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研究

 

来源：旧报刊剪辑/《湘潮》2019年04期
 

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时刻注意工作方法, 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从关心群众生活着手, 脚踏实地为群众服务。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 密切联系群众, 注重了解群众的情绪, 倾听群众的呼声, 以此来改进工作。不仅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 即便在我党我军内部, 毛泽东也是善于抓住身边发生的小事,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延安作风, 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我们要承认有官僚主义”
 

1938年的春节刚刚过去, 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废医院的部分伤病员提出要到延安“请愿”, 直接面见毛泽东。

事情是这样的。长征到陕北根据地后, 中央卫生部成立了几个医院, 收容伤病员。当时有许多长征过来的同志, 在陕北根据地几个伤残医院疗养。由于医院设备差、药物缺乏, 医护人员对伤病员关心照顾得不够, 伤病员意见很大。再加上有些伤员病愈后, 因残疾不能重返战斗部队, 他们既不愿继续留在医院, 也不愿在当地安家落户, 纷纷要求回南方老家去。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后的一天, 一些伤病员代表来找何长工, 向他说明了情况和想法, 表示要上延安“请愿”。

当时, 何长工任两延 (延长、延川) 河防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了解了情况后, 他感觉事情很严重, 因此一面对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当面向代表们作了自我批评, 对他们要上延安“请愿”作了劝阻, 并安排这些伤病员在延长县住下;一面给负责八路军后方工作的杨立三打电话, 叫他马上派人来处理这件事。之后, 他又拿起电话, 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 停了片刻, 问何长工:“怎么处理的?”

“安排他们住下了。准备把他们的生活搞好一点,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说。”何长工回答。

“你发火批评他们没有?”毛泽东关切地问。

“没有批评他们。我做自我批评了, 是我们工作没做好。”何长工赶紧回答。

“没有责备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 流过血, 对革命有贡献, 现在伤残了, 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 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 这很好。即便他们提出要求回老家去也是合情合理的。是些好同志啊!”

稍停片刻, 毛泽东接着又说:“长工, 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啊!”从话筒里传来的毛泽东的声音, 一字一句敲打着何长工的心。尽管他主动承担了责任, 作了自我批评, 但在主观上一度认为, 河防司令部不过替卫生部临时代管一下残废医院, 负直接责任的还是卫生部。

这时, 话筒里又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他说:“我们要承认有官僚主义, 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 ‘动手术’医治这种官僚主义。”他要何长工转告伤病员们, 就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 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 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何长工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伤病员, 大家听后愣住了, 没想到毛泽东这样理解他们, 有人哽咽着说:“长工同志, 请你转告毛主席, 我们不去延安了。”

正当何长工整理伤病员意见, 以便改进今后工作时, 毛泽东来电要求何长工去延安。在延安, 毛泽东向何长工详细地询问了残废医院和伤员的情况。随后毛泽东说:“不要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员人格不尊重, 任何人到那里去, 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我和富春同志议了一下, 准备把残废医院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 你就做总院院长, 再给你派个政委和卫生科长去, 河防司令部另派人去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郑重地说:“这个事情很重要, 搞不好会影响前方部队士气。现在, 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先去工作吧!”

何长工听了毛泽东的话, 坚定地说:“你放心好了, 我去。”

毛泽东又说:“我们还要召集伤病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一起开个教导院工作会议, 伤员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好的办法都拿出来。”他又着重交代说:“会要在延安开, 伤病员要多派些代表来。不要怕给中央添麻烦。要尊重群众意见。以前有问题没及时处理, 让问题成了堆才处理, 这回再煮夹生饭, 以后还要回锅。这是个深刻的教训呀!”

