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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念达：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的兴起与发展
发布时间：2023-08-21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 作者：姚念达
关键词： 美国外交史 环境外交 环境路径 环保运动 国际环境合作
近十余年来，环境维度被引入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也随之兴起，即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环境路径(Environmental Approach to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概括来说，环境路径是将环境因素和环境问题纳入外交史研究，探求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跨国群体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以求对已有的叙事模式和解释框架进行补充。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环境路径最早从外交史和环境史的交叉领域发展起来，由于近期不断有新研究出现，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已经将“生态与环境”作为新的索引条目加入最新版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指南》(The SHAFR Guide， 2019)中。因为相关研究兴起的时间较晚，虽然曾有知名学者对此研究路径进行呼吁和展望，但学术界尚未对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做出权威定义，也缺乏对此方法的系统性追踪和解读。因此，本文试图梳理和归纳这一新潮流的起源与发展，评价其利弊得失，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一、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的缘起
外交史研究环境路径的兴起既与国际事务发生深刻变化有直接关系，又受到史学内部新潮流的影响，同时也是外交史学者求新求变的结果。
正如克罗齐所言，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往往受其“现实关怀”的影响，美国外交史环境路径的兴起也不例外，环境政治和环保活动便是学者们的现实关怀。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和需求不断增强。70年代，在环境政治的影响下，环境治理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题。冷战结束后，环境议题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美国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的紧张局势暂告一段落后，其他若干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环境保护便是其中之一。环境污染被认为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需要被更多的关注。环境治理已经位列美国主要外交目标之一，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介绍称：国务院下属机构致力于“汇集资深科学家、律师和外交官”，“与邻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有效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从而保障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享健康与富足”。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起囊括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环境合作框架，北约、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已将环境治理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对环境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国家政府间，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也致力于推动世界环境治理。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的话来说：“这个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家们)即使没有比关注力量均势更看重环境，也至少是将二者平等看待了。”如今，有关环境治理的讨论遍布媒体和日常生活，环境质量不仅被认为与个人的生活质量相关，也被认为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大事。同时，随着环境议题的产生与发展，当代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对国际政治学界产生了直接的知识需求。为了描述和解释这一国际政治新议题，学者建构了众多概念和分析工具，提供了对环境问题的政治哲学思考。这些著述和研究成为外交史研究新路径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环境政治在美国兴起，还与自然科学研究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开始，众多学者揭示出环境破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危机。这些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刺激了历史学者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60年代末以来，科学家们为了让公众更快、更准确地理解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将多项科研成果用通俗的语言写成公众读物出版。他们强调污染的严峻性及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并呼吁各国政府肩负起管理环境的责任，建立起全球性的政府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科学家对环境问题的通俗化描述影响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为其提供了大量易于理解的概念、数据和预测，也帮助历史学者理解环境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理性认识环境对人类社会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
