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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产方式矛盾激化 人工智能 社会生产+中央计划 清5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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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2 22:2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威尔·奈特:随着中国的崛起,华盛顿正逐渐向类似中央计划的模式转型


2021-04-05 08:56:23来源:观察者网
【文/美国《连线》杂志记者威尔·奈特,译/观察者网 马力】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放手让自由市场和私营经济部门自行其是,认为这样做是鼓励创新、推动国家进步的最好办法,美国经济将因此稳坐全球第一的位置。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正在发生改变。华盛顿正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逐渐向某种类似中央计划的模式转型(Washington is taking baby steps toward something closer to central planning),以便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进展加以激励、引导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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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连线》杂志网站2021年3月2日刊发了记者威尔·奈特的报道《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国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美国政府的思路的确正在发生转变,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近期发布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个委员会是五角大楼于2018年成立的,其宗旨是对“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制定相关计划以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中国就会超过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国家战略”,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央情报局(CIA)实施投资行为的In-Q-tel公司的共同创立者、风险投资家吉尔曼·路易(Gilman Louie)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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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近期发布《最终报告》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3月1日发布了上述报告的最终版,该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政策进行重大改革。这篇报告还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其中包括:在2026年之前实现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联邦非军费开支(nonmilitary federal spending on AI research)翻一番,达到每年320亿美元;提高美国半导体制造产业的实力;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搭建起一张全国性的网络;在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围绕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建立一个在副总统领导之下的技术竞争力委员会(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council)。
美国政府思路发生转变的迹象还不止于此。拜登政府上周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半导体、药品、大容量电池和稀土材料等四类产品的供应情况进行核查。美国在这些产品的供应上对中国存在严重依赖,最近的芯片短缺问题就对美国的汽车产业造成了影响。
吉尔曼·路易指出,问题不只是中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追上美国那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项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不只是与经济发展、生活品质和国家安全有关,它还是各民族国家都渴望获取的一种事关能否掌握自身命运的技术,它是美中两个全球性强国之间的一个竞技场”。
吉尔曼·路易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绝不能对中国这个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的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依赖。“任何一个对人工智能技术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没有文化因素的参与,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很难实现的,而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在一些关乎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在过去数十年里,人们并不提倡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或科技发展加以引导的做法。可是眼下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原因在于,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快速发展的国内科技产业、由政府制定战略、十分重视科技发展、重视取得全球科技主导权的国家正在对美国构成竞争威胁。此外,一些中国事务评论人士指出,除了所谓产业间谍行为,中国的一些规定还要求美国公司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技术。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与中国展开对抗是一项重点工作,特朗普政府对华为、TikTok等中国公司采取了许多主动进攻的做法。拜登在这方面的力度要差一些,不过看起来他对中国问题也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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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英特尔奥科蒂洛(Ocotillo)园区的最新晶圆42厂已在2020年运转。3月23日,英特尔宣布将投资200亿,再建两座晶圆厂。(图片来自英特尔)
与此同时,一些产业组织也呼吁政府应施以援手。2月11日,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呼吁拜登总统增加在半导体制造产业的投资。该协会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12%,而1990年时这个数字还是37%。“包括人工智能、先进移动通信网络和量子计算机等技术领域在内,美国的科技领袖们正面临在一场面向未来的科技竞赛中被超越的危险”,该协会在信中指出。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政府参与其中。“政府的思路的确在发生变化,这是很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一家美国保守派的非盈利性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观察者网注)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Duesterberg)指出。他说,虽然自己很希望看到政府在国防科技领域增加支出,不过他担心支出的快速增长也许会遭到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用,资金最终反而被浪费掉。托马斯·杜斯特伯格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向中方施压,迫使其遵守贸易规则;同时美国还应该想办法反制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利用中国在维护个人数据隐私方面规定较少的环境获得竞争优势的做法。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这篇《最终报告》也许有助于美国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霍丹·奥马尔(Hodan Omaar)是有行业背景的非盈利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下属的数据创新中心的一名政策分析员,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拜登政府应该立即拿出一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项目清单并阐明自己在该领域的战略”。
如果突然改变政府通常的做法,转而采取一种不同的战略,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棘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林赛·谢泼德(Lindsey Sheppard)警告称,如果政府政策突然发生变化,许多相关机构可能会无法适应,难以做到互相协调一致。“我们必须确保各相关机构、各行为主体和政府的政策能够形成合力同时向同一个方向行进,要确保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1年3月2日美国《连线》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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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2 23:23:31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基建工程,最后都怎么样了?

