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实践
Cybersyn：未竟的控制论可能
发布时间：2021-04-26 来源：网友投稿作者：黎怀
Cybersyn：未竟的控制论可能
互联网普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我也许都没了印象。模糊的历史阴影下，互联网技术似乎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然而，就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二十年，一个用于实时经济管控的计算机系统就在“狭长的智利”开始了一场短暂但伟大的实践。在这场实践——与其说是实践，不如说是斗争中，这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尝试却曾经是对崭新道路的探索。一场跨国界的努力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应该是被玩弄于某些人股掌间的*好听的空话。
“Cybersyn”，
这是一个好故事，
但更多时候，这不止是个故事而已。
一
在开始走近Cybersyn之前，我们需要稍微通览下控制论的历史。控制论这个名词——维纳让它变得广为人知。Cybernetics；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的”舵手“。维纳用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个跨学科科学，是因为“船舵的舵机是一种最早且最完善的反馈机制”。由此可见，维纳认为：控制论离不开反馈机制——反馈与控制。二战期间，毕格罗和维纳被美政府要求开发一种能够精确瞄准和击落敌机的防空火控伺服系统。这个系统给了维纳等人灵感；原因就在于，设计这样一种系统，完全离不开对人的神经反应的研究。二人找到了墨西哥神经生理学家阿图罗寻找二者诸多的共性。
在炮台模拟试验中，炮台偶尔发疯似的左右摇摆让阿图罗联想到意向性震颤 —— 一种神经疾病。这种共同点使得维纳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一书中把控制论定义为对机械、有机体和社会组织中反馈过程的研究。这种学科很快就席卷了战后的工程界。控制论的实践者尝试设计一种通用的语言，将控制论演变为一种通用的科学。同时，控制论和反馈机制第一次从理论上使得自动化生产成为了一种可能。
在英国，比尔、艾仕比、沃尔特等人代表着英国控制论与美国控制论的分水岭。英国控制论更多的应用于精神病学，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而非美国控制论那样专注于军事工程。（也许某种角度上，毕格罗等人对控制论的起源性研究就限定了美国控制论的视野一直处于军工科技之中）。斯塔弗·比尔强调，控制论的目标应该是 促成行动 ；而不是制造复杂且精确的数学模型。在很多时候，比尔都在应用他的管理控制论概念。
比尔的管理控制论把现代企业看作一个有机体。在那个时代，企业各个部门大多各自负责一块领域，解决各自领域的问题。比尔相信，这种流水线式的割裂会导致局部优化，从短期来看，这些决策可能有益于某个部门，但损害了企业的长期稳定。事实上，比尔这种视角完全是站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批评上的。就如同现实中发生的那样，所谓的调控并没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混乱和无序。在平常，这也许导致企业的倒闭；但在一些特殊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危机就会随之而来；尤其是在战后各国都形成了自己的托拉斯的情况下，这种担忧与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谋而合。事实上，在他1973年的作品 【现状】（StatusQuo）中，比尔确实开始主动寻找将他的控制论方法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相对应。从这部可以看出，来自生物学和电子学的理念塑造了比尔对于社会与经济系统的理解。
比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建立像人类神经系统一样全局的，适应性的系统。他写道，为了适应现实中的多样性，只有控制系统的多样性能处理受控系统的多样性。这种“必要多样性”是比尔控制论工作的基本原则。而且，和大多数人把“控制”理解为“统治”不同，在比尔的语境里，他把控制定义为“自我调节”，或者说是系统适应内外环境变化并生存的能力。比尔相信，在不完全理解极度复杂系统内部运作的前提下对其实施调节是可能的。
二
在1970年大选中，因为“人民团结”阵线吸收了大量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团体，同时，右翼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获胜联盟中爆发了内讧，智利社会陷入愈发严重的危机；人民团结阵线最终取得了优势，在大选中获胜。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化，阿连德政府迅速成立了国家开发公司（CORFO）。这家公司的使命就是实现智利工业的国有化；
