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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研究

理·伊·科索拉波夫遗著:取消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为斯大林平反是正确的

发布时间:2022-01-29 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作者:理·伊·科索拉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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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按:此文是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原主任Р.И.科索拉波夫在去世前的遗著。科索拉波夫曾代表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舍宁派)在2001年宣布取消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其后,因为舍宁派的衰亡,科索拉波夫于2010年回归俄共系团体,任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第一副主席直至去世。本文曾在去年在我编辑部《论据与事实》微信公众号摘译刊出,因现俄共已经准备建议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取消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苏共二十二大决议,为帮助各位读者同志及时掌握一手消息,我们决定在近期集中刊发一批材料。
 
另敬告各位读者同志,鉴于自身知识版权保护问题,我们决定除了合作方外不向任何方面提供原始出处,如须核查我们所刊发的材料中的俄罗斯方面已经公开刊发的材料,请自行查询,如须核查我们所刊发的材料中的俄罗斯方面未公开刊发的材料,请联系俄罗斯有关单位自行核实。我们不便提供帮助。敬请各位读者同志周知。

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总编辑科索拉波夫:
取消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为斯大林平反是正确
  
作者:理·伊·科索拉波夫[1]
 
让我们从一个历史对比开始看。
 
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向全国发表了关于承认日本战败、从而宣告成功地完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讲话。在讲话中斯大林不仅谈到了现代的胜利,而且还回顾了1904年俄日战争期间俄罗斯军队的失败。他指出,这次失败 "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个黑色的污点。在那之后,我们的人民相信存在并等待着日本被打败、污点被清除的那一天。40年来,我们这些旧日的被征服者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而现在这一天已经到来。"
 
显然,在当时普遍欢欣鼓舞的气氛中,带着对牺牲者的哀伤,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新的、更大、更毒的 "黑点 "的即将出现。那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闭门会议上所作的臭名昭著的报告《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他概述的 "路线"。这样一来,苏联人民,也就是年轻一代,事实上被切断了与我们在十月后迅速发展的最有成效的三十年的真相的联系,到本世纪末。我们,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我们这些知道真相和指导其被扭曲的人,已经从那时起等待了四十五年,等待对它的平反时刻的到来。希望我们能等来这个时刻。
 
由于党的第二十次会议的文件已被世人所遗忘,所以我将在这里部分引用这些文件,当然所引用的段落并不多。以下是1956年2月25日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的部分内容——"大会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准中央委员会报告,并指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系统措施,确保在党和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所有领域彻底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并消除其后果,严格执行伟大的列宁制定的党的生活规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
 
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只被听取,并没有被讨论,关于它的辩论也没有展开。参加会议的人在听到一切后很难看着对方的眼睛发言,也没有人鼓掌。然后该决议就被直接表决,我们可以说这是完全武断的。
 
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也是错误的。据该文本的直接起草人Д.Т.谢皮洛夫说,"在大会上没有对报告进行文本讨论"。谢皮洛夫是在大会第二天,即2月15日得到赫鲁晓夫的指示的——他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授权",并被要求在写作时只使用П.Н.波斯别洛夫之前准备的材料。在谢皮洛夫的建议下,赫鲁晓夫的助手列别杰夫和舒伊斯基完成了报告的最终定稿。此外,谢皮洛夫还坚决拒绝成为共同作者。后来他在谈到赫鲁晓夫的这件事时说,"这完全是他的,而且只是他的想法!"这证实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前成员Д.И.切斯诺科夫在70年代初对我说的话:"他赫鲁晓夫,欺骗了中央委员会"。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 "个人崇拜 "问题从未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和大会批准的议程里,那么这也就直接任意违反了据称是为了遵循--"伟大的列宁制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而进行的工作。
 
但这还不是全部事实。
 
赫鲁晓夫耍的最大的难以曝光的把戏是——反斯大林的报告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在秘密的环境中进行的,当时所有的外国客人都已经离开,包括兄弟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人员补充,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员被邀请出席会议。但是那时已经选出了新一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在2月25日上午的会议上通知召集的的,而两个中央常设机构的组成人员是在休息后由计票委员会宣布的,这就造成了大会继续进行的假象。但由于投票是在前一天,即24日进行的,因此在第二天,尽管大厅里仍然是大会的代表们,但他们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也不再拥有代表的权力。因为代表们的权力随着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出现而被终止,这就是说此时他们并不掌握党的决定性的法律权力。如果现在赫鲁晓夫本人被坚定地问及他所说的是哪个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上一届的的还是下一届的--他自己也一定会感到困惑。这就是 关于"个人崇拜"决议的诞生过程,目前从法律、政治、道德和科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有缺陷的。
 