2021年04月12日 11:37:30
来源:瞭望智库







美国总统拜登3月31日公布一项基建计划,耗资2.3万亿美元,包括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修复,对桥梁、宽带和建筑进行升级等。最主要目的,还是为更多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号称“数百万人”就业工程,历时8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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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拜登宣布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图|澎湃影像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次大修路寓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之中,即大力提倡修桥修路;

第二次是从艾森豪威尔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一直从1955年延续到1993年,I-105高速公路的建成开通标志着公路建设高潮的结束;

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开始,是以因特网和微软视窗的诞生为标志的。然而在第三次大修路建设中,从1995年至2020年,这25年里美国经济增速却平均不到3%。

研究证明,美国前两次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经济和高质量就业的最佳途径。

可如今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不理想,美元赤字经济抹去了美国现代工业基础,外表璀璨的经济已是空中楼阁,经济弱不禁风,危机频发……拜登在这个时候重拾奥巴马、特朗普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到底能行么?

恐怕,凶多吉少。

文 | 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何任博士,李伟博士,刘斌教授、博导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1、第一次大规模修路

宾夕法尼亚高速的修建,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路。

1929年,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突然遭受大萧条的打击。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1929年美国GDP为1045亿美元,到1933年GDP下降到572亿美元,4年里减少了473亿美元,降幅达45%,每年下降达16%。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贸易停止,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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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俄亥俄河上的桥梁。图|图虫创意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后便开始实施 “新政”。其基本内容是:将美元贬值41%,以刺激出口;开建20万个工程、兴建基础设施;修建1万个机场,大兴航空业;修建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联通东部与五大湖地区经济中心;修建田纳西河流工程,农业实施精细化灌溉。

上述工程直接增加就业400万人,且提高了劳工最低工资,一大批农民脱贫致富,刺激了消费。

近600千米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的开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蔚为壮观的工程。该条高速公路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链接五大湖航运区,直接打通了芝加哥、底特律地区与纽约工业区中心的交通障碍,为美国港口与工业产地的连接铺平了道路。五大湖与东部纽约地区经济中心的贯通,对两个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遏制大萧条蔓延意义重大。

罗斯福政府投资5亿美元,开始在崇山峻岭中修路。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从1933年开始设计,1937 年动工,于1940年10月1日通车。罗斯福的修桥修路政策,维持了美国经济每年近20%的增长。【注:新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始建于1984年,1990年9月1日,全长375千米全程375公里的沈大高速公路全线剪彩通车,号称“神州第一路”,比美国晚了近50年。】

同时,美元的贬值有力地促进了出口。当时的苏联大规模从美国进口粮食,引进汽车厂、钢铁厂、拖拉机厂、机床厂、飞机制造厂等,贸易额达百亿美元,可以说其80%的工业体系就是通过这条高速公路输送的。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为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修路的热潮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又遇到了失业潮。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公路建设。这次修路,奠定了美国网络化的高速公路体系。截止到1995年,州际高速公路达9万千米,一般州内公路达641万千米。

2020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达16万千米,国道公路有590万千米,形成了电子化的高速公路系统。至此,虽然新中国高速公路的修建比美国晚了50年,但若干年后,中国在里程、电子化程度和公路路况质量上全面碾压了美国。

2、艾森豪威尔的“千亿美元”构想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经济又开始陷入衰退,增长乏力、就业减少、通货膨胀等问题加剧。1953年,艾森豪威尔击败杜鲁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直到1961年卸任。这期间,他利用在二战中积攒的声望,推动了美国具有战略性的高速公路计划,规模达千亿美元,建设周期长达近40年。

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千亿美元高速公路投资构想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当时美国经济总量也只有4500 亿美元,千亿设想占了GDP的22%,庞大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艾森豪威尔力排众议,开出了用联邦财政投资、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税收的一揽子方法医治通货紧缩的药方。

美国历年财政收支状况(1945-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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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by J Hughes

联邦资助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第二次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的开始。从1955 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前后花费了近40年时间,联邦政府投资1100亿美元,民间投资近7000亿美元,最终完成了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维持了经济40年的繁荣。因此,艾森豪威尔有了 “美国高速公路之父”的称号。

美国历年GDP状况(196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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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MF

