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实践
武 兵：纪念毛主席的忠诚战士——纤夫同志
发布时间：2021-10-22 来源：作者来稿作者：武 兵
纪念毛主席的忠诚战士——纤夫同志
武 兵
纤夫同志
■研讨会上的初识与共识
■《中流》的坚定支持者
■魏巍是他“最信赖的领路人”
■为捍卫毛主席而坐牢，无尚光荣
■《铁证》如山，影响深远
■参加魏巍生前最后一场斗争
8月26日晚上19点46分，纤夫同志的夫人袁宗琪同志发来微信告诉我：“纤夫已于今天上午走完了他的一生。”
我看到她的微信，心里很难过！又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与我们永别了！
近几天，袁宗琪同志给我转来几篇悼念纤夫同志的文章，这些悼念文章文字都不长，各有侧重，但对纤夫同志的评价是一致的，那就是：纤夫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他们说：
——“纤夫同志之所以被大家敬仰，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逆流横行的时刻，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修正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面对面的斗争，而且不惧残酷迫害打击，矢志不渝，愈斗愈勇，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真正共产党人的楷模，称之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恰如其分。”
——“战士自有战士的风骨，屹然挺立，无所畏惧，宁可牺牲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也不苟活于浮光掠影的泡沫盛世；战士自有战士的胸怀，理想远大，信仰坚定，不为眼前的黑暗所屈服，永远看到光明胜利的希望之光。”
我非常赞赏上述对纤夫同志非常真诚而落地有声的评价。
是的，纤夫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老战士。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不管风吹浪打，始终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士、最坚定的马列毛主义者。
这些日子，我回顾了我们20多年来交往的旧事，翻阅了我俩数以百计的来往信件，重温了他的一些文章。他的斗争形象，他的革命精神，一幕幕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研讨会上的初识与共识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还都不算老，我56岁，纤夫64岁。
那是1999年1月11日，魏巍同志约我参加的一次由《中流》、《当代思潮》两家杂志社主办的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是河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杨止仁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解体的教训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作者杨止仁与纤夫、朱久如、梁心明等四位同志从河南赶来参加。这四位同志都是《中流》的热心读者、作者和支持者。
纤夫同志看望马宾
杨止仁同志的文章无疑是一篇“反潮流”的文章，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理论和政治问题：
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
二是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是肯定了毛主席在文革时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四是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认为，“从理论上、宗旨上、大方向上看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从实践的结果上看，也取得了伟大成绩。”
文章联系实际，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现象。
对于这篇文章，起草时，纤夫等同志参加了讨论，所以，在研讨会上，纤夫、朱久如、梁心明等几位同志，支持了上述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他们几人的共同心声。
参加研讨会的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是肯定和赞同的，但也有反对的声音。我和魏巍同志的发言，支持和赞同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不同意那些反对的声音。
这次研讨会，邓力群同志虽然没有参加，但他会前看了这篇文章，对这篇文章很重视，还在他家里接见了杨止仁、纤夫、朱久如、梁心明等四位同志，魏巍同志也在场。接见后，纤夫同志高兴地告诉我，他们与力群同志会面与交谈得情况很好。