至于1961年10月30日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列宁墓的决议,是在另一个急剧动荡的政治环境中通过的,其背景是政治谎言的可耻狂欢,由对1957年所产生的所谓的反党集团的迫害所助长。这份文件今天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它认为 "继续将装有斯大林棺材的石棺放在陵墓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斯大林在个人崇拜期间严重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诚实的苏联人民以及他的其他行为使得装有他遗体的水晶棺无法继续留在列宁墓中"。
 
我相信,未来在取消第二十二届大会的这一决议后,我们也不会坚持将斯大林的水晶棺送回列宁墓,但我们将关注其他事情——我们将宣布那里二十二大的对此的政治评价是无效的。其次,我们还将从道义上谴责对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者的骨灰的亵渎行为,谴责近年来被 "民主人士"惯用的卑鄙的土狼本能的 "挖棺材"行为本身。
 
当然,我们也知道格鲁吉亚联合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斯大林进行党内改造的重新评价的决议。当然,从原则上,我们不可能不同意它的想法和主旨。但是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应强调,早在这次大会及其决定之前,来自苏联各共和国的数百名诚实而有见识的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列宁格勒的尼娜·安德烈耶娃、莫斯科的基拉·科尔尼延科、塔季扬娜·哈巴罗娃、阿列克谢·戈里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爱德华·奥亚佩夫、敖德萨的古拉姆·祖斯拜。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对斯大林党内改造的判断也是有些不正确,当然这些判断一般来说是有道理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早在1953年开始的改造运动后,有时是 "不作为"的,他们的政治路线后来又在А.Н.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变成了诋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制度的无耻手段。根据叶利钦1991年10月18日的法律,为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后的被判犯有反革命罪的人恢复名誉。"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往往和伪警察和弗拉索夫分子混为一谈。关于肃反扩大化的结果的数据也被故意混淆,并被小心地隐藏起来。雅科夫列夫曾宣布有150万"遇难"了。他把这个污蔑用在列宁的直接道德和政治继承人、我们的领袖身上,合适么?当年被"改造"的人有一天也会要求实行政治改造,但谁会为他们进行这一工作?看来,与其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如把斯大林本人的话和关于斯大林的事实带到人们面前。斯宾诺莎的明智原则用到这里特别贴切:不哭不笑,而是理解。是的,实践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重量级证明。
 
2001年的 《域外》杂志发表了社会学家Б.Ф.斯拉文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 "社会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并宣称这种对立是 "对每一个一直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左派活动家和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有趣的是,新时代的哈姆雷特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政治自杀,因为对于一个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很清楚关键点不是斯拉文发明的(割裂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虚假的资产阶级哲学产物,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个阵营之间的历史对抗。不管是谁,只要相信斯拉文的这一点或其他的任何一点,都会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倾向于亲资本主义力量的一部分。
 
在赫鲁晓夫发动的对斯大林 "个人崇拜"的批评中,有两项指控经常出现。第一个是指控其领导了苏维埃国家的镇压行为,特别是在1930年代后半期的肃反扩大化运动;第二个是其认为斯大林应对红军在1941-1945年的战斗中的惨败负责。
 
赫鲁晓夫在2月份的报告中提出,斯大林试图 "在理论上为大规模镇压政策辩护,借口是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必定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为此还提到了斯大林在1937年2月至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报告。令人惊讶的是,现实情况是好像自二十大到苏联解体的几十年来从没有人检查这个参考资料。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正如普希金所说,"我们是懒惰的,也没有好奇心"。事实上,所有的论文,都在无休止地复制所谓的 "斯大林主义邪恶论",而不是去回顾和客观研究斯大林的报告、文章和演讲。因为,斯大林指出过,必须 "粉碎和抛弃那种腐朽的理论,即随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阶级斗争就应该越来越淡化,随着我们的进步,阶级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驯服"。斯大林还强调过,"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产生影响,那么它的另一端就会延伸到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他在30年代后半期,即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绝对优势在苏联已经得到保证、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的胜利的社会主义宪法已经通过的时候,也并没有提出"阶级斗争加重论",而是反对 "阶级斗争加重论"。因此对于我们的政治家,我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去阅读全部历史。
 