美国环境政治的兴起及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直接推动着美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环保运动的带动下，环境史研究在70年代兴起。到80年代，环境史研究已经成熟，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环境史如今已成为历史学分支中的一门显学。环境史学者揭示出，自然环境并非受人摆布的客体，而是能参与塑造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环境史研究为历史学的解释框架引入了“自然”这一新维度，对美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其他史学分支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自己领域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环境因素，将其补充到自己的研究和解释框架中，并且开始借鉴环境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在外交史环境路径兴起之前，科技史、医疗史、军事史等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潮流。同时，自然环境本身具有跨国性，空气、水、动植物的流动或迁徙很难受国家边境限制，因而跨国环境不仅是环境史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是环境史研究的场域。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史学者对跨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大量成果，并且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环境合作。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不断敦促着外交史学者反思自身学科中存在的问题。
恰逢此时，美国外交史研究遭遇了一场危机。外交史曾一度被美国史学界视为最保守、古板的领域之一，被看作远离民众生活，只关注政府高层的学问。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围绕着“高端政治”展开，立足于政府外交档案，考察国与国之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交涉，并且将国家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外交行为体。因而在传统研究的影响下，外交史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国家间围绕政治、经济产生的外交冲突和妥协。大多数研究者仅关注上层精英的活动，认为外交政策是决策者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外交史学因缺少理论和方法创新而遭到猛烈批评，其影响力和读者数量也大不如前。学科的衰落让学者对既有研究进行反思和改良。此后，外交史学者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成果，极大扩展了研究对象、视角和材料。
在国际事务变化和历史学研究潮流的共同影响下，缺少环境因素考量的“人类中心主义”外交史研究受到了多方面批评。概括来说，传统外交史研究忽视环境外交活动和国际环境合作的意义，使得相关历史叙事出现空白。传统研究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才是左右国家权力或国际格局的关键，环境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不大，因而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外交活动和跨国交往都很难被纳入外交史的叙事中。此外，忽视环境维度限制了研究者对外交事件的分析。自然环境因素的缺失让国际关系事务仿佛被置于真空之中，看似没有任何非人因素能对其产生影响，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可能会让研究得出有偏颇的结论。因而在批评者看来，历史学的其他分支早已重视环境路径，但外交史和国际史学者面对环境因素时的反应比较迟缓。
外交史自身的演进为学者改良研究方法提供了契机。在环境路径出现之前，外交史自身也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转变，如前文所述，随着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的出现，外交史的研究范围和解释框架得到了极大扩展。在这些转变的影响下，之前被忽略的理论、话题、视角、方法、材料陆续被纳入新的研究中，让外交史的叙事愈发丰富，解释框架愈发完善，从而使环境维度的引入成为可能。
20世纪90年代，冷战史学者和关注国际事务的环境史学者最早意识到环境路径对外交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冷战结束之初，环境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曾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冷战史研究也出现了“超越冷战”的新潮流，不再将冷战期间的历史发展都视为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原因和结果。冷战国际关系史学者托马斯·帕特森于1990年回顾和展望美国外交史研究时，将环境视为两大值得重视的国际议题之一，并提醒研究者加以关注。他说：“地球环境的显著变化已经影响了国际体系中力量的分配，并且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冲突。”1996年，关注外交史的环境史学者马克·莱特尔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上发表文章，首次呼吁外交史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环境路径，在外交史和环境史中找到研究的交叉点。通过观察环境史研究，莱特尔指出，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大气、水、生物等自然因素在各个区域之间往来流动。人类也是环境中的一部分，人会在区域间迁徙，人类制造的物品和财富也随之移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资源分布会左右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人类寻找、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也不是单纯的环境事件，它们都会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因而，莱特尔认为，外交史学者有必要通过环境路径对外交史进行“再概念化”，将那些“支撑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态元素，如土壤、气候、地质、生物和其他自然事物”纳入研究中，从而获得对历史更强的解释力。