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实践

[导读]伊莎白·柯鲁克：“我喜欢中国，我愿意生活在那些处于行动之中的地方，在那里，会发生最有意义的变化，改变社会，同时对改造世界也有重大影响，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947年底，第二次来到中国，对太行山脚下的十里店村进行田野调查时的伊莎白·柯鲁克 供图/泰康空间 图片版权/crook家人
 
看到泰康空间展出的这些 20 世纪 40 年代的老照片，村里人比城里人更兴奋——在后者看来，这是艺术，而在前者眼里，这是生活。“这是播种，这是耕种”，村民们一张一张地解释照片中的图景，热闹地嘀咕着，“当时还没有那么商业化呢”。
 
李维新和共和国同岁，他第一次见到伊莎白是在十里店的柯鲁克小学，那是大卫和伊莎白夫妇捐助的学校。当时他才七八岁，正值村里大炼钢铁，到处建着高炉。县长陪着，全村人都敲锣打鼓欢迎。他没有亲历过建国前的烽烟，对于土改的记忆全部来自后来人的讲述。他说：“要是没有伊莎白夫妇俩拍这么多照片，也想不起来还有那回事了。”
 
农业中国的近代转型
 
十里店，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普通村庄，位于四省会合处，曾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人民日报社、兵工厂都曾驻扎在其附近地区。时代的洪流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成为革命的一个中心，历经沉浮，如今它又重回边缘。
 
在大卫·柯鲁克的镜头中，除了丈量土地、分配地主财产、各种形式的开会等政治运动的记录，还有大量劳作、节庆、婚丧嫁娶等生活影像。展出的肖像不多，而更突出环境，突出人与土地的关系。
 
这里的可耕地面积曾经达到 5000 亩，1917 年的一场洪水将河谷 1000 亩的土地冲毁，村里的 1500 口人就靠剩下的 4000 多亩耕地生活。村民们说，如今村庄变大了，“大门大院大窗户”，人口增长却不多，现在也就 2300 口人，工厂、公路和铁路占地使得耕地面积下降到 3000 多亩。村里人都从旧村搬了出去，但老房子还留着，伊莎白此后还多次带着儿子回到那里。
 
来到十里店之前，大卫刚刚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获得了一份全家返回中国的旅费资助，伊莎白也刚从加拿大女陆军团驻英部队获得两年的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所住人家的院子学习资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弗思（Raymond Firth）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弗思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此时夫妻二人都已是英国共产党员。
 
带着一封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经过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乔冠华、龚澎夫妇的接待和安排，夫妇俩来到了解放区，在这里受到了薄一波、廖承志的欢迎。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的薄一波还把自己的英文秘书李棣华派给柯鲁克夫妇做翻译。
 
到达十里店的第二天早上，夫妇俩就参加了村里党员的政治学习。
 
他们被允许参加党员和群众的各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与干部一起吃黍米和白薯——他们每天的津贴相当于 8 斤黍米，而边区主席杨秀峰才每天 2 斤。他们还从村里借了一个党员，三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伊莎白能讲基本的中文，有时她自己单独行动，而翻译陪着她的丈夫大卫，两人分头调研，各自记笔记，晚上再整理。
 
他们描述贫农喝的粥“稀得可以照出月亮”，村里的大多数穷人没有牲口，“连一根驴毛也没有”。
 
当党员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他们援引《人民日报》的文章：“工作队无权决定任何人的阶级出身；工作队员在划成分的工作中只起到‘把灯拨亮’的作用。”
 
在组织贫农团的过程中，有人说：“我们只吸收那些最老实、最无私的人入团。不要那些二流子，那些围着女人转的，或替斗争对象当过防空洞的人。”他们就写：“这是一种古老的信条：平凡的人心上只有一个心眼，聪明的人心眼多一些，足智多谋的人有多达 7 个，甚至 9 个心眼。”
 
他们还特别关注妇女的解放，注意到有些男人不允许妻子参加妇女协会举行的各种会议。一些妇女之所以当选，“并不是由于她们的政治活动，而是因为她们具有温良、顺从和勤俭的传统美德。其次，男人投票选出这些妇女以后，看来也就把她们忘了⋯⋯”
 
他们也记录运动中的教训，比如“贫农路线”等错误，写到有人因为偷盗粮食而遭到毒打，还有人提议要拉地主游街、判他们死刑；有些诉苦会为“那些有意报私仇或者沉迷于了结个人怨恨的人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割封建尾巴运动在某些方面来说，几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当然，他们也总是提醒读者，土改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整个劳动关系。
 
根据这些笔记，两人写出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两本书。其中参考了大量毛泽东的讲话、边区领导有关土改的书信，这些革命文本均由当时的新华通讯社翻译发布。正是在这些文件中，他们第一次得知 mass line（群众路线），对此印象深刻。
 