我们没有必要为斯大林辩护——把他描绘成一只粗心的、没有牙齿的绵羊。因为在1933年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和把在全联盟范围内保护公共财产作为我们制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基础的必要性时,斯大林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阶级的消灭不是通过削弱阶级斗争,而是通过加强阶级斗争来实现的",并呼吁 "要记住,苏维埃国家力量的增长同时也会增加垂死的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但他的行动是具体的,是符合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阶级斗争的加强或削弱是以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即取决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程度,取决于它的稳定性。而且正如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巩固程度和稳定性从来不是一个恒定的、不变的保证值。斯大林很清楚这一点——他是一个灵活的辩证法专家,而在这个意义上,赫鲁晓夫的行为用俄罗斯谚语来说,就像是一只熊踩在了人的耳朵上。
 
此外,各类机会主义者和反苏维埃主义者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据称显示被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的人数的数字十分巨大。这些言论包括:尤里·卡里亚金所创造的--1.2亿人的神话、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是0.6亿人。但是,在战前,苏联的总人口才为1.9-1.95亿,因此令人费解的问题存在了:如果肃反扩大化的确镇压了那么多人,那么在卫国战争年代谁在战斗,谁在后方工作,谁恢复了国民经济,苏联解体前接近3亿的人从哪里来?
 
根据最新的研究情况,我认为我有责任在这里给出一个客观的结论。整个斯大林时期,即包括内战结束、新经济政策、集体化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内的1921-1953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接近80万。但是其中一些人被改判为10-15年的监禁,在1934-1940年,在劳改营就存在4到7千名这样的囚犯。1953 年 3 月止,内务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在册监管囚犯有 250 万人,略高于当时全国人口的 1.5%。将这些数据与美国的同类数据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例如1999年,美国“人权堡垒”中记录的囚犯超过200万人,美国每 10 万人口中的囚犯人数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两倍。当然,国家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当时,在50年内,国家和社会经历了三场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并且几乎没有愈合最后一次战争创伤的国家和社会相比一个本土没有遭受到损失的国家和社会从不是一回事。一个两个世纪以来能够远离毁灭性的入侵,并在与其他大陆的大战中获得巨大经济收益,并占据独特优势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国家和社会和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
 
并且,俄罗斯关于美国的数据的虚假性降低还是由美国人自己纠正的。而且有趣的是,美国人认为其本国的同类囚犯的数据还必须往上走。马里奥·苏珊说,"1996年美国的囚犯人数是550万人",这比苏联在任何时候的数据都多近300万人!"
 
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在人们面前还欠着债,因为其还没有对苏联的两个历史现象--30年代的大规模告发现象和40年代初的叛国现象--作出适当的主要评价。
 
1938年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著名的、现长期被忽视的决议中指出了告发的现象。它正确地指出,"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至今没有发现和揭露巧妙伪装的敌人。这些人正试图用警惕的呼声来掩饰自己的敌意,并留在党的队伍中,他们也正试图通过镇压措施去反而压倒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和在我们的队伍中播下不安全和过度猜疑的种子。"
 
例如,是谁诱使文件中提到的罗斯托夫州委员会的部门负责人将30名无辜的共产党员从教育学院驱逐出去的?是什么力量使基辅州党委书记库德里亚夫采夫挑动一半的城市党组织提交关于另一半的政治惰性的声明的?"民主"新闻学特别喜欢将米哈伊尔·科尔佐夫和弗塞沃洛德·梅耶霍尔德塑造为真正的大人物和当之无愧的受欢迎的、圣人般的伟大烈士。但这却不是事实。科尔佐夫因与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联系而被国际旅旅长安德烈·马蒂抓获,经过第二次审讯和一个月的休息,他开始诬陷马雅可夫斯卡娅的朋友布里克、她的丈夫奥西普和妹妹(阿拉贡的妻子)埃尔莎·特里奥莱。普希金主义者齐尔贝恩斯坦,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斯塔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埃伦堡、巴贝尔、尤金·彼得罗夫、基尔萨诺夫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电影导演卡门,艺术家萨茨、贝尔舍涅夫和贾金托夫,外交官李维诺夫、梅斯基和波特金,以及一个妻子叫玛丽亚·奥斯滕的军人也被供认。
 
