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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农业的思考是战略性的多维框架。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传统农业进行“内因”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此，(1)解决农业的增产能力;(2)与工业化步骤相适应;(3)用公社工业化走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毛主席对农业的思考是战略性的多维框架。农业，在四个现代化中被叙述为“现代化农业”;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中被叙述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计划比例中被叙述为“并举”。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传统农业进行“内因”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此，(1)解决农业的增产能力;(2)与工业化步骤相适应;(3)用公社工业化走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把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观点与毛主席的农业理论加以印证的讨论是重要的。从自由市场经济的假设出发，舒尔茨从生产要素考察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他认为：“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料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改造传统农业》p28)“无论本国还是外国的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都不能向农民说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现有生产要素。……假定这些有能力的专家仅限于就现有生产要素向农民提出建议，亦即他们没有通过引入其它要素，包括引入利用这些其它要素的知识来改变增加生产的机会。”(同上p58)舒尔茨提供了影响农业增长的三个条件：①“土地的差别”、“物质资料的质的差别”、“农民的能力的差别”等要素重要性的顺序;②没有传统农业“现有生产要素”的改变，外在新的要素对其增长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③如不改造现有生产要素，农业就可能因与现代化分离而逐步衰败反过来影响现代化进程。据此舒尔茨得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向。显然，舒尔茨的这些话语证实了毛主席改造小农经济理论的真理性。毛主席改造传统农业的语境同样包含着自然资源(土地)、科技资源(物质)、人力资源(农民)等要素，并以教育和组织农民为最重要，同时，强调并举以及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矛盾运动。当然，毛主席的改造理论先于舒尔茨的描述很长时间，而且更全面。具体有，所有制、生产力和政策。
一、所有制的改造。
毛主席认为，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力大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前提。这样做的目的是：1、实现产权的变革，建立公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在技术、机器和资金稀缺一时无法解决的样态下，通过组织和教育，有效地动员、提高和扩大劳动的生产力;3、为生产要素的科技改造以及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提供“集体力”的载体和机制。这种所有制改造从实践境遇经过互助组、合作社，最后定型于人民公社;从理论建构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到人民公社理论的认识的飞跃。
毛主席人民公社理论的架构可简述为：
(1)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农村的实现形式，其集体所有制，即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与现价段相适应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小队(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为核算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三级之间实行等价交换;
(2)为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
(3)由于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所以，公社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城乡之间的商业流通;
(4)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5)农业就是工业，公社要办工业;
(6)必须坚决反对“五风”;
(7)制定人民公社管理条例;
(8)编制“计划”的基层环节，执行“计划”的有效组织;
(9)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建设的有效载体;
(10)公社是多功能的组织。办农业、办商业、办工业、办教育文化、办医疗卫生。
(11)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
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是对马列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重大贡献，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使人民公社建设制度化和科学化，人民公社成为一个生产效用的集体经济组织，为实现所有制改造的预期的三个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
1、人民公社的产权与制度
(1)人民公社与包产到户的粮食产量对比。人民公社1984年解体。如果以人民公社为界限,粮食总产量的对比就应当以1983年为分界限。198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3.8728亿吨，为1949年粮食总产量1.132亿吨的3.48倍，年均增长3.68%;为1962年1.6亿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称《农村六十条》正式颁布，人民公社体制正式确立)的2.42倍，年均增长4.29%。可见，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尽管缺化肥、少良种(无袁隆平杂交水稻)等，但中国粮食生产仍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5.015亿吨，为1983年3.8728亿吨的1.294倍，年均增长1.08%(1985年—1995年11年年均递增仅1.2%。1979年—2000年年均递增1.91%。)另外，1984年—2007年粮食产量的波动还远大于1962年—1983年。
1985到1988年(即取消公社的第二年)出现了改革后第一次粮食大幅度减产，1985年粮食产量回落到3.79108亿吨水平(低于1983年水平)，比上年减产6.9%。1985年到1988年四年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0.29%。1991—1994年这四年粮食产量在4.3亿吨到4.4525亿吨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0.04%。1997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05%。1999年粮食增长率为—0.76%，从2000年到2003年粮食出现了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减产，从1998年的最高位5.12295亿吨降到了2003年最低时的4.3065亿吨，一下退回到十年前水平。
可见，1983年前粮食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1984年后，而这种较高的增长率在受技术制约的情形下又主要依靠的是人力资源的贡献。这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比小农经济形态更能实现对劳动者的有效激励，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有更好的效率。
(2)人民公社体制何以能实现这种有效激励和效率。分析的工具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产权模型和制度模型，即试图把产权方法和制度变迁运用于人民公社体制的分析。文本对象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村六十条》)，它自1962年实施至到1983年都没改过，一直是人民公社的“制度”。
产权理论在分析“国有产权”、“共有产权”、“私有产权”时，得出的结论是国有产权、共有产权都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私有产权能更好地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激励，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有两个最基本假设：a私有制下的经济人;b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如果将这两个假设视为唯一，这种分析结论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不是唯一，还有其他选择。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假设：c公有制下的社会人(具有奉献精神);d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权利兼顾的效用最大化。假设的质的变更其分析结论就根本不同。在这里需要保留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结论：e企业组织可以替代价格机制，并且，制度也是经济增长的函数。
对假设作了变更，有了c、d、e之后，分析人民公社制度就有了基本前提。但是，在分析之前，还应对“计划”一词进行类似对比后的定性。国家和公社的交易关系为“计划指导”型，即订单生产。这很类似于市场交易中企业先签订合约再组织生产或销售的经营方式。在这里，市场问题就转变成了计划问题，进一步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之间的交易存在着市场向计划地转向。在这个流程，两类企业都根据需求组织经营，计划本身就反映了价值规律。所以，国家对公社的“计划指导”可以定性为“价值规律的”，只是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它追求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权利兼顾的效用最大化。
在假设了上述四个分析前提后，用产权和制度理论就能够推导出，人民公社制度(《农村六十条》)是一个时期内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兼顾型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①产权结构的模型
《农村六十条》规范了国家、公社、大队、生产队、社员五类产权结构在交易制度中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及合理预期，界定它们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
人民公社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两种性质和职能的组织形态的结合。一方面它是政权的基层单位，另一方面它又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企业。其特征是节约型的政社合一，互助互利型的按劳分配，政权和企业两类比较优势互补型的交易制度。其内部分成了三个共有产权和一个私有产权，设置了权力、管理、监察三个制衡机构。公社各级享有“权力、管理、监察”产权束。各级权力机关是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其参与社员代表充分注意了专业、性别、年龄、身份结构等比较优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专业技术色彩。社员代表大会所确认的相互行为关系：1、确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大小;2、决定重大事情;3、不记名选举各级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4、随时罢免不称职的社长、管理委员和监察委员成员。这种行为关系使农民在有私有产权的同时,获得了共有产权，通过其代表参与管理与监察，平等与管理者谈判，通过边际权利防止官僚化和过度民主。
Ⅰ公社
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企业被规定的权利束有：1、政治权利(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2、经济权利(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3、意识形态权利(教育和训练干部、思想政治)。这个权利束又分解为经过社员代表大会(类似董事会)讨论的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利、对干部的选举权利和经过管理委员会贯彻的执行权利。技术进步、基本建设、手工业发展、收益分配、完成征购派购等是执行权利的重大任务。
权利束的这种分解式的制度安排(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同样)使农民经过经济民主的程序真正成为公社的所有者，并通过代表的方式进入权力机关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形式是财富创造者农民重来没有过的而现在获得了的产权，这样，就使农村经济增长从实质上构建起一种激励农民积极、负责和创造性劳动的机制。
Ⅱ生产队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被规定的权利束有：1、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的分配;2、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3、支配劳动力;4、拥有山林、水面和草原;5、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6、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7、讲求经济效果，勤俭办队;8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9、提高社员的耕种技术。生产队的产权，公社和大队不能侵犯，具有排他性。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等所有权和经营权，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可以实行分离。
Ⅲ 社员
