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研究

　　在危急关头，苏军的袖手旁观甚至倒戈，直接推动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整个苏联军事安全因此荡然无存。历史以其特有的冷峻昭示我们：如果军权不牢牢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其结果就是置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

　　苏军瓦解，是真正的自我瓦解。

　　在美国国家安全前局长、着名苏联军事问题专家威廉·奥多姆中将看来，“苏联军队不是被入侵的敌军消灭的，它也没有企图从已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夺权，它甚至没有为维护自身生存而孤注一掷。它也未曾向别国发动战争，以便团结国内民众来支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它手中握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却从没有威胁过要使用它。相反，苏联武装力量只是在埋怨不休，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最终——用托洛茨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说——‘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苏维埃政权正走向深渊，但是连西方资深的观察家也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结果”。

　　现在，让我们从国家军事安全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关键时刻“苏军倒戈”成为毁尽苏联军事安全的“致命一击”

　　苏军是苏联共产党人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粉碎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打败过希特勒数百万大军的全面入侵，曾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之一。

　　然而，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极力推行“改革与新思维”，苏军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在对待苏共的态度上不仅摇摆不定，甚至在关键时刻临阵倒戈，成为推动苏共垮台的重要力量。随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曾经辉煌强大的苏军也崩溃瓦解，演出了一幕“共产党同它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的“世纪悲剧”。

　　创建苏军的历史功绩属于列宁和列宁缔造的党。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建军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写的《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史）》一书指出：“党对整个国防事业的绝对领导，是军事建设的不可动摇的最高原则，是苏联陆海军强大威力的主要源泉。”

　　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年轻的苏联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态势下，以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有力地镇压了白匪叛乱，也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击退了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夸下海口要在10周内让苏联作为政治和军事因素从欧洲版图上消失。然而，这个战争狂人怎么也没想到苏联红军给了他迎头痛击。

　　正如斯大林所总结的，"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里，共产党把我们国家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营垒，把人民和军队的全部力量指向一个总的目标——歼灭敌人。共产党向苏联军人阐明战争的意义和目的，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提高他们的士气，培养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纪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斯大林逝世后，“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军队”思潮泛滥，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被降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幌子下，把坚持共产党领导视为“政治垄断”，要“坚决加以摒弃”。

　　1990年10月，《苏联共产党组织在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规定：“苏联共产党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则乘机渗入部队，进行“民主化”以及军队“非党化”“国家化”的宣传煽动，有的甚至叫嚷，“撤销工厂、军队、部队的党委”。他们上蹿下跳，拉帮结派，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丑化污蔑苏共。

　　面对“自由派”分裂军队的行径，苏共特别是军中党组织并没有采取坚决有效的反击措施，反而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加以附和。

　　“8·19”事件是苏共部分高层为维护苏维埃制度而采取的最后一次自我拯救行动。但在危急关头，苏军军事首脑退缩，军队高层变节，任务部队倒戈，最终导致挽救行动失败。

　　1991年8月20日，按计划将签署苏联新联盟条约。苏联据此将实行政治的多元化和共和国的主权化，演变成一个由各共和国自愿联合组成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将名存实亡。

　　正如“8·19”事件的发起者之一——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所言：“我们理解这意味着苏联将消灭。8月18日，我们离默默屈服并接受苏联解体的事实还剩下两天。根据宪法、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公民义务，使我们不得不捍卫符合宪法的制度。”

　　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长等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受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决定对苏共内部反对派采取行动，以此挽救社会主义苏联濒临解体的命运。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囊括了除戈尔巴乔夫之外的党政军工农等各个方面的首脑，本来是有能力控制全国局势的。8月18日凌晨，国防部长亚佐夫下令部队开进莫斯科，并随时准备进攻议会大厦，逮捕叶利钦等极端分子。苏军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先后调动了10余万兵力，部分部队开进莫斯科。

　　事实上，苏共此时已经失去对部队的控制。秘密命令下达后，指挥员行动优柔寡断，缺乏魄力，各部队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指责，“自由派”将领更是制造各种借口拖延时间。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离进攻议会大厦只剩两小时，部队却仍未到达指定地点，有的干脆临阵退缩，致使进攻无法实施。

　　叶利钦却因此获得了反击机会，他在退伍军人的支持下加紧构筑议会大厦防御体系，并派代表奔波于部队上下。但与此同时，在苏军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虽然态度坚决，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作为克格勃主席的他总是尽可能守在第二防线。亚佐夫除下令军队入城外，再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倡议，局势一出现波折，立场马上发生动摇，接受以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为首的高层将领建议，下令将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到原驻防地。