莱特尔设想，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打破环境史与外交史学科边界的产物，研究方向应当有两种：其一是书写“不言而喻”(self-evidently)的环境问题，即围绕污染、人口、经济-环境关系、激进环境团体等议题和社会群体开展的外交活动；其二是用环境视角对传统外交史课题进行再分析，即借鉴环境史的研究方法，重新考察外交史经典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或补充旧有的解释框架。2004年，帕特森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文章。他指出，环境和科技与国际交流一样，是应当受到更多关注的研究话题。他对莱特尔的观点予以称赞，建议同行应该更多了解和学习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建立外交史与环境史间的联系，认为气候变化、跨国污染、核泄漏、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国农业公司等问题值得外交史学者进行更全面的讨论。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有更多历史学者呼吁重视外交史研究的环境路径。较早研究环境外交史的学者库克帕特里克·多尔西于2005年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再次提醒同行关注环境问题。多尔西借用乔治·凯南用过的比喻，将外交史研究比作对一只恐龙的研究。他指出，学者们大多只研究恐龙本身，而不关心其生活的沼泽。他形象地解释道，两国间的外交活动好比两头史前巨兽在沼泽中争斗，备受关注的精英决策者好比巨兽操纵身躯的大脑，外交政策仿佛巨兽甩动尾巴使出的招式，而巨兽生活的沼泽却被研究者忽视。相比于恐龙不起太大作用的大脑，它生活的沼泽可能对它的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多尔西一语双关地提出，外交史学界不应像凯南笔下反应迟钝的恐龙一样，对史学界注重环境影响的新趋势视而不见，更不应像研究恐龙忽视沼泽的学者那样，对影响外交活动的自然因素不闻不问。因而，他建议外交史学者应该像环境史、军事史等其他史学分支的学者一样，承认环境的能动作用，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外交事件发生的场所。多尔西呼吁外交史学者更多地对“自然如何影响外交”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要将环境外交史的叙事工作拱手让与政治学者。2008年，《外交史》杂志刊发了一系列专题文章，帮助“对外关系史学者和环境史学者开展对话”。专题文章涉及国际环境思想、环境外交政策、跨国污染治理、战争与环境、国际环境政治等话题，将其作为学术新动态介绍给读者，“展示学者们如何卓有成效地将环境与外交史研究相结合”，以期启发更多相关研究者，在外交史和环境史研究中找到交叉点。多尔西、莱特尔、入江昭、唐纳德·沃斯特这几位学界资深学者为系列文章撰写导言和评论，再次呼吁将环境视角融入外交史研究中。2008年之后，尝试应用环境路径对美国外交史进行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加，相关论著也日益丰富。
不过，即便如此，相比于其他研究方法，环境路径的研究进展依旧缓慢，尚未将20年前学者们构想的框架搭建完成，很多问题未被触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第一，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即使是完成了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的外交史研究，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依照学者的设想，环境路径探究的问题之一是环境与外交的相互影响，即自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这显然不是外交史学者擅长的领域。第二，环境路径研究所需的材料较难收集。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对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总统图书馆所藏的外交档案编目如数家珍，但由于环境外交出现较晚，因而美国的各大档案馆和图书馆大多还没有将环境外交或外交中的环境议题编为专题，因而在缺少前人研究经验的情况下，找到和找全相关资料都较为困难。对于研究时段位于环境问题政治化之前的学者来说，材料就更加难以找到。第三，对外交史环境路径感兴趣的学者仍相对较少，这也让相关研究出现了少数学者垄断学术话题、各自为战的现象。在2019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年会上，学者们仍然在强调环境因素在外交史中的重要性，呼吁同行们关注环境路径。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和近年频发的自然灾害，美国学术界愈发重视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2021年度的贝尔纳特讲座(Bernath Lecture)中，美国学者朱莉娅·欧文再次呼吁学界关注气候和灾难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国际史中发挥的作用，探寻环境灾害的历史根源，为应对当下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提供参考。历史学者的现实关怀再一次激发了外交史研究者对环境路径的兴趣，未来或许会推动新的研究热潮。
二、作为新题材的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
近十余年，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这些新研究没有超出莱特尔的设计。因此，借用莱特尔的构想，下文将相关研究的进展分为两个方向分别介绍。其一是将环境路径作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题材，书写国际关系行为体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外交活动；其二是将环境路径作为新的解释视角，重新审视和阐释传统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学者们在书写国际关系行为体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外交活动时，涉及的行为体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层面，涉及的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治理、自然资源、农业、卫生、自然灾害、技术和废弃物等。
在国家层面，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美国参与的国际环境协议，以及美国在北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倡议的环境合作。美国对建立国际环境合作机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北约内部，试图借助北约已有的合作框架治理国际环境问题。1969年，美国在北约提出成立“应对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 CCMS)的倡议，呼吁北约成员国进行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合作，在北约的职能上建立除军事、政治之外的“第三维”，即社会领域的合作。对此话题，西蒙尼·图切蒂做了一项具体的案例研究。他考察了北约环境合作项目的具体情况，阐述了其从军事技术研究发展为一般科学研究的过程，包括北约各成员国和北约各部门在经费和人员上的博弈。雅各布·汉布林、埃文希斯·哈齐瓦西里乌和张勇安等学者则从高层政治的角度，分别阐述了美国将环境合作倡议引入北约的过程。
