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研究

导语
 
本文选译自维克多·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生于1928年）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书《社会主义叛逃者：从哈佛大学到卡尔·马克思大道》（A Socialist Defector: From Harvard to Karl-Marx-Allee，2019）【编者注：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书】。维克多曾是美国陆军士兵，迫于麦卡锡时代的残酷政治压力，于1952年游过多瑙河，从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来到苏占区。命运将他带到了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那里，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记者、丈夫和父亲，他见证了东德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成功、矛盾和崩溃。
 
柏林墙倒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批评者仍然热衷于借“用脚投票”来全盘否定东德的历史。在他们的眼中，东德社会主义政权四十年，除了斯塔西的监视和迫害以外，人民一无所有。这种反共的冷战意识形态和偏见建构了东德的历史形象，也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在本段译文中，格罗斯曼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东德重建初期波澜起伏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过程，展现了东德社会追求性别平等、教育体系健全的努力，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德遭遇的危机。
 
当下，冷战时期的对立仍以不同形式残存，新自由主义与去政治化的风潮使得未来的道路更加扑朔迷离。了解东德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遗产或许可以使我们前行的方向更加坚定、脚步更加有力。
 
作者简介
 
维克多·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原名Stephen Wechsler）：德国左翼记者、作家，192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左翼家庭。1945年入读哈佛大学，后加入美国共产党。毕业后成为工人，投身工人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征入美军并派往西德，期间为逃避政治迫害前往东德。在东德当过工人，并在卡尔·马克思大学学习新闻学，毕业后成为杰出的记者、作家，此后一直居住在德国，和德国人民一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作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年过九旬的格罗斯曼仍然不辞劳苦地为人民发声，他的著作中基于自身经历写就的《过河：对美国左翼、冷战和东德生活的回忆》（2003年）和《一位社会主义叛逃者：从哈佛大学到卡尔·马克思大道》（2019年），向世人展现了真实的东德生活图景和自己作为东德历史亲历者的观察与思考，在新自由主义肆虐的岁月里始终捍卫劳动人民的立场。

19. 志愿者为一家钢铁厂降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东德急需重建，只能依靠唯一一家有轧机的钢铁厂。钢铁厂位于魏玛以南的马克斯许特（Max-Hütte，以前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名字命名），是弗里德里希·弗里克庞大帝国的一部分。[1]二战期间，曾有一千名劳工被迫在这里生产军火。战后，包括四名女性在内的二十六名劳工的遗体被发现，他们身缚镣铐，头部中弹。另有十五人被屠杀后埋在一个万人坑中。1946年6月，该工厂由东德和苏联共管，直到1948年7月被东德国有化，成为“人民所有企业”（VEB）。
 
这家唯一可用的钢铁厂急需第四座高炉。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冷却水；而唯一可能的水源萨勒河在崎岖多坎的六公里之外。1949年，这个偏僻的角落几乎没有空闲劳动力，因此自由德国青年组织（FDJ）号召志愿者在夏季参与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口号是：“马克斯厂需要水！”
 
有两千七百名男女大学生响应号召。他们搬进改建的货车，穿上靴子和工装，很快投入劳动——装卸沙子和水泥，或用十字镐和铁锹挖坚硬的土。一些高年级高中生也加入了，他们参与新学校的党组投票，成功反对了校长不允许他们参与这项工作的决议，于是十五名男生和两名女生与来自哲学、社会科学和药学专业的大学生们住在一起。劳动虽然艰苦，条件也很简陋，但他们享受到了一种终身难忘的合作精神。当工作任务在九十天内如期完成时，志愿者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舞会，邀请了东德最好的舞蹈管弦乐团演出。2014年，一些志愿者举办了怀旧联欢会，纪念完成这项工作65周年。
 
1955年，这家有七千名员工的工厂开设了自己的“文化宫”，外面建有精美的希腊式廊柱，里面有分别可容纳700人、200人的大小剧院，还有舞厅、排练室、图书馆、会议室、餐厅和咖啡厅。这样的文化宫很快成为大型工厂的标配，但在199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化宫都被关闭了。该厂于1992年被一家卢森堡公司收购；2006年，剩下的650名员工为一个印度老板打工；2007年，该厂又易主一个西班牙财团；2012年，再次被转手给一家巴西公司。纳粹时期的工厂主弗里德里希·弗里克在战后被定罪后很快被特赦，成为西德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并于1972年以最高荣誉下葬。