展览之前，策展人高初、王烁对伊莎白进行了 49 次访谈，重新梳理所有图像。据高初介绍，有关 40 年代土改的公开照片有2000 多张，平均到每个村庄可能也就十来张，通常是摄影记者停留一两个星期所拍摄，而大卫花了 8 个月时间、700 多张照片拍摄的十里店土改，显得尤为珍贵。
 
“即使他们也是革命者，他们既有革命信仰又对中国满怀感情，即使他们的材料有各种各样的立场，我们都能从中找到极其中立的讲述。如果我们还能和写作者交谈，就可能还原为第一手的材料。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可以追问一次，她怎么来看待当时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在口述、文献和图像三个方面，我们找到了通过一个村庄来重新理解革命史、工业与现代变迁的一把钥匙。”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59年，《十里店（ 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伦敦出版后，美国社会学期刊曾有书评说：“柯鲁克的报告全无任何社会学的分析、理论或方法论。在许多地方，它读起来像一本共产主义小说。”接下来，便是指控柯鲁克夫妇为苏联间谍。
 
对此，伊莎白一笑了之，她今年已经 98 岁高龄。她与中国的缘分从出生时便已结下。
 
她出生在四川成都，从小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父母是加拿大传教士。有时军阀打仗，在校园里开枪，她还去捡弹壳玩，“像集邮似的”。还有一次她在校园里散步，遇见了三位军阀太太，被她们请去家里做客。伊莎白至今还记得，那三间卧室几乎一模一样，墙上都挂着同一位丈夫的肖像。
 
而大卫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接受的是上流社会的教育，后来家道中落，被父母送去美国，结果只能打闲工，在犹太人聚居区找到一份工作，在大街上运输衣料。后来一位朋友借钱给他去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一群共青团员，带他去参加了一次矿场工人的罢工，结果一行人被抓起来遣送回去。随后大卫就加入了共青团。
 
西班牙内战时期，大卫加入了国际纵队。当时白求恩也住在马德里，他的房子成了国际志愿者们聚会的场所，大卫·柯鲁克和作家乔治·奥威尔、海明威等人都是白求恩的座上宾。此后，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鼓舞下，包括白求恩和大卫在内的许多战士又从西班牙来到了中国。
 
在加拿大完成硕士学位后，伊莎白还只是一个向往浪漫的少女，想去中国的山野做一个行走的人类学家。伊莎白说，在遇到大卫之前，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崇拜甘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
 
遇到大卫后，大卫问她，如果你现在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你是愿意接受一个激烈迅速的手术来治愈它，还是要推迟手术、继续忍受病痛？“因为我住在农村，我知道农民们怎么生活，所以我说我要选择手术，尽管我知道那里面会有暴力，因此我放弃了甘地主义，对共产主义充满同情。”两人情定中国，认识不久后还一起去了川西，重新走了一趟泸定桥。
 
当时，伊莎白受中华基督教联合会的邀请，在重庆璧山县兴隆场参与一个乡村建设项目，试图通过农村教堂来帮助贫困人口。和她一起的还有社会学家俞锡玑。伊莎白记得，这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孩不像其他千金那样只会待在家里打牌，她在北京协和医院做社工，聪明而且接地气。“她总是能够分辨出谁是富人谁是穷人，有人穿着破烂的衣服假装穷人准备赊账，她会走过去对他说，把你的钱包从口袋里拿出来！”伊莎白说，俞锡玑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
 
当时，共产主义的潮流是国际性的，二战开始后，她从中国回到英国，双脚依然站在这一边。战时的英国，工人工资过低，伊莎白试图组织工会，但不知从何入手。一位名叫 Lily 的英国共产党员又帮了她一把。Lily 告诉她，首先要找到一个所有工人都关心的问题，而且要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后来她们发现，工厂机器需要用油来润滑，而油有味道，工厂却不提供肥皂。于是她们去和工厂主谈判，为工人申请肥皂配给。之后，她们又代表工人争取了一间空房来做休息室。
 
这种在点滴之间求进步的工人运动，亦是一种“群众路线”。或者用李维新的话说：“现在的人总觉得好像从小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其实都是从苦里熬出来的。”
 
伊莎白和大卫，这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本来有几次机会回到英国，但每次都经不住劝，又留了下来。他们参与创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大学英语课本，后又参加了《新汉英词典》的编纂。
 
“文革”时，大卫在秦城监狱被囚五年，伊莎白被关在校园里隔离审查三年，她被审查的原因就是当年接受的博士奖学金。她那时还写信给领导，想把三个儿子送去革命圣地，希望他们保持革命性，不要变得消极。她一直认为，中国的红色革命是一笔财富，对权贵资本主义表示失望。
 
伊莎白说她喜欢与人谈论政治，可现在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展览的开幕让她又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比如策展人或者记者，他们之间差着近 70 年的光阴。
 
“在他们的时代，左派是一个很正义的身份。他们并不稳定，处在变动中，一个阶级猛烈地推翻另一个阶级。在我们这个年代，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所接受的预设已经完全不同，每一种表态都是最简单的获得利益的方式。”策展人高初说。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想追问，如果既有的革命历史表达都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那么什么样的影像可以承担起文化重构的任务？他希望通过展览，把话题重新带回乡村。
 