在社会层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对国际环境政治产生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群体。国际环境合作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政府间谈判的结果，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积极参与、环保思想的广泛传播等社会因素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外交史学者不断强调科学家在环境外交中的重要作用。雅各布·汉布林曾考察过冷战期间的海洋科学合作，他发现西方阵营内部和东西方阵营之间就航运、海洋科学和海洋军事技术上进行过很多合作，科学家组织和个人在国家或民间团体资助下从事的这些活动成为环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佩林·塞尔瑟则进一步强调了科学家在环境外交中的地位，通过研究科学家在二战后的环境思想、科学家在环境运动中的跨国活动和联合国的地理环境项目，突出科学知识在环境合作中的重要性，将环境外交描述成建立在科学共识基础上的政治实践。
在个人层面，学者们对美国环境外交的主要决策者进行了传记式的研究。尼克松和拉塞尔·特雷恩(Russell E. Train)成为研究的焦点人物。尼克松政府是现代国际环境合作最初的倡导方，特雷恩是该政府环境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布鲁克斯·弗利彭发表了多个研究成果，利用政府档案和私人档案，考察了曾一度被忽视的环境外交决策和实施过程，尤其是尼克松和特雷恩个人对国际环境政治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环境外交的贡献。弗利彭发现，特雷恩是国际环境政治兴起初期的关键人物，他利用自己在环保组织中的声望和外交技巧，扩大了美国环境外交的影响力。
通过考察国际环境治理机制，学者利用环境路径，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做了重要补充。虽然参与国际环境政治曾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活动的重要环节，但针对这一时段的外交史研究却大多偏重于缓和战略、越南战争和美中关系等问题，长期忽视了环境外交。受传统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学者们曾认为国际环境合作对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和意识形态对抗等传统“大外交”问题影响不大，因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环境路径强调环境对外交的影响，国际环境治理的意义也被发掘了出来，相关研究补齐了传统外交史的叙事短板。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借鉴了环境史研究，对美国外交活动中有关自然环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考察，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新题材。
一是开发跨国自然资源的外交活动。多尔西的著作和论文考察了现代环境外交开展之前，有关跨国自然资源开发合作的外交谈判是如何发起的，以及社会群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与加拿大自治领(英国政府)进行了几场与动物资源有关的谈判。从环境路径出发，这些相互独立的外交谈判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不再是前辈学者笔下因缺少研究意义而被一笔带过的外交事件。多尔西将研究聚焦于1908年《内河、湖泊渔业条约》(The Inland Fisheries Treaty of 1908)、1911年《北太平洋海獭公约》(The North Pacific Fur Seal Convention of 1911) 和 1916 年《候鸟条约》(The Migratory Bird Treaty of 1916)的谈判。他发现，这些谈判具有三个共同点：第一，谈判都与栖息地跨越国境的动物有关，谈判双方都关注它们的商业价值；第二，谈判双方都相信，继续过度捕杀这些动物会导致其灭绝，从而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三，为了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两国都允许科学家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参与到谈判中来。因此，多尔西指出，若将这三次谈判视作一个整体，它不仅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尝试与他国联合治理被视为“公共财产”的自然资源，也是相关环保人士首次影响外交事务。环境路径让这些曾一度被忽视的早期环境外交被揭示出来，自然科学家与资源保护主义者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也被纳入相应的历史叙事中，经济考量不再被认为是以上谈判的唯一决定因素。
二是外交活动中的农业项目，尤其是冷战期间的美国对外农业援助。由于美国决策者坚信，饥饿会让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有机可乘，因而提高被援助国的农业效率、增加粮食供给成为援助的重要目标。学者们揭示出美国农业援助的多个面向。“绿色革命”是农业援助项目之一，该项目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科学家和私人基金会的协助下，美国政府将农业机械和高产作物品种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督促这些国家依照美国的营养学知识和农村社会组织模式管理食物生产。水利设施建设是另外一类农业援助项目，这种传统的农业工程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手段。学者们对美苏争夺水利工程援建项目进行探讨。水利工程援建不仅使受援国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让美国获得了政治筹码，而且美国也可以借机展示自己的技术实力，展现所谓的制度“优越性”。这些研究揭示出，自然环境在冷战期间曾经被用来充当美国外交的工具。
第三和第四个题材是卫生与灾害救助项目。这些项目也被美国政府利用，以达到外交目的。现代医学证明，一些疾病与野生动物、蚊虫有密切关系。冷战前期，滴滴涕是美国抑制疟疾的主要工具，曾在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计划”(Malaria Eradication Project， MEP)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克拉发现，在冷战语境中，滴滴涕既被美国赋予了消灭“共产主义疾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是美国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消灭疾病的重要方式。金克拉将杀虫剂的推广看作美国“利他主义”的表现，不过，滴滴涕在改变世界之时也破坏了环境，毒害了世界，偏离了本意。自然灾害爆发后的人道救援项目也成为东西方阵营争夺人心的“战场”，在欧洲爆发水灾时，美国积极向东欧国家提供粮食援助，同时东欧国家政府也极力淡化援助物资在宣传上对美国的有利影响。关注卫生和自然灾害的学者，与研究农业项目的学者一道，共同丰富了美国冷战对外援助的历史叙事。