出于政治和技术的考量，弗洛雷斯被任命为CORFO的技术总监。（弗洛雷斯接受过运筹学训练并曾经被SIGMA雇佣在智利铁路项目上工作，在担任天主教大学工程学院教务主任时，他和一支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型政党加入了人民团结）弗洛雷斯接触过比尔的著作。而当时，阿连德政府正困惑于如何平衡个人自主性和社会的问题。实际上，阿连德主导的民主shzy希望走出和巨变了的soviet截然不同的道路；弗洛雷斯在接触两者之后认为：比尔的管理控制论思想和这种路线有许许多多的共同处。
弗洛雷斯敏锐的察觉到，这种变革——控制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1971年1月，斯塔弗·比尔意外的收到弗洛雷斯的信，信中向比尔介绍了智利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弗洛雷斯提议，在一个政治转型期可以用比尔的思想去管理一个国家。比尔热情洋溢的回复了弗洛雷斯，并且推掉了一切预订的合约，于四个月后抵达了智利，成为了智利政府的管理顾问。
事实上，在60和70年代，比尔对于在社会变革中应用控制论的兴趣愈发浓厚。此外，比尔还在研究两个创新的模型：自由机器和可生存系统模型。
自由机器是一个社会——科技系统模型。自由机器有着如下一些特点：它近乎实时的处理着信息并形成决策，杜绝了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其中行动的基础来自信息而非权力。在比尔的构想中，自由机器模型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政府：“行动者可以自由获取关键信息”，政策由专家制定而非官僚主导。不过，比尔的这个模型忽略了技术官僚的存在——就像苏联计划经济中发生的那样。精密的模型从演算上拒绝了一般劳动者的管理性参与，而且，实际生产活动又使得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远离实际的生产情况，等等。
但按照比尔的设想，自由机器的物理形态是一系列指挥室，实时接收来自各个受控系统的信息，同时，指挥室里的人——比尔称之为对宪政负责的官员，将根据数据来运行模拟程序并对未来的系统行为提出假说。
这种指挥室颇具未来主义风格的指挥室就是比尔在后来的工程中承建的。“任何拥有适当资源的人都可以建造有此能力的工具，通过虚拟网络控制真实世界的事务”。至于思想来源，比尔曾经在就职演说中暗示，是二战期间丘吉尔政府指挥室的地理散布是一种“成功的治理办法”。比尔构想他的自由机器会用计算机来构建实时通信网络，从而实现快速的信息流动和数据交换，鼓励政府官员做出快速而明智的决策。
可生存系统模型是比尔工作中最核心，时间最长的概念之一。在弗洛雷斯联系比尔时，这种模型几乎在比尔的著作里完全成型。比尔在【公司的大脑】一书中把它定义为“将各部件融合为整体，从而具备生存能力的系统”当然，由于比尔一直在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这种描述方法和当下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模型提供了一种调控极其复杂系统的管理结构。它建立在比尔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理解上；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类比”的产物。这个模型提供了中心化控制和去中心化控制之间的平衡，既防止专制主义，又避免了彻底自由的混乱。可生存系统模型的确拥有层级和垂直控制的渠道，但是，这种层级——不是基于权利，而是信息；这个模型背后的观念是：自组织，适应和学习，这些能力是系统在变化环境中生存的关键。
比尔的可生存系统模型由五层构成。
第一级系统被比尔成为“感官级”，一级系统的各个成员可以与环境直接接触，因此，它们会以一种“大体上自主”的方式对自己的局部状况作出反应，同时又受调控以保持整体稳定。
二级系统是一条控制论意义上的骨髓，各个器官可以通过它进行快速地横向通信，从而协调行动，彼此适应。单从名称上来看，二级系统似乎比一级系统更高级；但实际上，二级系统应该看作为一级系统提供的一种服务。这种动态通信使得一种“适应性的”惯例行事成为可能。
三级系统监控各器官的行为并保证彼此之间的交互。比尔将其描述为“日常管理的本能反映”。因为三级系统对下面两级的情况有宏观的了解，所以能够帮助协调一级系统的行动，从而维持稳定。比尔认为三级系统属于“垂直命令轴”。三级系统能够过滤细枝末节的信息，只接收被判断为最重要的信息，然后上传給四级系统。
四级系统在主动控制和非主动控制之间提供了关键的联结。它允许三级系统过滤后的信息向上流动，向五级系统发出警告；另一方面，五级系统也可以通过四级系统向三级系统下发指令，改变低级系统的行为。因此，正常情况下，低级系统被允许保持自主；但在必要时，它也会允许五级系统直接干预低级系统的行为。此外，四级系统也具有长期计划的职能。
五级系统是模型的最高一级。它由一组管理者组成。这些管理者分别与各自的直接上下级联络，又与正式的管理层级之外的其他管理者横向联络，还与层级上高出数级又不再直接命令链上的管理者联络。这种布局被称为“多节点结构”。
三
1970年10月，在收到弗洛雷斯的信之前，比尔在伦敦作了一次主题演讲。比尔在批评当前的政府无力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挑战时，比尔总结道“必须是结构性的变革，其他办法都不行......越是反思这些事实，我就越觉得以渐进的方式导入社会系统不会成功......于是我终于想明白：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支持革命”。