　　而当“停止行动”的命令下达时，正向白宫进发的一支克格勃部队离白宫大厦仅剩一小时的路程。军事首脑在关键时刻的不作为和妥协，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倒戈无异。

　　在军队高层，苏军总参谋长一开始就拒绝执行调军命令，在各军种司令中，除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坚决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积极参与行动外，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战略火箭军司令马克西莫夫和海军司令切尔纳温均反对动用武力。

　　空军司令私下派人转告叶利钦：只要有用到我的地方，必将全力以赴。他计划武力对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为此起草命令准备派遣飞机前往莫斯科中心。

　　他还建议国防部长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非法，提出军队撤出莫斯科、武装力量由最高战备状态转入日常战备等级等建议。军队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8月21日下午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从莫斯科撤出部队，解除宵禁。

　　在“8·19”事件中，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对“民主派”采取强制措施时，执行任务的部队却临阵倒戈，成了反共势力的护卫者。由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率领的图拉空降兵师违抗命令，不仅没有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反而转为保护这座大厦。

　　叶利钦称格拉乔夫“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千百万人的命运”“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克格勃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逮捕叶利钦和进攻白宫的命令。

　　叶利钦曾表示，“阿尔法”小组拒绝行动，是整个军事进攻失败的转折点。8月20日，叶利钦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军，各部队纷纷响应。到8月21日中午，叶利钦已经控制了驻扎在俄罗斯的全部武装力量。

　　历史在此刻驻足沉思：1991年12月25日18时32分，克里姆林宫上方飘扬了69年的印有镰刀、锤子和闪耀五角星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一个曾经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成功阻拦德国法西斯铁蹄、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强大苏联宣告解体。

　　在危急关头，苏军的袖手旁观甚至倒戈，直接推动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整个苏联军事安全因此荡然无存。历史以其特有的冷峻昭示我们：如果军权不牢牢掌握在执政的共产党手中，紧要关头军队就可能不听从指挥，其结果就是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葬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导致苏军自我瓦解的原因分析

　　军队变质、政权易主、红旗落地，苏共分崩离析，苏联四分五裂。其衰也忽焉，原因何在？一支曾经忠诚苏共、战功显赫的军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生如此蜕变，绝不是偶然的。

　　政治腐败，经济畸形，各种社会沉疴越积越深，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人民和军队逐渐失去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全面动摇和破坏了苏共领导苏军的现实基础，导致苏军背弃苏共甚至于关键时刻倒戈，教训十分惨痛。

　　其一，腐败盛行及多党制改革瓦解了苏共领导苏军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当时，高度集权的领导管理体制，加之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导致苏共内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苏联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和机关普遍享有特权，如在领导机关中实行的“大信封”制度，里面的钱数大大超过个人工资，且不用向国家纳税。

　　许多高级干部的实际薪酬比普通工人的收入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苏军不少高级军官，不仅享受别墅、房地产、狩猎区、疗养院等特殊待遇，还拥有私人仆从。

　　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虚伪之风盛行，一边吃着共产党的“饭”，一边砸着共产党的“锅”，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苏联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不足5%，而认为代表各级官员的占到85%。

　　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但他选错了方向。1988年前后，苏共改革的重点逐渐转向政治体制，大力推行的民主化改革引起强烈动荡，社会上一时间冒出5万多个各式各样的非政府政治组织，苏共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要求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

　　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正式认同实行多党制的可能性。同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纷纷建立。至此，苏共由执政党演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党”。

　　政治制度的改变必然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随着多党制和总统制的实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勐烈抨击党对军队的领导，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制。尽管以取消苏共军事领导权为主题的军事改革遭到一大批军地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但已无力回天。

　　由于上述原因，苏共逐步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1990年，苏共在军队废除了原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放弃了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解除了广大官兵的思想武装；同年10月，颁发了苏联《社会团体法》，规定军人活动不受政党决议的束缚；1991年初，军队政治机关进行全面改组，将属于党在军队中的各级政治部门，改成服从政府指令的机关，苏军总政治部更名为武装力量总军事部，走上“军队国家化”的道路。至此，苏共完全放弃了对军队的组织领导。

　　其二，意识形态多元化改革损坏了苏共领导苏军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苏联意识形态就已比较僵化：一方面，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采用一系列方法手段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强调党员在理论和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苏共长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教条化、简单化的解读和阐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思想文化工作，用政治权威判断和裁决学术是非，不容许有任何怀疑和批评意见，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设置了许多禁区，致使思想理论日趋僵化，意识形态封闭化、教条化不断加重，已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军依然基本沿袭着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方法，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削弱，政工干部大量流失，政治教育流于形式。理想信念越讲越空，官兵开始逃避，后来干脆放弃教育。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极力倡导“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等新思维，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及纲领。

