
第二个时期是从 1795 年至 1815 年。这个时段最为特殊，整个工业革命时代最明显的物价和名义工资上升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但从前文可知，名义工资上升普遍低于价格的上升幅度，且差距明显。图克即观察到此间工业工人工资虽显著上涨，但价格的增长幅度更大。实际工资在这 20 年中陷入了一个低谷。这一特征在英国学术界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共识，即使当年的乐观派学者也无异议。但这绝非是工业革命造成的。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拿破仑战争的影响，由于政府大规模的战争投入挤占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因此迟滞了经济增长。其二是这一时期连续出现几次严重的农业歉收，再加之大陆的贸易封锁，使农产品价格上涨。换言之，正是出现了不利于工业革命的状况才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和生活水平恶化。
 
第三个时期是从 1815 至 1850 年。这一时期虽然各群体工人的名义工资大多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仍保持在 19 世纪初期的较高水平。且由于整体物价已回落到 18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出现明显和持续的改善，尤其是 1820 年以后的趋势更为明确。据林德特和威廉姆森的研究，到工业革命结束时，实际工资水平已经超过 18 世纪 50 年代约 100% 。实际工资的一般趋势可参见表 2。爱德华·拜恩斯对工厂工人的观察也表明: “自从战争以来，按照名义数量的工资已经下降，但并不如日用品和服装价格下降得多。这样，工人现在正得到比先前任何时候更高的实际工资。”普遍改善的出现与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重新恢复到经济发展的正轨，且发展明显加速。据迪恩和科尔估计，1780—1800 年国民产出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 1.8% ，而 19 世纪前 30 年平均为 2.9% 。 工厂制生产也是自此时开始广为推行，并显现出替代家庭生产的趋势。经济发展有利于劳动价格的上升，这一点也是由于当时日益自由的经济环境决定的。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就已指出了这一趋势，他说: “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斯密的预言最终由工业革命的现实所证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 1820 年开始，工业工人阶层的实际工资总体有所改善。
 




上述的实际工资改善仅能代表一般趋势，而工业革命中不同地域、行业间的工资存在着明显甚至巨大的差异。T.S.艾什顿也认识到: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指数，而是多个。”
 
首先，实际工资的地域差异。这一点在所有行业中都存在。实际工资改善最大的地区正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即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上述地区的工业工人实际工资在 18 世纪已有明显上升。
 
吉尔伯对兰开郡工匠的研究反映出，18 世纪 60 年代其实际工资指数大多在 130 上下波动，80 年代到 1792 年基本上在 160 上下浮动，增幅超过 20% 。据 F.W.伯萨姆和 E.H.亨特对斯塔福德郡北部的计量研究，1751—1755 年至 1788—1792 年，普通劳工的实际工资上升了 18% ; 1750—1754 年到 1788—1792 年，木匠实际工资上升了 10% ，砌砖匠上升了 14% ; 1750—1753 年到 1790—1793 年，有技术的男性制陶工人实际工资上升了49% ; 1774—1775 年到1789—1792 年，采煤工实际工资上升了约 60% 。 地区实际工资还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即工业发展快的地区工资一般都高于周边及缺少工业的地区。中部的斯塔福德郡农业委员会报告称: “劳动的价格和工资率随地点而变化。在繁荣的制造业周围地区它们总是最高的，在本郡没有这类制造业的那些偏远地方总是最低的。”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而且南部的工业地区也是如此。当然，工业工人也并未都享受到工业革命的好处。塔克对伦敦工匠的研究结果则表明，18 世纪 70 年代到 1820 年实际工资陷入了一个长期的低谷阶段。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虽持续好转，但只不过是恢复到 18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L.D.施瓦茨对伦敦工匠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 “到 1820 年，实际工资已经超过 1790 年的水平。但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或更晚，实际工资才超过 1740 年水平。”可见，一些地区的工业工人实际工资不仅改善不多，甚至还有可能下降了。
 
其次，行业间的差异。工业的不同行业之间，除少数技术工人外，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经常是最高的。P.加斯克尔同样证实: “棉纺厂中做工的人要比其他劳工阶层挣到更高的工资。”纳索·西尼尔曾记述，在曼彻斯特一个 14 岁操作动力织机的女孩也能与成年人挣得一样多。 即使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特别是自从该教区开办了一家棉制造厂，妇女和孩子都能挣很高的工资”。更为重要的是，工厂工人的收入比较稳定，而散工收入则经常不稳定。与工厂相对照，手织机工人在享有了 18 世纪优越境遇之后，19 世纪的确转而成为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群体。据记载，1797 年手织机工人的周工资是 26 先令 8 便士，1800 年也还能挣到 20 先令，而此后不断衰落，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竟只能挣到 5 先令 6 便士。 相比之下，1832 年曼彻斯特几家棉纺织厂中的童工平均工资至少还在 5 先令 4 便士以上。
 