但实际上，比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尽管在许多场合他都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投票给英国工党。把比尔和弗洛雷斯带到一起的并不是共同的政治观念，而是在特定科学与政治问题上的概念共通性。就是二人的合作，催生了Cybersyn项目。这个项目挑战了政治，科技和社会系统设计中的核心问题。
1971年11月，比尔抵达智利后不久，卡斯特罗就来到圣地亚哥，宣布他对智利事业的支持——当然，比尔在相比之下，就显得没那么引人注目了。但是，智利政府依然热情的接待了这位跨越了整个半球的朋友。他们就开始了工作：将控制论原则用于智利经济管理。
阿连德上台的第一年，就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变革。在这一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6%，工人的真实薪资有30%的提升，而且主要的矿业公司和68家最重要的工厂已经收归国有。这种雷厉风行的变革速度給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风起云涌的——在阿连德政府支持之下的工人运动給许多中小企业主带来了恐惧。
工人掌握工厂，农民掌握农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再普遍不过的共识，却不全在阿连德政府的计划中。1971年，被没收的企业中，只有百分之25在政府的国有化目标中。由此可见，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就具有妥协性。原因不但在于人民团结阵线是一个合并的执政联盟，而且，智利社会主义道路所存在的这种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智利原有的有产者宪法框架下，阿连德的许多行动都在限制之中。显而易见，阿连德并不想触碰这些体系。
所以说，这场选举后带来的变革——并不能算是全面的revolution。7月，基督教民主党就提议了一条修正案，其中要求所有干预和征用行动必须获得议会的批准。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比尔意识到，对于阿连德政府的路线来说，首要问题就是管理问题。
1971年11月，比尔向经济部长介绍了Cyberstride项目并获得了他的首肯。随后，比尔就离开经济部——走向莫内达宫去向阿连德总统解释这个项目。有趣的是，在比尔对生存系统模型的描述中，接受过病理学训练的阿连德敏锐的意识到这个控制论模型来自于生物学的灵感......阿连德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政治意义，并坚持这个系统必须以“去中心化的，鼓励工人参与的，反官僚主义的”方式运行。这些概念被比尔接受了。比尔一直相信，五级系统不应该是被一人把持的，而应该是一个多节点的结构。当二人提及是否需要苏联方面的技术的时候，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问题不仅仅在于智利希望走出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比尔深知苏联计算机网络的不可行性，
在1956年，苏联科学家就提出建设一个“控制机器”的网络来辅助经济决策。20世纪60年代，他们详细规划了一个复杂的三层计算机网络：首先，在基层有数万个本地计算中心采集信息，这些本地中心又连接到位于主要城市的30-50个计算中心；最终，所有中层计算中心的数据会流到一台位于莫斯科的政府专用计算机上。这个系统对于智利绝不可行。据统计，这种集中式设计需要监控5000万个变量，远超智利国家计算机公司拥有的四台计算机的处理能力。重要的是，苏联系统的集中式设计与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冲突。
针对Cyberstride项目的提案，这是一个“用于工业经济信息与控制的初步系统”。其骨干是一个支持实时数据交换的通信网络。将国开与生产车间联系起来，就能建立“向上滚动”式管理所需的条件。比尔和弗洛雷斯都认为：数据如果不能指导行动，那就是被浪费了。除了通信网络和用于生成经济预测的软件，这个项目还需要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模拟智利经济。
比尔提议的系统工作方式如下:干预者用电传机从各自的企业将生产数据发送给国家计算机公司的电传机，计算机专家们再把数据以打孔卡片的形式输人主机系统;计算机会运行统计软件,将新的数据与过往采集的数据对比，寻找显著的差异;如果发现重大差异，系统会向计算机操作员告警，后者则通过电传网络把数据发送给国开和相关的千预者，随后国开会联络这些干预者,以便更好地了解现状并帮助解决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存在的话。由于电传技术很简单，比尔和智利团队在建设这个网络的过程中不会遭遇太多技术困难，只要机器到位就行。然而团队还是碰了壁:国开只有一两台电传机，而且没有资金采购新的。
四
比尔和他的小组在布置系统时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国开的电传机压根就不够用。如果进口电传机的话，考虑到智利日渐减少的外汇储备和美国的经济封锁，这肯定是个大麻烦。但是，一位陆军上校：古斯塔沃知道，在国家电信公司里有四百多台60年代弗雷政府购买的电传机没有使用过 。后来主管Cybersyn项目的埃斯佩霍说，国家电信公司的仓库简直就是“我们的阿拉丁山洞”。有了这个发现，团队就可以立刻着手建设比尔提议的网络。