纤夫同志回河南后不久，于1999年2月2日寄信给我——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说，他与我在研讨会上发言的观点一致，并说：他在1997年就看过我写的《利加乔夫的悲剧》的文章，他完全赞同我对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和解体的分析。他还把他当时写的一篇“读后感”附在信上，其中写到：“你解剖了利加乔夫这个悲剧式的人物，太有现实意义的了。看一看，在我们的身边怎么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利加乔夫！别的什么政治色彩的人们姑且不论，就说我们的左派同志们吧，他们自称拥护社会主义，却厌恶阶级斗争；他们表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却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人云亦云地唠唠叨叨毛泽东同志的什么‘错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吗？这不也是一种悲剧吗？！……他们是应该从利加乔夫的教训中孟醒的。”
他在这封长信中还向我介绍了他的简历：
“原名：张汝泉，笔名：纤夫，1935年7月28日出生于天津市，建国初期（1951年1月）入军校学习，毕业后历任（部队）文化教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理论教育助理员，1964年因病转业到地方工作。……”
1999年2月18日，我给纤夫同志也写了一封比较长的回信，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我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我和纤夫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气氛中相见、相识和相互了解的。
我们都是军人出身，我很高兴，我又结交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
不久，我到《中流》工作，我们的交往自然就多起来，我作为编者和发行者，他作为读者和作者，我们的相互了解也就更多更深了。
《中流》的坚定支持者
我到《中流》工作后，为了扩大《中流》的发行量，扩大宣传面，加强与各地读者和作者的联系，从1999年开始，我们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61个发行站。
纤夫同武彩霞、范念民、朱久如等几位同志，帮助我们在河南省先后建立了13个发行站，朱久如和武彩霞同志还分别担任了河南省发行站和荥阳市发行站的站长。纤夫同志虽然没有担任站长，但他和老干部梁心明发挥了“顾问”的作用，他们几位同志，齐心协力，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中流》在全国各地发行量最多，读者和作者队伍最好的省市发行站之一。
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
1999年12月，毛主席诞辰106周年，时逢《中流》创刊十周年，在魏巍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召开了一次《中流创刊十周年研讨会》。首都各界和各地近200人参加，还有寒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安德烈·克鲁申斯基等国际友人。此次会议开得很隆重。纤夫夫妇、朱久如、武彩霞等河南的同志，也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一次高举毛主席旗帜的会，是一次声讨和批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思潮的会。
会议期间，我作为主管会务工作的常务副社长，有点忙不过来，纤夫同志就主动做“义工”，帮助我们做些会务工作。我们杂志社没有录像设备，纤夫同志就自带录像机，为研讨会全程录像，使得这次重要的研讨会保留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资料。
会后，他写信给我说：“此次来京参加魏老（魏巍）主持的《中流》创刊十周年研讨会，收获很多，每见到一次魏老，就受到一次教育。主席逝世后，我找不到可尊敬的长者，可追随的伟人，及至见了《中流》，见了魏老，又找到了导师。这是我的真心话。”
他在信上诚恳地说：“今后，你那里有什么活动，就打电话给我，我来担任《中流》的编外摄像员。能为《中流》出力，我是很情愿的，我们都是革命部队培养出来的，我们有我们的凝聚力。”
纤夫同志是一个表里如一，说到做到的人，此后，《魏巍创作历程暨<魏巍文集>研讨会》，以及其它一些重要活动，纤夫同志主动来做摄像工作。这些摄像资料，都是很有存史价值的。
纤夫同志在支持《中流》、宣传《中流》、帮助《中流》的同时，也积极为《中流》组织稿件和亲自撰稿。2001年2月28日，他给我来信说：他与朱久如、武彩霞同志一起商量，为《中流》选稿拟定了20个选题，供全省各发行站参考，并且很快就围绕国企改革问题组稿多篇，如反映郑州造纸厂工人斗争的《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一位下岗工人撰写的《无尽的困惑》；另一位下岗工人撰写的《私有化——亡党亡国的祸根》等。这些稿件或被《中流》选用发表，或作为内部资料在一定范围内传阅。