社员在公社内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享受的私有权利束。具体有：1、社员家庭副业;2、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3、社员自有的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4、享受放假;5、享受补贴和抚恤;6、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7、对于社、队的生产、分配、生活福利、财务开支等方面，社员有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和表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8、对于社、队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社员有向任何上级控告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许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Ⅳ 国家
国家的指导性计划(需求)通过自愿协商确认后作为“义务”被公社内在化(生产)，同时，公社(社员)的预期收益(需求)作为“职责”被国家内在化(供给)。这个产权互动流程具备行政和经济两种方式比较优势的互补，使决策机制可以依据双方供求关系高效率运转。国家与公社所确认的产权行为关系是：1、生产队有完成征购、派购的义务;2、同时，国家要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不断提高农民购买力;3、国家要逐步用工业支援农业。以合理比价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4、国家制定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数量的标准，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5、国家用几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可见，公社内的产权结构包括了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者之间的结合有这样的特征：1、两类产权互相参与，特别是私有产权对共有产权的利益分配有决策权利，对其管理者有选举和罢免权利;2、共有产权执行国有产权的意志，不仅保护私有产权，还帮助其实现预期收益，逐步走向富裕;3、共有产权对私有产权安排了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使其在据有私产的同时，还享受集体给予的福祉(如看病、文化生活、体育活动、子女上学等);4、执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5、由于上述四点，加之教育和组织的成功，私有产权已把集体当作“家”，根植了奉献精神，不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视国家利益为自己的利益。6、认同了群众路线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模式。
这样的结构“缘”形成了经济民主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公社社员既是共有产权的所有者，又是私有产权的所有者，把两个对立的产权转化成同一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实现了社员和干部对国家利益合法化的认同以及国家对集体、个人利益的兼顾;把人际关系转化成一种“支撑”(不为私利争斗)，干群密切、社员友善。在此基础上社员、国家、集体互为“相信”，三者之间形成了信托式的契约关系，都会激励自己的行为。仅从激励机制的环境来说，作为公社干部“上台”是选举，升迁是上级考察，在双重约束下，再加之党性和政治教育，一般都会成为群众的带头人。作为社员，由于党和国家带领农民翻身做主人，心理上产生了很深厚的集体归属感，信任党的强国富民政策，懂得个人分散的力量比不上组织起来的力量，这种心理需求使农民对集体经济产生了预期收益的动机。
公社的共有产权与新制度学派共有产权模型相比是异质性的。在公社不仅土地属于集体，劳动也属于“集体”的合约行为，相对应的是有效的安排。发生在土地属于共有，生产个人进行的共有产权下的“犁田—建水坝”外部性(H.登姆塞茨)对于公社是不可能的(“犁田—建水坝”的外部性非常适合包产到户)。
所以，从产权安排及其所产生的心理预期都证实，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根本一致下团结齐心的公社较之小农单干更容易进行社会动员，并且交易成本也会非常低。在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原则下，公社作出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们认为能使三者权利的现期价值和未来预期收益最大化的方式使用资源安排。因此，在小农经济形态下的许多外部性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激励。
②对报酬与生产率的计量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认为，企业效率不只是应对市场交换价格的刺激，还来自企业内部报酬的分配与生产率的一致性的计量及计量费用的方式。
关于计量问题，《农村六十条》给予了充分地正视。
生产率的计量采取定性和定额两种评价方式。定性管理计量分成技术劳动、普通劳动、专业劳动、农忙劳动、平时劳动五类。定额管理计量分成基本劳动日(生产用工)、基本建设工(基本建设用工)。不同的劳动和劳动长度的边际生产率作为报酬标准计量的依据算出“分值”，再以分值计量报酬分配。报酬分配有实物、现金、补贴，共计8项：1、工分;2、基本口粮;3、工资;4、集体经营的分配;5、家庭副业。7、公益金和公积金提供的福利;8、奖励。在公社报酬分配之外，社员还能够享受国家给予的医疗、技术培训、子女上学等补贴。
定额管理采取记工分，无法定额的采用评工分。每个社员都有“工分手册”，用于记录他的劳动工分，在规定的时间内，社员的工分账目，要定期公布，以供群众监督和社员个人核对。在生产队，社员大会拥有“计量费用”和“怎样提留及使用集体经济品”的权利。报酬标准及分配、记(评)工分、口粮标准及储备粮、公积金、公益金的提留、使用等重大事情都由社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同时，对干部采取了权利的限制。
农民的报酬计量覆盖了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工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竟达9个渠道之多，且又主次之分(随着经济增长可以转换)，显然，这是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设计方案。其明显的优势在于确保生活、教育、医疗和对弱势群体照顾的基础上，用不同的动态分配计量引导和调动农民积极性，通过集体和家庭劳动发展生产，实现“从各方面提高社员劳动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员的收入”(《农村六十条》第34条)的目的。如：报酬标准函数的技术比值很大，有利于激励农民精耕细作，接受科技进步。“集体经营的分配”主要来自社(队)办工业，有利于吸引劳动力转移，刺激农村工业发展。同工同酬分配的结果，消除了地位界限和性别歧视，增强了劳动的主人意识。显然，这样的报酬分配不仅与生产率紧密联系，还能对农民的生产起到“导流”的功能，并具有科学性和实用的可操作性，达到了很强的计量能力。
由于产出效益决定报酬分配，特别是“多产多留”、“工农业品交换”的激励，生产队在组织生产，社员在劳动时都会充分考虑收益—成本预期，最大可能地采用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的“生产责任制”的多种方式。如：“作业小组”、“常年包工”，或责任到组或责任到人，并实行奖励与惩罚。另外，因为国家的征购、派购数量是经过社员大会同意后签订了合同，作为建设国家的义务得到了社员的拥护(这种义务会在国家建设成果里受益)，所以，在劳动中偷懒激励会很小，相反，正效率会很大。
③公社制度的效率
上面从产权与计量两个问题分析了公社制度何以具有效率，现在再从“集体经济”制度的视域对目的作进一步考察。
显然，集体经济是建立在利他偏好人性上的，与利己偏好的私人经济根本对立。从私有经济引申的经济人假设存在着两个明显缺陷。其一，自私只是人性潜能的一种，因此，经济人并非如资产阶级所说是唯一的最佳选择。人类还可以选择人性的利他潜能成为社会人。这两种人会因为不同的历史境遇决定谁为最佳选择。其二，经济人描述的是少数精英的偏好。假设人们为了生存的动机选择了自私的行为，竭力通过所谓公平的选择机会实现最大化财富。然而，欲望与能力似乎无法成正比。绝大多数劳动者因为没有财富最大化的竞争权利束或智商潜力，留下的选择只能“认命”于少数精英的专制。由于存在稀缺资源规律，私有制社会无法避免财富两极分化，从而阻碍人们实现合理的现期价值和预期收益。在此困境下，多数人会自然转向利他偏好，寻找集体社会以合作生产方式逐步共同富裕(当然也会存在公平的差距)。这样，如果立国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就应该以绝大多数人的偏好作为国家政策的选择偏好。所以，公社制度至少是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最好的选择(合作社的成功足以证明)，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农民积极负责和创造性劳动的机制。
Ⅰ 集体生产
靠天吃饭的农业、对土地占有量的稀少和贫穷的农民，决定了中国农民的个体生产力十分低下，分散生产很难把外部性内在化，它会是低效率的。相反，集体生产则完全可以不是这样。在报酬分配对边际生产率作出评价后，合作生产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将会从多个缘分使潜在的效率更充分释放。“队生产—分生产”的分析结论在很大程度与公社集体(合作)生产相类似，它的分析路径对解释公社行为也是适用的。当处于队生产时，一个基本的观点是：
产出应属一个队，而且它还不是每个分成员的分产出之和。队生产Z至少包括两种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产函数也不能分解为仅包括投入Xi或Xj的两个生产函数，因此，不能将Z的两个分生产函数之和作为队生产函数Z。这里的奥妙就在于Z所获得的一些生产技术大于Xi和Xj分别生产Z时的情形。
对于通过合作行为为什么能获取收益，通常的解释是依赖于它所从事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加总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原理。……合作活动的所得来源中包含着一个队的运作，在这里单个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产出同一的可以加总成衡量总产出的分产品。(A.A.阿尔钦 H.登姆塞茨)
生产队的生产就是一种队生产，与分生产(个人单干)相比，它获得了对投入资源(土地、人力、财力、技术、机械、水利等)的有效组合的机会和功能,管理者在生产流程中可以对资源按专业原理进行更适合生产的配置。正如《农村六十条》将劳动按技术和专业含量分为五类计量，将劳动者按技术水平(经验)组合分工投入生产，公社、大队、生产队均有对农村、农业、农民提高科技水平的职能。(截止1979年公社的农业科技机构：1、农业技术推广站 17622个;2、牲畜配种站 1174 个;3、畜牧兽医站 8495个;4、种子站(公司)2369个;5、国营良种场2481个)可见，公社集体经济形态使农村获得了科技创新、整合(提高)、推广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这就把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建立在低成本、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激励机制上。更进一步说，在技术、分工、合作等要素构建的劳动境域，劳动者所释放的生产力不是1+1=2或小于2，而是大于2。事实证明，小农单干不仅技术进步成本非常高，而且生产力也小于合作生产，根本无法同公社企业管理方式相比拟。
Ⅱ 规模生产
“队生产”概念有这样的引申：从对生产资料单个人占有的生产向生产必须由几个单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经整和后同时加入进行考察，单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是有损害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增长需要“联合使用的更大的生产资料”，从而有利于技术革新、使用、推广、提高及现代化进程。从人民公社退回单干(大包干)所导致的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除了失去“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功能外，还在于是把联合的资源分割为“小资源”的单干形态，使规模生产和产业结构布局及调整非常困难，这样就使与其相联系的技术进步与现代化也受到极大削弱。即使有所成效，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十分高昂，就是说，它是成本大于收益的粗放的生产模式。
《农村六十条》从三个层次逐级(根据实际情形)提供规模生产(产业结构)的联合使用的更大的生产资料的来源。这种“逐级”是对三个层次的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让渡性的界定，可避免盲目升级规模生产，同时也为根据需求的升级预留制度变迁，使规模生产运作在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所允许的范围。
a生产队
生产队具有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及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这种产权在没有生产队同意时具有排他性，在经过生产队同意后才具有(主要是使用上的)可让渡性。很明显，这样的界定是要把生产队作为规模生产的基本单位，对生产性的规模生产水平的权利在生产队，使边际规模生产能控制在与生产队的知识、信息、能力等要素相一致的规模边界情形下产出最大效用。
《农村六十条》第24条规定生产队规模生产的方向是：
“一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产业结构布局是：
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在渔业区，应该专营渔业，或者以经营渔业为主。
在畜牧区，应该专营牧业，或者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在山区和半山区的生产队，要切实培养好和保护好山林，严禁过量采伐，严禁毁林开荒，并且积极地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薪炭林和山货、林副产品的生产。在竹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合。
《农村六十条》第25条规定的多种经营项目是：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生产内涵，由于具有合作生产制度性质而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制，可以加速技术进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b生产大队和公社
生产大队和公社组织的规模生产主要是领导兴办和管理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及植树造林，并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几十年间国家通过公社制度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系统功能，在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01])。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02]”(《毛泽东时代GDP估算》苏拉密)