在苏联统计数据时，经常会因为面临生产指标的压力时伪造数据；事实上，在许多官僚主导的指令性经济中，情况都是这样。但在比尔设计的Cyberstride（整个Cybersyn项目的前奏）中，比尔力图避免这种情况。他认为，计算机软件生成的统计信息会使干预者难以伪造生产数据，一旦数据出现异常，Cyberstride将会立刻暴露出来。而且，从技术上说，Cyberstride软件绝对是控制论管理的新突破。它是比尔的可生存系统模型（详见第二部分）的第一个软件实现。
当然，在整个软件的编程中，智利团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都远远不够。所以，比尔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说服和联系伦敦的团队去完成一系列工作。圣地亚哥很快就迎来了酷热的暑期——所有政治领袖都离开圣地亚哥避暑，而整支项目团队却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搭建这个控制论试验场的一切。在其中，费尔南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只是他优异的专业水平，更多的是他沉着和显著的推动力。项目正顺利的进行；但与此同时，政治危机愈来愈困扰着阿连德政府。
在1972年1月的补选中，“人民团结”联盟开始丢掉议会席位。同时，这个联盟内部也面临着分裂。在MAPU和激进党的分裂——使整个联盟的党派从六个增加到八个，这在行政岗位上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最主要的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正在倒向阿连德的对立面。2月，联盟内部在阿拉杨连续举办了三场经济会议，借以寻求内部对阿连德经济计划的支持。会议结束时，大多数党派都同意加强国有化的路线，但是这种共识很快就分崩离析。阿连德过多希望将基督教民主党拉入自己的联盟......因此在相当多问题上作了妥协，以此安抚民主党和中小企业主。
但是，联盟内部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尤其是阿连德自己所在的社会党。问题是，阿连德既然打算拉拢基督教民主党（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又何必驳回民主党对于国有化权力限制的修正案呢？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是，基督教民主党正式撤回了对政府的支持。阿连德面临着左右两方的不支持。在这种消耗式博弈中，经济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加薪的经济政策确实拉大了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导致消费品短缺和黑市泛滥。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在攀升。1972年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比12个月前高出34%。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出路的希望就使得Cyberstride项目愈发至关重要。到了1972年3月，临时软件套件已经被带到圣地亚哥。而一套经济模拟器CHECO（智利经济模拟器）的最初版本也已经实现。虽然这个最初版本只是提供国开员工关于建模的教学，但是，在比尔的设计中，即使这个软件开发到最终版本，也不会完全代替人。它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预言魔法球”，相应的，它的存在是为了给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建模者提供一个实验的媒介—— 一句话，它是为了增强人类专家的能力，而不是取而代之。
3月13日，比尔再次访问智利。除了亲眼目睹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之外，比尔重新思考重大调整了Cybertride项目。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标题：Cybersyn，cybernetics和synergy 的合成词。这个新的名字指出了团队的信念：系统整体——包括人和机器，大于各个部分的简单加和。这个名字还有一个西班牙语名称：SYNCO。除了之前的三个系统：电传网络、统计软件和经济模拟器之外，Cybersyn还加入了一个重要的第四个组成部分：指挥室。
五
比尔和智利的团队，所有人为之倾注心血的努力与此时美国企业和政府影响智利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封锁中，智利的零部件短缺给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过，截至1972年1月底，比尔和弗洛雷斯设计的一系列方案被他们确信能够帮助智利政府改善国家管理。这些工具会促进自顶向下的管理，同时蕴含着保护工厂自主性、鼓励自底向上参与管理机制。这些技术的目的自始自终是提高技术水平，但不是通过自动化工人或者管理者的工作（和今天的亚马逊简直天差地别），相反，这是一个辅助而非替代的系统。不过，这些理念——包括广泛参与、去中心化、反官僚主义等等，在紧接着几个月里伴随着生产衰退和政治冲突带给团队和智利严重的挑战。
整个团队不但致力于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考虑如何把这种科技所致力塑造的控制论应用于政府。比尔此时已经不再是外国咨询师，而是正式的项目科学主管。整个团队日夜辛勤的工作中，一种非正式的同志情谊逐渐形成。同时，比尔的团队也在映射着可生存系统的五层级结构：