可是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十里店的命脉，据村里的年轻人李辉介绍，地还种着，但只是用来解决口粮，要想买车买房娶媳妇，还得靠打工。多数人去了武安县城，那里是钢铁基地，距离乡里30 多公里，秋忙时再请几天假下地帮忙。
 
而村长王香元说，亟待解决的其实不是教育，也不是医疗，而是水和路。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都得村里自筹解决，或者依靠在村里占地的企业。一家占了 200 亩河滩废地的冷轧厂正在兴建当中，总投资 13 个亿，计划招工 2000 人。
 
大卫的照片把目光定格在上世纪 40 年代，伊莎白现在安静地住在北外校园里，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与中国的政治变迁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讲述、书和展览不再指向未来，只能不断地把我们带回过去。正如他们在书的开头所写：“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中期，我们乘坐一条驳船，沿大运河顺流而下，穿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那里，一亿四千多万人民正在同蒋介石进行着最后决战。这一年是 1947 年，是蒋家王朝二十年腐朽反动的统治行将覆灭的转折点。封建势力在中国，即使在最小的村庄，也处于崩溃之中了。”
 
B=《外滩画报》 I=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
 
B：现在再看当时中国的土地改革，你的立场或观点是否有变化？
 
I：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时我们的主要收获是“群众路线”，那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发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见证了这个实践过程，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有一些地方我会觉得不完全对，但首先应该看到这个关键。我现在觉得当时对那些从土改中获得较多土地的农民太苛刻了，他们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和困难，这一点需要被认识到。
 
B：你是否认为土改后的乡村失去了传统？
 
I：不。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知道需要去建造一个新的系统，必须提出新的梦想，并通过这个梦想来组织和凝聚他人。就像美国梦，人人都能变得有钱，同样在中国，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当时的富人并不管穷人的死活，所以毛泽东把穷人组织起来，并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方式，这是一幅振奋人心的图景，让那些有心人意识到自己应该动员起来，而不是被排除在外。因此，浩然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曾在中国非常流行，现在有很多文学界人士批评这些书是非现实主义的，过于浪漫，描述一种美好社会的前景总会被认为是一种宣传，而非文学。但我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还记得以前我每次回到家吃午饭时，就会打开录音机，听里面朗读他的作品。
 
B：另一个对于土改的批评在于它的暴力性。
 
I：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那时土改已经开始了，的确是有暴力行为发生。但正是因为暴力行为的出现——有些富农被打死，这时就开始叫停，重新教育人民。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土改重新开始，算是土改的第二个阶段，纠正以前的错误，派出一些工作组来领导土改。
 
B：你们曾经和地主交谈过吗？
 
I：没有。他们当时会缝一块白布在背上，仍然可以过活，只是不再享受以前的好日子。
 
B：为什么不呢？
 
I：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为我们提供吃住的农民。我们并不是记者，要向各方获取信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而且我们获得了信任，一开始他们并不告诉我们当地有人被打死，但后来他们自己告诉了我们。
 
B：你觉得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吗？
 
I：“文革”时，当我被关在校园里，我读了《毛泽东选集》，当时我能读的也就是他的书和《人民日报》。我想他已证明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是社会学中的牛顿，其他社会学家没有机会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实践自己的理想。任何事情都是从实验开始，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科学家为得到一个正确结果可以进行 100 次试错，但他们从未被批评，而如果你是社会学家，试图改造社会，过程中有人丧命、家庭被拆散，实验就算失败，你就会背上一个糟糕的名声。
 
B：你们夫妇在“文革”中也遭到了迫害。
 
I：我不觉得我遭到了迫害。大卫被关进监狱时，他已经能讲中文了，守卫问他要不要看《人民日报》，他本要拒绝，因为他还不能读中文，后来他想多要一本字典，对方不给，但他有一本中英对照的《毛泽东语录》，他就用那本书学会了读写汉字。所以情况并没那么糟，最难过的事情是他错过了孩子们 5 年的成长时光，这是他最遗憾的地方。
 
B：在社会变革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否有矛盾？
 
I：我个人不认为这其中必然矛盾，也许根据家庭情况、背景的不同，对于普通人家、穷人家，情况也许会有不同。
 
B：你为什么会关心并且想要改变穷人的命运？
 
I：我觉得社会变迁是非常吸引人的。1929 年，经济大萧条，我才 12 岁，看到那么多人失业，感到非常沮丧，我就想这个社会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这些人找到一点生计。我之前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家庭都在小孩降生之前给他在银行里存上 1000 美元，当然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看到别人遭罪的时候我也会难过，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而我总觉得我应该对此做点什么。
 
B：你觉得这种难过的心情是来自什么？
 
I：我想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家庭传统，教会的背景。
 
B：你喜欢中国吗？
 
I：当然。我愿意生活在那些处于行动之中的地方，在那里，会发生最有意义的变化，改变社会，同时对改造世界也有重大影响，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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