梅耶霍尔德也有类似的举动。在审讯中,他供认自己的反苏思想的形成和爱森斯坦、奥克洛普科夫、迪科伊、加林、奥列沙、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谢巴林·塞弗林娜、基尔萨诺夫、弗塞沃洛德·伊万诺夫、费金、爱伦堡等人有关。当然,后来弗塞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拒绝了这些诽谤,但它们并没有阻止这些人物污蔑苏联文化的黄金创造者们的行为。但是,而其他告发的小白鼠的名字,我们现在几乎都不知道了。如果不对它在档案中的痕迹进行仔细的社会学研究——这种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社会心理学的自发产物将无法被发现,我们也将无法纠正这么多年来被归结为 "个人崇拜 "的错误结论。也许历史学家В.Г.诺格罗夫的观点部分正确,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算作 "斯大林主义者",他认为,"1937年的恐怖有其自身的逻辑,"他推断道,"斯大林不太可能计划进行如此规模的镇压。但恐怖就像雪球效应。拿下了一个,他又点了10个人的名以做提醒,这10个人有惊无险,但是他们也要反击,他们也要叫人,于是人数越来越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们仍然要去探索和研究。
 
1977年12月,我有机会与当时88岁的В.М.莫洛托夫交谈。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仍然真诚地相信,战前的肃反运动从总体来说上是正确的,它防止了在国内形成"第五纵队",否则卫国战争期间我们就会被打败,他就是这样认为的。希特勒在死前的采访中也痛苦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当时的盟友的确认。如果,根据一些资料的推断,如果不在战前组织肃反运动,就会有多达150万的祖国叛徒在战时为德国法西斯工作。可以想象,现实中我们避免了什么危险。
 
二十几年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重建",主要就是从将斯大林列为对立面开始的——以此让群众得到相关的事实材料,并引导其认为我们需要新的结论和归纳。但是,与他们所批判的斯大林时期相比,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路线也并没有抑制或终止阶级斗争,而是相反的加强和加剧了阶级斗争。而且,它随着社会对立阶级的恢复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当犯罪的财阀的阴险的抢劫行为和巧取豪夺的思想被无产阶级客观地直接反对时,社会对立就已经以一个极其严峻的局面出现了。
 
我们指导,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有三种主要形式——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列宁通过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又将这个结论进一步总结概括出了五种斗争,它包括:(1)与剥削者的斗争(2)与军事敌人的斗争(3)与中型和小型资产阶级的斗争(4)资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在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过程中的斗争(5)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斗争。到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文件认为在这些形式中,只有最后一种,即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斗争持续存在,每次提到这个问题时都会提到它的阶级本质。
 
80年代后半期阶级斗争的爆发,让我们的干部措手不及,这是因为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发展阶级理论工作成果竟然是错误的。当时我们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没有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早在1938年11月,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就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关于逮捕过程中的检察官的监督和调查责任”的法令,这项法令揭示了现实中存在的对调查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规则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的现象。它指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机构中的敌对分子的颠覆活动,他们明知故犯地歪曲苏维埃法律,进行造假,伪造调查文件,以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起诉和逮捕,出于挑衅目的对无辜者制造 "案件",同时采取一切措施掩盖和避免破坏其反苏犯罪活动的同伙的行动。
 
与中央委员会1月份的决议一样,在这份文件中,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更理解惩罚性措施的双重性,并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然而,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有得出外来人和同路人(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执法机构中的渗透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但是这在列宁逝世之后已经逐渐形成。对他们来说,接受来自白俄残余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指令并不是秘密。结局是我们知道的,后来他们是把战争、流行病和社会冲突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扣在斯大林和党身上,甚至扣在了那些在与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死去的人的身上。同时,它又为臭名昭著的恶棍和工人的敌人"平反"。它是中央委员会和克格勃在道德与政治上瘫痪的根本原因。
 