Ⅲ 队的精神与忠诚
队生产理论认为：
每个队员都宁愿一个队中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会偷懒。那样，真实的边际成本与价值就会相等，从而实现一个大家所喜欢的更好的境况。如果在队的忠诚与精神的指引下能够增进不偷懒的共同利益，那末队将更为有效。(A.A.阿尔钦 H.登姆塞茨)
培育劳动者集体主义精神是公社的优势。公社的三级单位都设有党的组织和文化站(点)，专职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动员，这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互助互爱、共同富裕等新观念新风尚的意识形态教育。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著作里承认意识形态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其实，《农村六十条》已把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增长的函数，制定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团结、执行群众路线、解决社员困难、发挥党团员模范作用等方面的功能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它是以塑造人的道德荣誉的心理需求为目的，以此产生的动机会使劳动成为更加自觉的积极行为，生产往往能实现打破常规的增长。
②结论
人民公社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它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的不同理解是惊人和超前的，具有变革的意义。价格机制显然不是一个唯一，市场也是如此，都存在一些替代物。经济发展由于具有“历史阶段”和“国情”的特征，所以，需要选择更多的要素来适应不同的情形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增长是综合功能的效应。在国家的目的，经济增长的目的，发生质变之后，对活动于经济中人的假设也会不同。在这个新的建构，为少数精英谋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最好的。如果确立了社会主义，就应先跳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及经济规律，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范畴和规律，同时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盲目接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公社作了变革性的探索。在国家工业原始积累时期(存在剪刀差，人民还需艰苦奋斗)，社会交易成本需要大幅降低，生产与消费还不能完全通过市场的价格调节，也就是说，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又包含那些替代的变量?又如何通过这些新变量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减少社会成本?很显然，《农村六十条》已将a“企业-行政-集体生产”(构成制度关系);b“所有权-管理权利”(构成产权关系);c“党的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d“科技+机械化”(国家动力)等作为了经济增长的函数。有趣的是，《农村六十条》体现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新理论，即制度与意识形态经过有效地组织也能构成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因，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把产权制度、经济组织等制度因素和交易费用看成需要解释的关键变量，引入分析与研究体系，侧重研究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效率的性质和结构”(《西方经济学简史》王学梅、谢实编著)的分析模型惊人相似(不同的是分析的前提假设不一样)。
2、人民公社的贡献
（1）加速完成了工业化积累。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可以将小农组织起来，解决国家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难题，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顺利完成(温铁军)。人民公社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约5400多亿元的资金，年均高达210多亿元。如果从建国前40年计算，农业则为工业化累积了近一万亿元的资金，占同期国民收入全部累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若按每个农业劳力平均计算，人民公社时期每位劳力年均向国家提供的剩余多达80余元。农业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从农业提取建设资金这个历史阶段上，出色地完成了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万个小农家庭吸收工业化所需资金的农村社会制度。简言之，没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保障，长达几十年的“工占农利”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先于中国，印度也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但因其没有土地改革，更没有人民公社的制度，农业终于无法支撑工业的发展，不得不在60年代放弃。
（2）加速了农业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机耕面积：1984年3492.2万公顷，比1957年的263.6扩大了13.25倍;灌溉面积：1984年4445.3万公顷，比1957年2733.9扩大1.63倍;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1984年56.4%;农村小型水电站：1984年60062个、发电能力361.5万千瓦，比1957年544个、发电能力2.0万千瓦分别扩大110.4倍、180.75;农村用电量：1984年464.0亿千瓦小时，比1957年1.4扩大331.43倍。(《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83)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程度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另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0年中国单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9.3倍、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4.3倍、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2.8倍，甚至是市场经济工业国家的1.2倍和前苏东国家的1.5倍。
（3）实现了农业持续增长和发展。毛主席将产量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作为评价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否成功的标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毛主席认为，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人民公社在短期内将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化农业，在稀缺的资源约束下实现了农业经济总量上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呈现了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逐步改善，以较低的社会成本通过户籍等制度保持了农村的长期稳定。在耕地面积1952—1980年年均递减0.3%的情况下，播种面积却保持了年均0.18%的增长(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另外，农业的各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粮食单位面积产量，1984年每亩产量241公斤，比1957年每亩产量98公斤提高143公斤;棉花(公斤/亩)：1984年61，比1957年19提高42;猪牛羊肉产量：1984年1540.6万吨，比1957年398.5扩大3.87倍;粮食产量：1984年40731万吨，比1957年19505扩大2.09倍，年均增长4.0%(《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98、205、213)同期，林牧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呈现了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1951～1980年中国农业年递增3.2%，苏联3.1%、印度2.6%、法国2.5%、英国2.3%、西德1.9 %、日本1.7 %、美国1.6%。郭熙保先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绿色革命，对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研究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66年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但中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了这一高产品种。由于中国农业研究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前面，因而，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基斯担1970年的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低得多。如，印度1970年单位面积产量是1685公斤/公顷，巴基斯坦是2196公斤/公顷，而中国为3399公斤/公顷。(郭熙保、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一版p130)
（4）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统。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不分地域、不分条件地把城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行业和人等都纳入了5.4万个公社、71.8万个大队和600.4万个生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实践证明，公社时期，最高决策层的一切决策和政令都能依靠这一健全的组织系统，做到令行禁止。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不仅注意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发现，高效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保证这一庞大行政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他认为中国的“农村党组织纪律严明，这样的组织力量在苏联则非常薄弱，甚至不存在。强有力的党委会能够组织大批的工作队，指导农村的根本变革。”
（5）为农村提供了实行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载体。为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人民公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多种多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有生产贷款、粮食返销和分配透支，也有社会救济和公益金补助;既有平等式的人人共享，也有以救济贫弱为重点的扶贫制度(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如，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护”的有413万户，519万人，办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万老人。
（6）为农村提供了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体制。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1960年3月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推广“大家集资，看病免费”的山西稷山县经验，1960年底全国兴办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达32%。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5年4月全国先后派出1500支医疗队2万人到农村。1965年底达15万人。到1965年底，全国已经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区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推动合作医疗建设进入高潮，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1975年全国“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390多万名(曹 普《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12月)，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人民公社的卫生保健制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制度健全，由卫生站、卫生院和县医院构成的乡村卫生网站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乡村。第二，人民公社卫生保健集中高效的制度特征，大大降低了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运行成本。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仅设置“赤脚医生”一项，就将中国的医护人员比率提高了一倍;人民公社晚期每个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医疗护理水平，在其他国家约需数百美元才能达到，而实际上，公社社员的医疗开支人均只有7美元(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7）为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制度和快速通道。农业技术推广站1957年13669个、1979年17622个、1984年14035个;牲畜配种站1957年821个、1979年1174个、1984年721个;畜牧兽医站1957年2930个、1979年8495个、1984年7386个;种子站(种子公司)1957年1390个、1979年2369个、1984年2545个;国营良种(原种)场1957年1899个、1979年2418个、1984年2414个;气象台(站)1957年1647个、1984年2568个。化肥施用量(万吨)：1957年37.3，1962年63.0， 1984年1739.8;良种播种面积;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亿瓦特)1957年12.1，1962年75.7， 1984年1949.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1957年14674，1962年54938， 1984年853914;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台)：1962年919， 1984年275000;大中型机引农具(万部)：1962年19.2， 1984年123.5;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1957年4.1亿瓦特，1962年36.7万台、45.2亿瓦特， 1984年615.0万台、577.7亿瓦特;联合收割机(台)1957年1789，1962年5904， 1984年35861;农用载重汽车(辆)：1957年4084，1962年8239， 1984年349261;渔业机动船： 1957年1485艘、0.8亿瓦特，1962年5657艘、3.3亿瓦特， 1984年143430艘、33.5亿瓦特。(《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75、229)1979年，全国已建立县和县以上农业机械制造厂2327个，农业机械修造厂2386个，从而基本上建成了农业机械制造、维修、配件生产大致适应，门类比较齐全的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在农业机械制造和修造厂工作的职工达到117万人。