21. 改变乡村 
 
在东德城市的骚动不安中，冲突和分歧暗流涌动，从未消失；在乡村，这些矛盾有几年比较尖锐。
 
我从岳父那了解到，他们村里的矛盾始于战后第一年，与分割地主的财产有关。我岳父是个木匠，在希特勒统治前是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人。他也是该地区斯拉夫少数民族的一员，索布人。他们被压迫了几个世纪，在希特勒统治下更甚，因而被苏联人视为盟友。这里所有的街道、商店或办公室标志都是双语的。
 
在纳粹掌权之前，这村里可能从没有过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苏军官员任命他为临时村长。从地主（一个头衔较低的公主，已经搬到了西德）那里没收的大部分土地被分成平均面积十二到五十英亩的新农场。像我岳父这样不务农的村民也分到了一小块地，刚好够种急需的蔬菜，几年后，又养了一些家畜家禽，可能是一头猪、一只母山羊、带羔的绵羊，及一些鹅、鸡和兔子。
 
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城市居民，以及那些诚实的村长来说，战后最初几年人们几乎饥寒交迫。我妻子蕾娜特回忆起她家走运的一件事，那是在圣诞节期间，食物稀缺，全家饥肠辘辘，幸好她父亲在雪地里找到一只冻僵的兔子。
 
村长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一方面苏联要求农民提供足够的配额来养活城里的饥饿人口，而相对富裕的农民则希望以更高的非法价格私下出售尽可能多的东西。另一个关键问题，也涉及到村长和苏联工作人员，是确认村里谁曾是恶毒残暴的纳粹分子，谁只是对别人没有造成多少伤害的机会主义者。所有这些问题使得村长和苏联人的生活像在走钢丝。
 
1952年后，当政府决定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时，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LPG）建立起来。这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因为虽然社员合并了土地、农场房屋，最终也合并了牲畜，但仍保留了他们贡献出的土地的所有权。
 
合作社的增长非常缓慢：富农倾向于保持私有制，又因为合作社吸引了经验不足或不太勤劳的农民，许多合作社搞得不太好。到1960年，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那一年，国家领导人决定强制解决收成不稳定和由此导致的短缺问题，向所有农民施加了强大的、有时甚至有些极端的压力，要求他们加入合作社。比如让不愿入社的富农难以获得贷款，向他们收更高的租用农业设备的费用，甚至在特别固执的农民家附近装上扩音器。一些人逃往西德，另一些人咬牙加入了合作社。


 
有些人非常愿意加入合作社，比如我采访过的一位妇女，她在村里带头创建合作社。她将这比作一匹马和重新粉刷的马厩门：“对马来说是新的，一开始会抵触。”她还用母牛分娩来比喻：“有时需要抓住正在出生的小牛的腿，帮着拉一把。”她告诉我：“现在，作为合作社的一员，我工作时间很固定，而且医疗和养老金都有保障。我有定期的带薪假期；自从度蜜月以来，我们第一次能去海边玩——尽管离这只有30公里。我是农场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决定农场的大小事情，投票选举主席、书记和会计。”
 
起初进展并不顺利，农业产量大幅下降，持续两年的恶劣天气更是雪上加霜。食物短缺问题更加严重，甚至德国人的主食土豆也供应不足，而人们还没习惯吃米饭或意大利面。那时东欧国家流行一系列笑话，其问答形式类似于美国的“敲门”笑话（knock knock jokes），总是涉及对“埃里温广播电台”的提问，其中包含天真装傻但尖酸刻薄的问答。[2]比如，
 
向埃里温广播电台提问：当我们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更高目标时，还会使用货币吗？
 
埃里温广播电台回答：‘不，两者都不会实现。’ 
 
现在这个笑话也有了农场版本：‘混乱’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抱歉，埃里温广播电台不回答有关农业的问题！
 
食物短缺可能是造成1961年许多人离开东德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人们认为有必要修建柏林墙以挽救东德的部分原因。
 