最后，性别和年龄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由生产率的差异所致，在同一工种中，女工的生产能力大多不如男工，童工当然就差得更远。


 
造成上述实际工资及其变化趋势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 其一，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工业化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南部则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化和工厂制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需求，扩大的劳动需求有利于推动实际工资的上涨。这一点是由市场因素主导的。而且，工业发展快的地区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工资上涨。其二，生产率差异的影响。纺织业中工厂制生产体现了生产率的快速进步，实际收入较好且改善明显。而手织机生产尽管属于技术型的，但由于最终无法在效率上与工厂竞争，结果在进入 19 世纪后日益衰落，收入恶化。其他行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存在差异。
 
五、结 论 

由工业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为实际工资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创造了先决条件，并最终带来改善。同时也正如哈罗德·佩金所说，“生活水平的普遍上升是工业革命的确定特征之一”。这一结果又与英国发展模式的其他关键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日益自由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工人实际工资的改善。英国工业革命是在不断拓展和确立经济自由的状态下发生和持续的。17 世纪末以来，阻碍经济发展的商业垄断逐步被打破，《工匠法》、《居住法》等限制生产和劳动力流动的法律也已基本名存实亡。劳动力实际上获得了自由迁徙和从业的权利。伴随工业化发生的产业结构转变，表现为更多数量和比例的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在日益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完成这一转变的最重要推动力就是新兴工业的高工资，而非政治上的强制。保持相对高的工资水平是不断扩张的工业产业所需要的，否则扩张必将因得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而不能持续。工厂制初期，若非由于高工资，成年男性就几乎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做工，其他行业也大抵如此。自由不仅能够实现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和资本的……均等”，而且有利于实际收入的改善。正如前文所引，当工商业繁荣时沃里克郡找到足够的人手干农活都难。这当然不仅会迫使工商业，也迫使农业提高劳动者的报酬。
 
其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势态有利于创造更大的劳动需求和实际收入的改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增长是有史以来最快的，然而，“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的马尔萨斯定律并没有成为现实。据迪恩和科尔估计，不列颠人口 1801 年为 1069 万，1851 年 2088 万，增加近 1 倍。而同期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产出分别为 1.38 亿英镑和 4.94 亿英镑，增加了约 2.58 倍。 人口增长既为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又没有抵消人均产出的增加。生产和人口增长的适当比例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劳动需求状况，从而最终提高工资。
 
再次，英国的增长模式也有利于劳动阶层的改善。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不仅是原发型的，而且是源自大众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棉、毛等纺织品生产的扩张同时满足的是国内和国外市场，这种模式不同于 20 世纪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棉纺织品为例，1819 至 1846 年间的最终产值从 2940 万英镑上升到 4670 万英镑，而每年出口的比例在 50% —55% ，其余满足国内需求。可见，很大的比例和产出量是用于国内消费的，国内需求的增长拉动力相当明显。实际收入改善是维持消费需求增长的先决条件。这本身就说明，与以出口、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发动机的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劳动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工业革命中技术与制度的革新带来了生产效率的不断进步，这一特点在新兴制造业和交通建设业中尤为突出。这些行业因此有能力体现出工资的相对优势，并吸引劳动力流入，从而实现扩张。实际上，这也就是自由环境下劳动力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
 
此外，本文不认为“改善”的结论与工人生活状况“困苦”相矛盾。这个逻辑可通过下例来说明: 一个人原来每天只吃得起一个馒头，吃不饱，现在每天能吃两个馒头了，仍吃不饱，换而言之，仍很困苦，但我想没有人会否认他比以前改善了。改善与否是变化趋势，与水平高低无关。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有着不同经历、不同利益的许多群体。其中，技术工人、部分工厂工人的生活相对比较好。恩格斯提到: “工资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挣点钱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 饭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和干酪。”但无技术的普通工人则难免受到经济萧条、失业、低工资的困扰，生活不稳定且生活水平低下，下层工人尤为如此。前文援引的工人家庭开支状况就已表明那类工人的生活确实很困苦。克拉潘是 20 世纪那场争论的肇始者，他提出了生活水平改善的观点，但在其书中呈现的种种工人生活状况同样也能说明“困苦”大量存在。因此，“改善”的结论并不是对“困苦”的否定，而是体现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同时，劳动阶层的财富所得比例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的确并不乐观。有学者估计，英国 1759 年的基尼系数为0.509，1867年为 0.577。 可见财富分配更利于资本一方，而非劳动一方，且差距还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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