（8）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将使单纯的农业转型为集合了农业、工业、商业等的新型产业。毛主席认为，农村要实现繁荣和共同富裕仅靠农业是不行的，必须还要靠公社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厂化。他指出“不完成两极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社队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5.3亿增长到123.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据一个美国学者——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调查，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县属的农业机械厂约4300家，公社和大队所属的约495，000家。公社、大队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厂约2350家，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约50%以上。公社、大队所属的水泥厂约3000家，其产量约为全国水泥产量的60%。到1979年县、公社所属的小水电站的总容量已达6，330，000千瓦。这些水电站通常位于偏远地区，为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38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值4237亿元的9.1%。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统计：1984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63.5%，农村工业总产值占22.9%，农村建筑业总产值占7.3%，农村运输业总产值占2.6，农村商业饮食业总产值占3.7%。后来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1992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1319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6802亿元的35.8%，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产值以年平均递增16.7%的速度发展，其中国营工业和其他所有制工业年递增13.8%，乡镇工业以年递增28.7%的高速发展。至2000年中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7%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0%和农民收入的30%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吸纳了1.2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参见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p208-210)。
（9）为农村普及了教育。1958年10月1日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所，有2000余万人。1954年-1965年全国扫盲9570万人。(《光明日报》)
（10）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本文在人民公社与产权制度中已讨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积极性问题，结论是公社体制能够极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作进一步补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规律同西方市场经济规律的假设前提在人性与产权的预设上的本质是不同的，用西方经济人和产权的工具描述人民公社，只能是牛头不对马嘴。相反，“利他”和“集体”符合中国文化品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具调动积极性的比较优势，为人民公社之所有可能的假设。另外，价值规律由于“剪刀差”政策也部分被抵消，价格工具的当下收益效用也不是很明显，作为其替代的“主人公”意识在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统内发挥着主要刺激。这样，人民公社的积极性诱因还可以描述为：①“利他”，对子孙后代的福利预期;②“集体”，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感(没有国哪有家的传统文化)，并相信共产党的承诺，随着国家集体的强大人民会走向共同富裕;③对分配上三兼顾原则的认同;④人民公社的教育医疗扶贫等五大保障制度;⑤文化娱乐;⑥国家的投资和工业的支援。这六个诱因，同样可以用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和韦伯的行政官僚工具加以证实。经济人和产权，作为资本家和企业家(高管)的积极性(效率)具有说服力，但与广大的一般员工的效用则不明显，这些人的积极性更多属于韦伯话语中的压制型积极性和马斯洛话语中激发型积极性。显然，不能像西方的一些经济学派只把积极性解读为经济利益的刺激一种类型，其实积极性还有压制型(行政体制下的服从)、激发型(人性价值内在追求)、预期型(牺牲当下造福后人，包括自己的后代)、主人公型(参与管理后对国家集体的责任意识)、保障型(人的基本权益得到了安排)、信任型(对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情感、理念、行为示范、目标、目的的认同)等多种积极性，不能用“偷懒”、“搭便车”的个别现象来否定主流。其实经验证明，西方企业同样不同程度存在着“偷懒”、“搭便车”。另外，人民公社的积极性已在事实中被证实。如：①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增长，而且增长率大于同期的美日苏以及印度等国家，而且这种大于的增长率是在物质条件更加稀缺的情形取得的;②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特别是水利事业的巨大成就。据统计，仅1958年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③公社工业化过程的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1958年下半年共建小煤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万多个，以及大批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制糖厂、缝纫厂等(《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④在交通运输上，1958年全国新建的15万里公路中，人民公社修建的就占67%，京广、津浦沿线人民公社先后投入150多万人参加铁路复线修建，完成2700多公里(《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⑤同期，中国种子的研究与改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这与人民公社的积极参与不可分离。
（11）为共同富裕建构了保障机制。人民公社也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及对公社所有制发展过程的预设，描述着随着集体经济增长和公社工业化进程，人民公社将由单纯农业性产业转型为成熟的集“农、工、商、学、兵”的政社合一的综合性的国营或集体的大中型企业，这样，就可以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商业对农业的“剥削”铁律进行颠覆性革命，用“综合型企业”将分割的产业剩余内部经济化。所以，这种综合后的剩余内化，即在一个企业中对不同产业的剩余进行平衡调剂再分配，对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最佳效用。由此，人民公社可具备四大功能。①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内化农业剩余与工业剩余，用工业剩余直接提供的富裕型分配性基金;②由所有权的占有，以小队为主体，大队、公社再分配的三级制度，以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③由与国家和其他国营企业的平等的市场交换主体所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④农民自主型产业的收益。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艾恺教授的采访中谈了对人民公社的感想：“从前农民散漫得很哪，各自自顾自家，没有组织。现在是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之后，先要组织互助组互助，初级社、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从前没有的呀，现在的确是组织起来了，……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来了，……跟从前农民生活不一样了。从前农民好像有那样的话，‘三亩半地一头牛’，……我坐在炕头上，很知足了。……这人民公社并不单纯是个经济组织。”“我是觉着，帮助农民，我是希望……，一方面呢组织起来，有团体组织，一方面呢，能够利用科学技术。现在已经实现了，现在没有散漫的农民啦。又有了组织，农业改良也有了新的技术，都可施行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 2006年1月第一版 p265-266)
二、生产力。
毛主席认为，生产力是人力和生产资料。他用“一穷二白”描述在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下的旧中国的“落后的经济遗产”的遭遇，用“新型农民”、“八字宪法”、“公社工业化”等描述新中国对于农村将引入新要素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生产力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宏图。
1、新型农民。在现代化意义系统，西方学者提出了认识世界的问题域，马克思提出了改造世界的问题域，毛主席提出了改造人的问题域，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里程碑。这三个问题域互相关联，描述着不同的境界和不同任务目标的挑战。显然，毛主席将人的改造或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内涵，其现代化话语一直有“文化”的概念。毛主席人的改造概念中提出的“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和“两化”最为著名，再联系其它叙述，可以简要为：①对象，所有的人;②内含，a知识技术，b文化价值，c利益观念，d意识形态;③结构，培养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工程师、技术员，特别是工农的知识化;④情感，人民内部各阶层的情感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新型农民是人的改造的最重要的内容，毛主席的语境就是严重的问题是组织和教育农民。R .麦克夸法尔、费正清在解读这一命题时说，“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乡村居民引入现代世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7月第一版p23)。的确如此，如果不对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文盲实施“技术知识”的教育，使“农民的能力的差别”得到现代性更新，即使在公有制下也发展不好生产力。但现实是：(1)许多学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2)超学龄的青少年也没有学校可进，(3)壮年劳动力已失去进学校机会。这样，“建设”与“文盲”的现实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建设不可能等消灭了文盲才开始。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大背景的漩涡中，毛泽东用“组织”和“教育”这两个现代化工具展开了新型农民建设。
①通过组织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使学习成为经济上的需要，集体意志的引导，农民自己组织学文化。毛主席根据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作了个设计：“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