何长工回到两延司令部后,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一个建院方案。毛泽东看了后回信表示同意, 并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1938年2月底, 荣誉军人教导院成立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 到会代表有60多人, 其中伤病员代表和医护人员代表各占一半。会上, 大家畅所欲言, 提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对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端正思想、做好工作帮助极大。毛泽东到会并讲了话, 他欢迎大家多提批评意见。最后, 毛泽东说, 有的同志要求回南方老家, 这个问题请周恩来副主席同国民党交涉, 保证送你们回家去。

后来, 经周恩来交涉, 何长工把2000多名荣誉军人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再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他们送回了各自的家乡。
 

“既然要和旧的制度决裂, 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马列学院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简称,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学校。当时的延安, 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 物质条件极其艰苦。马列学院虽然设施简陋, 但学风很好, 经常请党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这对迅速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有很大帮助。

1939年秋的一天, 按原定的日程安排, 毛泽东要到马列学院去作报告。马列学院全院师生都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王学文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一起商量, 最后决定派邓力群等4人去杨家岭接毛泽东。4人接受任务后很为难:毛泽东是党中央主要领导。接他来, 即使不讲究排场, 可总得像个样子啊!老百姓接亲, 无车无马无轿子还要把毛驴打扮一下呢, 我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吧?这时, 张启龙开导他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 不要紧, 去吧!主席很忙, 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的事, 不知能不能排上主席的议事日程。你们早点去, 如有变化, 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就这样, 他们4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毛泽东的住处。

从马列学院到毛泽东的住处杨家岭大约有10里路, 中间横着延水河。当邓力群4人到了延水河桥头时, 不禁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泽东吗?

“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 要干啥子去呀?”没等邓力群他们开口, 毛泽东倒先问话了。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 幽默地说:“接我?嗯, 我晓得的, 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 学院给我的任务, 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 很不像话!”邓力群自责道。

“哦, 是这样吗?”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 问道, “那么, 轿子呢?”

“这个……”邓力群似乎还没明白毛泽东问话的意思。

“你们来了几个人呀?”

“4个。”

“4个不够, 太少了!”毛泽东认真地摆摆手。

“主席, 要得了那么多吗?”邓力群感到迷惑。

“当然要那么多。下回来时, 再加上4个。”毛泽东笑着说。

看到4人不解的神情, 毛泽东说道:“你不是说要‘像话’吗?索性来个八抬大轿, 又威风, 又体面, 那才‘像话’呢!要是还有人, 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 派几个摇旗呐喊的, 你们说好不好?”

一席话, 把邓力群他们都逗笑了, 也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缩短了。毛泽东一边笑一边摆手说:“那才真是‘不像话’呢, 对不对?”接着, 毛泽东严肃地说:“这样做有点不好, 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 要不得!要不得!”

“主席批评得对!”邓力群连连点头。

“你们想, 封建社会, 皇帝出朝, 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 要坐八抬大轿, 前簇后拥, 浩浩荡荡, ‘回避肃静’, 摆威风。但是, 那些都是过去陈腐不堪的等级观念了。而我们呢, 则是全新的。我们是共产党人, 是讲革命的, 要革皇帝官僚的命, 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然要革命, 既然要和旧的制度决裂, 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 十里八里路, 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 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 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为民族求解放, 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 是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和国民党的西安作风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用延安作风代替西安作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一路上, 他们边说边走, 毛泽东详细地向大家了解了马列学院的情况,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延安马列学院的礼堂门口。这时, 毛泽东握着邓力群的手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 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 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是要坚持一条原则, 再作报告时, 不搞接接送送了。”报告还没有开始, 邓力群等4人已先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毛泽东正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 为“延安精神”作了很好的诠释。
 

从“骂声”中改进工作
 

1941年6月3日下午,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这天, 电闪雷鸣, 大雨滂沱。突然,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 闪电径直窜进会议室, 到会人员受到巨雷震动, 头晕目眩, 慌忙奔向室外。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因触电后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 不幸去世。

这天正逢集市, 南关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 十分热闹。一位50来岁的安塞老汉拉着毛驴也来赶集。不幸遇到雷雨, 他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老汉气得又跺脚, 又骂娘, 还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数落着:“老天爷瞎了眼, 为什么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 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周围的老乡们一听, 都吓了一跳, 有人赶紧上前劝他, 制止他的哭骂。