五是与环境紧密联系的技术及其影响。美国在二战后将环境要素纳入对国家安全政策的考量之中。学者们发现，一方面，美国军方出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需要，推动了科学家对外国环境的研究；另一方面，冷战的军事竞争促使美国尝试将环境技术武器化，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马修·法里什关注了美国军方的环境研究项目。他发现，为研发适用于不同环境的军事装备和给养，美国军方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针对人类如何在全球的不同环境下生存开展了一系列科研项目。这些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和技术，被用于服务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事需求。在了解环境的同时，美国曾在冷战期间进行了多个基于环境技术的新武器研发项目，敌对国家的农作物、牲畜都可以成为武器攻击的对象。一些研究发现，为军方服务的科学家试图制造动植物疾病，甚至制造可控的风暴、干旱和地震，以此来摧毁敌人的补给和设施。一些环境武器曾用于实战，如曾在越南丛林中使用的落叶剂，还有一些则被改作民用成为外交工具，如曾帮助印度缓解旱情的人工增雨技术。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武器遭到了环保主义者和科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也使得环境武器被国际公约所禁止。环境技术除了被用作军事武器外，还被用作“道德武器”。杰森·科尔比的研究表明，美国海军的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在冷战期间经历了从军事导向到环保导向的转变。海军人员发现，借助鲸类保护项目在外交场合抨击苏联的捕鲸政策，远比将鲸类用作军事用途收效更大。无论是海外自然环境研究还是环境武器的研发和使用，都涉及美国人对世界环境的认知。外交史学的环境路径研究成果揭示出，在冷战背景下，以上观念中的一部分思想既迎合了国家安全国家理念，也参与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塑造。
六是国际社会对废弃物的处置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禁止海上倾倒核废料议题与其他国家开展了双边或多边谈判。由于该议题与冷战期间的国家安全关系密切，谈判历时悠久，涉及国家和国际组织众多，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外交过程。雅各布·达尔文·汉布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讨论这一系列谈判的过程，着重考察支持倾倒国家集团和反倾倒国家间的外交博弈。他发现，海洋核废料倾倒问题上的分歧和协调不仅仅发生于国家之间，也牵扯到跨国环保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环保主义者制造的国内政治压力和科学家对放射性污染危害的研究影响了各国的外交行为，同时这两个群体也受到代表国家短期安全和商业利益的官员的抵制。世界各国就核废料处理问题进行谈判，这显然是“超越”冷战对抗的历史事件，意识形态斗争显然不是以上外交活动的主要原因或目的。学者运用环境路径书写这些外交活动的同时，也为“超越冷战”的“冷战史新研究”增添了新的思路。
总之，作为新的研究题材和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关注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与环境相关的外交谈判和国际交流，拓展了外交史学的边界，也是对传统冷战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三、作为解释视角的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
作为解释视角的环境路径强调自然环境的能动性，将环境视为影响甚至塑造外交事务的力量，考察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外交活动和塑造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深化对政策成因的分析。虽然此类研究是环境路径的一个重要面向，但紧紧围绕这一写作目的开展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学者依然把还原史实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解释性的讨论往往被视为研究的延展部分。归纳而言，作为解释视角的环境路径主要有以下四个研究方向：
一是解释新外交议题出现的原因。环境路径为学者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视角上的帮助，虽然环境政治显然也与地缘政治、力量均势等传统外交理论有关，但其与环境议题和环境思想的关联更紧密。因而，通过环境路径解释国际环境政治兴起和演变的原因，是环境路径“不言而喻”的研究方向。社会舆论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环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为美国政府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提供了民意基础。托马斯·罗伯森(Thomas Robertson)的研究考察了美国环保思想中的国际主义面向是如何产生的。在他看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承担的国际责任让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有了新的看法，美国主流舆论开始抛弃孤立主义，这也影响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理解，让美国人逐渐相信，美国政府有责任通过政治力量治理美国和他国的环境。美国社会将战后的外交经验投射到环境问题上，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国际性，认为地球是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生态系统，在一个国家发生的环境危机会危害整个地球，进而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推动美国外交部门重视环境与政治的关联。美国开始帮助“友好”国家进行环境治理，因为环境恶化很有可能导致农业崩溃、经济恶化，进而影响政治稳定，从而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环境保护因而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一项内容或附加条件。这种环境国际主义心态的形成让环境责任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也成为美国推动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原因之一。