另外,1991年所全面爆发的还有另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这在早些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自50年代后半期以来,外来人和同路人加速渗透进了党和国家的大脑中,特别是在科学院。不仅如此,在斯大林去世后,党内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的领导人——他兼具远见卓识的理论家的能力、视野开阔,又是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在斯大林逝世后,有丰富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在中央委员会的最高领导层中根本就没有位置。
 
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有丰富经验的社会科学家群体中的五人——О.В.库西宁、  И.В. 斯大林, М.А.苏斯洛夫, Д.И.切斯诺科夫、П.Ф.尤金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但在1953年3月他们都被免职(已经去世的斯大林不算在内)。苏斯洛夫在1956年被选回了主席团,库西宁在1961年回到了主席团,但是这基本没起什么作用。1982年1月去世的苏斯洛夫并没有因为他的创新式思维而让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整体表现出类拔萃,而库西宁显然还记得他的社会民主主义青年时代,他的最大的“成绩”就是他以投机的方式废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当时严重影响了苏维埃政权的命运。
 
1972年,历史学家П.Н.波诺马廖夫被选为政治局(改名为主席团)的候选人,但他并没有改善整体状况。十几年后的1987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掘墓人А.И.雅科夫列夫以同样的身份出现在政治局时,则象征着"末日的开始"。斯大林逝世后的近40年来,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的战略分析和规划工作,而满足于将参谋、顾问和助手的文章和思想作为党的最高集体智慧呈现出来,这在实质上是践踏其领导国家的职责的行为,并是藐视其根据可靠的先进理论来领导国家的职责的行为。这也可以解释所有这些被赶出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大楼的的"知识分子"骨干在1991年时不是和抗议的老百姓同列,而是悉数转入了舒适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作为阶级斗争的第三种最新形式,我认为有必要把党在一定情况下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来,即党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党的内部的实际分裂和不团结直至丧失了自己的先锋队政治意识和社会面貌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相符的。1989年的全苏矿工总罢工和随后工会的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今天, 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高频率地被 20-21 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民主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所利用。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在它袭击我们之前很久就知道了它的这种可能性?无疑。我们不知道……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 6 日,也就是在起义成功前夕面临类似的情况时就是这样写道的,同时他还指出“我们是明天还是稍后获胜……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多久革命将来到西方。我们不知道胜利后是否还会有暂时的挫败和反革命的胜利——这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当我们获胜时,我们将筑起三道战壕对抗这种可能性。”但是遗憾的是,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都没有重新考虑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废除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草率言论,同样,不幸的是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三重战壕”。
 
1925年6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学生问斯大林,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是否会让我们党蜕化变质。斯大林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指出了在其稳定之外我们也还存在的三种危险:“(一)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取消主义;(二)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三)降低党的领导的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我可以说,所有这些危险都是在1985年至1991年间实现的。
 
现在再谈谈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的行为。斯大林是否知道纳粹进攻苏联的不可避免性和时机?是的,他知道。
 
他相信希特勒吗?不,他不相信。
 
他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加强国家的国防能力?是的,他做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与军事学院毕业生的会议上基本上是直接警告说,苏联军队必须埋葬关于德国军队 "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他认为,红军只有再经历一年半的时间的准备,才能在物质和技术储备上打败敌人。顺便说一下,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行动中得到了惊人的证实——1941年11月7日,在被围困的莫斯科,斯大林承诺在"几个月,再过半年,也许一年后 "会有决定性的转折,一年后,1942年11月19日,开始了由К.К.罗科索夫斯基领导的顿河方面军的著名攻势。

 
试图将1941年6月22日黎明时分纳粹在我国防线上的突击行为以及其造成的损失归咎于斯大林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事实上,他的职权范围内没有直接处理武装部队的作战和战术问题,从未视察过部队,没有具体检查过他们的准备情况,他是依靠国防人民委员部来进行工作的......但是铁木辛哥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没有正确及时地组织执行6月18日朱可夫的总参谋部和它自己6月19日的加速提高西部边境部队战斗力的命令以使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因此才造成了损失,但是这不是斯大林的错。苏联海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评论过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行为——“他在被侵略时刻的行为堪称典范。斯大林比我们武装部队的首长更为熟悉实际的战备状态。他准确地知道根据他的命令部署在边境机场的先进飞机的数量,他相信在警戒信号下,这些飞机随时可以起飞并可靠地击退敌人。因此,当他得知我们的飞机没有来得及起飞,就被击毁在机场的消息时惊呆了。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因此在当时因其犯罪过失而被枪决。”
 