在此过程中也有其他错误，比如过度强调玉米的种植。然而，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农民家庭已经习惯了这种新的集体合作方式，不出两三年，他们就喜欢上了合作社，农作物产量越来越高，牛奶、黄油、肉类以及常见的水果、蔬菜和谷物都有了盈余。尽管合作社里每个家庭都养有一头母牛和小牛、猪和其他家禽，但社员们在照顾集体的畜群时依然尽心尽力，更加卫生、高效。社员现在有了一些闲暇时间，而生产力日益提高的合作社也有了足够的劳动力来从事副业，如养马、产蜂蜜、酿啤酒花、编织和编篮子等。越来越多青年农民进入免费的农业院校学习并成为专家，民主德国的农民合作社日益繁荣。


另一方面也值得一提。在西德，恶劣的天气、大型农场的竞争及来自折扣连锁店的价格压力迫使许多人放弃了农场，令人想起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关于1930年代俄克拉荷马州遭受沙尘暴侵袭而被迫迁往加州的农民家庭的小说《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虽然并没那么戏剧化，同样令人伤怀。在民主德国，除了1960年那艰难的变革之年外，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和销售都有保障，必要时政府会提供援助，没有一个家庭被迫放弃农业生产。
 
三十年后，东德解体，大多数农民拒绝了合作社解散、重回私有制的机会，想方设法在法律允许的合作农场里团结在一起，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一些之前逃走的老男爵和其他领主卷土重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试图“夺回”土地。
 
23. 裸体与平等
 
在那个年代，不仅是宗教教义，连衣服也被大量东德公民丢弃。我指的是海滩裸体主义，即 FKK（Freie Körperkultur，自由身体文化）。1990年以后，许多涌向东德波罗的海海滩的西德度假者常对东德大众对裸体的享受感到惊讶，甚至沮丧——他们要确保这种行为受到严格限制。
 
以前各地都禁止裸浴。20世纪50年代，随着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人利用假期远离城镇，到北部美丽的海滩度假。但当时，东德和西德的警察都会逮捕那些赤身裸体试图搏击风浪和流连沙滩的人。早年间，享受波罗的海沙滩和海浪的人中有很多是工会成员度假者。
 
大工厂或重点行业的矿工或钢铁工人住自己单位的旅馆，每个工厂或办公室都有为期两周的度假券分给员工，其中大部分度假券的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只有30东德马克，包括住宿、三餐、晚间舞会、音乐节目或关于当地历史的讲座，以及为那些有需求的人提供上午半小时的海滩健美操（音乐很响亮，那些不想练的人也躲不过）。有时，每隔三五年才会有足够的票分给员工，但许多人更幸运，也许是出于对出色工作的奖励，或者，有人悄声说又是“维生素B”（Beziehungen，即拉关系）的功劳。还有些员工没有申请度假券，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夏季平房、露营或与家人团聚。山区或湖边的工会旅馆也不错，但波罗的海沿岸总是最受欢迎的。


 
在海滨旅馆，大多数人使用德国特有的“沙滩篮”。这种遮阳座椅可以坐两个人，便于转动，以便凭好恶享受阳光或风，有脚踏板，扶手上可以放三明治或书。如果同伴举起浴袍，这表明在谨慎地更换泳衣（当时还没有比基尼）。但人们逐渐变得不那么腼腆了。随着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像我们一样有了汽车和帐篷，许多人不再等工会的度假券就自行北上，要么去一个收电费、厕所和淋浴费用的露营地，要么去一个“野营地”，如果被赶出来，他们就换个地方。
 
通常这些野外露营者认为裸体更舒服。他们先是在偏僻的小海滩上藐视法律，后来越来越具侵略性。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赢得了胜利：当地禁止裸体的法律被放宽或废除。到1968年，共有50公里的海滩被宣布为裸体海滩；到1982年，已有40个海滩获得了这一官方称号；到1988年，有这一殊荣的海滩达到了60个。裸体海滩不仅在波罗的海沿岸，还散布在梅克伦堡北部的湖泊旁。比如，柏林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地点太让人分心，非常危险，所以种了一排茂密的树木来遮挡司机的视线。
 