　　在此指导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和7月苏共二十八大提出了“取消意识形态垄断”，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与之相伴随，苏军逐渐淡化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代之以“政治新思维”教育，各军兵种、军区和集团军设立的马列主义学校也于1991年6月宣布取消，改组为社会政治中心。

　　而在“意识形态多元化”条件下，各种思想理论纷纷出笼，军中充斥着各色社会思潮。特别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军的建军原则和光荣历史，否定苏军官兵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传统。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坏了苏共领导苏军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三，“公开性”改革削弱了苏共领导苏军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公开性”改革，实质上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彻底暴露苏联共产党的阴暗面，来否定其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不可否认，苏共在二战前因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犯过诸多政治大清洗的严重错误，给苏军造成了极大的情感和心理伤害，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历史阴影。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苏共本应通过改进工作来弥补以往的过失、消除历史过错的消极影响，而绝不应当拿这个历史旧账说事，在国家和民族的疮疤上再插上一刀。然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把掀开苏联政治大清洗的内幕，当成了实行“公开性”改革的突破口，这在客观上煽动了苏联民众以及苏军官兵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

　　在毫无秩序的“公开性”改革中，全社会利用媒体公开揭露军队问题的作法得到允许甚至怂恿。而这种“揭露”发展成为民族主义分子肆意攻击苏军是“占领军”“侵略者”，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政党、组织、运动、阵线等乘机而起，大肆歪曲军队职能，贬低军队作用，散布军队导致经济危机的言论，称苏军是“社会食客”，极力夸大军队存在的问题，利用媒体全面丑化军队和军人形象，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股反军浪潮。

　　许多父母不允许子女参军入伍，许多地区拒绝接纳退役官兵，许多军队驻地经常断绝军营正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军官及军人家属得不到社会尊重和保护，甚至出现了多起残害无辜军人生命的事件。这些都严重损伤了苏军官兵对苏共的感情，动摇了苏军听命于苏共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其四，“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渗透和利诱助长了苏军的离心倾向。

　　“亲资本主义联盟”是美国着名学者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联盟”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自由派经济学家、新兴私人业主阶层、背叛苏共的原党政军官员等势力构成。其中起主导甚至决定作用的是背叛苏共的原党政军官员，正是他们把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送上了不归之路。

　　以叶利钦、波波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为代表的原苏共高级官员，起先在党内成立“民主纲领派”“民主改革运动”等反对派。他们谙熟苏共治理之道及“命门”所在，在利用民主改革、反腐倡廉、大众情绪不断向苏共发动政治攻势的同时，还对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渗透行动。

　　一方面派出密使或利用对他们有好感的官兵，在军队煽动对苏共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主动拉拢利诱军队官兵特别是有影响的中高级军官，以博得军队的好感和支持。

　　1991年2月，叶利钦在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的陪同下参观图拉空降团时，针对该部住房严重不足的情形表示，如果当选俄罗斯总统，将给该团增添500套寓所。格拉乔夫迅速成为叶利钦的朋友，并在“8·19”事件中帮助叶利钦赢得了主动和胜利。

　　叶利钦还特地挑选了飞行员出身、在阿富汗屡建战功的鲁茨科伊作为竞选伙伴，接纳洛帕京少校、察尔科上校等一批军中激进改革派成员加入自己的阵营，等等。

　　威廉·奥多姆在他的《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中写道，“到了1991年，苏共已如强弩之末，根本无法控制军队。而军队领导层严重腐败，争权夺利，优柔寡断，根本不可能齐心协力。

　　大多数高级军官不是不愿冒险，就是只关心个人的名利仕途，在重大政治斗争中，一个个就像墙头草，看到哪边获胜的希望大，就毫不犹豫地倒向哪边。

　　大多数资格老的共产党员也同样都是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也有一些人，像沙波什尼科夫和一些上校军官那样投靠叶利钦的，他们完全摒弃了共产主义制度”。

　　可以说，在“8·19”事件之前，以叶利钦为首的苏共反对派对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渗透和利益引诱，不少官兵已经与苏共离心离德。

　　在各种势力的复杂影响下，苏军内部分成了士兵、下级军官、将帅三大势力群体，他们有相对独立的观念和诉求，利益冲突不断加剧。这直接影响了苏军的团结统一，导致了苏军的严重分化。

