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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研究

《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20-121章

发布时间:2017-04-03 来源:作者:东方直心

第120章
“你要大胆的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毛泽东的代表是林伯渠,蒋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1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这一天,林伯渠乘车由延安到达黄陵,与各界代表共同举行了隆重的祭拜典礼。
在祭奠仪式上,邵力子诵读的祭文,国民党报纸没有公开发表,历史上也未见有记载,其内容不得而知。而林伯渠诵读的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全文如次: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虚。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25人在赴西安途中被土匪包围,刘伯承集合100多名干部战士出发救援,毛泽东闻讯赶来,向警卫团长招招手,急促地说:
“什么也不要考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来。”
毛泽东边说边挥手,示意部队立即出发。
原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25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一行25人,乘坐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敞篷卡车,出延安南门驶上通往西安的黄土公路,一路上黄尘滚滚,卡车上笑语阵阵。张云逸和孔石泉在车厢里分坐在周恩来两旁。张云逸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首长,主要任务是护送周恩来。孔石泉是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车上还有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以及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警卫战士、记者和翻译。
当汽车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时,突然遭到当地200余名土匪的袭击。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两个警卫班和随行人员来不及隐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受伤不能开车了,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驻守在劳山的红军通讯班,听到枪声立即向延安总部报告。刘伯承马上派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要他们即刻出动,赶往救援。刘伯承又命令中央警卫团长把身边的人员集合起来,把首长的马匹统统牵来,向劳山进发。
在劳山那边,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在几名干部战士的护卫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密林中,沿着一条小山沟,安全抵达三十里铺。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
这场战斗一共牺牲了11名干部战士。事后才弄明白,劳山事件是国民党和土匪策划的一个阴谋,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在前一天就已经将情报送出了。
周恩来等人返回延安后,中央领导纷纷前来慰问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时,两人都很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许久,才说出话来。周恩来在谈到殉难的干部战士时,眼中涌出了热泪。他对张云逸说:
“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恩来、张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张云逸把这张照片保留在身边,一直到去世。
有一天清晨,红军野战医院的医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拐峁医院来了一名重伤员,子弹打在胸部,伤势很重,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很难挽救伤员的性命。这个伤员在昏迷状态下,不时的以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在伤员偶尔清醒时,医生才弄明白,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未见过毛泽东,非常渴望能见一见毛泽东,哪怕是只看一眼也好。医院的领导担心毛泽东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况且他住的地方又比较远,在山边大路上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医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打个电话吧,让毛泽东知道这事就好。谁知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策马赶往医院。他对身边的人说:
“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赶上看看他?”
毛泽东平时不骑马,而这一次他跨上小黄马,放马直奔。小黄马喷着热气,毛泽东也热得满脸是汗。他一到医院,连忙走进病房,轻轻的来到伤员身旁,伤员激动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脸上浮现出微笑,慢慢的合上了双眼。毛泽东动情地说:
“你是我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毛泽东顾不得休息,走遍了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从清晨到黄昏,他一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一点东西。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街上有卖东西的小店,就让警卫员买了几个烧饼。警卫员把烧饼递给他,让他吃。他说:
“我让你买烧饼,不是买给我吃的,我不饿。你们累了一天,你们吃吧。”
一个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住处,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吴莉莉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他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就是个改造。”
他又对着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的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三人共进晚餐。
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特莱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的,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
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跳。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地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特莱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象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与他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史沫特莱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的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他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毛泽东唯一缺乏的是歌咏的天赋。那位将要担当他英语教师的史默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积极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
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 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
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象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象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的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他客人一样,平等的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毛泽东说罢,朗声大笑,情不自禁的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她们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名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出生于1911年。吴莉莉的英语讲得很好,她既是史沫特莱的中文教师,又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这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她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而且很有天分,又有自己的见解。她本来是一位演员,来到延安,还不时的客串戏剧表演。
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遍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还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贺子珍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了,争吵也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由此,她赌气不再当家属,她要求独立工作。此时的贺子珍,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她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贺子珍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贺子珍的愿望,她高高兴兴的到抗大学习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果不其然,就在这个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又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文职人员考试。8月,尼姆到达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她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
“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在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方面,她的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尼姆是在1937年初从黄敬那里得知,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采访机会。
黄敬就是本传后边将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其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现在是北方局的领导干部。
且说尼姆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当时的西安已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由于此时党中央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所以,他们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他们向延安发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就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
尼姆.韦尔斯4月30日于到达陕北苏区的三原,她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终于踏上了苏区的土地。尼姆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安排在第二天会见了她。
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尼姆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的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斯诺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它几个人的简要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尼姆说:她在整理材料时,就材料的取舍同斯诺发生了争论: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的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去苏区的念头,她说: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的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2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地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和尼姆的这次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欲知毛泽东和尼姆后来的谈话内容?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1章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
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
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贺子珍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同其她的学员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抗大的学员是集体宿舍,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很少回家。