②公社办学校。“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6]一文按语)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1958年10月1日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所，有2000余万人。1954年-1965年全国扫盲9570万人。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经验是：1.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2.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3.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③普及义务教育。1964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甲辰谈话，对农村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提出批评。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分别从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后者则由42.6%升至94.2%。(1995年农村小学校16万所，学生763.7万人，中学3821所，学生40.7万人，2005年分别为6.1万所，307.5万人，2582所，36.5万人)
④缩短大学学制。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⑤知情下乡。“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农村学校大量设立，民办教师也大量出现，全国农村迅速形成了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委会办高中的新格局。
⑥通过农业机械化使农民接受科技知识。农业机械化运动对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不容低估。最初搞农业机械化时，许多干部连农业机械化的概念都不清楚，成千上万的农民更是从未见过拖拉机。农民科技意识淡薄，接受新事物缓慢，使用的仍是千余年前祖先使用的铁锹、镰刀、锄头之类传统手工农具。通过农业机械化运动，大批农民被培养成了农机技术人员。到1978年底，全国仅人民公社系统就有农业机械管理操作人员790多万，其中拖拉机手330万。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和运用起了很大作用(王磊 1995)。
2、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是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农业的革命，它把自然资源、科技资源、机械资源和人力资源融入辩证法范畴，用八个字描述出农业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域，如果说过去这八个字是对传统农业现有生产要素的概括话，那么，在八字宪法中这八个字则被赋予了科技和现代的语义牵引出新生产力的革命，“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后来，毛主席对竺可桢说“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
（1）土。毛主席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事在人为的要点在于集约化、水利事业、精耕细作等。为此，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2）肥。在毛主席的语境中“肥”指化肥、有机肥和绿肥。肥料特别是有机肥对农作物的当年增产、持续增产改良土壤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在积极倡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批示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1959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
1959年,毛主席又提倡:“沼气既能点灯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风化煤...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土化肥。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旱田主要农作物亩施万斤农家肥的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肥源的同时，集体和社员家庭积极响应毛主席养猪积肥的号召大养其猪。各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因地制宜的建立了能进行简单生产的土化肥厂，生产出大量含量明确、肥效突出的肥料。并注意在测土的基础上，因地、因作物需要科学施肥。一场学习大寨增加壤土腐殖质含量、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随之国家和各省不断的投资建设大中型化肥企业的同时，70年代初国家在每个县都建立了标准、规范的中小型化肥厂
1965年春，我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1972年我国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1974年，我国又开始设计制造30万砘合成铵装置。化肥产量从解放初的三万九千吨到7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加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1973年4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3）水。1957年，毛主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此中国拉开了农业水利建设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现有灌溉密度为13%[注])。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尚不在统计之列)。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600亿立方米以上。有资料表明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河南林县“红旗渠”，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举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57-1979的20多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强度为平均每年5座三峡工程。巨大的工程量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水源短缺)，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4）种。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的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就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1960年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五千四百多万亩种子基地。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袁隆平小组被抽调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1964年开始的。1972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即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袁隆平小组的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1976年即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使水稻产量增产20%以上，亩产达600多公斤。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组一个，全国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的上百研究人员、上万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果。小麦、玉米、大豆、谷类作物品种的改良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农业科学家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种使小麦亩产增长25%、在七十年代就达700多斤。还有以李登海为代表的玉米品种改良，在1975年就达到亩产1024斤，如今已经更新升级了数十个品种。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1974年7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
(5)密。传统农业中的习惯稀植是制约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密植就是为了达到单位面积上有效株数的最大化,从而创造单产最大化中的株量条件。“八字宪法”中“密”字的涵义是合理密植，是对过去的稀植而言，而且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密植。在全国范围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种类和品种的农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样板示范。通过适度缩小株行距、增加穴种苗数量、增宽播幅等途径，摸索出全面、系统的合理密植的各种模式。推动了粗疏稀植的传统农业生产形式向合理密植的科学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6）保。新中国从科研、教育到生产部门，从科技人员到广大农民都积极动员起来，充分利用农药、生态、土办法、人工等各种手段，完成有效的抑制、根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工作。
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农药事业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发产业化方面的工作不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0年，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四川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车间于51年投产。51年华北农科所、上海病虫药械厂研制的六六六投产，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杀芬在浙、闽、皖等省投产。52年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的六六六在沈阳投产。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生产拉开了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发展序幕。50年代初，南开大学杨石先和他的助手首先合成了我国独特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57年在天津农药厂建成投产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生产装置。南京钟山化工厂是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最早专门生产农药加工所需的化学助剂的生产企业，为我国的农药乳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乳化剂，直到今天，也是水基性制剂加工助剂的主要供应商。66年，我国研制的久效磷、螟铃畏等三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新农药，先后投入生产。新中国既重视化学药剂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又关注到农药毒性、残留毒性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为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保障我国农药事业的安全发展。1962年，杨石先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我国农药生产，特别是有机磷生产的几点意见》。同年，周恩来总理委托杨石先筹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展了以使用安全为重点对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在我国现代农药起步阶段，相应的有关农药学科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同时开始创办。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已开设了农药方面的课程，其同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培养出大批农药专业的研究生。这些有远见的举措，为农药事业的创制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这期间，沈阳化工研究院继六六六研究成果产业化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开发了系列的农药品种。如杀螨砜、三氯杀螨砜乙基内吸磷、对硫磷、敌敌畏、甲基内吸磷、代森锌代森锰、2，4，5-三氯酚铜、克菌灵及多品种的除草剂。省市化工(农药)研究单位江苏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东所、广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在有机农药合成工作起步的同时，我国开展了粉剂、可湿性粉剂、油剂、乳油和复配剂以及相应加工助剂的研究工作。到1964年研发出甲(乙)基对硫磷和六六六混合粉剂，即“甲(乙)六粉”来代替单一的六六六粉。甲六粉是复配制剂中最成功的一个典范，其杀虫谱广、药效好、使用既方便、又安全，还不易产生抗药性，对农业贡献巨大。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农药科技攻关工作开展得扎扎实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发出防治甘薯黑斑病和水稻苗期病害效果很好的乙基大蒜素(随即开发出抗生素401、402);上海农药研究所研究的直到如今仍为防治水稻纹枯病的首选药剂抗生素井冈霉素;1970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投产，比BASF公司至少早两年。多菌灵是内吸性杀菌剂，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几种内吸性杀菌剂之一。仿制农药稻瘟净、异稻瘟净、克瘟散等的投产，再加上代森锌、代森锰等复配剂的生产，以及氟硅酸钠等在小麦锈病地区的使用等，这就为禁止生产、禁止使用不利于人、畜健康的农药创造了基础条件。1972年我国宣布停止赛力散、西力生等产品的生产，1973年禁止使用。 75年，国家石油化学工业部以(75)油化长字节9号文《征求关于划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概念的初步意见的函》，以国家指令形式对农药提出了高效、低毒、低残留概念和划分标准，以确保人畜安全、环境安全。禁用有机汞以后，我国又不断研究、生产出其它高效杀菌剂，例如托布津、甲基托布津、硫菌灵、甲霜灵等高效内吸性杀菌剂，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环唑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的植物病害和虫害有十一种，其中的棉花蚜虫和红蜘蛛，在集中的产棉区已经基本做到不卷叶，不红叶，达到消灭危害的要求;对于蝗虫和粘虫，也做到基本控制，不使为害;其他如麦类黑穗病、水稻螟虫等等的危害损失率一般已降低到百分之二以下。由于综合防治手段的持续使用和不断加强，1960年许多地方就创造了几万亩、几十万亩耕地连片的无病、虫害种植区。六十年代我国基本上消除了肆虐中国农业数千年的蝗灾危害。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