魏巍创作历程研讨会会场
纤夫同志有很深的理论功底和很好的写作水平，他也经常为《中流》撰稿。
例如他写的《“西崽”们的悲哀》（《中流》1999年第10期），批判了改开以来旧社会腐朽现象的复活，批判了《交锋》、《呼喊》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坏书，批判了亲美、崇美的帝国主义走狗、改革精英等鼓吹的“不问姓社姓资”等谬论；《全靠自己救自己》（《中流》2001年第5期），解剖了郑州造纸厂广大职工如何在企业改革中反对把工厂卖给私人，坚持公有制办厂的斗争经历，并且取得初步胜利；《“数学”与“官相”》（《中流》2001年第6期），批判了改开中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与两极分化等腐败现象。
另外，纤夫同志是比较早学会用电脑的老同志，他利用电脑转发《中流》的文章，利用电脑搜集国内外的信息动态，搜集各种媒体发表的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好文章，打印或复印散发给一些同志和群众。
我在《中流》工作期间，亲身感受到纤夫同志这种孜孜不倦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精神。
魏巍是他“最信赖的领路人”
革命的友谊是在斗争中形成的，纤夫在与魏巍的关系上，在共同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都体现出那种崇高的真情与厚谊。
由于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2001年7月，魏巍同志因参与给中央写的联名信，反对某领导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讲话，而横遭不幸——软禁、辱骂、抹黑和迫害。魏巍同志为主编的《中流》杂志，也因为不转发某领导人的讲话而被停刊。
对此，纤夫同志与我们的心情是相通的，既同情魏巍同志的不幸遭遇，关心魏巍同志的安全和健康，又难以抑制对迫害魏巍同志的那些人和势力地愤怒，纤夫同志是最早发表文章声援《中流》与魏巍同志，他还多次来北京看望魏巍同志。
《中流》被封之后，魏老看不到以往那么多的稿件和读者来信了，由于被软禁和监控，与外界的接触受到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魏巍同志要看的各种信息和重要文章，主要是纤夫同志和我给他提供。纤夫曾写信告诉我：从2005年到2008年8月（魏老去世），他一共寄给魏老两千七百余份文章、资料。魏老很高兴，说这些文章和资料对他的帮助很大。
2007年魏巍同志因心脏病住院，2008年春节后，又检查出了肝癌，病情很重。此时，纤夫同志也由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到刑满获释，此后，他和妻子袁宗琪差不多每隔两个月左右，就到北京看望一次有病住院的魏老。
魏巍同志逝世后，纤夫在《我们记住了您的叮咛——魏巍同志逝世满月祭》一文里，深情地写道：
“在我还是军校的一名新兵的时候，我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里的英雄们让我倾倒，文章的作者也就成了我仰慕的人。从那时起，‘魏巍’这个名字，总是吸引着我去阅读他更多的作品，而他的作品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唤起我的激情，常常令我感动得泪流不止。几十年，我和魏巍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我们总是把自己信任、尊敬和深得其教益的人，称做自己的良师益友。魏老比我年长十五岁，我把他尊为导师。”
他在《纪念魏巍逝世一周年》的文章里，这样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对魏巍同志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 多少年来，我多次经历过失去父母的痛苦，失去战友的痛苦，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所有这些失去亲人的痛苦，都没有在我们失去了毛主席、失去了魏巍同志的时候我所经受的痛苦这样深切，这样难以愈合，这样无法淡去。什么时候想起他们的离去，什么时候就又回到了噩耗传来的那一天。”
纤夫同志对魏巍同志之所以感情这样深厚，是因为共同的理想、信仰把他的心与魏巍同志连在一起。
纤夫同志在军区总医院看望魏老
他写到：“在魏巍同志最后的十余年里，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更加猖狂，而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已经使我国人民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这时，每当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幻，我和许多同志一样，都会不约而同地聚拢在魏巍同志的周围，向他请教，聆听他的高论。从他鞭辟入里的剖析中，理清认识，辨明形势。……魏巍同志就是这样，以他的睿智、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成为了我们最信赖的领路人。”
