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研究
常与共：这样一位旷世伟人，会去争发明权吗？
发布时间：2020-04-15 来源：察网作者：常与共
极端个案，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几乎同时发现微积分，你说谁抄了谁的？普遍公理，一个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劳苦大众和全世界被压迫者，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担当，为普天下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样一位旷世伟人，会去争一个什么名词、定义、论断的发明权？聪明的你们，都拿去好了，别托古自矜了，不要说是几十年前谁谁谁发明的，就说是你作者发明的，毛主席选集四卷、文集八卷，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文稿都是你写的，全世界就你行，地球围着你转，行不？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说得让人血脉偾张。农村从属于城市、野蛮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民族从属于资本家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力透纸背、刀刀见肉；同样，“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农奴到市民、从市民到资本家，如此抽象的三级跳，于连厚黑又何如，还是《共产党宣言》说出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发生学奥秘。
可是且慢，背这些教条，能拿来直接地指导中国革命吗？刚开始，我们的前辈们都认为必须可以、别无二路。马克思在欧洲文明的中心点起星星之火，但终其一生没有看到燎原之势；列宁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战斗勇气，来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西方不亮东方亮，然而却也从马克思那里多多少少受了点欧洲中心的影响，树立了一个城市中心的样板间。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的前人在毛主席之前和同时，还缺乏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究的勇气与担当。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能够超脱于此的，才堪称伟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探索多么不容易，跟对人、走对路，更不容易。
一
马克思坚决反对那种对着坦克挥舞干草叉的所谓“英雄主义”的起义，他认为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主席1928年11月25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将其列为工农武装割据在“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之外，存在和发展还需具备的五大条件之一，并且明言，“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且“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这篇文献中“苦”字出现6次，其中一处说到土地税，“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读来令人动容，“农民太苦”，几乎是老人家一辈子的牵挂和萦怀。
党的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判断，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再到土地还家的“耕者有其田”，几十年干革命，无非反封建、达到地主阶级、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私有制，建立农民伯伯的土地所有制，而已。这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该干的事儿，万里长征第一步，筚路蓝缕、艰难困苦、腥风血雨，多少人走过来了，多少人走到这儿就不往前走了，头脑、灵魂和手脚永远地停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门槛前。风卷红旗“过大关”，难呀！
年轻的朋友们读书看报，要“多个心眼”，最近这些年出了不少创新性学术成果，其中一种模式，是考证出某个名词或者某个观点，谁谁谁提出来得比毛主席早，或者某个长期被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的著名论断“发明权”居然还不是毛主席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辨别。有没有这回事，要看白纸黑字，也要有点“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辩证，比如某个观点可能某位前人的确是私人信件里写过了，或者在压箱底的日记里写了、私底下的谈话里说了，压根没有发生任何社会性影响，也由于空间地理阻隔或者当时资讯限制，毛主席根本不可能读到或者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仅仅从“几十年后”今天我们运用电子搜索或者各类数据库的便利，就说谁谁谁在哪个关键词上比毛主席提出的早，因而比毛主席还高明，我们“读书少”、被蒙蔽了，思维和行文都如此“线性”，自己哄自己也就算了，还拿出来装大拿、吓唬小朋友，可就不厚道了。
二
史学家尚且有阶级偏见，而未必能秉笔直书，司马迁、班固、陈寿、欧阳修……，谁“不虚美不隐恶”、不偏不倚了？性本爱胡编的文学家写史更是不靠谱，今天许多文坛大将把瞿秋白捧成比毛主席还高明的“神”，说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有一种让人不知所云的“觅度精神”，还“曾在历史上长期受到过不公平待遇”，如果这种不公平待遇指的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收入毛选中的如下论述，那么，我们高度赞同：