然而, 老汉的话就像长了翅膀, 很快就传遍了延安城。顿时, 街头巷尾, 传言四起。有人说老汉是“反革命”, 要追查审问他;有人同情老汉, 说他的哭骂情有可原;有人别有用心, 还想把事情进一步搞大。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 有人提议把那个老汉抓起来, 也有人建议要及时汇报党中央, 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雷电击死人, 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街头为什么有那么多传言呢?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 是一种报应, 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 是为了咱老百姓能过好日子, 可也不能不管咱的死活啊!”一时间, 议论纷纷, 毛泽东觉得里面有问题, 立即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情况。

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望着小吴, 和蔼地说:“听说你非要拘留那位老乡, 为什么呢?”

小吴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在大庭广众下侮辱您。”

“是吗?他是怎么侮辱的, 你说给我听听。”

小吴情绪激动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还说:“李县长是中了雷电死的, 与主席有啥关系。他自己死了驴, 心里有气, 竟然迁怒于您, 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 指名道姓地骂您。我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 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 说:“他骂了我毛泽东, 可没有犯法呀!”

“不。您是人民的领袖。骂您, 说明他不是特务汉奸, 就是土豪劣绅, 是‘反革命’, 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又笑着对他说:“你想过没有, 真的特务汉奸敢在光天化日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 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起身走到小吴身边, 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 问道:“小吴, 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吗?”

小吴痛痛快快地回答:“是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 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 “人民拥护我们, 热爱我们, 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 是为了解放穷苦人民的,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 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 不管什么人, 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 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吗?”
 

 

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人民甘苦与共,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图为毛泽东在延安同农民交谈
 

小吴还想辩解, 说:“可他不是提意见, 是骂人。”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看到小吴不再吭声,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我建议你, 不要拘留那位老乡。但是, 请你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 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

小吴走后,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作为农民的儿子, 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老乡究竟有什么情绪及不满, 以至于当众骂人呢?原来, 问题出在边区政府内部。

当时, 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 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 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层层包围封锁。另外, 从1939年至1941年, 边区每年都遭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这些, 都给边区增添了很大的困难。几年中, 边区军政人员明显增加, 全边区非生产人员已增加到1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 边区人民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负担过重, 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以至出现了不少牢骚和怨言。

几天后, 小吴到毛泽东那里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眉头紧锁, 听小吴继续说:“抗战初, 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 1939年是5万石, 去年是9万石, 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 群众嫌负担过重, 对政府有意见, 加上某些基层干部只顾完成任务, 不注意工作方法, 群众难免心里会产生一些抱怨的情绪。有些人乍一听到平易近人、一心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县长不幸身亡, 情绪一下子很难转过弯来。那位老汉就是对今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公粮不满, 激动当中, 便借题发挥, 冒出了‘为什么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这样的话来!”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噢, 原来是这样!”

他思索片刻, 对小吴说:“看来, 这位老乡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 批评得对呀!”

毛泽东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指示西北局组成一个考察团, 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随后向中央做详细汇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情况后, 指示边区政府减征公粮, 决定把当年边区征收公粮的数额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 最终确信边区群众能够承担时, 才放下心来。

此举一出, 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那个骂人的老汉也悔恨交加, 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是俺错了!是俺错了!俺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骂毛主席!”

减征公粮后, 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 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 更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毛泽东又号召部队干部战士进一步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身体力行, 在自己住处附近开垦了一亩多荒地。在他的带领下, 大生产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少部队和机关生产的农副产品, 可以达到自给或半自给的程度, 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群众的负担, 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1942年3月, 毛泽东题词:深入群众, 不尚空谈
 

毛泽东在责骂声中心明似镜, 目光敏锐。他的这种善于从牢骚、怨言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用以改进工作的做法,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2月27日, 圆满结束对苏联友好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乘坐专列抵达哈尔滨站。

毛泽东在省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 乘车经月牙街、红军街、邮政街来到现在的颐园街1号。这是一座带有欧式风格的建筑, 虽然没法和现在的高楼大厦相比, 但在那时完全称得上是大建筑了, 里面的设施就当时来说也很先进, 装饰也很漂亮。

毛泽东下车后, 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座楼。当他发现开车的司机站在自己旁边, 露出胆怯的神情时, 便主动问他:“司机师傅贵姓?”