当然，革命的友谊，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纤夫同魏巍，同我，同其他一些革命同志之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在共同的斗争中，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理想、信念、信仰也是完全相通的，但有时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有过分歧和争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纤夫、魏巍和我们大家，都不带个人成见，心底无私，服从马列毛主义这个唯一真理，始终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
至于对那些污蔑、造谣和攻击魏巍同志的人和文章，纤夫和我的立场与态度是高度一致的，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给予批驳，以维护魏巍同志的清白。
例如，有一个人，经常在网络上毫无根据的发表一些攻击、污蔑魏巍同志的文章。对此，纤夫给我来信说：“xxx由批判一切说魏老好话的人、发展到魏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误的，以致现在又把《中流》也臭骂一通！这个比王伦还容不下人的人，他还能干革命吗？这个人对魏老这样的一位共产主义老战士、无产阶级老作家，怎么丝毫没有阶级感情呢？不可不警惕。” 针对这个人攻击魏巍同志的言论，纤夫还写了篇《汲取“文革”经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文章给予批驳。
纤夫同志是很重感情的人。魏巍同志逝世半年后的2009年3月7日，纤夫来信说：“魏老走后，我的心理始终没有调整得像我刚出狱时那样好，心脏终于表现了出来。医生说我有轻微的忧郁症，我想这是由于自76年主席逝世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所给予我的摧残。老革命家们逐一谢世了，而我也有了这把年纪——我生自旧社会，但我庆幸自己得到了解放，而如今我在革命了几十年之后，竟要重新死在‘旧社会’！这就是我的悲哀！”
2018年8月29日，他给我来信说：“魏老逝世十年来，每年清明和魏老的忌日，我和朱久如及范念民、武彩霞夫妇，都要两次邀请省内和郑州的工农同志们，在福寿陵园给魏老扫墓。这是十年前，当刘大姐（魏老的夫人）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赞成魏老归郑时，我郑重许下的诺言。我将信守这个诺言，直到我死前爬不到老人的墓前。”这个诺言，他做到了。
为捍卫毛主席而坐牢，无尚光荣
毛主席曾经提倡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革命精神。纤夫同志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典型。
2004年的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28周年纪念日，他写了一篇2800字的纪念文章，题为《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不指名地批评了某领导人的错误，他被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逮捕，除了纤夫，还有帮助复印文章的工人王占青，帮助散发文章的张正耀、葛黎英（夫妇），都被带到公安局，纤夫与张正耀两人作为“主犯”，以“诽谤罪”各被判刑3年。
对于这个颠倒是非的判决，纤夫同志始终没有“认罪”，没有屈服，他在法庭的《辩护词》中严正指出：
“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接受的就是阶级教育。党教育我要热爱劳动人民，永远做工农的子弟兵。要痛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为建设一个永远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新社会而奋斗。……我在忠实地向指战员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在刻苦地改造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的这些社会实践，逐渐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区分是非的政治标准：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拥护；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我的灵魂，它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他的“最后陈述”，慷慨激昂，很是感人。他说：
“我写的文章表明，我以学习和继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实际行动，对毛泽东他老人家逝世二十八周年作了最好的纪念。我坚定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伟大的真理！