二是将环境问题嵌入更大范围的外交关系中，考察其对制定整体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丹尼尔·威玛，他关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开展的治理毒品种植的联合行动，该行动主要通过喷洒化学药剂来清理非法作物。因担忧流入美国的毒品内部会有剧毒农药残留，进而造成恶性公共卫生事件，美国环保部门要求联邦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遵守美国国内的环境法规，限制有毒化学品使用。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总统和其他行政部门以保留部分豁免权为前提，与环保部门妥协。威玛指出，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对环保的态度并不诚恳，但关于环境法规适用性的争论客观上提升了环境因素在外交政策决策中的地位，也为环境问题赢得了更多关注。
三是分析环境因素对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影响。丹尼尔·麦克法兰研究了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尼亚加拉河水电开发的谈判。他通过环境外交和能源外交的交叉视角，考察了这个未曾被外交史学者详述的历史事件。他发现，以尼亚加拉河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边境环境外交是20世纪美加关系的主线，环境外交将两国的共同利益连接起来。因而，麦克法兰指出，理解美加两国共同开发自然资源和重塑边境地貌的历史，有助于理解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四是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建构关于帝国研究的新解释框架。学术界对“美利坚帝国”的讨论已十分丰富，学者们从资本主义发展、大国荣耀、白人的责任等角度对美国扩张的原因进行解读。运用环境路径的研究表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是美国对外经济扩张或寻求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原因。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将美国对热带地区的全球性扩张行为归因于国内市场对热带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需求，这种需求吸引“美利坚帝国”在全球各地投射它的力量。借助新兴的先进运输技术，这个帝国建构起了热带作物的全球贸易网络，将热带地区建设成自然资源产地，既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需要，也将资源向全世界供应。矿物能源也是吸引帝国扩张的重要因素。各类能源中，煤炭是蒸汽时代的重要战略资源。彼得·舒尔曼发现，获取煤炭也是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动力和重要支撑。美国的贸易帝国需要海军力量加以维系，海军需要煤矿和加煤站提供保障。因而，获得煤炭资源既是美国的贸易目标，又是保护贸易路线畅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海外岛屿的兼并，以及与传统海洋大国的冲突，都与煤炭资源密切相关。以上研究表明，环境路径为美国扩张的动因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
除了创建新的研究题材和解释视角，从整体上看，学者们还围绕几项在各具体研究中都会涉及的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为何会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国际环境政治发展？二是美国的环境外交是否取得了成功？
关于美国开展环境外交的动因，从已有研究中可以总结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部分学者将环境项目视为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在他们看来，环境援助或环境合作项目被用来巩固西方阵营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或拉拢摇摆于美苏阵营之间的国家。例如，学者们通过对农业项目的考察指出，美国在进行环境援助时，让农业技术等同于现代化，代表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尼克·卡勒瑟发现，农业援助成为一种载体，借机将改变农村社会传统生活习惯、文化和世界观的计划带到第三世界，协助这些国家完成国家建构，进而排斥苏联的影响力。雅各布·汉布林和哈齐瓦西里乌在对北约环境合作的研究中也认为，美国开展相关活动的目的是借环境外交促成缓和战略。张勇安等学者则直接指出，环境外交是美国攫取霸权的新路径。另一部分学者侧重于强调环境运动和社会思潮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美国国内的环境保护诉求是其开展环境外交的主要原因。佩林·塞尔瑟强调科学家的作用，认为科学家建构的环境危机想象是环境问题国际化和国际环境合作最重要的基础，没有科学家提供的环境知识体系，国际环境合作不可能产生。同时，科学界的跨国合作也开创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的先河。托马斯·罗伯森关注了环境思想的转变，布鲁克斯·弗利彭强调了环保主义者个人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异。在关注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体时，学者们发现，当外交决策者意识到环境的能动作用后，便开始利用自然环境实现传统的外交目标。当研究者的目光转向社会群体和个人时，他们发现公众在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后其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美国的国内舆论开始要求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加入除争取传统国际权势之外的目的，即治理全球环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观点并不是针锋相对的，而是从不同角度分别揭示了同一问题的不同面向。