第五级是弗洛雷斯、
第四级是比尔、
三级系统则是埃斯佩霍，
二级系统由各个子项目主管组成，
第一级则由各个子项目团队共同构成。
来自英国的技术支持也推进着项目的进行；安达信咨询师给智利团队带来了一些实践上的行业标准。在贝纳多夫等人看来，这些规范技能“是无价之宝”。
一个有趣的关注点是，Cybersyn项目的工程师并不关注财务信息。除了CHECO模拟器之外，整个Cybersyn系统关注的是工业生产。这些模型会帮助政府找到提高产量的办法，并不关心市场价格，也并未考虑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等要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系统其实并不能很好的适应世界市场下的一国经济系统（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数据采集亦是项目遇到的困难之一。而且，在整个团队的中，技术至上、政治中立的思想也泛滥开来。所以，比尔试图在Cybersyn加入民粹主义的成分来使它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项目”。比尔在一本插图小册子里写道：“政府随时都应该知晓人民的愿望，我们应该借助属于人民的科技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这种进程中，社会关系依然只联系工程师和工程师，或者企业中的白领专业人士。鲜有人愿意和工人打交道。
此时，智利经济依然深陷困境。四月初，左翼激进党从联盟中退出；这表示联盟正在失去中间派的支持。而且，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选举上，25%的选票投给了基督教民主党而不是人民团结。同时，恶化的经济也把中产阶级推向反对派一边。联盟的群众基础已经无力保持，更遑论扩大。整个变革计划面临的已经不是口头上的挑战而是实际的威胁。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军事政变的谣言悄悄散布。1972年10月，当比尔再次抵达智利的时候，一整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已经展现在他面前。Cybersyn项目很快就要实际的投入到应用中去。
六
“这场控制论探险显然已经到了尾声，
对吗？”
一系列政治事件很快就使得比尔和智利政府走向分水岭。一个月前，政变的流言就已经四处传播。反对派和人民团结都严阵以待——很快，反对派迎来了机会。10月，南方省份艾森的卡车主行会发起罢工，抗议政府在该省成立的国有卡车公司。经济精英们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迅速串联了全国的中产阶级行会，几天时间内，全智利的卡车主都参与了罢工。到1972年10月10日，共12000名卡车主参与了罢工，这个数字很快增长到4万.卡车主们拒绝运送食物，燃料，原材料和其他必需品。在一些地方，他们堵塞道路，阻止其他人通行。中立党派和反对党都支持这场罢工，很快，医生，工程师和律师都相继罢工。
同时，右翼组织力量，囤积并销毁消费品。在资助之下，他们会买到大量的糖并把它们都倒到河水里去。一些厂主不但关闭工厂，甚至会付钱给工人要求其停止工作。在美国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下，整个罢工群体相当的“镇定”；阿连德总统谴责罢工“完全，绝对非法”；他宣布，从中部滨海的省份到南部的比奥比奥省，半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很快接管了这些地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工人还是照常生产，撬开紧锁的厂门，用各自工厂里的卡车来缓解运输问题。为了维持生产，政府也将超过五十家停工的工厂收归国有。一些工厂也开始绕过传统的私营分销渠道，把商品分发给民众。工人阶级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时反而促成了重大的，自主的动员。罢工没有终结社会主义智利，反而催生了大量为激烈冲突做准备的武装工人阶级，阶级战争已然成为现实。
政府同时也开始发挥Sybersyn的功用。他们注意到电传网络的迅捷，便利。通过电传网络，政府可以将原材料、燃料和运输资源调度到最需要的地方，也可以跟踪卡车去向，及时提供道路是否封锁等信息。据估计，在罢工期间，这个电传网络每天传输超过2000条信息。在罢工期间，所有政府高官（包括弗洛雷斯）都睡在中央指挥中心。直到罢工结束，所有使用过这个网络的人都称赞：电传帮助政府度过了十月罢工。当然，在这样一个动员起来的时刻，社区和工人自发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为了安抚反对派，最终政府使军队担任智利政治生活中一个活跃的角色——因为不愿意激起更大的冲突，反对派最终妥协，1972年11月2日，罢工在军方影响下宣告结束。但是，这种努力依然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不到一年之后的军队政变——其实是阿连德一而再，再而三妥协政策造成的恶果。不过，在危机中使用电传网络，确实让智利国家从一个国家转变为一个信息系统，使得通过数据交换来管理国家成为可能。但是，政府看到了电传机系统的力量，却由此开始注重电传机的信息传递功能而非整个Sybersyn项目所能带来的控制论变革；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开始逐渐被拆分为单纯的科技项目......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止是智利自身的问题，同时，深重的执政危机也不允许这场控制论实践以设想的那样继续下去。
