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一直把目光指向世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关注东方，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对中国革命的预言等方面，进行科学评论，预见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关键词： 鸦片战争    马克思    封建社会
 

马克思主义于1848年正式诞生，此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封闭的世界之中，臣民沉醉在东亚恩贡贸易的“万国来朝”的迷梦之中。但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悲惨的近代史由此展开。

 

 

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问题时，中国人民与英法等列强正在抗争中。中国社会遭遇巨大变化，传统的陆上边患变成了海患。列强对华侵略不断深入，中国人民一步步步入深渊。此时，马克思的生活遇到了一系列困难。
 

1849年随着欧洲革命的不断失败，各国政府陆续驱逐马克思，最终他来到了英国伦敦，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个人研究中称之为“伦敦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贫困。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的生活条件总体上比较差，而在伦敦的日子是条件最艰苦的时期。
 

1852年2月，关于生活方面他这样说道：“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当年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1]。他的生活水平之低可见一斑，基本生活已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形下，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德纳的邀请，成了一名《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国际通讯员，之后他的生活境况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报社里，由于其性质，报社要求马克思多写一些时事评论类的文章，遥远的远东就成了他的关注对象。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此时马克思英文水平有限，所以一些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一部分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一部分就是恩格斯本人所写的。二人对远东中国问题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的认识，恩格斯对俄国更加关注，写下了《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论述了俄国对中国北方的侵略意图。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的文章，除了在一些書信和著作中提及外，他们毕生共写过十八篇。马克思写过十五篇，分别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欧洲的金融危机》《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英国的政治》《中国记事》。最早的一篇写于1853年5月，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6月，文章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条约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分析中国，以新闻评论的方式向西方社会展现中国情况，驳斥了那些歪曲中国人民英勇抗争的政客的言论。恩格斯写过三篇，1857年写下《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与《波斯和中国》，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写下《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恩格斯对于俄国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转向东方获取利益的论述，揭露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民族的侵略。这些论述中国的文章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看待的，他们出于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客观公正地论述了战争发生的过程。通过这些文章，当时的一些欧洲人得以了解英法等国的侵略行径。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两次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联系、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方面进行研究，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追溯鸦片战争的起因，揭露西方殖民者在鸦片战争中的丑恶行径。
 

中国发展到清王朝时，虽有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但盛世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只是落日的余晖，等到十九世纪初时整个社会全面衰退。政治上，黑暗腐朽，官吏横征暴敛，昏聩无能;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手工业者和小农逐渐破产，国家财政逐渐枯竭;军事上，由于承平日久，军备废弛，开国的满洲八旗早已提笼架鸟，国防力量虚弱;思想上，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科举实行八股取士，禁锢思想，士人不敢研究现实问题，多钻故纸堆研究那些与社会实际不相干的考据学，考证文献中的某句话某个字;对外上，闭关锁国，沉迷在“天朝上国”的世界中，不知世界大势。
 

社会全方位的腐败落后给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乘之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欧诸国陆续进行了工业革命，其中英国于1840年前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为了开拓市场和掠夺原材料，他们把眼光看向了东方。
 

其实英国最早与清朝接触是在1793年乾隆时期，当时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给中国皇帝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战舰模型及各种枪炮等，想借此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当时的朝廷官员很轻视外国人，把他们当成“夷狄”，还把他们带来的这些“贡品”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这样英国政府想借正规的商贸途径与中国通商的计划就失败了。但当时代表团中一些英国人就是在这次过程中看清了大清帝国，认为所谓的大清帝国不过是纸老虎，是可以军事征服的。这次中英接触给后来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当时英国议会对于是否给中国派出使团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强硬的殖民主义者认为无须谈判，像对印度那样就可以把中国征服，当作殖民地获取材料。但出于历史上中国比较强大，中国文明比较发达和中国长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等因素，英国议会决定先试图依靠谈判解决中英贸易问题。在连续谈判无果之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军事实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这样对华强硬派就占据了上风，放弃过去妥协的谈判方式，转而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
 

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以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东鸦片商人赔偿案为中心，开始了一场大辩论，前后持续了3天，最终结果是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提议，决定用军事行动解决争端，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为了鸦片与他国进行战争在英国社会里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两次鸦片战争都是英国为了鸦片贸易的利益主动发起的，因为一国不配合另一国的贸易就以武力迫使那一国接受贸易要求，这在近代世界历史中层出不穷。
 

英国政府在事实上支持鸦片贸易，但在法律上禁止鸦片贸易。这是典型的两面派，试图通过这样的表面形式摆脱英国政府的实际责任。马克思指出：“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2]这一揭露充分显示出英国政府的虚伪，既想撇清自己允许贩卖鸦片的责任，又想获取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
 

1842年后，英国对华的贸易额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大幅度上涨，英国政府把对华贸易无法扩大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封闭，他们认为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需要不断打击中国，让中国对外开放的规模更大，认为只要中国大门被打开，贸易就会突飞猛进般增长。其实这是对中国社会的状况缺乏了解导致的，此外英国商人对华的商品贸易结构也存在供需矛盾。正如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指出的：“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3]英国大部分商品对中国人毫无吸引力，与日常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刀叉和钢琴。《英中条约》中说道：“1843年、1844年和1845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国内的人兴奋若狂。设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表示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此类餐具……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叉和钢琴的遭遇，毛织品和棉织品也遇到了，不过形式没有那么显著……曼彻斯特在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归于失败。”[4]但那些商人们“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通商条约的大臣”[5]。鸦片战争就是在这个思维逻辑下逐渐展开的。
 