此外，裸体海滩并不隐蔽，而是向所有人开放，包括穿着衣服的“游客”，反正没什么区别，因为大家来的时候都穿着衣服。然后他们找到一个好地方，把沙子挖空，经常竖起一块五颜六色的布挡风，除此之外就很开放了。随着这一习俗越来越流行，裸体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将他们的区域（通常仅在一块纸板上潦草地写着“FKK”来划分）扩展到邻近的“织物海滩”（意为穿衣服的海滩）。这有时会导致与那些反对裸体的人发生争执，但大家通常已经习惯了，有些海滩甚至是混合的。
 
今天的西德历史学家每天都致力于诋毁东德的一切，他们坚持认为这种习俗是对严苛的独裁统治的抗议，使东德人至少在三、四周的时间里获得一点自由的机会。但既然裸体不再是禁忌，抗议的想法也就是无稽之谈了，但也许有些人确实认为这是一种自由，这与世界各地的度假感受几乎没什么不同。
 
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只是不喜欢湿漉漉的泳衣，喜欢享受阳光，认为没有理由为裸体感到羞耻，并享受着我所知道的每个裸体海滩的友好精神。在我更有魅力也不像我这样容易被晒伤的妻子的坚持下，我们全家也加入了裸体行列。大多数人都是举家前来，但即使是单身男女，我也从没听说过骚扰、跟踪之类的事情。这只是一种愉快、自由、轻松的度假方式。我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海滩游客都处在裸体状态。


 
当然，在一片融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笑话。这个笑话（希望不会引起反裸体主义者的反感）是否也包含了对商业主义的嘲讽？一个东德人和他的西德访客在裸体海滩上脱衣服，东德人对西德人背上的汽车品牌和胸前的汽油品牌纹身广告感到惊讶。西德人解释说：“我做广告收入很不错呢”。然后，东德人神情低落地说：“哦，看到你得了艾滋病，我真难过。但这也要做广告吗？谁会为这付钱啊？”
 
——“看到这儿的混合排球比赛了吗？还有那些漂亮的球员？靠近点儿再看看吧！”
 
——“啊哈！不是艾滋（AIDS），是阿迪达斯(ADIDAS)！”
 
这样的笑话在德国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听到，但关于“性”，在东德和西德存在差异。在东德，没有色情杂志，只有一份杂志每月刊登裸体艺术摄影作品，后来也有些裸体摄影的艺术书籍。我在东德从未见到过任何妓院或色情演出，也从未见过妓女揽客。但的确有些女性试图在交易会等场合结交外国商人。西方货币受到高度追捧，因为可以用来在标有“Intershop”的特殊商店购买奢侈品，这些商店出售西方商品来换取外汇（这种不得已而设的场所，今天依然困扰着古巴）。
 
是我太天真了吗？我见多识广，但在东德这些年里从未见过任何一个职业的“性工作者”。在海岸和湖滨的裸体海滩上，我见到的都是一种轻松自然、无忧无虑的友好氛围，没有丝毫将“性”商业化的意味。


 
在西德和西柏林，妓院合法存在，闪烁着霓虹灯吸引男性去幻想“爱欲中心”。在一些著名的街道和社区，比如在汉堡大名鼎鼎的绳索街（Reeperbahn），接二连三的霓虹闪烁的大帐篷门口宣传着里面的色情表演，外面则是不断游走揽客的站街女，这是一副令人不快的场景。但在家庭之外的未被商业化和色情化的男女裸体共处，几乎仅限于桑拿室，或被严令禁止。
 
个人生活方面是否也存在差异？看来是的。两德统一后不久的一项研究发现，西德19%的成年人每周性生活四到六次，而在东德，这一比例是西德的两倍，为38%。在西德，4%的人每天至少一次性生活，在东德这一比例为13%。在东德，83%的男性和86%的女性表示，发生性行为是出于“两情相悦”。78%东德女性认为她们的伴侣已经满足了她们的性愿望，性高潮的频率也较高。[3]
 
在东德，婚前性行为并不被反对，而是被视为正常现象。避孕药具免费提供给十六岁或以上的人。尽管超过90%的东德妇女有固定工作（在西德，这个比例只有50%），她们结婚和生育的平均年龄比西德低（当然不是十六岁）。
 