“主席, 免贵姓崔, 叫崔洪松。”崔师傅很激动, 抢前一步, 和毛泽东边握手边回答道。

“谢谢你为我们服务。”毛泽东微笑着, 用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崔师傅的手说。

崔洪松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毛泽东马不停蹄地来到会议室。在这里, 他认真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汇报。下午3点30分, 毛泽东稍做休息, 便来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并勉励大家要管理好工厂, 为全国作出好榜样来, 并与厂里的工人亲切地交谈……

当毛泽东回到颐园街1号时, 已是晚上6点多钟了。接着, 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不辞劳苦地接见了省市有关领导。晚上, 省市领导一方面出于对领袖的热爱, 另一方面出于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长途旅行接风洗尘的考虑, 便在颐园街1号的一楼举行了非常丰盛的晚宴。当时, 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请来了同车回来的胡志明主席参加宴会。由于有胡志明在场, 毛泽东没说什么, 但能看出他对这些吃的并不感兴趣, 只是在两三个盘中夹菜, 也就吃了半碗米饭, 其他的都没动。饭后, 他语重心长地对哈尔滨市市长说:“我们国家还很穷, 不能浪费, 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当天, 毛泽东给中共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2月28日上午,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哈尔滨后, 于中午抵达长春站。毛泽东随即换乘小轿车准备看看市容和八大处。当车子驶进市区时, 大街小巷一个人也看不见。毛泽东便问一位当地的领导:“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现在正吃中午饭。”毛泽东一听便知说的是假话, 便风趣地说:“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 比军队还整齐!”真实的情况是, 当地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想搞了戒严。他们原本也是好意, 但毛泽东不赞成这么做, 沉下脸批评他们:“你们在说假话。搞戒严, 不让老百姓出来, 这样太脱离群众了。”当地的领导接受了批评, 马上解除了戒严。看到老百姓都上街了, 毛泽东的气才消了。

28日当天, 专列离开了长春, 到达沈阳。到沈阳后, 毛泽东入住和平宾馆, 并听取了当地领导的汇报。

用餐时, 毛泽东在高岗等领导的陪同下来到食堂。看到餐桌上的饭菜搞得很丰盛, 甚至比北京政协会还要好, 毛泽东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仅吃了空心菜等几种菜和一点米饭, 便放下筷子, 吸起烟来。虽然他心里不高兴, 但仍然礼节性地让胡志明多吃一点。整个晚餐也就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始终没有掀起“高潮”, 最后剩了不少菜。

饭后,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陆续来到一楼会议室。大家闲谈了一会儿, 这时毛泽东收起脸上的笑容, 欠了欠身子, 发起言来。他先说今晚饭菜搞得太多, 接着便用带有批评的口气道:“同志们,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 是为人民服务的, 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 这么吃起来, 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叶子龙见毛泽东不高兴了, 便小声插话问毛泽东刚才收到的电报该怎么处理, 这才暂时把谈话的内容岔开, 引到别的话题上去。

倡导勤俭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是不能忘记的。第二天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上, 毛泽东又重点讲到了这一点。这次讲话, 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经济建设;二是肃清反革命、国民党残余势力;三是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说道:“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 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问题, 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

他稍微顿了一下, 讲起了这几天的亲身经历, 批评了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毛泽东说:“你们要做刘宗敏, 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 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要艰苦奋斗, 你们应做表率。”

 

• 上一篇：郭松民：毛泽东时代是人民心中的标杆
• 下一篇：毛泽东告诉美国国务卿两个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