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摘要：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英国亨利八世时期的名臣，他掌握权力后的一系列改革为市民阶级的进一步壮大扫清了很多障碍。然而，克伦威尔的改革以及市民阶级地位的提高，严重损害了传统贵族和宗教团体的利益，因此受到了贵族和教会的联合攻击，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探究克伦威尔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市民阶层实力相对弱小并过于依赖王权，贵族与教权形成的合力过于强大。但不可否认，通过克伦威尔政治改革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促使英国议会尤其是下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加速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给封建贵族势力造成了剧烈打击，为日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托马斯·克伦威尔;议会;宗教改革;市民阶级;英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129-04
 

随着近年来英国电视剧《都铎王朝》的热播以及希拉里·曼特尔的畅销书《狼厅》逐渐进入中国受众的视野，托马斯·克伦威尔（以下简称克伦威尔）得到了普通读者乃至历史学界的关注。作为市民阶级的代表，克伦威尔通过勤奋、机敏和政治手腕，从社会底层一跃登上了都铎王朝权力舞台的中央，后来又在与贵族、教会势力的斗争中垮台。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说，克伦威尔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所代表的市民阶级却在其执政期间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一、克伦威尔政治改革的背景
 

十五、十六世纪的英国见证了庄园制的瓦解，圈地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大量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场和手工厂代替了中世纪传统的庄园和耕地，工商业日趋繁荣，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实力逐渐壮大。
 

在英国新兴的产业中，发展最快、最具代表性的行业是毛纺织业。呢绒出口在十四世纪中叶为4422匹，到十五世纪末出口数量达到62586匹，增加了15倍之多[1]。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英国各地都兴办了毛纺织手工场，呢绒业飞速发展，逐渐成为英国的民族产业。随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形成，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诞生并蓬勃发展。
 

1485年，亨利七世取得博斯沃思丘战役的胜利，迎娶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从而实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这两个显赫的贵族的联合”。[2]玫瑰战争结束之后，亨利七世确立了都铎王朝在英国的统治，贵族集团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中相互残杀，实力大大削弱。为了巩固统治，亨利七世扶持中等阶层，满足社会需求，开始了向民族君主的转变。城市需要君主出面对抗封建领主、保护市民的经济利益和市政管理权利。都铎王朝便是以城市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从一开始就重视和依靠中等阶层，它不仅结束了贵族间的混战，而且恢复了秩序和法律[3]。在王权的倚重和保护之下，市民阶级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中世纪英国的市民阶级主要是由城市里的工商业从业者组成。市民分为三等，上层是贵族、绅士、富裕商人、银行家等，中层是手工业师傅、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下层则是帮工、学徒等[4]。各种行会成员众多，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不仅创造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为领主们创造了丰厚的利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此时的市民阶级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实力，从而更加积极地争取扩大其政治权力。
 

在英国市民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人物，克伦威尔正是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个。1485年，克伦威尔出生于伦敦郊区的普特尼，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铁匠并经营一家酒馆。年轻时的克伦威尔并未接受过完整教育，他前往意大利加入雇佣军，后来又转而从商。1512年，克伦威尔返回英国，并娶羊毛商之女伊丽莎白·维克斯为妻，开始从事呢绒生意和借贷业。通过自学法律并小有名气之后，克伦威尔获得了沃尔西大主教的赏识，开始为其效力，并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天赋。1529年，沃尔西倒台，克伦威尔却被国王看中，并于次年进入宫廷。通过一系列举措，克伦威尔加强了中央集权，推动了宗教改革，并为亨利八世解决了离婚难题。1534年担任首席大臣后，克伦威尔完全掌握了英国的行政、财政、司法、外交和宗教等大权。之后，他陆续担任国王宗教事务代理人、掌玺大臣、掌礼大臣等职，受封为“埃塞克斯伯爵”。
 

然而，克伦威尔的改革以及市民阶级地位的提高，严重损害了传统贵族和宗教团体的利益，他因此受到了贵族和教会的联合攻击。1540年，克伦威尔被指控叛国，未经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二、克伦威尔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
 

（一）改革措施过于激进
 

G.R.埃尔顿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书中这样评价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不憎恨教士以及异教的信奉者，而只是反对那些阻碍他计划实施的人。”[5]为了达成改革目的，克伦威尔采取了各种可行的手段，并不在意这些做法是否能在短时间内为人们所接受。
 