在西德，1958年以前，法律允许丈夫取消妻子签订的任何工作合同；1977年以前，妻子需要丈夫的许可才能接受一份工作，而丈夫掌管着她的工资；1962年以前，妻子甚至没有资格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直到1969年，已婚女性在任何商业交易中都没有地位。顺便提一句，几十年来，巴伐利亚的女教师如果结婚就不再能保住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与东德形成鲜明对比，东德宪法从一开始就保障妇女在婚姻和工作中享有绝对平等的地位，同工同酬，并保证那些有家庭的妇女能继续就业。妇女带薪休产假这样的政策始终都有，之后还有更多类似政策。免费托儿所和幼儿园也逐年增加，直至普及。尽管德国的传统是中午放学，但东德的学校在给学生提供热腾腾的午餐之后，还会在下午组织学生搞课余活动、游戏、玩耍和做作业等，使得父母双方都可以工作一整天。 


 
消除所有的不公正、坏习俗和轻微的歧视不太可能，因为人毕竟是人，背负着人的弱点和习惯。矿工或钢铁工人（主要是男性）的工资通常高于办公室职员或店员（通常为女性）。但每个行业内部的工资是平等的，每个企业的工会合同都要求妇女委员会检查有无投诉并制定培训和晋升女性员工的计划。尽管这种性别平等从未适用于政治局最高层（只有两名女性作为“候补委员”），但在其他层面上广泛执行。我记得我的美国嫂子在一次探亲期间对我说：“我注意到你讲起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时经常提到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她们似乎在这里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都没意识到这点，这当然是个好现象。
 
当然不是说单亲母亲和职业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问题和压力，因为她们要平衡工作、育儿、购物和家务，而一些男性，尤其是老一代的男性，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公平地分担这些职责。尽管这些政策上的性别平等并不能完全令妇女无后顾之忧，但东德尽力为妇女提供了更大的平等、独立和个人成就感。
 
我以一个裸体主义的政治笑话结束本节。一名裸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官员遇见另一官员时问：“你读过马克思吗？”后者答：“读过啊，我们一定都是在‘沙滩篮’上读的”。[4]

40. 教育问题
 
在讨论东德的衰落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东德最好的部门之一（尽管在某些方面仍存在问题），即教育体系。在东德只有公立学校，没有私立或教会学校。
 
那种基于阶级背景差异的教育体系通过将十二岁甚至十岁的学生送入大学预科学校，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孩子抛在后面。然而在东德，除了那些在音乐、数学、语言、尤其是体育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如果愿意可以进入专门学校之外，所有学生一起学习直到十四岁——后来改为十六岁。那时一些人进入大学预科学校，大多数人进入技术学徒学校。如今，德国许多州都在争论教育上与德国传统彻底决裂，一些人敦促采用东德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很少明确指出这是“东德用过的”。
 
学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和教师，而不取决于学校的地点，因为东德所有学校教的是同样的课程。这听起来可能太过整齐划一，有利有弊。但其目标在于解决传统德国教育的另一个主要弊端：一些孩子将不会比他们在大城市如柏林、莱比锡或德累斯顿的同龄人受到更差的教育。
 
除了德语、数学、历史、地理、公民、艺术和音乐之外，学生也学习生物、化学和物理，但没有什么“智能设计”、六千年前“上帝创造地球”，或者将所有野生动物（除了可怜的老恐龙）挤进诺亚方舟！俄语课程从五年级开始（通常不太成功），法语或更流行的英语可在七年级选修。边境附近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学习波兰语或捷克语，斯拉夫少数民族地区的索布人（Sorbs）和文德人（Wends）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所有学生每周都有体育运动，而且都必须学习游泳。
 
“综合技术教育”是东德教育的一个特色。东德人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学习打理学校的花园，并学习缝纫、钻孔、技术制图和阅读工业规划等技能。从七年级开始，他们每两周会到工厂或合作农场去学习和工作一天，了解工作条件和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去接触不同行业，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培养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精神，这些是东德社会的基石。高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参与简单的生产操作。这套教育体系被芬兰研究和部分借鉴，该国的学校现已跻身世界最佳之列。
 
