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研究
建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发布时间：2023-09-13 来源：毛思想研究作者：
关键词：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总路线，“五反”运动，长期。
1、建国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表现
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户数也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资本家唯利是图，欲望贪婪大肆偷税漏税。部分调查显示，天津市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且偷税的税额相当巨大，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说，很多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民族资产阶级和腐败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的财产。
1951年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民族资产阶级从外部勾结而来的。
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行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
有不法资本家在抗美援朝物资中，制造和贩卖变质罐头、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如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那领来的好棉花换成废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3亿元（新币3万元），将失效药品供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造成一些志愿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死亡；还有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
民族资产阶级偷税漏税普遍存在，行贿行为也很普遍，一些不法资本家在承建国家工程，和完成国家加工订货任务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弄虚作假。
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
成渝铁路动工后，民族资产阶级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亿余元。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送来报告中反映了一些资本家贿赂和勾结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诱使政府工作人员贪污。他们极力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国家法令的限制，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国家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派遣和安置他们的经济密探，放肆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
2、主要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急需恢复国民经济，主要采取联合又斗争的态度。
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3.主要领导人对民资态度变化的表现
“三反”、“五反”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中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同时，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基本上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又斗争。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周恩来《“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人民政府所保护和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周恩来《“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是节制资本。公私兼顾是在国家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生产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反对盲目发展；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这些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另一方面，什么是合法利润？什么是暴利？还要经过经济改组，经过工商业恰当地发展，才能逐步规定。——周恩来《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4. 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和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关系
第一，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我党的必然使命，不论有没有资产阶级的“步步紧逼”。
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第二，已知“五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民族资产阶级仍然采取具体区分、团结多数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在总路线规划中明确提出——土地改革胜利，地主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可见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步步紧逼”才“导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而且，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反对操之过急。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八月）
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第一,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允许唯利是图的，对此必须限制。第二，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第三，在“三反”、“五反”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力打击、管控，是我们高效率的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条件。
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群众、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公私合营以后，政府决定给资本家定息，工人开始还不愿意，经过党和政府的说服，工人才同意。这些说明，我们从那次“三反”、“五反”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综上所述，第一，社会主义革命是我党阶级立场决定的必然使命，并非“民族资产阶级倒逼“才进行的；第二，在“五反“运动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区分、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第三，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坚持逐步进行对民族资产阶级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倒逼操之过急”；第四，在“五反“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力打击，确实为提高社会主义革命效率提供了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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