艾森豪威尔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堪萨斯州的一个偏远小城,由于交通不便,艾家的粮食很难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军校毕业之后,艾森豪威尔曾参加了一个物流研究项目,要求把军用物资从纽约配送到美国西岸的旧金山,路程5000多千米,当时滞后的公路设置用了两个月才把物资运到。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德国发达的高速公路体系和德军调动的机动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机动性、无障碍性和经济性成为了美国高速公路的设计理念。

美国的公路系统分为四级:第一级是联通各个州之间的高速公路,横贯美国南北东西,称之为州际高速公路(Interstate Highways);【注:2020年之前,州际高速公路累计有近10万千米,其中艾森豪威尔计划修建了约6.8万千米。州际高速多数不收费、路况较差,收费的路况比较好,多数公路养护费从燃油费中收取。】第二级公路为国道(US Highways);第三级为州路(State Highways);第四级为乡村公路(County Highways)。根据美国运输部的统计,国道、州路和乡村公路合计约有 641万千米,全球第一。

州际高速公路连接国道、州路和乡村公路,形成了高速公路网络。以美国东部城市为例,纽约、华盛顿、里士满、亚特兰大等城市无一不是被高速公路连接起来:I-95号连接了纽约和华盛顿、里士满;I-85又将夏洛特、亚特兰大连接到了一起;I-95和I-85将整个美国东部地区连接到了一起。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系,打破了地理位置上的隔绝,使之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I-95 和I-85 连接东部13个州,经济规模现在有4.6万亿美元。

在连接城市的同时,港口、机场、大型商场、火车站、工厂等也被州际公路连接了起来,体现了高度的机动性、无障碍性和可观的经济性。高速公路为城市、为市场提供了一条安全性高、低成本的价值链通道。

盘点艾森豪威尔第二次高速公路网建设结果,我们发现:

* 联邦政府每1美元投资带动了6 美元的私营企业的支出;

* 高速公路建设带动了40% 的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20% 的GDP增长率,维持了近4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艾森豪威尔的专项高速公路网建设结束时,美国的GDP由4500亿美元增长到了7.3万亿美元,40 年里增长了16倍,每年递增8%。

美国第二次高速公路建设浪潮维持了近40年,这期间经济增长每年平均增长近8%,失业率平均为4.5%,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兴旺的40年,也是经济增长最健康的年代。这一年代过后,美国“脱实向虚”,进入了以高负债为主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时代。

3、从集装箱到GPS,丰厚的产业链市场

飞奔的高速公路孵化了众多的科技项目,成为美国科技革命的重要载体,其中集装箱的诞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不竭的发展动力,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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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速公路。图|人民视觉

1956年,马尔科姆·麦克莱恩 (Malcolm McLean)发明了以集装箱为载体的货物运输方式,并被授予专利,其创立的公司成为美国南部最大的卡车运输公司和最盈利的公司。此前,装卸费每吨需5.8美元,而集装箱发明后,装卸费降低到了0.18美元,成本降低至1/32。另外,集装箱的封闭式运输减少了损耗。单纯从破损、盗窃、粉尘来看,每吨货物减少短吨近20%。

同时,商业化的集装箱并不满足于陆地上的利润,运输革命还延伸到了海上,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延伸。20世纪60年代开始,麦克莱恩收购了一家叫海陆(Sea-Land Shipping)的海运公司,在纽约新泽西的伊丽莎白码头率先开始了海运集装箱的处女航,从而呼唤了全球集装箱专业化和集装箱专业船舶的到来。

海运承担了世界贸易货物运输量的90% ,以成本低、运量大而称霸运输业。门到门的多式联运集装箱运输,一鼓作气地将运输成本降低到了极限,举例来说,从中国到美国的运输成本,比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本土运输还便宜。每年,有300万的集卡司机奔驰在公路上,工资在20万美元以上。集装箱带来的收益,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带给瓦特的收益;集装箱给人类的贡献,也丝毫不亚于蒸汽机对人类的贡献,直接打通了世界物流供应和外购的大通道。

当年,麦克莱恩投资40万美元完成了集装箱和海上集装箱的研发;1996年,海陆被以1.6亿美元转让给了新加坡海皇,收益率高达400倍。当时的集装箱船舶只有600TEU的箱量,如今横亘在苏伊士运河上的“长赐号”(EVER GIVEN),其运载能力达20124TEU(标准集装箱),整整提高了34倍。