学生十六岁时，也就是十年级之后，多数人会去当两年的学徒工，通常住在工厂附属的职业学校宿舍里。住宿和学徒培训都是免费的，他们每月还有津贴。他们可以选择学三百六十行里的任何一行，从面包师、理发师、厨师、服务员，到电工或精密机械师。在专业技能之外，他们还需要学习其他行业的知识，以便以后转行。课程内容包括基础技术、电子、数据处理和工业经济学，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体育课，以及更多外语培训。如果愿意再学习一年，他们还有机会准备读大学。


 
学徒期结束后，他们的工作有保障，工资水平与成年人相当，有志者还可以继续学习，考取“技术能手”资格证。优秀的电工、泥瓦匠、水管工或木匠，除了常规工作外，下班后为周末度假屋做私活通常也很抢手，而且往往有不错的收入。两德统一后，西德人经常评论说，“无论共产体制多么坏”，东德的学校一定相当不错；他们的学生不仅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都学得好，而且还差不多都是技术娴熟、机敏聪慧的手艺人。
 
东德的历史和公民课程始终有明确的反纳粹特征。毫不奇怪，东德的教育强调资本主义对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不可推卸的罪责，这基于惨痛的历史事实。英勇无畏的地下抵抗战士为东德的课本贡献了许多篇幅，他们大多受共产党领导，被残酷迫害仍坚韧不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能阻挡纳粹的巨轮，直到盟军最后取得胜利。这些英雄儿女作为士兵、游击队员，在西班牙内战中、尤其是在纳粹德国这头恶兽的腹地，为反抗纳粹压迫而不畏艰险甚至英勇牺牲。我认为，传承他们的英雄遗产很有必要。许多学校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历史社团致力于挖掘他们的故事。也正得益于此，年轻一代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某些父辈德国人所谓的“英雄主义”故事，正是他们的“英雄主义”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大多数国家的教科书总是偏好强调英雄而非受害者。教材里充斥着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等人的身影，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却被隐去了。东德也不例外。
 
大屠杀的惨痛历史以及数百万犹太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曾遭遇的不忍卒读的迫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被投入波兰德占区的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等集中营中被迫作奴工劳累至死或被残忍屠杀。尽管东德的英雄在西德常被忽略甚至遭到诋毁，但东德和西德的学校教育都常忽视其他受害者，如残疾人、反法西斯的信教者和同性恋者等。我认为，任何形式的片面主义都是严重的错误。
 
而另一个因素，无疑是东德与以色列的日益疏远。以色列成立于1948年，比两德的成立要早一年。起初，苏东阵营支持以色列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东德总理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曾表示：“我们认为，建立犹太国家对于成千上万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下遭受极端苦难的人们重建新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贡献。”
 
然而，随着以色列日益倒向美国和西方，以及斯大林的“反世界主义”倾向（这一倾向既是以色列倒戈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气氛发生了变化。像匈牙利的拉兹洛·拉伊克[5]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6]这样的资深反法西斯斗士遭受了悲剧性的审判和处决，东德也有许多人因此被撤职，但谢天谢地，没有大规模的审判或处决。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好转。但就算是在东德强烈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与政策的时候，我也没见到过反犹主义的讽刺画。居住在东德的纳粹受害者享有许多优待：更长的假期、免费交通、提前退休以及更高的退休金。但直到东德并入西德，官方出版物和学校教育都倾向于回避关于对犹太人的压迫以及对大屠杀的深入讨论。
 
在西德，纳粹礼、万字旗以及大屠杀否定论也同样被禁止。但是，尽管西德领导人公开而且特地强调纳粹统治的反犹主义一面，暗地美化历史的倾向以及对在世和已死的前纳粹狂热支持者的接纳却在西德大行其道。东德没有向境外受害者和以色列赔款，但却把种族主义者和亲纳粹分子清理出了公共空间。而且，虽然东德的历史课程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文学课程指定了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和布鲁诺·阿皮茨广受欢迎的《群狼环伺》等书目。
 


《群狼环伺》讲述了一个犹太儿童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得救的戏剧性故事。当故事原型的小男孩最终被一家报社找到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色列的一名学生和活跃的篮球运动员。他访问东德时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许多方面，人道主义的氛围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指定阅读书目中有许多欧美经典名著，首先是德国的，还有一些苏联最好的作家，也有《鲁宾逊漂流记》《哈姆雷特》或《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维克多·雨果等作家的著作。在东德很少教授现代西方作家的作品，不过如果你来得早而且赶得巧的话，书店里有不少这样的书可供挑选。有时候我会想，有多少东德的佳作能够在西德被销售、阅读和教授？恐怕只有寥寥几本，而且往往还是那些“异见”作家的，更不用说在美国了。