中国由于有了毛泽东而更加伟大，我为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而感到无比地幸福！
我即将满七十周岁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仍然要努力争取做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
我忧国忧民，死而后已。人民和历史将会对我做出最公正的判决。”
纤夫在监狱服刑期间写给妻子的家书，依然对毛主席，对革命，不改初衷，令人感动：
“请你和孩子们放心，我会坚持住的。我们都是有信仰、有节操的人。”
“我是为信仰而生存的。我不会背叛我的信仰、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伽里略的行动一直在鼓舞着我——为了真理，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老伴：春节就要到了，不用挂念我。我们忧国忧民都是忧郁中人，即使在家，我们何曾有过节日的快乐？你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叫孩子们扫兴，他们年轻，他们理应过得愉快。”
纤夫的妻子袁宗琪同志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她鼓励在狱中服刑的丈夫：“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有付出，这‘付出’就包含着受苦、受罪、受煎熬，包含着失去自由和忍受孤独。现在我们正是在付出。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而坐牢，这是我们的光荣！”
纤夫在狱中写了一首《七律·狱中吟》的诗，以明其志：
感叹零丁为国酬，烈士何曾怕断头。
少年投笔成旧事，老来批修做新囚。
妖雾茫茫腾四海，风雷滚滚震五洲。
生当承继导师志，死为鬼雄亦风流。
魏巍与马宾两位老人，很是关心纤夫同志的遭遇。
得知纤夫被判刑入狱后，魏巍同志赋诗一首：《五律·送郑州四君子入狱》，称赞和鼓励狱中的纤夫：
战士斗志昂，迈入新战场。真理在胸中，从容对虎狼。
同志遍四海，友朋布八方。静观待时变，迎君出牢房。
马宾老一边托纤夫妻子给纤夫捎去治疗心脏病的药物，要纤夫保重身体，一边给高层写信，要求无罪释放纤夫同志。
当时，这个“四君子事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除了左派队伍在网络上对纤夫等“四君子”声援外，一些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对河南当局发出质问和批判。
在马宾同志的亲笔信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纤夫同志入狱半年后，被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监视居住，3年后正式释放。
右一是纤夫同志，参加中流十周年研讨会
纤夫同志对于这次牢狱之灾，并不后悔，他认为，为了捍卫毛主席这面旗帜，被判刑坐牢是值得的，也是光荣的。
刑满释放后，他在“我的郑重声明”中写道：
“我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我的崇高理想。为此被捕坐牢，我感到无愧此生，无尚光荣！因此，我郑重声明：我决不期冀、谋求和接受当局给予我的任何形式的‘平反昭雪’之类，特郑重声明，留此存照。”
纤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他被捕之前的2004年10月3日给我的来信说：“我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正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篇，何罪之有？！况且我早已下定为宣传、捍卫和实践毛泽东思想，誓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而不惜余生的决心。请你放心，我不会说一句对不起主席的话。我不会让同志们失望的。”
——2006年1月10日纤夫来信说：“我的‘六个月’（保外就医）已经期满。我和老袁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他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决不低头! ”
——2009年4月5日来信说：“某某给我打了五、六次电话，一张口就是：‘哎哟！您真是太冤了！您应该让他们给您平反……’我说：‘不冤，不冤，干革命嘛，这很正常。我们过去没叫国民党给平反，为什么现在让他们给平反呢？’不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说：‘这简直就是法西斯。看起来，还是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那套民主制度比较好，至少让你随便讲话啊？’我告诉他，民主总是阶级的民主，没有超阶级的民主。”
面对坐牢，纤夫同志就是这样胸怀坦荡、铁骨铮铮、大义凛然！
《铁证》如山，影响深远