（7）工。1959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并要求“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还指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1962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我们党发展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括动力机械、耕作机械、运输机械、收获机械、水力机械、林业机械、饲料机械、场上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机零配件制造等行业的农机工业体系，能够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农用运输车、水泵等各种农机产品。创建了洛阳，天津，佳木斯等大型农机制造企业。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多山区丘陵，不适用大型农机作业的情况。因此，在国家的支持下，又开发了大量新式畜力农具，如步犁、耘锄、播种机、收割机和水车等。我国农机推广体系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1951年为促进农具改革，建立了新式农具推广系统，到1959年底共推广了各种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五亿二千多万件。自60年代起，国家确立了因地制宜、典型示范、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农业技术推广原则，形成了以国家农机推广机构为主导的事业型推广网络。到1976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85.4万台;小型拖拉机达到 329.8万台;农业用汽车达到35万辆;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615万台;农用水泵达到515.7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123.5万部;小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291.8万部;谷物联合收获机达到35861台;饲料粉碎机达到113.9万台;磨面机、碾米机、轧花机和榨油机共 388.1万台。1984年，机耕面积达5.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39%。机电灌溉面积达3.76亿亩，占灌溉面积的56.4%。是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①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灌溉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②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③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8）管。毛主席创造了农耕“精耕细作”的词和意。“精耕细作”既高度概括了整个中国古典农业耕作的全部经验、智慧，又从中国的农业客观实际出发奠定了现代大农业的发展方向。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方法实行精耕细作。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合理轮作(换茬);多种高产作物;推广密植、间作和套作、增加复种指数、扩大复种面积。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及时收获，细收净打，力求丰产丰收。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国家要求从1956年起，在12年内，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把复种指数(包括绿肥作物在内)分别提高到下列的水平：⑴五岭以南地区，达到230%左右。⑵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达到200%左右。⑶长江以北，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160%左右。⑷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达到120%左右。⑸长城以北地区，一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减少撂荒面积，在可能的地方，力争扩大复种面积。60年代初，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科学种田活动。70年代初，全国建立健全了县、(区)、公社、大队诸级农业科技网络。
3、公社工业化。毛主席说：“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这些“特别办法”之一就是在农业区搞工业。公社工业化是对旧式农业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既包括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和科技化，又包括在农业体制内通过政社合一的组织系统兴办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能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的轻重工业，这种在农业体制内的工农业并举势必产生集约化效应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走出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毛主席提出的“公社工业化”概念，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第一次，无疑是个重大贡献。从世界工业化历史运动看，西方工业化在消灭小农经济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无产者或者说是难民，制造了城市贫民窟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不许农场办工业，由于单一的农业剩余又被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拿走，所以，农民很苦，农业也因扩大再生产能力受制也一直发展不好。毛主席认为，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把工业化阅读为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现代与传统的斗争、城市的单向运动，结果是城市与农村对抗、工人与农民对立、工业剥削农业，造成三大差别的社会分化。
问题在于，有了前车之鉴，还要去重复老路吗?根据国情走出一条与西方和苏联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当地农村工业，实现农村中的城镇化，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避免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中国工业化的定义就包含着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等要素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就是工业，工业与农业可以相互转化，城市可以办工业，农村也可以办工业，形成城乡结合的新农村;路径就是人民公社的集约化管理组织系统内生着并举工业的动机、行为和能力;可行性在于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个价值链既内部化了外部不经济，又可以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工业增加附加值;预期收益为工业剩余比农业剩余大得多从而直接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民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对于公社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毛主席说：“公社年年可以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五年内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另外， “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
在这样的构建下，1958年以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王玉玲《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描述了公社工业化的基本过程。
1958年8月后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业化统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的社论中，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兴办商业(交换)、信用(银行业务)，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专科、科学研究等)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三年困难期，公社工业陷入低迷。1961年，社队工业产值为19.8亿元，1962年下降为7.9亿元，1963年再下降为4.2亿元，为历史最低点。6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解决农业收益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等问题，公社工业又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70年代后，在中央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号召下，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创办起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随后，沿海及内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和指导下兴建社队企业。其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1976年已达到12.44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为6.96亿元，队办工业产值为5.48亿元。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又发展到25.98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公社工业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其中，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在农村工业企业发达地区，已涵盖了以下门类：以食品、饲料为代表的粮食转化行业;以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业产品加工行业;围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传统工艺、各类编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修理行业;为大工业协作配套或拾遗补缺的行业;为城乡市场服务的轻纺、五金以及当地土特产加工等行业;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的行业等(王玉玲 2007.4.30)。
张文茂《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认为，1、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必须经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50-70年代)，农村产业革命阶段(农村工业化阶段80-90年代，后来基本中断)，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阶段。而毛主席开辟的公社工业化和集体化正是自觉完成这三大历史阶段的有效推手。2、人民公社体制和公社工业化势必带动出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和产业化趋势，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革和工业化发展趋势，农村社会结构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最终完成农村现代化的主要任务。3、公社工业化可以用“三个一批”模式解决农民的出路。即：(1)城市化转移一批。①城市扩张到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转变;②农民进城的市民化。前者表现为农民以集体经济为载体的整体转型，后者表现为以农民个人身份的农转非，是退出农村集体经济和土地权益的市民化转移。(2)城镇化集聚一批。表现为农村地区由于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经济和人口的集中、集聚，传统农村转变为小城镇。如华西、南街、南山集团等。这种城镇化集聚按一般规律更多的应该是乡镇中心区域(原来的公社一级)成为城镇化集聚核心和载体。(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在城市化转移和城镇化集聚的基础上，对一大批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村庄，要通过适当的集中、集并，建设为新农村的新型社区。
三、政策