战争是英国主动挑起的，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自卫战争，所以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在同侵略者斗争中的抗争精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的换约事件的白河冲突中，针对帕麦斯顿隐瞒真相，歪曲事实，马克思揭露出事情的原委：“既然天津条约中并無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6]马克思用事实说话，有力驳斥了英国政府的谎言。在中英冲突事件中，马克思坚持事实地发表社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英国人硬说，造成争端的原因是某些中国军官没有诉诸英国领事而强行从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艘划艇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悬挂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7]在这些时事评论中，马克思坚持客观的立场，直言揭露英国政府的虚伪，坚持正义，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抗争。
 

三、马克思恩格斯论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两重性
 

对于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作了精彩的论述。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开篇说道：“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在他看来，‘两极相连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8]在马克思看来，可以从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作用中论证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欧洲的革命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方世界发生的事件。对于鸦片战争对东西方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中国社会停滞而封闭落后，应该主动对外开放、回归世界，否则必然遭到外国的打击，也会落后于世界。同时谴责英国披着文明的外衣对中国进行罪恶的战争，出现了一幅奇异的画面，正义的一方虽然占据着道义武器但落后于世界，侵略的一方虽然代表着文明，但是以暴力方式强迫他国接受新文明。
 

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另一方面迫使中国社会对外开放，从而打破原有僵化的体制，重新回归世界。
 

第一，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灾难。两次鸦片战争及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政治上，清朝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使八旗、绿营军队颜面扫地，打击了皇帝的权威，中央政权的威望大大下跌，使原有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民间人民起义风起云涌。鸦片战争后的赔款增加了清廷的财政负担，不断征税激化了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兴起的。原来中国的战争大多是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农耕民族，鸦片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与英国的战争，在战争中民族意识得到增强，也产生了许多视死如归的爱国将军。
 

经济上，白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陷入危机。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贸易处于出超的地位，白银涌入国内，百姓缴税以银钱为主，鸦片战争后白银不断外流，随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中国在贸易上变成了入超的地位，出现一种“银贵钱贱”的局面，一两银子由先前兑换1200文制钱变成了2000文制钱，百姓实际缴税大幅上涨，农民原来的穷困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手工业经济遭到沉重打击，“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10]。中国市场被英国棉纺织品所占领，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民经济破产，逐渐涌入城市。英国的机器化产品导致中国千百万人实业，这些破产的失业农民最终变成了起义的中坚力量，社会动荡不安，农民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到打击。
 

文化上，随着鸦片对中国人精神上的腐蚀，中国人的原有伦理道德遭到破坏。鸦片贩子为了便于销售鸦片，贿赂当地官员，使“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11]。原来的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遭到冲击，鸦片从精神上摧毁了中国官员和广大群众。
 

以上这些方面的影响，充分显示出英国对华侵略所导致社会全方位的衰败，同时表明中国人民在承受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同时，还增加了民族矛盾，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形成。
 

第二，两次鸦片战争给英法美诸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英国在《南京条约》中获得了部分领土、战争赔偿、司法特权、贸易特权等诸多利益，《北京条约》中更是拓展了原来香港的范围，还增开了港口等多种好处。通过这些措施，终于实现了要把中国变成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目标，客观上把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而同步的，二者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但我们知道，英国把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卷入世界市场不是出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善心，而只是为了给它提供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不可能也不会培养一个国家的商人来同自己进行商业竞争。这点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假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工业国，那我就不知道，欧洲从事工业的居民如果不将自己降到自己竞争人的地位，如何能够经受得住和这些竞争人的斗争。”[12]可见英国对华贸易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商业利益，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此后清政府与列强陆续签订了《北京条约》《瑷珲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中都有一体均沾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任何一国在中國获得的利益，其他条约国自动享有。等到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危机感非常强，农民阶级自发抵抗外来侵略者。
 

第三，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作用。前面说到鸦片战争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具有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早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逐渐开始。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正是对受到侵略后的积极回应，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中国在技术上学习西方，建成了一批现代工厂，既有军事工业，又有民用工业。随着机器的使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也得到极大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本主义因素都得到了发展。马克思对此说道，中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3]。近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洋务运动符合世界的潮流，但由于它是在坚持封建朝廷的体制下进行的工业运动，因此最终这场运动必然失败。
 

总之，马克思通过深邃的历史眼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社会，许多观点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说服力。马克思恩格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且他们所能看到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也很有限，因此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时也会有偏差，比如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但当他们获得进一步的材料时，会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学术上非常客观，而且与时俱进，不会掩饰自己的失误，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新时代，我们更要充分挖掘两位革命导师的论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马克思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61-262.

[2][3][4][5][6][8][9][10][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04，843，810，843-844，831，778，804，780，804-805.

[7][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134.

[12]郑祖铤.马克思论鸦片战争[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81.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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