2007年12月23日，纤夫同志刑满获释后，历时三年，抱病撰写了《铁证—— 一篇文章三年徒刑》一书，40余万字。
2008年2月17日，我看了他寄给我的《铁征》初稿中的《牢中求学记》等部分内容后，我给他写信说：“你写得很好，没有一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没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水平，没有切身的感受和经历，没有精神上和意志上的炼狱，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
有的同志看了《铁证》这本书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当代继续革命的纪实力作，是一本革命者与修正主义展开英勇斗争的活教材，也是一首弘扬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正气歌。这部作品深刻反映当今时代社会现实，塑造了反修战士的光辉形象。”
的确如此。从这本书中五章的题目和主要内容，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和影响所在。
第一章：为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被从重判刑三年。
其中叙述了此“案件”被制造的全过程，公开披露了《起诉书》、《判决书》等全部法律文书，彻底颠覆了法律所应有的公平和正义性，充分暴露了现行法律阶级属性地嬗变。
第二章：来自国内外的声援。
该事件在网上披露之后，震惊了国内外。这一章收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家、法律工作者、工农大众、革命老干部和广大网友，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声援签名活动，对这一严重事件表示谴责，对这一事件的被害者表示同情和声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非毛化、反毛化不得人心。
第三章 ：无情的社会现实，宣判了谁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这一章以采自国内主流媒体和互联网所报道的多方面的事实，批驳和揭露了某些政治势力，所推行的非毛、反毛为目的反动思潮，而无中生有地强加给纤夫同志“诽谤罪”（先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改为“诽谤罪”）的罪名，就是这种非毛化反毛化思潮真实存在的最好证明。
第四章：这是一起违宪反毛的文字狱。
对纤夫等“四君子”案件的深刻揭露、分析和批判。
第五章：斗争正未有穷期。
收录了作者出狱后的两篇作品：《牢中求学记》和《反毛民必反》。前者是作者在狱中服刑期间，对监狱种种所作的特殊社会调查之后的所得；后者系作者发出的警告：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历史形成的党、国家和民族维系的纽带；反毛是党、国家和民族分裂的根源。
《铁证》一书在的起草过程中，从确定写作提纲到定稿，纤夫同志始终与我保持联系，并征求我的意见。
2008年2月17日，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2004年发生的这次事件，他们是搬起石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他们的这桩罪行要记录下来，立此存照，这既可以揭露他们的嘴脸，有助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和中间派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又便于流传后世，为后人们提供真实的史实。为此，我拟了一个编写提纲，请你斟酌是否妥当。”
他的写作提纲，以及写作中的每一章都发给我，也发给他熟悉的其他同志征求意见。其间，还要我联系北大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帮助把关，给以指教。巩教授接到书稿后，不辞辛苦，对这本书帮助不小。事后，纤夫给我来信说：“巩教授修改得竟如此逐字逐句，实在令我们不胜感谢！我将按照他的全部批改意见修改小文，并且将你们二位的批改稿原样保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三年写书的过程中，他还多次写信给我，述说他写作中的艰难：
——“我还在弄《铁证》。体力不争气，天天坐着，两条腿肿得又粗又亮，一按一个坑。老袁不放心，叫我停一停。昆明x大姐也打电话嘱咐，一定要注意身体，要慢慢干。可是我心里很急，对自己不满意。”
——“鲁迅先生说：我的减酒戒烟，与其说是为了我所爱的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我的敌人（大意）。我们学习先生吧，善待点儿自己，力争活下来，给这个‘和谐’的社会多那么一丝丝的不‘和谐’！”
——“我在弄我的《铁证》,还要给同志们下载、打印网文。很累。”
功夫不负苦心人。2010年9月4日，他来信高兴地告诉我，他在昆明“终于完成了《铁证》的书稿。”这次来信的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他完成书稿的那种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我们七日下午离开昆明，九日晨到郑州。我从年青时就非常喜欢那种列车奔驰振荡，远眺窗外景色，自斟自饮，悠闲自得的情趣。这两天忙着出席主席的两处纪念会和各方面同志的送别宴，有些精力不济，但又谢绝不掉，只好到车上休息了。”