当学生们十四岁时，他们会去参观布痕瓦尔德或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遗址和纪念碑。教师们，尤其是早期那些敬业又热情的“新教师”们致力于传递反法西斯的思想与国际友谊和团结：声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士、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士、越南人民以及反抗纳粹统治的希腊民族英雄马诺利斯·格列索斯——他先是被纳粹政权投入监狱，后来又坐过希腊反动派的大牢。[7]他们还为在北卡罗莱纳州被污蔑犯下谋杀的威尔明顿十人组（Wilmington Ten）辩护，最引人注目的是，为安吉拉·戴维斯声援，她当时在加利福利亚面临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指控。[8]来自东德年轻人的抗议卡片和信件，包括直接寄给她本人的信件，几乎如雪片般涌来，装满了卡车的邮袋，让主审法官大吃一惊，也可能为她重获自由提供了一点帮助。
 
在东德南部边境丘陵地区的一个小镇，我的教师朋友带我参观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村民们发现了一名试图从纳粹控制下逃跑的黑人战俘，村民去找食物和药，但在他们赶回之前，纳粹士兵已经赶到并杀死了他。他是美国人还是法国殖民地的非洲人？他们不知道。但是每年我的朋友都会给新学生讲这个故事，带领他们一起到埋葬他的树林里，在他的小纪念碑旁朗诵和唱几首反法西斯的歌曲。他们也为在附近牺牲的两位红军战士举行了这样的仪式。我猜想学生们可能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简单的经历。
 
当然，记忆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年轻一代的教师没有受到过纳粹和战争年代的情感冲击，这使得他们更难以传承最初这种强烈的反法西斯精神。但仍有一些精神保留了下来。我和家人一起参观过一个石砌的建筑工地，在那里，我的堂兄杰里和许多被奴役的美国犹太人及意大利战俘一起劳作，因劳累、饥饿和缺医少药而死。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给我们带路，他告诉我们，在民主德国时期，每个班级都要参观山上的小纪念碑，留下鲜花，把那里打扫干净。现在，可悲的是，这些都被忽视和遗忘了。
 
那么，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呢？解决问题总是很困难。学徒们不仅要在自己的行业得心应手，而且用官方语言来说，要成为“有阶级意识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爱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年幼孩子们的老师可以指出他们周围带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事物而不必担心受到怀疑。但四、五年级的学生会把东德的情况与西德比较，导致教育问题比较棘手。尽管政府一再劝告，但父母们不仅收看西方电视频道，还让孩子们看。在这些频道里，孩子们看到的是跟东德官方宣传相反的画面，用非常绚目迷人的包装呈现。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民主德国社会所颂扬的优点，如零失业、免学费、无贫困、没有贪婪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和支持反动政权，压根没有犯禁那么有趣和吸引人。
 
当在汉堡的明娜阿姨寄来包裹，里面装着在东德很难买到或者还不为人知的东西——最新款的时髦牛仔裤、彩色签字笔，或只是有漂亮设计图案的购物袋——而电视上播放着年轻人的冒险生活、喧闹的哈雷摩托车之旅、[9]疯狂的舞蹈、奇装异服，甚至是隐秘的吸毒场景，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似乎显得乏善可陈，这让他们很难把老师的话当回事。
 
有些教师坦率地直面这些难题。图林根州一个小镇的老师，曾经是校长，告诉我他的原则：
 
1、如果你确信自己说的话，就不要害怕用真诚的、有感染力的热情来直抒胸臆；
 
2、你不能一直重复自己的话，让那些正在听（或不再听) 的人感到厌烦；
 
3、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让年轻人相信“那边”的人们在以前或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临的冲突和困难，你也必须诚实地讨论学生正在经历的国内财政赤字和挑战。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相信你对过去或未来的问题所说的话。
 