赫鲁晓夫后来还抨击过斯大林,认为他在前线第一次遭受严重挫折后出现了失败主义情绪。他说——有证据表明,6月22日他斯大林因急性心绞痛而患病,丧失了工作能力。但是,同时,根据斯大林办公室来访人员笔记本上的记录,斯大林在赫鲁晓夫声称其患病的日子里接见了大量人员——21日有11人,22日有15人,其中一些人是一天被接见了两三次。
 
有人还指责,斯大林不应让莫洛托夫在战争的第一天去广播中讲话,而应该他自己去。但这在战术上是不正确的。斯大林是在7月3日,也就是战争的第12天发表了讲话的,讲话本身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是对每一个同胞的深情对话,其也提出了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很具体的纲领。种种情况表明,例如6月29日通过的苏维埃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会对前线地区党和苏维埃组织的指示,是不可能由一个糊涂人准备和完成的。
 
并且,斯大林对战争的历史非常熟悉。而且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心目中,有一幅如何取得胜利的全面图景。以1812年卫国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战略图他都了如指掌。众所周知,俄国在1914年并没有对德国宣战,但是德国却主动宣战了,而且是以俄国已经开始动员为借口。显然,斯大林非常明白德国的“军事传统”,当时也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了这个先例会再次上演。
 
比起偶然的军事失败,斯大林更担心的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统一——尽管英国正在与希特勒交战,但是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尽管美国没有参加战争,但作为世界资本的联盟的首脑带头反对苏联。因此,当时斯大林有足够多的 "心灵的冷漠观察和心灵的悲哀音符"(普希金语)。当时,斯大林直接观察到了波兰局势的演变,波兰在1938年粗心大意地与德国一起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割,并在1939年拒绝了苏联的帮助,因此其本身也成为了其统治者短视的受害者而亡国。在1941年11月6日的报告中,斯大林还指出,"法国的例子很典型,它的统治者用革命的幽灵吓唬群众,用吓唬人的方式让群众束手以希特勒践踏自己的祖国-拒绝抵抗。”斯大林同时强调说:"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家认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事实上,臭名昭著的赫斯就因此被德国法西斯派往英国,以劝说英国政治家加入反对苏联的大联盟。",因此,斯大林几乎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在没有进行深入的外交政策调查的情况下就贸然向全国讲话。而7月3日,他已经能够自信地报告一个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的先决条件和正在被建立起来的进程情况。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只坐在井底的青蛙声称,井就有多大,天有多大。几乎所有斯大林的 "批评者"都是这样的坐井观天之人。从没有出现过什么战略家,充其量是军事家,甚至只是纯粹的争吵者,他们并没有达到正确理解和掌握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的水平。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军队、前线或近前线区域内赢得一场或几场战役,但是斯大林必须赢得的是——包括后方、国家经济和外交工作等在内的整个战争。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还必须解决更广泛得多的问题——即让社会主义新制度走出资本主义保卫和由其造成的国际孤立,帮助它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体系,为它的持续发展和发展进步创造保障。
 
现在读到 "斯大林推崇民族因素,降低推进国际共运的优先级"这种带有托洛茨基味道的说法时,我就感到很可笑。这种论调忽视了真正的历史进程。按照列宁的说法,"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列宁还补充说,"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斯大林也是把祖国看成只是助长世界革命的材料,他的做法与列宁完全一样。他在苏联加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并在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扩大了世界革命的影响范围,包括拥有亿万人口的的中国。而现在,当谈论涉及到斯大林的话题时,要区分人的声音和青蛙的叫声就这么难吗。
 
我在1956年春天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份报告是在长期的机关阴谋和反攻倒算下炮制的,它极度歪曲了很多事实。此后,这种印象一再加强。因为这份报告本身后来也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媒体所繁殖的无数神话所彻底强化和提高地位。让我们列出其中最受西方欢迎的被歪曲的事实:
 
第一个被歪曲的事实,它说列宁自1923年3月5日的信件后就终止了与斯大林的关系。赫鲁晓夫通过引用列宁的信并拒绝对其进行评论来达到了这一效果。但是后来正如我在《真理报》上所写的那样,这个神话被事实和文件所驳斥。
 
