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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实践

抵抗资本主义压迫剥削:集体还是单干,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发布时间:2016-07-19 来源:戚本禹回忆录作者:戚本禹


导读:其实农业应该集体还是单干,这是建国后就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走什么路线的斗争体现。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打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我们国家现在不知会是什么样,或许可能跟印度差不多。也有人说如果我们国家坚持毛泽东思想走到现在,应该已经在对内对外都没有剥削的前提下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却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提醒我们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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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怎么搞,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毛主席始终坚持集体道路的方向不能变。从 1959 年开始,他就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考虑是不是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提出过,但他没有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自郑州会议开始的反左、纠左方向是对的,一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截,纠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庐山会议上,一直主张单干的彭德怀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反左成果,出来打横炮,严重干扰了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截就变成反右倾了。刘少奇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好像就他一个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结果搞出共产风、浮夸风,让彭德怀抓住了辫子。毛主席前后一致,都是坚持搞集体的,庐山会议上当然是要保当时是搞集体的刘少奇了。彭德怀的横炮作用非常坏。庐山会议后很多地方那些说真话、说老实话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打成了“反革命”,农村又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些东西,伴随而出现的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机车厂看到的那样,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甚至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大搞权力腐败,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人家反党。所以,1960 年成了最困难的一年。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之风,说要让 1961 年成为调查年,还责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去了二七机车厂。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60 条”。“60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1961 年对于走什么道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有的地方,如安徽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毛主席不反对个别偏远地方搞责任田试点,但对于包产到户是明确表态: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1961 年秋,已经到农村调查过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之前的初级社,一般是20到30户人家。


1961 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期实际也就过去了。1961 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实际是已经退了三大步: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 1958 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胆的修正,但全党的思想却还是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我国农村在 1962-1966 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 260 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 600 万担。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在 1962 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14.2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有反常动作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思想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打击分散主义。我以《群众反映》主编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主要是做记录、写反映。当时,后楼研究室的《情况反映》,也派了一个编辑出席会议。我们可以随时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会议。


在大会期间,李井泉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去,对我说:“1959 年你们的农村调查是对的,我错了,我还跟田家英争论,主席批评了,我已经给田家英道歉了,因为报告是你写的,我也向你道歉。”李井泉是搞浮夸的,但这么个老同志,白头发了,态度挺好的,来给我一个小干部道歉,我很感动,对他的印象很好(即使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我也没有怎么说他不好过)。


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我回来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向上反映了,主席不怎么听汇报,就是看简报。刘少奇要找后楼研究室的人听汇报,也找《群众反映》的人听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向刘少奇汇报。他问我听到什么情况,我就把小组声讨曾希圣的情况、把哪个书记怎么讲话的、哪个有代表性的发言是怎么样的,都给把汇报了。安徽小组再开会,刘少奇就不让曾希圣参加了,再开会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少奇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刘少奇是参加了安徽小组的会,在会上这样说的,还是听情况汇报时这样说的?】刘少奇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


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追查饿死人的事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县委书记们都揭发批判,曾希圣再掩盖也掩盖不住了,但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毛主席在会上说,饿死人我有责任,我检讨。这种时候,刘少奇应该出来说,他和邓小平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谭震林错误也最大,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可是,他们都不出来,都装哑巴。刚解放的时候,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刘少奇在汇报会上讲话不多,他的大手笔是在全会上的讲话,把浮夸风搞出的饿死人的责任引导到毛主席身上。他批判“好大喜功”,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慷慨激昂,好像错误都是毛主席的,他是纠正错误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在大跃进中都是怎么说的了。那都是有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跃进,毛主席不能说没有错误,但相比之下,比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错误小得多。毛主席说话是有边有界,有限制条件的,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是一点边、一点谱都没有。这些前面有关章节都说过的,不多说了。反正我在会上听到刘少奇的讲话,那意思是有谴责毛主席的味道,特别是他激动的时候,脱离讲稿讲话的时候。现在查讲稿,查不到的。“好大喜功”这些话就是他脱离讲稿的时候讲的。后来七千人大会有个文件,我看过的。刘少奇那些尖刻的讲话都没有了。现在文件里也没有,中央只有个记录。