我发现这样的做法很明智。但对于东德最高领导人的妻子、教育部长玛格特·昂纳克[10]和她的工作人员来说，讨论东德的问题风险太大。教师们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这可能会导向对国内政策的批评。这种信任的缺乏，也同样体现在媒体和受众之间，是导致民主德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许多问题确实棘手，其中一些来自苏东阵营，如波兰造船厂工人罢工，或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他因1956年关于斯大林多项罪行的“秘密报告”及在联合国会上愤怒敲鞋子的报道（无论准确与否）而闻名。他在民主德国很受欢迎；据说瓦尔特·乌布利希[11]和他交情不错。但是，1964年10月，尼基塔突然因为没人相信的“健康原因”被毫不客气地下野了，一个可怜的教师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困扰我们英明老大哥的事件呢？我听说，在九年级的一个班级，学生们不断缠着老师要求他做出解释，结果老师只能逃出教室。
 
这种情况无疑也会在最高层引起混乱，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争议或辩论不被鼓励，并随后在学校之外发生。可悲的是，往往是来自左翼家庭的亲民主德国儿童，他们对政治最感兴趣，却被缺乏安全感的教师阻止公开讨论。这可能会让这些学生感到绝望。大多数学生只是随大流，说老师想听的话，不会造成任何麻烦，但会导致虚伪和政治冷感。
 
还有一类学生变得叛逆，拒绝所有被教导的思想，包括反法西斯和反种族主义。这可能反映了一些家庭中根深蒂固的法西斯残余，这种残余在民主德国受到严厉压制，但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这些年轻人接受来自西柏林和西德的法西斯观点的时机就已成熟。没有墙之后，这些观点不受干扰地从它们黏滑的孳生地大量冒出来。
 
我以两件轶事来结束这长篇大论，说明那些年的矛盾。
 
我认识的一位年长的教师，就像过去的女校长一样，嘲笑她的女婿，莱比锡教育系统里一个教条主义的官僚。他女儿的高中遇到了一个罕见而令人不快的问题：头虱！任何被感染的人都被送回家隔离一周左右。女孩说，有传言说受害者正在出售活体标本——作为放学通行证！全班同学开玩笑说应该要求每个人隔离两周。但当他的妻子把这些笑话告诉这位古板的官僚时，他生硬的回答是：“他们怎么能对错过一天良好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样的大事开玩笑呢？”
 
另一个回忆是关于阿尔弗雷德·威尔姆[12]的一本书，他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作家。《休息一下，万兹卡》（Pause für Wanzka）出版于1968年，抨击学校系统的种种弊端，呼吁更多人性和温暖，尤其是对那些难以适应纪律或者循规蹈矩、但可能在其他某些方面非常有才华的孩子。但基本上，所有孩子都应该得到足够的爱与关注。这本批判性的小说遭到了教育部长昂纳克和她的官僚们的抨击。尽管她反对，这本书还是得以出版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这本书卖出了25万册，读者主要是家长和教师。它最终被拍成了电影[13]，但到了1990年，东德的电影，就像东德的书籍一样，几乎全被消失了。


蕾娜特和我都喜欢这本书，它反映了我们认为经常被忽视的教育的一个方面。人们在青少年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学习，但不想一直做彬彬有礼、听话的学生，象征性地双手交叉坐在课桌旁。许多人想要在思想上、有时甚至在行动上叛逆。他们不仅寻求浪漫爱情，也追求浪漫主义或冒险主义。
 
民主德国有许多年轻人的俱乐部和兴趣小组，及各种免费的体育运动，但我希望人们更多地理解年轻人除此之外的其他需求，打破礼貌的顺从和拘谨的行为，更多学习反叛者如托马斯·闵采尔[14]、罗莎·卢森堡[15]、哈莉特·塔布曼[16]、约翰·布朗[17]、西非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18]、南非的地下组织，当然还有切·格瓦拉[19]。
 
在小说和他们的生活中偶尔出现一些不那么直接的政治浪漫和冒险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事实上，更多这样的努力可能会让年轻人与民主德国之间建立更稳固的联系，也许能在最后的日子里会有更令人振奋的结果。或许，它也会更多保留优秀传统，而不是放任那种冒险式的浪漫主义在结尾时渗透进来，带着来自邪恶过去的蛊惑人心的基调。这些冲突反映了民主德国这个复杂而命运多舛的社会中的流动的矛盾和对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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