产业集群、城市规划、海外采购的经济史告诉我们,一国经济不是在所有的行业里具有核心竞争力,而是在某一个行业具有竞争力,从而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资本由某一个行业产生,出现产业集聚,沿着高速公路在不同的州形成了集群,构成了规模效应,有效地降低了经营成本、财务成本,孵化了新型的商业模式和市场。

70年代初,在集装箱革命初期,为追求利润,美国将铸造、锻造、手动工具、基础件、纺织服装等脏、苦、累的产品和工业转移到了日本;80年代初,日本崛起,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开始承接产业转移;同时,美国基本将造船、汽车零件、飞机零件、机床等制造业的主要产品和行业向海外转移;90年代,中国开始把亚洲“四小龙”转移出来的产业承接了下来,并规模性地承接了美国淘汰下来的化工、机电、纺织等产业。

对美国而言,通过高速公路网形成的综合交通体系将进口产品通过集装箱运输运到港口, 由港口通过公路运到商店、仓库,从而强力拉动消费,交通运输和零售业成为主力。

高速公路网不仅引发了经济的强劲增长,还为美国的消费经济提供了强劲的支持。海运集装箱的革命,带动了美国产业的转移,同时也拉动了东亚地区的出口。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中美贸易开始了井喷式的增长。

全球化让中国采购了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在中国生厂制造加工,收回美元,买入美国国债,以此循环。中美两国各自的贸易额双双突破了4万亿美元,全球化功不可没。据美国交通部2003-2013 年的统计:美国的消费占据了GDP的82%,其中,交通运输和零售业成为消费中的主力军。

美国商务部对美国产业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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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商务部

随着高速公路网狂飙式的推进、公路集装箱的密度增加,海运集装箱和国际海运运输的频繁,航运和集装箱的跟踪、动态调度被提到了市场管理层面上。此外,太空和民航航班的频繁活动也对飞行器的定位和导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GPS应运而生。

1973年开始,由美国国防部主导的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进入前期准备设计阶段;1979年,由4颗卫星组成了初期的天空跟踪和地面接收机的网络基本形成。1984年,另外7颗卫星加入前期网络,定位精度大幅提高,截止到1993年底,由24颗卫星组成的GPS系统组网完成,标志着六分仪定位的定位模式结束,开启了实时、准确和便捷的全球定位系统。历时20年,全球定位系统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由联邦政府投资、美国军界主导、耗资200亿美元的系统,免费对民用和商业航海开放,为助力全球化提供了保障。

GPS的使用,让在大海中的每一艘船只都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让每一只集装箱的货主都能跟踪集装箱的位置,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为当时风靡全球的JIT(Just-in-Time)库存模式提供了基础,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美国自此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和绝对的竞争优势。GPS的加入和垄断,让美国体系组成的高速公路、集装箱、海运、商业制造形成了一个丰厚的产业链市场,从而更进一步地推动了美国全球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

【注:中国于1984年开始北斗的准备设计,1994年启动北斗一号工程,2004年启动北斗二号工程;2018年启动北斗三号工程;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标志着中国北斗导航体系的完成,并向全球137个国家开放。北斗的诞生,让中国再一次削弱了美国的绝对优势,GPS的垄断只维持了不到30年。】

4、城市建设在高速公路两旁展开

截至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2.23亿人口中,都市化已近80% 。大多数都市化的人群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却要每天在城市里工作,这就形成了上下班通勤的交通车流。1993年公路网建成之际,美国人口增长到了2.5亿,都市化的步伐愈加明显。每天一、二、三线的城市里,都能看到蔚为壮观的车流。

办公楼、商场、医院、政府办公楼、学校均建立在公路两侧。无论是底特律、芝加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还是亚特兰大、休斯敦这样的新兴城市,还有大型体育场、航天中心等场所的设置均依照上述模式。同时,高速公路还连接了火车站、港口、机场、地铁和管道运输站等接口,不仅为旅行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和铁路、海运、航空及地铁一道构成了综合交通运输网。

由此,美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形成了以下经济模式:

第一,高速公路两旁排列了汽车及机械制造、石油、化工、食品、沃尔玛、奥特莱斯、旅馆、加油站等产业。按照营业额排列,从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期间,无论是美国前十大企业,还是大型零售、互联网等产业,无一不是聚集在高速公路两旁。