制定政策，领导和指导经济发展也是经济规律。毛主席是制定政策的超级大师，他善于抓住时机，特别洞察转折的信息，并与这种历史运动对话，所制定的政策之多之广之实之深之前瞻，可能在世界范围也是无以伦比的。他科学解释了政策与党领导的革命以及建设的辩证本质关系，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认识-实践范畴，毛主席建构了制定政策的一套科学系统，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实事求是的哲学禀性，学习外国经验的结合精神，调查研究的求真路径，群众路线的材料加工厂，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纠错机制，试验示范的渐进工程，宣传普及的认同程序，实践-认识循环往复的检验逻辑。纵观毛主席一生，无论逆境顺境，所制定的政策，除了大跃进时期的某些错误外，几乎是成功的。就是大跃进，也应当用“是”的历史加以还原，决不能把历史当做“小姑娘”，更不能用一时的并且已经被纠正了的“错”来作否定的依据。所谓正确的政策也是从总体、主流、本质、方向上说的，是相对的，在时空转换上，在因地制宜上，在细节上，都存在着结合、修正与创新，事实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出于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毛主席在制定政策时的错，并不是“个人说了算”的错，而是认识的问题，正如毛主席的总结，是认识还没有正确反映规律。如，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方针没有错，错在定钢铁、粮食的产量的高指标，没有综合平衡。但就是这些高指标也是经过相当大的党内外范围讨论决策的。毛主席还请陈云算钢的指标，陈云算后又再次征求相关高层，最后对毛主席说是可行的(《毛泽东传》)。所以，是认识问题、经验问题。
对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否定也是有问题的。高度集权和重工业优先是否定的焦点。问题在于，制定这个政策，很可能适合当时的历史，只是后来情况变了没有给与调整。苏联成立后有过十年的新经济政策，从1928年开始选择了重工业政策，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共计13年时间，正是这十三年使苏联具备了四年战胜德国的条件。从现在公布的档案分析，在许多大规模战役中不管是胜败，苏联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坦克、火炮，损失都大于德国，甚至为几倍。苏军之所以取胜就在于其重工业能源源不断生产出坦克，飞机，而德国则不能。如果不是苏联重工业的巨大贡献，苏德战争再拖上一年至两年，那时德国有了原子弹将是一场世界性灾难。
显然，政策叙述着规律，对革命和建设，对计划经济有着特殊含义。就现在讨论农村问题而言，政策的积极效用既可描述为渐进中的改变、推动、加速等，也可描述为组织中的凝聚、教育、鼓劲。上述的人民公社、公社办学校、八字宪法等也是政策，都对中国农村发生着深刻影响。下面，讨论几个重要政策。
（一）统购统销。小农经济无法生产大量的农业剩余，导致在中国内部产生不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物质条件，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农业阶段。新中国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这样，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的矛盾日益尖锐。1951年粮食紧张问题已出现。陈云提出解决办法，(1)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2)小公粮一定交国家;(3)征购办法必须采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p840)。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基本建设投资从1952年的43.56亿元增加到94.4亿元，随之就业人员大增，城市和工业用粮也成比例增加，小农经济的农业赶不上工业化新阶段，当年度，国家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国家粮食赤字40亿斤，并预计下个粮食年度还可能赤字117亿斤。毛主席要求陈云解决粮食的紧张问题。陈云认为，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他建议，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参见毛泽东《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文集6》注释[2])陈云提出的这个政策，毛主席给予了全力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在于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机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造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其目的不仅为征购农民手中的余粮，更关键的是用集体化替代小农，发展农业增产的生产力，使大量的农业剩余为可能。
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执行的情况。
“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它描述着农业发展的内因规律以及中国工业化必须走过一段以粮食为基础的时期的规律。毛主席进一步用下列话语来概括这两个规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
“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后来，基辛格把毛主席的语境演绎为，控制了粮食，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人。
所谓“为纲”绝不是“单一的”或“只”的庸俗理解。“为纲”是纲举目张，是辩证法矛盾学说中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工作方法，也是对事物发展矛盾运动的叙述。毛主席在“举纲”时，同时注意“张目”。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1]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
“对天津市畜牧局一九五九年九月《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一文介绍的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的事迹给予肯定“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19]一文按语)：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显然，上述文本构成“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辩证语境，描述出它的完整涵义。它要求
“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必须体现农业内部(多种经营、综合经营)以及农、林、牧的纲举目张的关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计算出当地粮食与非粮食产值的比例，坚持综合平衡;有利于群众增加收入，有利于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立即注意”各地农业布局的特点，根据规律发展农业。如，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等都是综合平衡。
1972年4月16日的人民日报《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的社论对“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作出了全面的解读：
“……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扩大多种经营。”
“……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说不上多种经营的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进的。……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才更有利于使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和有各种专长的社员各尽其能，而且在各个季节都有活可干。发展多种经营，可以为集体经济积累更多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这就又可以腾出更多劳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滩、“四旁”等等，单一生产粮食不便利用的，实行多种经营就都能排上用场。肥料不足，从发展牧业、林业、油料、养蚕等等方面，正好可以开辟更多的肥源。……正是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一条广阔的道路。”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对此，应当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资本主义的多种经营，有社会主义的多种经营，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但是，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
“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教育社员先公后私，反对弃农经商。”
“以粮为纲，是就全局而言。就各个不同地区来说，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积极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和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生产。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区、林区、渔区，应分别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为主。这些地区，当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单一经营;但是，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或留粮标准，要保证每人平均口粮不低于附近粮食产区的一般水平。”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不是不看实际情况，不分主次缓急，一涌而上。多种经营的项目很多，必须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国家的计划，适应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需要，统筹安排。要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
“国营经济应当尽力促进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业部门要提供多种经营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商业部门要加强多种经营的产品的收购工作，正确执行党的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三）三兼顾。一方面新中国起步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的经济遗产和西方的封锁，一方面新中国又选择了需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业化道路，这样，积累与分配的矛盾就异常突出，全国不得不进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时期。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分配，毛主席仍十分注意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了“三兼顾”的概念。他形象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在与农民的分配上切忌不要犯错误。毛主席认为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也是调整生产关系，调动生产力积极性的重要环节。“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这里，三兼顾原则被解释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
毛主席采取一组关联的办法使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获得政策的支持。(1)比较轻农业税;(2)工农业品的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3)按照正常的价格统购农产品，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4)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5)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6)在合作社的收入中，规定适当的国家，合作社，农民分配的比例，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7)合作社收入部分，都要直接为农民服务。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8)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9)合理的奖售政策。
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中下列情形是不允许的：(1)“分光吃尽”;(2)集体增产了，社员不增收;(3)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4)批判了“工分挂帅”，却搞平均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发[1971]82号 )。国家还要求商业部门运用价格手段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公社处于国家工业化积累时期，农民的本身应得的收入的大部分贡献给了国家。据有人研究“1958—1978年的20年间，农民纯收入由87.6元增加到133.6元，年平均增长不到3元，而且几乎全面来自于集体分配收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个时期农民的收入还应包括国家的暗补。如，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免费的看病，义务教育基本免费的上学，五保户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保障，使农民看的起病，上得起学，老有所养。这种暗补资金是相当大的，在今天，这几项开支可说占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把这些除去，农民的收入又有多少?更值得说的是，人民公社期间，每位劳动力年均无偿为国家提供的剩余多达80余元(辛逸)，这也是个极大的数目，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这说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具有小农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正是公社制度极大调动起农民主人公责任意识，否则，这20余年年均多达80元的贡献是无法解释的。
在来看看1978年的133.6元能买些什么?