现在有人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失去了威信,刘少奇一下子名望如何如何了。这是不对的。刘少奇尽管搞小动作,把饿死人的责任往毛主席身上引,但是代表们还是信任和爱戴毛主席的。毛主席讲话叫大家出气,说出气了就好了,正确的气、错误的气都出出来,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我,我就整你一下,这是不允许的。代表们听了热烈鼓掌,这是能说明问题的。说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就名望、威信怎么怎么了,这都是现在的人臆想出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否定一切,结果遭到全党一致的批判,前车之鉴不远,刘少奇他敢在大会上否定一切?他不敢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对全国形势的总体判断,所以才搞那种小动作,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人的批判,就和他爱推卸责任、爱转移责任有很大关系。1961 年 9 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访华,问毛主席接班人是谁,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公开树立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那刘少奇在党内也是建立不起多大威望的。不过,他很善于拉拢党内高层干部,还敢瞒着毛主席任命省部级干部,因为中央开会这样的干部是有发言权甚至表决权的,他任命的,人家就会拥护他。他还会拉拢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毛主席跟他不一样,走的是群众路线,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不是干部的官职。毛主席总要是干部能上能下。


我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 1958 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而刘少奇、邓小平呢?都只管从极左搞到极右了,主张并暗中鼓励搞三自一包,不要集体了。林彪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执行了主席的指示,我们所以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饿死人也是因为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这确实是为主席说了句公道话,确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按毛主席讲的,可以少犯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后来的大会文件里也是没有的。


14.3 刘少奇成为 1962 年“三自一包”的风源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这个会议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单干和集体的斗争告一段落,毛主席的集体道路胜利了,中央也是统一了思想。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立即就去南方了,中央工作又交给了一线的刘少奇来管。就是这一交,交出了天大的问题。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少奇后脚就在钓鱼台 12 号楼召开在京中央领导会议,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说不是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一片漆黑。这就是和七千人大会的中央精神唱反调了。但刘少奇在会上是有支持的,像陈云、邓小平都是和他一致的,总理是有些赞成有些反对。由此开始,一股分散主义的暗流在中央出现了,陈云、邓子恢,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说要“包产到户”才能救农村、救农业,很快这股风扩散到全国,刮起了 1962 年全国的“包产到户”的倒退飓风。“包产”其实是个伪装,它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一包产,必然是搞个体,必然是资本主义。这在后来的邓小平搞的改革中都看到的。


秘书室田家英很快就被刘少奇拉过去了。这个事情至今还是一桩未了的公案。田家英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那时起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陈伯达在大跃进中还跟着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搞过共产风,田家英就连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胡说都没有过,甚至还私下议论说过,邓小平虽然是农村出身,却不懂农业,才搞浮夸,才相信什么万斤粮。毛主席对浮夸是非常不满意的,这肯定也是影响到了陈伯达、田家英他们。毛主席后来让他们下去搞调查,搞过共产风的陈伯达没有站到搞浮夸的那边去,田家英更是没有,而且田家英是揭露浮夸有功的,1959 年初我们到四川搞农村调查不久,他就把在四川看到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又及时把我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送交了毛主席,让李井泉受到批评。虽然田家英参加了彭德怀他们的“小会”,事发后又被李锐胡言乱语加害,但毛主席还是把田家英摘了出来,加以保护,而且毛主席对其他两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也都是这样的。那次,田家英是很感激毛主席的保护的,他事后跟我说过,他是上了一个当,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


田家英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主张集体道路的。七千人大会后不久,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了十几个人到湖南搞农村调查。6 月结束调查回到北京,他先到刘少奇那里汇报情况。之后他的态度就全变了,他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去给毛主席汇报工作,亲口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主席听了就很生气,说你给我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还跟着人家后面跑,还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毛主席明白得很,知道是刘少奇他们叫田家英来说的,他那样问是给田家英一个台阶下。但田家英却没有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坚持说是自己的意见。当然,田家英这样说虽然是在为刘少奇隐瞒,却也说明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主张搞“包产到户”了。


14.4 田家英因为《群众反映》编发了“包产到户”建议专辑遭到谭震林的报复


1962 年夏秋之间我们收到大量群众路线,建议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在中央开会,我打电话告诉田家英,他说中央正在开会讨论这个事儿,要我搞一个包产到户的专刊,反映群众的要求。我告诉他,信很多,全登出来可以出一本书。田家英说,别搞成一本书,可以搞个像《红旗》杂志那样厚薄的小册子,摘精粹的,最多几万字。我按照他的意见很快就编好了,题目是“关于群众包产到户的意见”。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 年到四川种粮,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记得 1962 初四川我种粮的大风公社有个很小的干部,给我来信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这也增强了我对于公社道路的信心。我当时把这封来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了这封信很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常委看。这样一来,我就非常清楚,虽然主张包产到户的声音在 1961 年以来在党内就已经非常强烈,但毛主席还是坚决要走人民公社道路的。