第二,车轮子上的消费格局。美国3.16 亿人口中,拥有驾照的人占据了2.12 亿人,占了美国人口的67%;注册车辆2.6 亿辆,每人每天出行3.78次,每人每天驾车行驶36 英里(近60千米);选择使用出租车的仅占1.2 % ,选择公共交通的仅有5.2 %,而选择自驾的占比高达85.9%。

同时,美国自驾出游消费占总消费额的42.5% ;社交、娱乐占据了出行的27.5%;上下班通勤占了15.6 % ;三项统计占据了高速公路通行人数的85.6%。

第三,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拉动上下游产业链,为美国贡献了11%的GDP。

美国历年汽车销售量(195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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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运输部

高速公路的建设,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和驾车购物。大型商场也应运而生。

明尼阿波利斯在1957年建成了美国第一个最大封闭式超级商场(Minneapolis),有100多家大型零售公司进驻,号称“美国第一商场”。如B & N(Barns and Nobles,类似于中国的新华书店),Toy’Rs(玩具商店),梅斯百货以及后来的沃尔玛、塔吉特等。

依托高速公路网的方便性,大型购物商场依高速公路两侧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

1960 年,全美有4500家大型购物商场,其零售额占了全美零售额的14%;

1975年,大型商场达到1.6万家, 占据了美国零售总额的33%;

1987年,大型商场竟然达到3万家, 零售额占据了零售总额的50%,达6760 亿美元,贡献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

1993年,以沃尔玛、塔吉特代表的大型零售店商开始野蛮成长。截至2016 年底,仅沃尔玛一家就在高速公路两侧建立了5000家商场,拥有150万职工。

5、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不佳

1995年,微软视窗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以实体高速公路拉动经济的时代结束,进入了以信息高速公路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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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2日,微软公司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办公室。

然而,从1995年到202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仅为3%。虽没有出现类似日本的长期滞胀和萧条期,但美国在这期间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实属史上罕见。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的财政债务上涨到了28万亿美元,每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远远高于经济的3%增长。

从就业来看,美国政府官员上升到了2200万人,而产业工人则下降到了1000万人左右。美国政府接受大萧条的教训,宁肯货币超发也不实行像欧盟那样的货币紧缩政策。然而,出口能力下降、进口的剧增,“双赤字”和QE(量化宽松政策),加上就业质量的下降,造成了美国社会和政府动荡。

以上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模式远没有如实体高速公路那样带来高质量的发展,加之贫富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盛行,打击了人们就业的热情,引发了社会动荡。2008年后,美国以推高财政赤字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只取得了3% 的增长,虽然GDP从14.41万亿美元推升到20.5万亿美元,但美国国债却增加了14万亿美元。

6、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美国经济在不同时期依靠不同的发展方式,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和第二次高速公路建设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健康增长。

然而,在第三次大修路建设,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日益凸显出许多结构性矛盾:高速公路拥堵、年久失修、路面损毁,55% 的桥梁老化严重;信息化程度低下;高速公路养护赤字严重、投资不足、研发水平下降等。再加上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20年的美国新冠危机,让美国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三次危机几乎让美国科技革命“熄火”。

现行的发展模式受阻、新的模式还没有出现,预示着美国科技革命的动荡。曾几何时,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科技进步,建立了厚重的第二产业基础,催生了集装箱、海运、GPS和互联网,引起了外购,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今,美国科技发展失去了工业基础和工程项目的支撑, 5G、AI、大数据、云计算等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回看拜登的计划,有些类似艾森豪威尔在70年前提出的计划。当年通过政府出钱修建,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提高税收来取得财政收支平衡。然而,70年前能做到,现在大概率做不到。因为美国已失去了一个健康经济的基础。比如,美国的盾构机等行业已彻底消失,想要自力更生谈何容易?

【注:在上个世纪,美国,德国和日本成为前三名盾构机科技强国,盾构机在基建事业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中国已经占据了全球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市场份额,并且中国的盾构机技术已将曾经的盾构机三巨头远远甩在身后。】

同时,拜登提倡的“国货国用”完全排除从国际上进口机器和设备来修建高速公路,这一条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会受到欧盟、日本、中国等的反对。还有工资成本的问题。美国的工人工资高得令人令人咋舌,且基建效率只是中国的1/10,成本比中国高出12倍。

