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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研究

从毛泽东的境遇看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变化特点

发布时间:2016-08-17 来源:主人公网作者:主人公网

【编者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研究中共早期领导层的特点,对于研究当今的左派队伍,不无裨益。年轻气盛、理论不联系实际,加之不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所持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形成的宗派主义倾向,这些不是在今天也或多或少存在吗?然而,老一辈共产党人不在乎个人领导地位高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淡然心态和崇高品格,今天的人们,是否具备呢?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在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看不出一定之规,常常是一个人上来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换人来干。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总体上既有淋漓尽致的热情探索,又有众声喧哗的极端争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艰难选择。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共早期领导层在领导能力上打些折扣。遵义会议以前,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怎样理解成熟和没有能力

那时候,一群年轻的人领导着一个年轻的政党。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入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但他们却又显得很自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毛泽东比这批人年龄大一点,但那时的个性也是针尖对麦芒。

1924年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同陈独秀有意见分歧。1929年在红四军七大上,他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被选掉,除了因为红四军领导层意见分歧很大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感觉他有家长制作风,脾气大,于是转而选举28岁的陈毅。红四军八大通知毛泽东开会,毛泽东表示,是非问题不解决,就不参加会议,写信说要打倒八面玲珑的陈毅主义。前委据此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令他马上去开会。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过当时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讲到中央苏区时期有一次和毛泽覃争论,气急处举手就要打,毛泽覃说了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对他触动很大。不少亲历者在回忆中都说到,毛泽东的这种性格是在遵义会议后开始改变的。

中共早期领导层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因路线之争而形成的宗派主义风气,这种风气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主要领导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党内虽然也常有意见分歧,但宗派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这些到各地组织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还在苦苦探索,难以对中央决策发挥影响。在中央,则先后有三拨倾领导人主持工作,特别是1931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一拨,主要是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被称为青年共产国际派,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很了解,在各个根据地也缺乏根底。他们统治中央的思想武器和决策指导思想,主要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句。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反映在组织路线上,就是搞宗派。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在一些重大危机面前认识不统一,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搞宗派,则常常通过所谓反倾向斗争来更换和选择领导人。王明这批人此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逐步在莫斯科的中共成员中形成了被称为二十八个半这样的群体。他们回国后,当时没有任何优势,唯一的优势是拼所谓路线。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似乎谁能用理论词句来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谁就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

博古等人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随后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宗派性的争论最为激烈。罗章龙便是以自己的宗派反对王明的宗派,并发展为分裂中央的极端错误行为。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在中央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宗派意识更明显了。当然,从客观上讲,由于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中的信息阻隔,他们在指导各地实践和选派干部的时候,难免主观武断、脱离实际。但从主观上讲,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却也是无所顾忌地合我者用,不合我者斗,风气很不好,从而使有不同意见同时又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上不来。他们派到各苏区的人,也是着力排挤有经验的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就排挤和批判毛泽东等人。

早期党的领导层不成熟和没有能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把理论与实践两者结合起来。共产党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革命是一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搞起来的,人们所崇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是理论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期望和选择倾向。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略上说出道道来,便不大能够服人。陈独秀、王明、博古乃至张闻天等,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是以理论出名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思想界的明星,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不能说他没有理论。陈独秀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巨大的转变中,讲清楚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一时很难,即使讲出来,也难以一下子被人们接受,于是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便成为一种主流倾向。这是留苏学生一回来地位都很高的重要思想土壤。反观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能够和善于做事情,但在引用马列理论和词句上确实比不上他们,而做的事情又常常与他们照搬的马列词句不合。当时扣在毛泽东头上的帽子名称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此外,从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没有把名义上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环境中没有因为领导层的经常变化而失去凝聚力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领导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43年最终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局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分,有的是以总负责的名义,如博古、张闻天,有的连总负责的名义都没有,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在叛变前虽有总书记之名,但大家都知道是个摆设,做实际工作的是李立三、周恩来等人。这固然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条件召开党代会进行选举,但也反映出那时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把干事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1924年底离开中央局秘书的岗位,没有参加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由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45月间,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中,并没有他。这年召开的八七会议,陈独秀已经不主持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观点鲜明,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于是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拒绝了,还开玩笑说:我不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去当绿林好汉(指领导秋收起义),这也反映出他那时的兴趣在于实干。

三个月后,临时中央因不满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向井冈山,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这种境遇,似乎也没有妨碍毛泽东、朱德率红军开辟出中央苏区的红火局面,并且担任当时最大的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遵义会议后,博古已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有人提出换上毛泽东更适合一些,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觉得应该让张闻天出来做一段时期。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但他还是服从集体决定,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伸手要权,张闻天又主动提出让出总负责这个位置给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商量的结果是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了张国焘。

这些事例透露出,那时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在党内的上上下下,大体上能视为寻常之事,并取比较淡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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