关于美国环境外交产生了何种影响，学者们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在北约开展的环境外交成功地为美国赢得了国际霸权。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北约“应对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活动，最终打消了盟友的疑虑，获得了盟友的支持。而且，通过该组织的海上溢油项目，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北约内部的领导权。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推动的北约环境合作并不成功。雅各布·汉布林和哈齐瓦西里乌着重考察了美国与欧洲盟友的互动，以及欧洲盟友对美国的反应。他们认为，北约的环境合作并没有实现其与苏东国家缓和关系的目的，并且美国的方案还遭到了北约盟友的抵制。在雅各布·汉布林看来，欧洲盟友们普遍认为北约没有必要承担环境治理的职责，因此对美国的倡议一直消极应对。哈齐瓦西里乌指出，在美苏缓和的背景下，欧洲盟友不仅认为北约参与环境治理没有必要，还担心美国会借“应对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成立弱化北约的军事职能，从而危害到自身国家安全。关于北约环境合作项目的成效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由于学者们观察视角各异，选取的材料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而对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来说，梳理史实的任务可能仍未完成，有待学者们补充更多的细节，随之也会产生更多修正性的观点。
四、对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的评价和展望
环境路径的兴起扩大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题材范围，丰富了外交史叙事，为老问题提供了新解释，促进了外交史与环境史等学科的融合。环境路径的兴起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环境路径进一步丰富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并且扩充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前文已对此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通过分析环境因素，新的研究可以对传统解释进行修正。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演变往往是多重原因合力推动的结果，若其中一个因素被长期忽略，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作用被夸大，使解释框架出现偏差或失效。引入环境路径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这一问题。例如，日本学者西川贤在考察美国社会环境思想和美国政府环境政策之后，否定了日本学者对美国捕鲸政策的阴谋论解读。捕鲸业不仅牵扯到苏联和美国盟友(如日本、挪威)的商业利益，也是部分国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因而学者对限制捕鲸谈判的考察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推动了限制捕鲸的国际谈判，但由于日本拥有捕鲸传统，因而日本学者一度反感美国的相关行为。日本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美国的限制捕鲸政策体现出对日本的敌意，试图通过攻击日本转移国内对越南战争的注意力，目的是转嫁政治危机。西川贤则发现，70年代环保主义思想在美国的传播状况要比日本超前，尼克松推动限制捕鲸的外交活动主要出于迎合国内选民的目的。他指出，前辈学者忽略了环保思想对美国限制捕鲸政策的影响，将政策制定的原因错置于经济利益考量，导致结论出现偏差，社会思想的差异造成了美日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和外交冲突，而尼克松政府并未有意在外交上攻击日本。
第三，环境路径让外交史研究使用的材料得到了极大扩展。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主要使用政府外交档案，而在引入环境维度后，以上材料难以还原环境因素产生的作用，学者们需要拓宽寻找史料的渠道。学者一方面需要深挖其他政府部门和个人的档案(如环境政策制定机构、总统环境顾问等)，另一方面还需要发掘国际环境组织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可能涉及环境主义者、科学家和外交决策者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研究和理解，大部分并非与高层政治直接相关。比如，布鲁克斯·弗利彭在研究中参考了大量对环境政策制定者的采访记录和美国环保局档案，佩林·塞尔瑟的研究使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组织的档案，这些都是传统外交史研究较少关注的文献。
第四，环境路径淡化了外交史与历史学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学科壁垒。如上文所言，新研究增强了外交史研究的开放性，使其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环境路径为外交史研究吸引了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其中大多数学者还拥有多学科背景。整体上看，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汇集了科技史、医疗史、环境史、政治史、军事史和国际史相关学科背景的学者，拓展了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例如，环境外交谈判往往涉及有关生态、生物和环境技术的具体问题，专业知识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谈判结果更偏向于哪一方的利益，或审视国际环境合作是否真正具有成效。此外，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交叉和碰撞也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契机，跨学科特性让学者们便于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吸取经验，从而产出新的研究成果。与外交史环境路径相近的海洋史、农业史、环境思想史、冷战环境史、军事环境史等领域都为环境路径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环境路径与跨国史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正如著名学者入江昭对研究者的提醒，跨国的环境问题是跨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今，虽然大多数使用环境路径的研究仍以政府间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已有学者注意到科学家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跨国活动对外交的重要影响。随着跨国史在全球历史学研究者中间愈发流行，势必会有更多学者关注对国际环境政治产生影响的跨国群体或影响了政府外交决策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第五，环境路径对提升外交史这一分支学科的影响力也有推动作用。环境路径关注资源、污染、环保等问题，其研究话题更贴近日常生活，能在更广泛的读者中产生共鸣。如多尔西所言，如果要让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受欢迎，需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兴趣，而不是让研究只服务于政治高层。因而环境路径或许能为美国外交史吸引更多读者，进而有助于培育更多潜在的外交史研究者，进一步改善外交史因循守旧的形象，帮助外交史完成“复兴和再造”。