　　其五，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是苏军背弃苏共的背后推手。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保卫苏维埃，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统一和尊严，一直是苏联军人信守不渝的根本价值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壁，令西方国家感到用“和平方法”促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比直接的军事干涉和经济制裁更有利。

　　里根政府拨款10亿美元，专门用作“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广播经费，其中大量内容是针对苏军的宣传煽动，并与苏联国内军内“持不同政见者”遥相唿应。

　　对此，苏共及其在军队中的党组织缺少有效的抵制措施，尤其是缺乏对官兵的积极思想引导。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在军中随处可见，色情作品泛滥，不良社会思潮对军人的毒害愈来愈深。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小册子的作者就是后来被称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的美国人吉恩·夏普。其作品宣扬非暴力斗争理论，被称为“颜色革命圣经”。

　　美国成功瓦解了盛极一时的苏联帝国，兵不血刃地打赢了又一场“世界大战”。苏联解体后，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飞到莫斯科，骄傲地在红场散步，说了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

　　苏军瓦解深刻警示我们如何在强军征程中维护祖国的军事安全

　　苏军变质、苏联解体是人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无产阶级军事史上的一大悲剧，值得深思。特别是我党我军，在一段时期里受苏联影响较大，苏军丧魂变质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汲取。

　　铸牢军魂，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长期面对、事关存亡的根本问题，也是事关国家军事安全的根本问题。

　　西方在苏联“和平演变”得手后，美国政要曾夸下海口：“1999,不战而胜。”历史跨过“1999”已经16个年头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昂首阔步向前迈进。

　　在苏联解体后，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并且军队是其腐蚀和渗透的重点目标。实践证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决心、有智慧、有能力粉碎西方的“和平演变”。

　　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抵制“军队非党化”，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事关我人民军队的兴衰、国家安危、政权存亡和社会治安。

　　苏军成长壮大和丧魂败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会一劳永逸，越是在胜利的情况下越要保持高度警惕，惟此为先，才能铸牢军魂，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

　　坚持共产党领导军队的绝对性，严防其他党派渗入军队。

　　戈尔巴乔夫提倡“开放性”“多党制”，一些政治派别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纷纷渗入军队，出没于苏军机关和部队，以种种手法明里暗里在官兵中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污蔑和夸大苏共及社会主义的问题，用裙带关系和腐败军官拉帮结派。

　　面对众多派别的渗入和挑战，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却听之任之，不断丢失阵地，直到失去控制。“是共产党自己丢掉了军队”，一些苏共党员的感叹是极有见地的。

　　解决军队问题必须注意维护军队声誉和军人的荣誉，切实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

　　俄罗斯人民自古对军人这一职业推崇备至，但在全面“揭露”军队问题的过程中，报刊未经查实就连篇累牍地刊发关于军队各种所谓“丑闻”的文章，戈尔巴乔夫任命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更是怂恿和鼓励这种行为。

　　这掀起了社会性的反军浪潮，造成很不正常的“反军综合症”，导致民众信任度一路走低，军人失去往日的荣誉。军队是国家的卫士，也是国家的象征，军队没有地位必然危及军事安全。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夺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

　　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当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安全上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之所以苏联解体和苏军丧魂变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方文化价值观侵蚀下，社会和军人本来应有的核心价值观混乱和失落了。

　　高度警惕和防范外部势力渗透。

　　苏共垮台的一条深刻教训，就是没有及时阻止来自苏军外部的政治势力的渗透、利诱以及内部不同势力的纷争，致使苏军形似高度统一实则四分五裂。

　　随着美国对亚太介入的加深，新一轮“远东波”的“颜色革命”正围绕中国展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正在跟我们下一盘大棋，它们有一个颠覆、遏制、改变中国的系统工程，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

　　那种指望其发慈悲再给50年时间，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发展成世界强国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对美国等西方势力的这种政治图谋，我们必须高度警觉，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决不能天真，决不能抱任何幻想。

　　这方面的较量，看似不动刀枪、不见硝烟，但实质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切实抵御敌对势力对部队的渗透破坏，以积极主动的工作占领部队思想文化和舆论的阵地，不断增强官兵政治免疫力，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

　　关键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落到实处。

　　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这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部队官兵听党指挥，必须见诸实际行动。一要坚持和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二要增强各级党组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执行力；三要以严明的纪律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

　　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强化号令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定，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决不允许跨越红线。要加强对执行命令指示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和事，把听党指挥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责任编辑：陈久艺）

• 上一篇：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
• 下一篇：十月革命──目击者的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