毛泽东与贺子珍此前的10年夫妻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的烟囱不冒烟,谁家的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以前,毛泽东生起气来,就对贺子珍以“武力威胁”、“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他往往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毛泽东如此,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和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也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的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的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误会,只要两人冷静下来,本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相互理解的。只是贺子珍太倔强了,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却不愿意和毛泽东沟通。她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她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就料想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她推开门就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3个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所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此时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本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连推带甩,力气大了一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她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的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也是贺子珍气昏了头,她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种架势,本来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他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由此,吴莉莉被“逐出”了延安。
再说1937年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中共中央派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的400余名红军指战员。
而此时的徐向前已经到达了援西军驻地。而陈昌浩则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后来他又在8月间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期间曾编纂了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后来在5月7日,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迪化,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
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集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从“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3个方面,一共讲了20个问题。
毛泽东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提出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这就是: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在党代会期间的几天里,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为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此后,尼姆又对一些人进行了重点采访。
尼姆看得出来,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象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7日,毛泽东在代表会议上作了结论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讨论这些意见”时,谈到了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尔后,他又谈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关于干部问题,他说:
“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的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的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的完成。”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少奇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准备提交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他的报告分3个部分,在第1部分中,特别批评了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
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当场宣布说,详细讨论以后再召集会议,在白区代表会上,第1部分内容暂不报告。
就在5月16日这一天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延安的春夜是迷人的,新婚之夜更是难忘的。巧的是新郎新娘都属虎,罗荣桓比林月琴大12岁。35岁的罗荣桓为能找到林月琴这样的伴侣非常高兴。
罗荣桓最初结识妻子林月琴时,林月琴才22岁。她端庄秀丽,而且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恋爱季节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20多人。
上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至24日、26日,白区代表大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在此期间,周恩来、林伯渠于5月23日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即:
“第1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2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中央要求周恩来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复电,他在回电中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陕北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致词,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大意义,并表示了对合作的诚意。
此时,林月琴与罗荣桓结婚已有半个月了,毛泽东的警卫员找到她说:
“主席请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林月琴随着警卫员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1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谈到了形势,说罗荣桓很快就要到前线去。他还开玩笑说:
“你们新婚就别离,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马上说:
“我坚决支持。”
“好!”毛泽东说:“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送郎参军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提出他准备提交白区党代会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的报告。他准备提出的这份报告说: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在3月4日《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
在与会者的讨论中,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批评。
6月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少奇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6月4日,白区工作会议在毛泽东讲话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顾,他漫不经心的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恩来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
“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
“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恩来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蒋介石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来提出中共中央拟定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他们是: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说: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张闻天在复会的白区党代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被大会通过。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18日,周恩来等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
徐向前顶着巨大的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红4方面军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他爽朗的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窑洞里正在看一本书。这是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所著的《双清词集》。毛泽东在集子的扉页,看到了柳亚子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的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他立即写信给何香凝说: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两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
毛泽东在信中倍加称赞的这位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柳亚子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当他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以此歌颂毛泽东,并对老朋友寄以厚望
再说6月25日,中共中央为推动国共谈判之进展,又提出新方案15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做出让步。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由它指挥红军,意在剥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指挥权。谈判仍无进展。
6月下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到达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最初接触。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彭泽湘是以其中央特派员的名义,由香港到北平视察党务并联络知识界策动抗日的。他到北平后,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6月中旬,李锡九告诉彭泽湘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彭泽湘在延安受到了热情款待,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彭泽湘,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去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毛泽东分析了国家和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一个星期后,彭泽湘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后来,彭泽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向诸人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其他全体干部、部分骨干开会,介绍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时,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7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和全国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各敌后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了这样的抗日民主政权。
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注意更广泛的吸收工农和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参加政权的管理,重新调整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人士间的关系,就使得这个政权比以前的工农革命政权更具有群众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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