第二个被歪曲的事实,它说列宁可能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都愿意在重病的伊里奇的要求下把毒药交给他。这个神话的制造者--托洛茨基。但是在当年,斯大林3月21日给政治局的信件就驳斥了这个神话,顺便说一下,传阅的信件上也有托洛茨基的签名,这意味着他也是通晓信件内容的。
 
第三个被歪曲的事实,它说斯大林参与了对С.М.基洛夫的谋杀。А.Н.雅科夫列夫最喜欢这段。但是这被一些出版物所驳斥,其中А.А.科琳娜的作品《跳弹,在斯莫尔尼有多少人被枪杀》有着根本性的说服力。
 
第四个被歪曲的事实,它说斯大林是沙皇安全局的代理人。在一些出版物中甚至出现了他的宪兵绰号 "福克斯",但是这实际上属于某个叫叶尔科夫-巴克拉吉泽的。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日期为1913年7月12日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由Г.阿鲁秋诺夫和Ф.沃尔科夫发表在《莫斯科真理报》上。但是根据一些毋庸置疑的特征,它被证明是一个假货。特别是,这些文件中七次提到了当时还是很少使用的新鲜笔名 "斯大林",因为在那些年所有与斯大林有关的宪兵信件都是以他原来的姓氏朱加什维利来称呼他的。
 
第五个被歪曲的事实,据称当时的俄罗斯著名医生В.М.贝赫特列夫在对斯大林进行检查后,称他有偏执狂。这个神话的作者是Н.П. 贝赫特列娃院士,她是前者的孙女,她是在自己在著作中制造和传播了这个神话的。
 
以此类推,还有很多。
 
问题是,在一个人身上倾倒的这些垃圾是不是太多了?
 
"一切非同寻常的人或物都会阻止人们按习惯去生活的节奏"——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是这样写道的,这是他对列宁的看法。对于斯大林来说,自列宁逝世以后的30年来一直有着沉重的负担压在他们的肩上——忠实地遵守老师的遗训,并且斯大林也不能被称为"普通人"。在他的人生中上有两件伟大的历史功勋——第一,他领导建立了一个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制度和持续增长动力的可持续的劳动共同体;第二,他以娴熟的手法战胜了世界帝国主义在西方和东方的冲击,并团结了其他一切也敌对帝国主义的势力"。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一个极力阻止人们过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的人,他最终也成功了,但是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够做到。因此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仇恨是赤裸裸的。但是这种仇恨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它告诉我们,在世界资产阶级眼中,弗拉基米尔·列宁作为各国无产者的鼓舞者和领袖是多么伟大和可怕。这些同样的因素也被转移到了"他的权力的继承者"(高尔基语)——斯大林身上。传播关于古拉格和“孩子的眼泪”的谣言的伪君子在1991年后像各种掠夺性寄生虫一样接管了一切的东西,他们让一切都变得极其糟糕,和让俄罗斯人民流尽鲜血,迫使俄罗斯人民像在战争中一样对失去生存和丧失物质基础而感到极不安全,每年有一百万人对未来丧失信心或失去生命。
 
 在1919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笔记中,列宁写道:"要么战斗到底,要么'甩手不管'"。现在正是验证在这句话中表达的共产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水岭的时候了。
 
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中也没有人会说斯大林完全没有错误,他犯过错误,而且有时是严重的错误。但即使他所犯下的这些错误也是为了在大局上"战斗到底",而不是故意为之或掩饰自己的错误或夸夸其谈。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准确识别。
 
下面,我将详细讲明这方面的情况。
 
第一,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当时需要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机制来实现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更新。在联共(布)十八大前,作为执政党,它采用了大规模清洗的方法。然而,对于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正如斯大林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不幸的是,错误比可以预期的多。",在那以后,肃反被污名化,有人刻意将其与镇压混为一谈而全面否定,而不是将其方法人性化,并加以改进。因此在肃反扩大化后,实质上取消了肃反工作。在战争期间,有300多万共产党员死亡——是出席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所代表的人数的两倍。因此,根据党内党员组成的变化和战后的社会转变而进行肃反运动的意见再次成为必要。但这种做法没有被恢复。这产生了负面的后果。
 
