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 李建生
本节引用大钊烈士的语录是：
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创造的革命。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瞭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
（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向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实际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向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
在此之前的1921年3月，大钊先烈关于建党的论述是：
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努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党）的朋友若能建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的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钊
从大钊先烈以上这两段论述中，可以略知在五四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急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我们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有八、九千万人，完全可以敌国。
然而，回顾到约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少，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
尽管当时中国有不少社团和政党组织，可是因为人员思想混乱、成分复杂、结党营私、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可能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大钊对此也十分清楚，所以，他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相关的组织建设，效仿俄国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陈独秀
陈独秀曾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文学学科的学长。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和传播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阵地，陈独秀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领军人。在北大，大钊和陈独秀结成了亲密的战友，1919年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大钊和他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19年6月，也是五四运动的同期，陈独秀因散发名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同年9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但仍然处于被监视居住中，陈独秀对此并不理会，而是去外地继续进行讲演等社会活动。于是，北洋军阀就派出密探在陈独秀寓所附近蹲守，一旦发现他的行踪，就立即实施逮捕。为了陈独秀的安全，大钊先烈等北大教授，一方面让陈独秀回京后住在别处，不要回家，另一方面，决定帮助陈独秀离开北京去上海。
1920年初，大钊化装成赶车人，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天津去上海。据目击者说，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各自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这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亢慕义斋中阅览室的场景复原
1920年3月，在大钊指导下，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刘仁静、范鸿劼、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使用了北大两间较宽敞的房间做活动场所，罗章龙回忆当时将其称为“亢慕义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有16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可以视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期最早的组织形式。
1920年4月份，俄国共产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金斯基一行4人（包括名为杨明斋的华裔俄共党员）由在华俄籍教授鲍列维推荐，到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与大钊会谈，内容包括了解中国的革命活动，向北大的教师学生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状况、也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等事项。
在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大的前几天，有一个叫荷荷诺夫金的在哈尔滨长大的俄国人也在鲍列维的介绍下，到北大找到了大钊先烈，并称呼大钊是同志，他自我介绍说是受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委托而来，建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并认为大钊先烈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对于荷荷诺夫金的表达，大钊先烈态度很慎重，表示陈独秀更能发动创立共产党的壮举，于是就写信把荷荷诺夫金的意图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经过一番考虑，做了肯定的答复，大钊先烈把这个消息告诉荷荷诺夫金后，他非常高兴，立即赶回伊尔库斯克传递这个佳讯（根据彭述之的回忆录）。同样，大钊先烈也把维金斯基推荐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继续讨论中国建党事宜，维金斯基于同月（1920年4月）到达上海。
（关于以上两个俄共党员来华与大钊先烈接洽，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第三国际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其实不然。
首先具有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早在10月革命后就在中国开始了，没有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觉悟，再多外国人来华，也组建不了中国的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才有1920年2月份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而且，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即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亢慕义斋”，也在俄共代表到来之前就成立了。
为什么1918年和1919年，俄共不能派代表来华寻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当时俄国内战没有结束，由俄国人经营管理的在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没有通车，所以，不论是伊尔库斯克还是海参崴，俄共代表都无法从便捷的陆路到达天津和北京，只有在1920年初，俄国内战结束后，中东铁路恢复运营，他们才有条件到达中国内地。
所以，种种根据证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和行动，才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力量和源泉，而不是由第三国际导演的，确切的讲，荷荷诺夫金和维金斯基的身份，应该是俄共代表，他们只是承担了第三国际的一些任务，当时并不是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
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1920年3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在此基础上，当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随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得以实现。当然，还包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和旅日的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大钊先烈委派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在一大之前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此时中共代表还有俞秀松，除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此张太雷与无政府主义者做了坚决的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在会议将要闭幕时，张太雷做为中共的代表做了大会发言。
在第三国际驻上海人员的协助下，1921年6月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致电各地的党组织到上海开会，也就是中共一大，之前，陈独秀致信大钊烈士，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提出是否叫“社会共产党”时，大钊回复说：叫“共产党”。
据专家考证，在1921年3月至5月之间，中共早期组织还召一次为纯洁组织、与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决裂的全国性会议，南陈北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也就是在1921年5月，大钊先烈已经委派张国焘到上海筹备一大的召开。后来北京早期组织在收到上海早期组织开会的通知后，在西单劈材胡同专门讨论派代表的事项，由于当时北京小组成员一方面要开展党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要通过办补习班解决生计问题，都很忙，于是就选派已经在上海的张国焘和将要出席南京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的刘仁静参加会议。这次讨论考虑大钊先烈在领导国立8校的讨薪斗争，就没有通知大钊先烈。
上海和嘉兴的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从此，中国进入了翻天覆地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有参加。当时陈独秀在广东忙于公务无法脱身，就派代表出席；大钊在北京领导国立八校教职工向北洋军阀政府的讨薪运动，北京支部的成员就没有把开会的消息通知大钊先烈（也应该与通讯联络不畅，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没到过北京也没和大钊接触过有关）。不过一大之后，大钊先烈就自然成为中共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领袖，领导了北方华北、西北、东北地区及河南、山东两省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也成为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国共合作的中共领袖。
（现在有学者，从现在功利思维的角度，说大钊先烈不重视一大，并把领导讨薪说成是未参加一大的理由是荒诞的。其实，中共一大历史地位的确立，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很强大的条件下，重新定义的。而在一大召开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的聚会，没有丝毫权重的因素，大家开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严密的组织，团结一致，投入到以民族解放和被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他们的视野，绝不会狭隘的放在一次会议重要与否上，而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大业而奋斗。）
从时间上看，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用了只有两年半多点儿的时间，全国共产党员也发展到了50多人。
北京的李大钊故居（西城区新文化街文化胡同24号）
最初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党务人员，一切都从零做起。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每月拿出80元做经费，把自己租来简陋的家庭小院做办公地点，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就是这样，在近百年的历程中，就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经历了反复的发展与挫折、胜利与失败，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全球党员人数最多并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政党。而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有了蓬勃的发展，进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是伟大的理想，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而不是像某些宣传虚无的唯心主义实证论的人所说的，既然自己实现不了目标，这个运动就不存在了。而五四运动恰恰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步。
（责任编辑：林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