在国务秘书、掌玺大臣这些相对不那么耀眼的职位上，由于职责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克伦威尔的权力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约束，从而得以控制英国政府财政以及其他一些核心领域[6]。担任国务秘书期间，克伦威尔把这一职位的权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在各个部门安插下属、收集情报、运作规划，国务秘书在都铎王朝的中央政府内部树立了无可匹敌的权威。
 

有了克倫威尔的权力保障，市民阶级的改革便可以顺利进行。当出现反对的声音时，克伦威尔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予以镇压。例如，当宗教改革的种种措施通过议会法令贯彻推行时，不仅遭到了贵族、教士的反对，许多普通百姓也因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信仰变化而竭力抗议。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克伦威尔不得不使用高压手段。因此，新的《叛逆法》出台了，这是克伦威尔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中最具威慑力的一项。依据这项法律，政府根据言论就可以给任何人定罪，并且叛国者的财产都会被政府没收。此外，该法还规定任何圣所都不得庇护叛国者。
 

G.R.埃尔顿在《政策与警察》一书中，记录了1532年到1540年由于言论触犯《叛逆法》而被处死者，总共有394人，其中就包括《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这期间，共有883人因《叛逆法》被审判，308人被处死。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一直致力于惩治叛国者，花费大量精力贯彻、执行《叛逆法》，击败叛乱，瓦解抵抗，推行新秩序[7]。
 

在克伦威爾执掌大权的近十年里，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中反映了市民阶级和贵族阶级、教会等封建势力激烈的斗争。这些激进的措施激化了矛盾，凸显了阶级敌对性，也反映出崛起的市民阶级想要走上历史舞台中央，获取更大政治权力的迫切愿望。
 

（二）市民阶层实力相对弱小，过于依赖王权
 

虽然市民阶级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在它和旧的贵族势力的斗争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王权。玫瑰战争后，旧贵族的势力已经式微，但无论是其社会影响还是富有程度依然是其他阶层难以企及的，“大多数贵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有豪华的府邸，数十甚至数百名仆从伺候。他们的衣着、食物、佩戴等，都和一般民众不同，并且法律上都有规定。他们的生活，除了随侍国王左右、参加战斗外，主要就是赛马、打猎、玩各种游戏。采取新生活方式、新经营模式的贵族也不是没有，但只是其中的少数。”[4]
 

面对这样的对手，市民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市民阶级寻求与王权相结合，寄希望于王权的支持来赢得这场斗争。同时，国王也想要借助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平衡贵族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
 

克伦威尔作为市民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管理王室财政并解决了亨利八世的离婚难题而得到了国王的宠信，从此来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亨利八世时代，由于数次对外战争以及奢靡之风盛行，王室财政长期匮乏。为解决财政困难，克伦威尔推行的宗教改革没收了大量的教会财产，并增收什一税。截至1540年，王室的什一税收入就已达到约40万英镑[8]。克伦威尔还设立了监护法庭，同时也保证了国王对封臣的绝对权力。国王可以继承封建主财产，在封建主死后监护其未成年子女，并代管其所有财产。在帮助亨利八世解决财政困难的同时，克伦威尔也极大地削弱了封建贵族的实力。于是，强大的王权保障了社会的安定，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级的发展。
 

然而当克伦威尔的执政不能满足国王的意愿时，他的政治命运就不再顺利。当他的改革激起民众剧烈反弹时，比如求恩巡礼运动中，叛乱者们就明确提出要罢免并惩治克伦威尔，亨利八世需要在大臣的性命和王权的稳定之间做出抉择。1540年，克伦威尔想要联合路德派，便促使亨利八世与相貌丑陋的克里夫的安妮公主成婚，这让亨利八世大为震怒，并最终决定将其诛杀。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市民阶级是王权用来抗衡贵族的一个筹码。没有了王权的庇护，市民阶级便难以推行其改革。
 

在这个时期与贵族阶级的斗争中，市民阶层需要和国王达成妥协，通过帮助国王强化中央集权来打击封建势力，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实力的增强。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提到的，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进步也是必要的。此外，权力的集中有助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促进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发展[9]。
 