记得纤夫同志曾对我说过，“人是会死的，但文章是不死的”。斯人已去，“四君子事件”已成历史，但《铁证》这本书是不会死的，它将影响深远。
参加魏巍生前最后一场斗争
纤夫同志与我一起，参加了魏巍同志生前最后一场斗争——捍卫人民军队性质，保卫革命烈士墓。
2008年元旦前后，有两件事引起重病中魏巍同志的重视，两件事都和“牺牲的烈士”有关：一件是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大片《集结号》在全国热映，另一件是洛阳发生的“毁陵事件”。这两件事，很是巧合，《集结号》中的“九连”，隶属于中原野战军，而原本安息在洛阳烈士陵园中的几百名烈士，也属于中原野战军。
2008年1月13日，我同马宾老一起去301医院看望病重住院的魏巍同志，魏老同我们谈了他对这两件事的看法。他说：“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这两件事的问题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的。”之后，他让我以他的名义帮他给军委领导同志写一封信，反映下这两个问题。
1月27日，我把起草好的《我们对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的几点看法》的稿子送给魏老审定后，魏老签上他的名字发送给军委领导。
信中提出：“对《集结号》这样有悖于我军性质，歪曲我军历史，动摇我军军心，瓦解我军斗志，自毁长城，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影视作品，军队要站出来讲话，切实肃清其对部队和人民群众的不良影响。”
“对于洛阳把烈士陵园变为商业开发区的‘毁陵’行为，军委应当高度重视其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应当采取有力措施，立即刹车；对制造事端的负责人应严肃处理，并恢复原貌。该地市负责人也应公开向烈士家属谢罪，向社会谢罪，以挽回影响。”
后来，魏老又要我把给军委领导的信，改为一篇文章，并动员许多同志签名，于2008年2月12日上网发表。
文章上网后，引起洛阳政府方面的重视。2008年2月22日，洛阳市的一名领导带一行人来到北京，向魏巍同志“说明”和“解释”，但他们不敢正视事实，承担责任，而是上推下卸，企图掩盖“毁陵事件”的真相，逃避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谴责。魏巍同志很生气，向他们重申了给军委信中的意见和建议。
2月23日，我把洛阳政府方面来人的辩解与魏巍同志的批评，写信告知了纤夫同志。当天，纤夫同志就把详细报道“毁陵”事件情况的《大河报》，复印了一份给我寄来。并附信说：“现在是鬼魅世界，到处都是假话！这篇报道的作者任双玲是一位女青年，骨头很硬，曾报道过三峡工程丑闻，轰动新闻界。”
纤夫还告诉我，他和原虎林、朱久如同志合作，在网上发表了两篇（他们每人一篇）声讨“毁陵事件”的文章。
为了进一步揭露和坐实洛阳“毁陵事件”，纤夫夫妇与朱久如同志，于3月2日专程去洛阳搞调查。他们与揭露“毁陵事件”的《大河报》记者任双玲见了面，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
任双玲记者告诉他们，她在报纸上揭露“毁陵事件”的文章发表后，被市里某领导“谈话”，责备她的采访“搞错了”，并对她提出“不要再管这件事”。任记者给纤夫他们看了她拍摄的大量毁陵现场的照片、陵园职工向她秘密提供的毁陵内幕材料，其中有可以在烈士英名碑上看到的名字，而找不到其墓位的烈士姓名。碑文记载：1955年建园时，共有烈士墓茔537座，如今多数烈士的墓茔竟然没有了！
3月3日，纤夫他们又进入烈士陵园内，进行实地观察。他们亲眼目睹了《大河报》记者揭露的“洛阳烈士墓被夷为平地，烈士陵让位商业墓地”，完全是真实可信的。烈士陵园中有125座烈士墓于2007年底已被夷为平地，这个事实是确凿的；烈士陵园共８个区中，有６个区已经被开发成“商业墓地”，仅剩两个区是“革命烈士保护区”，这个事实也是存在的。
纤夫在给我的来信中不无气愤的写道：“这次调查，总的印象是，整个陵园给于烈士的位置，不足四分之一了。如果不是任双玲记者的报道问世，恐怕正在动工的仅存的烈士墓区也早已‘修缮’成商墓了。在六个商墓区内，每个墓前都用塑料的制品，布置得花团锦簇，绿树成阴。有的立着大理石或汉白玉的墓碑，有的甚至修起金黄琉璃瓦的墓亭，与烈士墓区的寒酸景象相比，商墓区内简直就是如今大都市内的富人区。所谓‘烈士陵园’已经名存实亡，无论从墓位的数量上，还是从墓地的豪华装修上看，说它是‘富人陵园’倒贴切得多。”
我把纤夫等同志去洛阳实地调查的材料送给魏巍同志，根据这些材料，魏巍同志让我又写了一篇后续评论文章，题为《事实，教训，责任，希望——对洛阳毁陵事件后续情况的思考》，于3月10日在网上发表。
……
五个月后，魏巍同志逝世。
此后，纤夫同志又坚持斗争十三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纤夫同志走了，他的革命精神没有走！
纤夫不朽！
（写于2021.9.10--10.3）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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