这场危机过后，弗洛雷斯受到了赏识，升任经济部长。这是个内阁级别的位置，而弗洛雷斯认为，可以借助自己科技人员的身份，在MAPU和人民团结之外寻求政治上的好感。其实，弗洛雷斯是希望借助科技的“中立”形象来合法化自己的权利主张，而弗洛雷斯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而弗洛雷斯也逐渐淡出了Cybersyn项目，转而从事政治家的工作。10月21日，比尔抵达伦敦，但他从电传消息中了解到，Cybersyn项目的的确确在十月罢工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也使得比尔开始思考把控制论和智利联系起来，在工业生产之外的领域实践控制论。与此同时，弗洛雷斯盛情邀请比尔带着全家搬到智利来全身心投入到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比尔的妻子因为担心收入受到影响，屡屡表示不希望比尔更多接触智利政府。比尔为此陷入了完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自认为，没有权利为了这种工作而拿家庭的经济状况做赌注——另一方面，比尔又在长期的工作中深知智利民主社会主义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实践......
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比尔没能全职在智利政府任职。但正当比尔准备大刀阔斧的把Cybersyn变得更具政治性的时候，智利已经与控制论渐行渐远了。国开已经越来越多的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科技项目，甚至提起电传网络，都鲜有人认为与Cybersyn有关。Cybersyn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解构的七零八落——更不用说比尔想以此达成的政治——科技理想了。
1973年，整个Cybersyn项目运行的让所有人都很满意；但是，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此时与智利的政治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整个项目的政治意义已经被边缘化，但是，比尔依然认为，这种机制可以帮助智利工人提升在管理中的地位。不但如此，政府终于批准比尔将Cybersyn项目的工作公布于世。比尔和它的团队完全自豪于这项利用极其有限的科技完成的系统。但是，1月7日，来自英国舆论界的攻击让整个团队感到始料未及。随之而来的批评和指责在舆论上带给了整个团队不小的压力；
主流的舆论认为，Cybersyn项目是一个用于控制整个经济体的计算机系统，而且是乔治·奥威尔式的老大哥行径。但实际上，整个项目从来都不是密谋的，它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绝不是1984式的极权政体所拥有的；但是，来自欧陆的评价就是待着这样的有色眼镜看待整个项目。而且，历史也证明，这种技术比延续到今天的真正的集权式控制论科技带来的危害相比，简直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但疑点就在于，这些批评出现在比尔准备公开发布这项技术之前三周左右；事实上，完全有理由怀疑，团队中出现了“内鬼”。这些纷至沓来的批评把智利政府和Cybersyn项目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比尔试图把这种科技和智利民主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尝试失败了；
七
1973年3月，在选举中，反对派意外的被人民团结联盟击退；尽管反对派成功夺得多数席位，但总比例还是低于预期；甚至反对派输掉了一些席位给人民团结，人民团结在议会中的代表比例已经从1970年的36%变成了1973年的44%。虽然这次选举让阿连德政府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反对派也意识到：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无法终结智利社会主义。
政治上的焦头烂额和经济一线的麻烦境地，这些都让Cybersyn项目原地踏步。6月29日，比尔抵达智利之后9天，军队就试图暴力推翻政府，用tank向总统官邸发起冲击。尽管这次政变被粉碎了，但是这次事件已经告诉所有人，暴力冲突已经在冲击着这个国家的核心了。比尔被安排到南部的一个小镇上静修，在那里，他重新思考了很多控制论上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尔花了大量时间尝试将自己的控制论方法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相对应。在他的著作【现状】中，他重新整理了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以控制论形式展示了阶级斗争的概念，等等。不过比尔依然喜欢用类比的模型来描述他想要批判的东西。在比尔这里，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给他提供了将rev理论化的方式。