【在这个纲领（指王明即陈绍禹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对瞿秋白同志的历史评价如此之高啊，在他不幸牺牲之后，更没有理由给这位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给什么不公正待遇了，那么，提倡什么觅渡精神的文豪就应该严格按照决议精神，找王明他们一伙去算历史的旧账。为什么非要来一句“党史上讲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代表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不过在‘4·12’大屠杀、大革命失败的当时，毛泽东尚不在党中央的位置上。那个时候站出来纠正陈独秀的错误，勇敢地举起武装斗争大旗的是谁？正是瞿秋白。”呢？
这话说的，一看就是没细读决议。从决议这个最权威（恐怕没有作家会公开否认这一点吧）的党史文献看，并没有个什么“右倾投降主义”，决议中倒是提到：
【“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指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明明说的是，“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当然不排除“其他同志”里有个瞿秋白，但要说“正是瞿秋白”，而“不是”毛主席，似乎只有瞿秋白，非通过“踩祸”毛主席、拉毛主席“垫背”的方式，就有点不客观了。“毛泽东尚不在党中央的位置上”，这种表述近年来几乎成为一个套路和公式，就跟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到处宣扬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不是“总书记”哦，书生之见、腐儒之酸，可见一斑。
还是看决议，人家说得很清楚：
【“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有什么错吗？这有神马争议吗？另外要补充一点，路线分歧或斗争这个东西，跟权力斗争是两回事，我们的大作家先生可能习惯了看机关单位或者文化部门里的领导之间大斗法，就真的以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非得在“统治集团”或者领导群体的小团体里才能发生，这大概也是跟西方人解读毛主席离不开“权力意志”或者心理分析是一个路数，过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蒙昧主义了！非把一个“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战士、革命家，说成是“做一个坦白的人，比做一个英雄更难，是更高一个档次的人格”，这是在赞美，还是在刨坟？在对决议中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说不？
三
极端个案，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几乎同时发现微积分，你说谁抄了谁的？普遍公理，一个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劳苦大众和全世界被压迫者，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担当，为普天下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样一位旷世伟人，会去争一个什么名词、定义、论断的发明权？聪明的你们，都拿去好了，别托古自矜了，不要说是几十年前谁谁谁发明的，就说是你作者发明的，毛主席选集四卷、文集八卷，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文稿都是你写的，全世界就你行，地球围着你转，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不是我百万、千万、亿计的工农商学兵、医教卫警街等各界劳动人民用生命和汗水狙击的，都是你一个人安安稳稳地坐在大别墅里对着电脑键盘“喷”成功的，行不？只是在人民利益和人类解放的原则问题上，一个“标点”都不许动，想暗度陈仓，滚一边呆着去。
新中国百废待兴，一边倒，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核心价值是大势所趋，更是生命所系。可并不意味着就自我矮化，像东欧那些小国治理者一样，一度甘当“儿子党”。《中苏友好条约》签还是不签，焦灼的地方在于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1949年老人家不辞劳苦跑到莫斯科去，目的之一，就是要“外争国权”，当年跟国民党常凯申签订的那套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改、大改、重新改，“另起炉灶”，当然也包括这。旧中国腐朽统治者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不“认账”，谁签的找谁要“违约金”去。
马上有人会想到香港，老人家比我们想得更长远，照杨孙西先生的话说，毛主席“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老人家“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由于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和战略家的视野，“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杨孙西：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
对于苏联，当年拿去的我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必须归还，旅顺口军港必须归还，白纸黑字已经写在1950年2月14日（好吉利的日子）两国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到了归还之日，麻溜地还回来、领包走人就行了，还磨磨唧唧地要在我领土上恋栈不走、“共同开发”，老人家当然要冲赫鲁晓夫来一句吓破胆的“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这才叫纯爷们！
凡大学，必把自己使劲往“百年老校”这块牌子上抻，不跟老佛爷、光绪爷沾亲带故，似乎就不能显得人文厚重似的，这重病，得治；明明是眼跟前的事儿，从马列毛的著作里，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从人民日报的社论里，就能三两句话说明白的，却故意拉长腔，凡事都要往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颜曾身上扯，以至于把康熙老爷子眼睛一眨、计上心头提笔刷出来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当做真的是两千年来鸿儒白丁共同持有的不二定论，以今论古，吃相难看，这梦，得醒。
（责任编辑：黄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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