这样算来,2.3万亿美元恐怕只是杯水车薪,结果很可能“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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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3 00:13: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将用更多的机器人取代人 © AP Photo / Mark Schiefelbein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
21:47 2021年04月12日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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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生产自动化。中国电子制造商美的(Midea)IT主管周雪丽表示,该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大幅提高下属34家工厂的生产流程自动化水平。周雪丽指出,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年轻人不愿在工厂工作。她认为,自动化将有助于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并且还能提高生产效率。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10倍——从1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以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提高。中国开始失去自己重要的竞争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近500万。受其影响的结果表现在,出现了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有关的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获得医疗保健机会减少了,出生率也下降了。

在与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贸易和技术冲突之前,中国政府就已意识到,中国保持强劲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朝全球价值链高端发展。换句话说,没有必要增加现有产品的数量,而要以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的途径对其进行改造。在中国创造的增值量不断增长,这一点很重要。而在2000年代中期中国直接创造的增加值在中国出口产品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就电子和计算机而言,这个数字为14.5%;而电信设备占28.1%;家用电器的份额为27.5%。

许多西方国家把“中国制造2025”规划视作中国制造商排挤西方竞争对手并确立中国在全球技术主导地位的计划。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这份文件,则能发现完全不同的含义。的确,其中概述了战略产品的进口替代目标。但是“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数字化、全面现代化以及提高整个国家工业基础的效率。众所周知,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减少次品的比例。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落实的前两年有超过100家企业的生产率提高32.9%,能耗降低11.3%,运营成本降低19.3%。次产品份额下降26.3%。总之,根据官方统计,高科技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从2014年的10.6%增至2017年的12.7%。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所说,自动化是一个客观的未来趋势。他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

“自动化发展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自2004年起我国的用工成本在上升,2008年以来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更是不复存在。企业无法再通过这一优势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工资的上涨也迫使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须想办法减少用工,比如用机器去替代劳动力。另外,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一些应用成为可能,国家在这方面加强投入,各个企业普遍也在通过加大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投入来获得新的产品竞争力。另外,长远来看我国的劳动力面临供给不足,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2年就已经达到峰值。”
中国香港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 )的类人机器人索菲亚的画作,即将在香港拍卖。

中国及时顺应了这一趋势,并开始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19年每1万名中国工人中就有187个机器人。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数字的平均值是每1万人中有113个机器人。令人惊讶的还不是来自中国的这些数字,而是机器人化的快节奏。三年来机器人的数量增加了近两倍。中国工业大型公司正在投资机器人技术。首先,与Midea的试点工厂一样,它可使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30%。其次,由于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因此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然而,这一过程还有其另一面。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计,今年将有900多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为市场共增加1500万新的潜在劳动力。要知道,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局势本来就很紧张。尽管中国成功地应对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并在2020年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成果,但增长率仍在逐步下降,进而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但机器人化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这要求人们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王智勇认为,帮助人们适应新条件,获得新的技能,属于国家的任务。他说:

“一部分就业岗位被机器所替代后,会导致相关岗位的劳动者失业。这部分人群是否能够完全适应新的岗位,是否能够顺利找到新的就业机会?我认为这应当是政府关注的问题。比如对失业人群实行再就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能,特别是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的新知识,以便他们能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即使没有这些帮助,政府也需要想办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实际上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真实发生过的,美国的汽车工业衰落后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群。”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有必要为劳动人口提供支持,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今年“两会”通过了新的五年计划。它没有为经济的年度增长设定严格目标,但它概述了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包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根据该计划,到2021年至少应创造11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很有可能将超过这一数字,就像2020年那样:计划900万,实为1186万。此外,还将帮助解决年轻人和国有企业的就业问题。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中石化去年招聘了3500名大学毕业生,占其新招员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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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3 12:52: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公司复制波士顿动力公司机器人并以便宜30倍的价格出售 © 照片 : Welian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
03:00 2021年04月13日缩短网址 0 365
据“Gizmochina”网站报道,中国的“Welian”公司推出了一款“AlphaDog”机器人,它非常类似于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的Spot机器人产品。

中国公司生产的这个Spot机器人得名“AlphaDog”。机器人使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AI)工作。该公司承诺,随着不断更新,将会添加新功能,包括帮助弱视人群、发出狗叫声、甚至执行主人的语音命令。
有四条腿的“AlphaDog”的时速达16公里/小时,即使被踢也能保持平衡。机器人甚至能够评估地面状况并确定道路的通行性。此外,它还可以使用5G网络工作,并且可以自主执行任务。