目前，从环境路径进行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局限。其一，现有研究进展缓慢，相关论著不仅数量少，而且研究内容碎片化，局限在几个有限的议题上，仍有许多学术空白有待填补。如对国际环境合作的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海洋环境，甚至对当下热门的气候变化问题都少有涉及。在有限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点差别甚大，往往是一两位学者垄断一个学术话题，缺少观点上的争锋和讨论。其二，现有研究关注的时段大多集中于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学者对其他时段的挖掘还很薄弱。其三，在材料上，学者们引用的档案文献也往往是美国单方面的材料，尤其是对冷战环境援助项目的研究，很少有学者探究援助接受国的态度和反应，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有“美国中心主义”之嫌。其四，现有研究关于环保思想的社会影响的叙事和解释缺少基于历史语境的辨析，时常出现因果倒置和时间错位。美国社会史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便曾批评环境外交史研究夸大了民意和环境运动对环境政治的影响。舒德森认为，环境运动造成的浩大声势让研究者产生错判，环境政治当事人出于个人环保热情的叙述又进一步影响了历史研究者的结论。
尽管如此，今后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的发展仍存在以下几个增长点：在研究材料上，能为学者所用的档案材料愈发丰富。2005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历史学家首次将尼克松时期的环境外交相关文件编入《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作为“全球性议题”的一部分提供给研究者。至今，《美国对外关系》已经将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期间有关环境国际合作的重要外交档案整理出版。此外，未来美国国家档案馆系统也会将相关档案重新整理编目，加入环境国际合作的专题，或至少在已有编目中加上与环境相关的标签索引，让研究者的检索更加方便。另外，其他国家关于环境国际合作的档案可能也会被逐步整理出来。因而，对于关注时段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研究者来说，史料难找的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在研究题材上，可以深化与环境史学的结合，充分借鉴环境史学者开辟的研究领域，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尚未涉及的环境史课题，如污染、气候、人口、环境技术、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继续发展环境解释路径，借助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传统外交史研究中的众多经典问题，尝试对经典的解释框架进行补充，一方面增加此类研究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强研究的深度。学者可以尝试用环境路径思考国家间冲突的产生与化解，如重新审视棉花种植业对美国内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影响；还可以考察外交议题变化的原因，如探讨20世纪的环境运动如何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环境治理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在发展研究题材和方法的基础上，外交史学者还可以发挥其传统优势，进一步拓展视野，将环境议题与更宏大的外交史命题结合起来，进行宏观思考，如考察自然因素对美国外交思想的影响，或国际环境政治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甚至可以将视角进一步扩大到环境与国际权势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等。
结语
综上所述，新兴的美国外交史学环境路径是学者反思外交史研究和推动外交史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这一新路径吸纳了其他学科的经验，拓宽了外交史研究的题材、视野和研究方法，向古老且积淀深厚的外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一学术发展动向不仅是外交史自身演进的结果，也是美国史研究，乃至整个欧美历史学界新发展潮流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21世纪的历史学研究出现了强调环境能够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环境和生态学转向”。从这一角度审视，环境路径也是外交史学者对历史学新潮流的回应。
除此之外，外交史和国际史的环境路径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新研究揭示出了当代环境外交部分特征的历史根源，也为当下的决策者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如今，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为外交决策提供了大量信息和知识，也参与到国际谈判中。正如多尔西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早在20世纪初，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便在美加环境合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环境协议谈判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找到了资源保护主义、环保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利益交叉点；环保主义者和科学家对国会议员进行的游说，成为条约被国会批准的关键。外交史学者以档案为基础还原了以上两个群体在决策中起到的实际作用，为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和理论总结提供了支撑。不仅如此，环境路径在外交史这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史学分支中引入环境维度，或许能让读者增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理解，或将有助于弱化狭隘的民族主义发展观，提醒人们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转嫁污染或无视环境破坏的发展行为。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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