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 到 1958 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在劳动中表现比较消极之后,就提出我们这些没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床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群众反映》的专辑里了。这样就是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


材料送上去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了讨论了。开始是两种意见,但包产到户的占上风。不久毛主席批评了包产到户意见,会上就出现一边倒。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看到《群众反映》的材料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他把小册子的空白处,都写上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谭震林实际上是想搞报复,追查田家英,因为我们一起搞过谭震林的吃饭问题,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


杨尚昆叫龚子荣问我这期刊物的背景,内容是怎么编的。我说,我收到很多来信,打电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期。那是群众的意见和动态,我编了送给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打电话叫他编辑的。田家英对这个事情很恼火,追问我怎么告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说是我打电话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的,里面还有反对包产到户的。


他们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据说,后来会上有人说,人家刊物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嘛,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没有罪。你有意见可以,不能追查人家。不让底下反映,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彭真。当时彭真也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到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也很有道理。


那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救了我,更救了田家英。田家英大概是以为我到中央告他状,他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大的心机?是谭震林要报复他、整他,但没有成功,他躲过一劫。要是中央同意谭震林的意见追查下去,田家英就是政治错误了,就可能要下放劳动了。他是领导,就是我搞的,他也责任在身,说他向党进攻是很容易的。两边材料都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后来田家英也对我说过:“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彭真当时不管跟不跟主席,他也不是要保护田家英,但是他确实解了田家英的围。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是八司马之一,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阅览室本来就有一份《群众反映》,现在又多了一份谭震林对包产到户的群众反映的批示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目标大概就是对准我的。


14.5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倒退风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主张或者赞成人民公社化的常委,大多在这个时候都转向了主张或者赞成包产到户。因此,中央常委中实际上多数都是赞成搞包产到户的。具体说就是,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主张要退够;邓小平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主张包产到户,去反映了好几次,说不包产到户经济恢复要八年,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朱德不说什么,总是嘻嘻哈哈的;林彪不参与;有很多材料证明,总理其实也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样一来,党的路线出现了倒退的危险。1962 年初开了七千人大会,可是,路线斗争丝毫没有减弱。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了广州,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他们开西楼会议,调子和七千人大会定下来的不一样,引起了主席的注意。这其实就是说毛主席和他们的路线矛盾实际已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候了。毛主席很清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常委周围还有不少田家英这样的人,如果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路这个大政方针的话,他自己就会变成少数,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把党的路线改变过去。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决定不开常委会来作表决,而是开中央全会来表决。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也不讲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是列宁都讲过了的。这个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一把刀子。中央全会一开,那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都是大跃进中过来的,都是当时主张搞人民公社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因为如果那么搞的话,他们大多要下岗,像安徽的曾希圣就把好多反对搞合作化的人打成反党。所以,这个会一开,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这就是说,毛主席发挥他的高超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击退了一次路线上的倒退。


我保存着一份关于十中全会的笔记,现抄录在这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十中全会情况的讲话要点十中全会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


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印原子弹、和平大会等)问题是我们有的人对赫鲁晓夫欣赏,在和平大会上支持他,犯了一个错误。国内刮起了两股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案风: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第一条:说他过去承认的事情都是被追逼出来的,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第二条:他否认了里通外国,说他不懂外文,怎么里通外国?


事实是:


1. 他与赫鲁晓夫讲: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治路线,现在了解了;


2. 他与布尔加宁讲: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统一体(在华沙和莫斯科的宴会上都讲了);


3. 他与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俄籍华裔吴(?)某单独在莫斯科联系。


再从苏修那边看:


1. 赫鲁晓夫说彭德怀是我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我的朋友,毛泽东是破套鞋;


2. 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公开说,我至今赞成彭德怀。另外,彭德怀的申诉书说他早在 1926 年就在起义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好像军史应该从他那里写起。


现中央已组织了一个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处理彭德怀的申诉。彭德怀善于在关键时刻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来干扰党的正确路线,上次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把原来的反左变成反右。现在不上他的当了,他的申诉由专门人去管,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当前的工作。单干风:大肆宣扬包产到户、单干,主要是邓子恢。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他(略)。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其核心内容后来公布在会议公报里,逄先知他们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摘录了这么一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又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传》的编者说:“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党内的一个主要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个说法基本事实是对的,但说文革是“十年内乱”就不对了。毛主席起初的确是想通过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在群众中也来个彻底制止“包产到户”倒退风。结果刘少奇故意扭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使它搞不下去了。毛主席为了从根本上制止单干风、复辟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其他人干扰毛主席的战略,结果出现局部的混乱,但很快就制止了。第一次文革也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责任编辑:澄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