（三）贵族与教权形成的合力过于强大
 

克伦威尔从一介布衣，很短时间内就攀升至极高的地位，甚至被授予了“埃塞克斯伯爵”的头衔，无疑会让讲求血缘继承的封建贵族们感到不满。另外，作为市民阶级的代表，克伦威尔所倡导的改革措施，严重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
 

克伦威尔对枢密院的改革削弱了贵族势力。在亨利七世时期，枢密院兼有咨询和行政两种职能，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但此时的枢密院人数众多，且主要被旧的教俗贵族占据[10]，人员冗余严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克伦威尔担任首席国务秘书后，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咨议会改革。他将枢密院人数缩减到19人，其成员都是具有特殊才干的人员，负责教俗关系、财政管理，以及司法、外交、宫廷、镇压地方叛乱等各方面事务。克伦威尔将枢密院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贵族被专业高效的官僚所代替。
 

面对克伦威尔这样强有力的改革派，贵族势力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不断地寻找机会破坏改革，并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克伦威尔本人。但由于自身的力量日渐衰退，贵族们并不能真正影响克伦威尔的改革，而且亨利八世依然宠信这位处事高效、业务熟练的大臣。
 

教权与克伦威尔之间的纠葛其实由来已久。在十六世纪，教会的地产数和年收入约占英国地产数和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教会残酷剥削农民，向基督教徒征收什一税，并利用洗礼、婚礼、葬礼等仪式搜刮财富。由于教会无须向国王纳税，但需要向教皇交纳巨额赋税，使得这些在英国获得的财富流向罗马教廷[11]。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克伦威尔将目光投向了教会。
 

克伦威尔曾于1536和1538年两次关闭修道院，共有560所修道院被关闭。收缴的地产绝大多数都是出卖给地主、乡绅、商人和自耕农等，使他们从中生产获利[4]，而教会地产从1436年的20%～30%降到1690年的5%～10%[12]。
 

克伦威尔的改革同时打击了封建贵族和教会集团，自然会受到二者的联合反扑。在安排国王与克里夫的安妮公主的婚姻问题上，克伦威尔触怒了亨利八世，以诺福克公爵和戛迪纳大主教为首的反对派们立刻抓住了机会。1540年6月，他们在枢密院会议上突然逮捕克伦威尔，并于7月将其送上了断头台。正如G.R.埃尔顿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中所说，“（克伦威尔）他的敌人远多于朋友，贵族们憎恶政坛新星，教士们反感约束他们的人，主教们讨厌摄政者，而保守派反对激进派。”[5]克伦威尔大权独揽，在八年间飞速地推进改革，既得罪了贵族，又打击了教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在失去亨利八世的宠信后，面对贵族和教会的联合反攻，远远不是这位政治上无依无靠的“异类”所能招架的。
 

三、克伦威尔政治改革的作用
 

（一）促使英国议会尤其是下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克伦威尔的改革，英国议会下院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克伦威尔上台前，英国议会上院主要是由教会和贵族所把控，在整个议会中占据着主动权。议会下院成员则主要是骑士和市民们，他们意识到下院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公共平台，所以下院成员对其权力尤其重视[3]。
 

在改革过程中，克倫威尔的改革主张在下院总是得到拥护并很快能得以通过。于是，克伦威尔经常把改革措施先放在下院审议，打破了过去上院先审议议案的传统，也极大地提高了下院议员的积极性。逐渐地，上院的立法优势消失了。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上院的提案数在议会议案总数中降到了22.8%，后来甚至只剩下18.3%[13]。
 

对于下院的成员，克伦威尔也严加挑选，并大力提拔那些支持改革的人士。他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威干涉选举，在下院中安插人员。洛奇认为克伦威尔是英国第一位专注于下院并使之有利于政府的人，也是第一个议会政治家[14]。虽然克伦威尔这样的做法有悖于民主精神，但这使得大量市民阶级的人才进入下院，反映了市民阶级对改革的迫切愿望。
 

克伦威尔还主张把国王纳入议会中。在他看来，国王是议会的一部分，即“王在议会”。下院与王权进行合作，帮助国王完成他的计划，而国王也需要赋予下院许多权力。因此，克伦威尔的目的并不是使国王成为独裁者，而是让这一角色在议会体制内拥有最高权力。对于英国议会而言，它们凭借对君主的支持，获得了在专制主义时代延续传统的机遇[3]。此时的议会由于宗教改革的推进，成为都铎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宗教改革中，通过与王权的联盟，议会成为了这场革命的领导机构[15]。
 