第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提出用苏联共产党取代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时最流行的原因是:"苏联的孟什维克党早已退出舞台...... "。但是这结论极其草率。自然,在50年代初,孟什维主义是不可能的。但从如果将目光放在几十年的距离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内孟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同样托派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变种都继续存在。有时它是半窒息的,有时它又变得更强壮、更大胆。请记住这样的一个事实——1991年7月2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允许了戈尔巴乔夫用一个基本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草案 "抽打 "自己,这个纲领篡改了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斗争的评估结论。在当时,中央委员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无法主导中央委员会击退这一意识形态进攻。
 
据还活着的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说——当年最先是贝利亚和马连科夫在领导层中开始右转(肖洛霍夫语)、然后政治立场变化多端的米高扬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赫鲁晓夫就在他们旁边。几十年后,"我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接过了接力棒,让孟什维主义在苏联闪耀了彩虹的所有颜色。并且它今天仍然活着。
 
第三,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出色地领导建立了最新的工业和军队指挥队伍。这方面的数据也与“民主派”所宣传的战前对军官队伍中的肃反数据相矛盾。当时在1938-1939年,因政治原因被逮捕的约1.9万名军官中,后有9千多人重返部队。其次,战前训练有素的指挥官的短缺的问题,"民主派"用镇压来解释,但是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合格的指挥人员的短缺是由于部队人数急剧增加造成的。当然,还有人事变动的影响,除了为了消除军事上的托洛茨基主义阴谋之外,还由于为提高指挥队伍的整体理论素养而采取了新的人事政策——受过理论教育的将军数量从29%上升到52%,但是这也对前线作战的总体结果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因为现代战争的经验必须是在战场中获得的,后来在经验足够后,局势在1943-1945年得到了根本性转变。
 
斯大林最大的没有成功的一点是—“最大的”这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他没有为他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准备好一个政治接班人。赫鲁晓夫的辩护人布拉茨基认为赫鲁晓夫是合格的斯大林的接班人,因为这位赫鲁晓夫"极其勇敢和活跃,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教育和知识,是一名真正的政治思想家",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每一个负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杠杆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家和组织者。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良好的愿望,而是源于本党和本国家的客观性质。在这里,业余爱好者和非职业者必须被无情地剔除。否则,正如生活残酷地告诉我们的那样,"个人崇拜 "会被一种“没有个人的个人崇拜 所取代,而这种 "没有个人的个人崇拜 "反过来又会使自己变成对金钱的崇拜......。 
 
"1947年的某个时候,"米高扬回忆说,"斯大林提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我们的工作人员中准备五到六个这样的人,当中央委员会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取代我们。他重复了好几次,坚持他的意见"。但是,从各方面来看,这一建议被刻意无视,又被劝阻和破坏。与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本人不同,他原本就是官僚主义的受害者,列宁的战友,然后被提拔到了关键岗位,因此他就能够取代列宁所承担的责任去进一步领导党和国家。
 
当然,我们清楚地记得,"民主派"对 "列宁的遗嘱"进行了长时间的喧嚣,他们大肆宣扬其中的两点——提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和 "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他们对此并以市场修正主义的精神加以解释。
 
那么,斯大林有没有留下他自己的遗嘱?他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总体方法论和道德政治准则,还有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还有就是最后时期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他从世界范围内,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背景下,为各国的民主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指明了总体思路。
但是,后来悲剧就发生了。那些继承了他权力的人并没有继承他的精神。他们对他个人的行为更不客气。陷入昏迷的老人在没有医疗救助的情况下躺了二十四小时。他们甚至在他死前就把他从所有的岗位上撤下来。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其他细节,证实他是在 "帮助 "下去世的......。
 
在结束我的报告时,我想请你们不要把它看作是对过去的怀念,看作是试图把你从焦灼的日常生活中带走。相反,如果我们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对过去和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就无法向年轻人解释和达成相互理解,换句话说,就无法自信地建立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斯大林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武器,不能交给傻瓜、无知者和无赖。必须把斯大林当作一种有效和危险的武器,这是一种双刃剑,掌控好他则需要知识、诚实和技巧。

 


[1] 科索拉波夫,理查德·伊万诺维奇,原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总编辑、《真理报》副总编辑,哲学博士。
 

2022年1月29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官网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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