“AlphaDog”机器人仅在中国市场发售,而且与美国产品的售价差异巨大——美国原版机器人的售价为7.4万美元,“AlphaDog”估计仅售24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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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3 13:13:47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白宫主持半导体峰会,拜登强调要和中国一样加大半导体投入

    2021-04-13 09:32:57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 鞠峰】“芯病”,成了美国的“心病”。当地时间12日,美国白宫主持召开半导体大会(视频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下美国芯片短缺问题。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开始后,“缺芯”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福特、英特尔、三星等19家相关大型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台积电董事长也受邀出席。
拜登在会上仍借中国渲染紧迫感,宣称“中国欲主导半导体供应链”,美国不能坐视。拜登也不忘“心心念念”的2.3万亿的基建计划,拿出一张硅片,强调“这也是基建!”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和世界没有在等,美国也没有理由要等,”拜登在会议的媒体公开部分时催促道,“美国现在集中资本投入半导体、电池等领域——这是别人正在做的,我们也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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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会上(的媒体公开部分)发言 视频截图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曾享有先发优势。在生产端逐渐转移至亚洲、本土专注研发后,如今供应端被“扼住喉咙”。拜登在会上强调,其2.3万亿的基建计划将“专注于建设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能力)。”
“这也是基建,”拜登拿出一块硅片,“这些芯片、硅片——电池、宽带——都是基建,这些都是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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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手持硅片 图源:澎湃影像,下同
拜登强调,他今天收到23位参议员、42位众议员的联名信,支持“为美国制造芯片计划”(CHIPS for America Program)。来信提到“如果我们在这些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和专业知识上输给中国,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信件还点出,“美国在精密半导体方面依赖于战略竞争对手,其中存在风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在会上直接引用了信件的内容,宣称“中国计划主导半导体供应链,并投入可观的资金,以达成目的。”信件还催促拜登和盟友合作,打造自己的芯片产业,要“迈出比中国更激进的步伐”(outscale China's aggressive steps)。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提到,拜登的基建计划尚未得到任何共和党两院议员的支持,许多对面党派人士批评这个计划“太宽泛,而且局限于道路、桥梁等传统基建项目。”
但是拜登仍然很自信,指出国内的芯片制造是“跨越党派的问题”。“这是一项在美国参议院获得广泛支持的议题,”拜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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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线上会议白宫会场
12日的会议不仅拜登出席,而且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主持。
企业方面,福特、通用、Stellantis集团等“缺芯重灾区”——车企的高层代表,还有“用芯大户”英特尔、谷歌母公司Alphabet、AT&T、惠普等公司的决策层人员均参加了会议。
在供应端方面,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出席。他在参加这次峰会前吹风称,晶片短缺与制造商所在地点无关,主要是因疫情促使供应链存货增加、中美贸易紧张与疫情加速数字转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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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北京服贸会上展出的4800万像素硅基液晶数字光场芯片及电路。
据悉,与会代表对白宫关注“缺芯”问题表示欢迎。“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方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会长约翰·诺伊弗(John Neuffer)在会上表示。
“1990年,美国生产的半导体占世界的37%,如今只有12%,”他说,“供应链的脆弱性在去年格外突出(bold relief)。”
国安顾问沙利文称,芯片问题“构成美国国家安全的漏洞。”
拜登的副国安顾问称,拜登政府将“缺芯”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对于绝大部分新兴行业来说,半导体是重中之重,还有医药、航天等等领域。问题在于:如今,几乎100%的制造端都在东亚,90%由一家公司制造,这是一个严重的漏洞。”
美国市值最高的芯片供应商英伟达CFO在会上表示,“供应端上的问题还会持续几个月。今年芯片将继续供不应求。”
白宫在会前强调“讨论也是为解决供应短缺做出的努力”,并表示这场会议不以做出任何声明或决定为目标。
约3小时的会议结束后,白宫方面表示,“与会者们强调了提高半导体供应链透明度,以帮助缓解当前短缺。他们认为改善整个供应链中的需求预测也十分重要,以帮助缓解未来挑战。会上还提出要建设‘额外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以解决供应不足。”
美国有个“芯病”,在中国大陆
三星、台积电的生产能力无须赘述,但实际上,美国政府近期对芯片问题如此焦虑,不仅因为“缺芯”让多个行业受灾严重,还有对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行业加速反超美国的担忧。
今年2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文称,有专家表示,当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同时,中国大陆的份额正在增长,如今两国份额已大致相当。现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中的份额都在12%左右。
2月11日,IBM、高通和英特尔等领先芯片集团组成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给拜登的信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他们写道,“制造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竞争对手所在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新的半导体制造商给他们提供了大规模的补贴和激励,而美国却没有。”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大部分芯片制造产业已向亚洲集中。根据宁南山去年底发布《从数据看中国半导体在全球版图中的位置》,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的晶圆产能全球份额从9.7%增加到了13.9%,上升了4.2个百分点,2019年位居全球第四位,仅次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并超过了占比12.8%的美国。文中指出,中国大陆的芯片产能事实上已超过美国,但原因是中国大陆很多产能属于外资工厂。
不得不提的是,单纯的芯片设计领域,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也是中国正在发力的点。宁南山介绍,纯芯片设计公司份额方面, 2019年美国(企业)占世界的65%,几乎是全球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高通、博通、英伟达还有AMD的芯片设计依旧领跑。
顺便一提“缺芯重灾区”车企。这次白宫的半导体大会,车企代表来了好几个。
但据CNBC报道,美国官员此前指出,汽车行业只占全球用芯的5%,甚至更少。因此他们在芯片供应商那里位于低优先级。这很可能是在紧缺大环境中它们首当其冲的原因。此外,汽车行业使用的芯片远不是最高端的产品,供应端的研发、生产热情不高。
德国《商报》4月2日刊文指出,“芯片之争,中国绝非无能为力。”
报道称,尽管美国正试图通过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让中国屈服,但这一目的很难达到。《商报》进一步呼吁拜登政府放弃这一对抗路线,与中国展开对话,因为美国相关产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此外,文章还认为,美国在芯片领域对华“卡脖子”不仅无法让中国大陆屈服,还会不断刺激中国大陆打造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虽然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在太阳能、火车以及汽车产业领域,中国大陆已经证明了自己完全能够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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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3 13:27:2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数据看中国半导体在全球版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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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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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搬砖的中产阶级2020-12-25 07:41