克伦威尔执政时期，英国议会上院不断萎缩，而随着乡绅、骑士等市民阶级成员的涌入，下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克伦威尔的政治思想指导下，英国议会尤其是下院飞速发展，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二）加速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克伦威尔的改革成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他执政的八年期间，罗马教皇在英国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北部的边区也得到了稳定，曾经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贵族们也已经对王权俯首帖耳。
 

议会于1533年通过的《上诉法案》就明确了英格兰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该法案认为，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包括僧侣和俗界在内的所有人的一切行为进行审判，且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的干涉[16]。也就是在事实上否认了教皇对英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凸显了国王的权威。后来颁布的《教士顺从法》 《至尊法案》和《叛逆法》都在这一基础上继续稳固了国王对教会的权威，也加强了英国在内政中的独立自主性。
 

为了瓦解地方的割据势力，克伦威尔在1536年起草了一项法令，明确规定只有国王才拥有对叛逆罪、谋反罪免予追究的权力。国内任何地方的司法裁判权只能由国王授予，而郡和自治领的伯爵，必须以国王的名义行事[17]。通过这条法令，亨利八世的王权得以直接触达封建贵族们的领地，使得全英国处于王权的统治之下。此时的王权不再是中世纪时所谓的“宗主权”，而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英格兰北部边区在长期以来都是贵族势力的范围。珀西、内维尔等家族在这片区域拥有司法和军事特权。1536年，北部民众不满克伦威尔大规模关闭修道院的政策，在当地贵族的鼓动下举行暴动，也就是“求恩巡礼”运动。克伦威尔运用强硬手腕镇压了暴动之后，铲除了当地贵族势力，并于次年设立“北方事务会”。这一机构直接受制于国王和枢密院，拥有统辖北方各郡的全权。通过宗教改革，都铎王朝彻底根除了旧贵族割据的状态，巩固了不列颠统一的基础[3]。
 

十六世纪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涉及方方面面，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对抗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克伦威尔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举措，反映出市民阶级对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渴求。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国王依靠市民的力量将封建贵族打垮，建立起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家，而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从这种君主国中发展起来的[18]。
 

四、结语
 

克伦威尔的改革历经八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近代意义上的英国。八年里，克伦威尔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轮番出台，涉及了都铎王朝的整个统治体系。
 

在这次改革后暗流涌动的，其实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激烈而残酷的博弈。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市民阶级越来越意识到，扩大自身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势在必行。然而，封建贵族势力却是这一进程的巨大障碍。通过与王权的联合，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市民阶级在各个方面都对其展开了挑战。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市民阶级的实力尚属弱小，需要借助于王权的力量。通过帮助亨利八世加强对国家的专制统治，才能不断地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克伦威尔的改革措施又过于激进。为了达成目的，他采取了很多强制手段，造成了恐怖局面，也使得许多习惯了旧生活方式的百姓们暴动，反而不利于改革的推进。另外，克伦威尔所推动的宗教改革，极大地触动了教会的利益，因而导致了贵族与教会的联合反抗。当克伦威尔失去了国王的宠信时，面对二者的反扑，便难以招架。
 

虽然克伦威尔被送上了断头台，但他的改革却给封建贵族势力造成了剧烈打击。首先，议会这样的立法机构不再由封建贵族所把持，权力逐渐转交给了由市民阶级占多数的下院。丘吉尔在评价克伦威尔的政治功绩时，认为他是现代英国政府机构的建筑师[19]。另外，在克伦威尔的改革中，英国摆脱了罗马教会的管辖，国王拥有了世俗和教会的主辖权。而边疆地区也得到中央政府的有效管控，“整个英国第一次无条件地听命于威斯敏斯特的统一调度。”[20]
 

克伦威尔死后，市民阶级依然继续着与封建贵族势力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毋庸置疑，克伦威尔是市民阶级的杰出代表，他通过自己的敏锐、勤奋和手腕，来到了都铎王朝的政治舞台中央，他奠定了英国近代的政治制度，为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克伦威尔不是空想家，而是立足于时代，从实际出发的伟大改革者，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蓝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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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加杰（1998—），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单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为国别与区域。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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