但是历史就是如此玩味......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不再可能。1973年8月，反对派再次煽动了卡车主的罢工；在第二次卡车主罢工期间，政府再次使用Cybersyn的电传网络来实现经济管理。政府再一次生存下来；但是，冲突已经在所难免，越来越多的工人拿起枪支和武器，加入了MIR；
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总统做了最后一次的演说；黎明开始，政变就正式开始了。中午，喷气式战斗机向总统官邸发射了火箭弹；冲击波不仅震碎了这些建筑物，也震碎了长久以来阿连德对于和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愿望；也震碎了任何控制论在这片土地上的实践成果。
10时30分，在坦克、装甲车等重火力的掩护下，听命于皮诺切特的陆军士兵开始向总统府进攻，总统府内忠于阿连德的卫队与政变部队展开激战，政变部队用轻武器对总统府进行了20多分钟的扫射，总统卫队随即进行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坚决地回答说:“我不投降。这是给你们这些叛徒的回答。”利用停战的间歇，阿连德把一批妇女，其中包括他的女儿们送出了总统府。
在最后一刻，阿连德总统头戴钢盔，手中紧握卡斯特罗赠送的AK-47步枪，面对叛军的猖狂进攻，阿连德毫不畏惧。在总统卫队的猛烈狙击下，叛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13点左右，军政府呼吁同阿连德进行谈判。阿连德派了一个由4人组成的谈判小组同叛军交涉，但毫无结果。皮诺切特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并答应给他和他的保卫者都离开总统府、选择任何目的地的方便。阿连德断然拒绝，表示要流尽最后一滴血。13时30分，政变军队发起最后的进攻，步兵冲入总统府......
尾声
这个故事已经所剩无几；它不是什么传奇，也不是什么诗章；它就是一个名为Cybersyn的，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故事。当然，在最后，我们要考虑和思考的问题相当多；比如说，这种阿连德式软弱真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好的范本吗？亦或者，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又是什么？我们这里只设想一下控制论在这些问题中可能给出的解释；
其实在sybersyn项目中，比尔许许多多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达成；比如说，在他的设想里，工人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实现更高的自主权；但是，除了这个项目本身未彻底完成之外，实际上其应用恰好与比尔的政治设想背道而驰。比如，这个系统加入了时间图表的控制——它可以预测工人的最高效率和整体的最高产能，使管理者依次来管控工厂的生产——实际上，这种关于效率的更高级的控制远比秒表计时更加隐蔽，更加残酷。这种技术无意间竟然成了泰勒制管理的帮凶！
回到我们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中，控制论的发展更加畸形。比如赛里斯发明的人口控制论，和国际流行的管理控制论，等等。甚至自动化技术也违背了“帮助人提高效率”的初衷，不断地挤轧工人的生存空间；或者，成为一种监工式的智能，彻底把人物化为一个生产要素而已；一个有关控制论的重要环节被刻意忽略了：人的主观反馈。这种机制就不再是合理的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生产的动力，而成为一种人成为高科技下奴隶身份的锁链。在现实中的竞争环境下，控制论资本主义无疑是最坏的一种结局之一；比尔的去中心化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是一切在向着多终端，一中心模式演变着；数据的流向更是在不断剥夺人的隐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丽新世界】与当下现实的契合度远远大于【1984】了。
Cybersyn的历史依然告诉我们，如果科技手段为了寻求所谓的中立，就会落为阶级统治的高效工具 ，与其创始者的目的是差之千里的。那么，疑问就留给我们：在今天，乃至未来的科技更新中，政治将走向何方呢？
（完）
在此向智利人民的伟大斗争和科研人员的Cyber尝试致以最高的敬意，尤其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尽管他的失败留给我们的更多是教训；本文章大量资料和记录来自于梅迪纳的【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的技术与政治】，中译本作者熊节。
¡El sol volverá, la noche se irá!
太阳会重新升起，黑夜终将结束！
¡La sangre para ellos son medallas!
为此抛洒鲜血无上光荣！
¡Lo que he sentido y lo que siento hará brotar el momento!
我真切的感受就要让这一刻到来！
¡Lo que he sentido y lo que siento hará brotar el momento!
我真切的感受就要让这一刻到来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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