可以买1330斤米，191斤油，鸡蛋3340个，190斤猪肉，
2012年买1330斤米，需3990元;191斤油，需1146元;190斤猪肉，需2670元。
换一种思路，如果国家每年将50%的剩余返还给农民，假设1978年为70元，这年的收入就是203.6元，可以买：2036斤米，291斤油，291斤猪肉。同样，2012年买下这些物品分别需要6108元，1455元，4074元。两项比较，1978年的这种纯收入再加上暗补，农民的生活不会输给现在。可见，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人民公社使农民“穷”，主要是因为对工业化的贡献，如毛主席所说“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这恰恰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既是动员农民也是加快发展的最佳制度性安排。
（四）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解决了三大问题：(1)“工占农利”的保障性制度;(2)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3)城乡结合路径。但是，在农业主要为国家提供剩余的时期，如何也把自身发展起来，或句话说，农民在国家“并举”的方针中如何承担主体角色还需要探索。大寨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大寨，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这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至少上缴国家10多万公斤余粮，多的时候上缴余粮达20万公斤。在1963年8月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大寨人提出“不向国家要钱，不向国家要粮，不向国家要物资;卖粮不少，种子饲料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的口号，发扬“先治坡，后治窝;先集体，后自己”的高尚风格，在大灾之年仍向国家售粮120吨，占到当年粮食总产量的57.1%，充分展示了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精神。1953—1962年，大寨人为了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先天不足的农业生产条件，经过十年苦战，把原有的4700多块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2600多块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 学大寨运动队全国农业的发展是深刻的。如昔阳史料记载，1967年到1979年，昔阳全县农田基本建设投资1.4亿元，干了9330多个工程，用了3.3万土方和石头，筑了1000多公里的石坝，搬倒了1200多座小山头，碹了80多公里的涵洞，造新地6万多亩，建成了30多万亩大寨田。昔阳县粮食产量增长1.89倍，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少。
大寨发展了粮食、副业、工业，再次证实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描述了人民公社在完成“工占农利”的同时仍可以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的前景，这正是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真义。只是在当时人民公社对工业化的贡献表现得尤其突出，共同富裕问题因积累的时间不够还没有显现。如果，人民公社制度能够在坚持中完善、提升和改造，就会出现毛主席设计的集农工商学医兵的新农村，也许农村共同富裕问题已经得到大部分解决。而这个“如果”，就是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等。
1、华西村。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关华西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后，就有了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百年潮》2003年第八期第一篇《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如今，华西村在传统工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工程、金融、旅游服务业，与4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成功实现经济转型。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可用资金35亿元，人均纯收入8.5亿元。，这里更像一个农业旅游景区、一个工业园区、一座小城市。家家拥有设施现代化的别墅、较高的收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和生态环境，这里的农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
领头人吴仁宝在叙述华西为什么能发展时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集体。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时刻不能忘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对于集体还是个体，吴仁宝的经验是这样的：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即原来的大寨大队。大寨从单纯农业经济走向了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到2010年底，大寨集团资产总额达4.7亿元，从业人数达1243人，销售收入达到6.5亿元，上缴国家税金达到2879万元。大寨现有20多个旅游景点，是山西省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大寨集团公司成立后，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寨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大寨经济总收入在近2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500多人的小山村成了名符其实的亿元村。现在大寨的人均收入12000多元。大寨人住进了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带来的便利，享受着集体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从1993年开始，老人们按月领取养老金，孩子们上学不用交学费，考上大学发给奖学金，农户建房村里给补贴，农民种地村里实行“五统一”，全体村民就医有了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以领取1000元的公益金。
3、周家庄。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据说，当时的支部书记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4、官桥村。被称为“神州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800余户、3020人，在组长周宝生带领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集体企业，1993年成立田野集团，如今拥有一批高科技的企业集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达到22.5亿元，2012年的集体收入达12.5亿元，人均纯收入4.2万元，村里已有好几个工业园，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官桥八组设立了村民子女教育、生活费专项补助，村里的每个孩子从出生之日到高中毕业，组里按月发放1000元的教育、生活费补助;村民子弟上大学，按照大专每年1.5万元、本科2万元、研究生2.5万元发放教育、生活费补助。村民都办有社会保险;对于一些每月退休养老金低于2000元的老村民，差额部分由组里补足;每年组织村民免费健康检查，建立大病医疗基金，治疗大病费用可报销90%以上;每年组里给每名在岗村民发送1.5万元岗位补助……早在2009年，田野集团就整合资金1.8亿元，启动了支持官桥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项目，分散居住在方圆3公里内的800户农民，将统一迁入官桥新村小区。2013年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2013年02月06日 11:31来源：楚天都市报 作者：施鹏 徐汉斌)
5、南岭村。深圳南岭村社区一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集体分配制度，发挥好村民工作积极性和为集体奉献的精神，2012年集体经济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增长2.5%，村民分配增长10%。发年终奖1200万，其中1181万元授予了上百名退休人员，退休人员最多的可以获得奖励20万元。节后每名劳动力再分6万。随着中心大厦等旧改项目的全面落成，社区为全体村民分房，其中分给村民的房子最大250平方米，最小的180平方米。(2013-02-07 09:31:00 来源：晶报)
6、航民村。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具有强大的集体经济。该村航民实业集团如今拥有25家企业，2012年实现产值96亿元，利润4.5亿。作为集体资产，除了村集体拥有51%股份外，剩余部分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经营管理骨干，每年进行分红。全村建起几十栋排列整齐、红顶白墙的三层欧式别墅，1080名村民就住在这里。象这样300平米的“豪宅”是村里统一规划、建成后仅以26万的价格卖给村民的。作为村民，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的所有学费都将由村里承担，一旦他考上大学，除了每学期8000元学费报销外，还将获得1万元奖励和每月200元的生活补贴。村里在1996年投资1600万建了这个集影剧院、运动场所、图书室等设施于一体的文化中心。2013年预计产值大概在46亿，董事长朱思宝宣布下一步要成为“百亿企业”的目标。此外，航民集团还经营纺织，海运，为了企业供电甚至自办了热电厂，同时把成本6毛钱一度的电以3毛的价格卖给村民。“这儿福利好，生活开支非常低”，除了用电，居民用水1.6元的进价只收5毛，大米也是5毛一斤，农场还免费把鱼，肉，鸡等副食分发到村民手中。虽然物质富足，却不难注意到这里的村民仍留有一丝土地情结，很多人家在自己别墅的院子里辟有一小块菜地。村集体也留了800亩农田交由26个人进行现代化机械耕作，虽然每亩地需要补贴500元，却仍执着地坚持粮食自产自足，表达着农村人与土地的特殊情感。令人向往的新农村典范――实现集体富裕的航民。(2013-01-25 16:25:26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7、南街村。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南街村，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本义氛围。南街村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殊荣。南街村集团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是中国食品工业质量效益奖企业、工业排头兵企业、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省百户规模优势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业、河南省科技企业和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50强等。“南街村”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4亿。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配 南街村套项目。发展粮食深加工，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从而实现了层层增值和良性循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此外组建的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在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1993产值突破16亿元。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体性质的大型集团公司。南街村集团下属企业28个南街村集团以粮食深加工为主导方向、以生产多种方便食品为龙头，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产品有15大类，近200个品种，其中部分产品出口销售到蒙古、朝鲜、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南非等国。南街村兴建了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钢铁五大工业园区，并聘请高级人才管理企业。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们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购物券、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30多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医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
8、洪林村。湖北省洪林村1975年在全县第一个通高压电，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向国家提供100多万斤原种粮。在1978年村民就实现了自来水到户。在1980年前社员们就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1981年，在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中，当时一些父老乡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在方问和道路确定之后，大队党组织制定了“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在原来棉织厂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全消灭了贫穷。1985年村民就有了电视机，住上了楼房，是全省第一个电视化和楼房化村。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现在全村己拥有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达2•8亿元。迄止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近几年来该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成为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新农村明星。在首先富起来之后，洪林村积极帮助周围村脱贫，共与周边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从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各方面，给他村以支持和帮扶。到目前为止，已帮助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先进行列。
9、兴十四村。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兴十四村，从七十年代后开始使用拖拉机开垦，并逐渐走向机械化生产，使耕地面积、改土造田规模更加迅速扩大。在坚持集体富裕的前提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创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之后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现已发展成为幅员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口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经营，仅有2%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生产，98%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全村人工种植松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34.2% 。2006年全村总收入达到7亿元，总资产达到10.5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实现1.5万元。 兴十四村的经济发展直接带来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从住房变化看，1981年实现了砖瓦房化，1982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又发展到普通的“小二楼”。从2002年开始，先后建了136栋单体花园式别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每栋别墅面积是196.6平方米，平均每人50-60平方米，每栋平均35 万多元，户均拿10万元，村集体补助20多万元，产权归个人。还建了村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村民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兴十四村自70年代以来，先后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表彰奖励100多次。其中，1979 年受到国务院嘉奖，1994年村党支部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奔小康红旗村党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文明村"，同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05年被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评定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同年还被中央文明委评定为"全国文明村镇"。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全国十大特色村"、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被誉为全国闻名的"龙江第一村"。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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