发现有读者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各国(地区)发展态势不太清楚,
这里本文介绍下。
下面这张图来自IC Insights 官网,是按照各国(地区)的芯片企业的营收,
进行了一个全球份额的排名。
注意这里说的是芯片设计企业,也就是英特尔,博通,高通,三星,SK海力士,海思,索尼,联发科之类,包括了Fabless(无工厂,纯设计)和IDM(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纯芯片制造类的企业,包括台积电,格罗方德,联电,中芯国际之类是不算在里面的。
可以理解成就是智能手机的苹果,三星,华为,小米, OPPO, VIVO的品牌份额排名,上游代工厂不加入计算。

先看全球总的芯片份额排名,
美国2018年是52%,2019年上升到55%,排名世界第一;
韩国2018年是27%,2019年是22%,排名世界第二;
欧洲2018年是7%,2019年还是7%,排名世界第三;
中国台湾2018年是6%,2019年还是6%,排名世界第四;
日本2018年是7%, 2019年下降到6%,排名世界第五;
中国2018年3%,2019年上升到5%,排名世界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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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成表格的话,就是如下,我们2019年是全球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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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的芯片发展势头是最猛的,
下图可以看的非常明显,2019年相比2018年的销售额增速,
中国大陆是增长10%,是唯一增长的,其他主要区域的芯片公司销售额都是负增长。
欧洲下降2%,台湾下降3%,美国下降9%,日本下降24%,韩国下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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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大家感觉很奇怪了,为什么日本和韩国下降会那么大呢?
这跟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结构高度集中化在存储器等少数领域有关系,
下面这个图相信大家都看到过,也是来自于IC insight,
这个排名是把半导体产业链所有的企业(包括了设计,制造,封测各个环节)的营收进行一个排名,看全球前15强,简单的说就是把台积电之类的纯代工厂也加入进来一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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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虽然芯片份额(按照销售额算)2019年稳居全球第二,但是韩国半导体的产出主要集中在三星和SK海力士的存储器(DRAM内存和NAND FLASH闪存),
看上图的全球15
强,韩国就是三星和海力士两家,  
而且三星排全球第二,海力士排全球第四。  
你要说出韩国除了这两家之外的第三大芯片公司是谁,结果就是面面相觑大家都说不出来。
存储颗粒我们都知道是周期性的产业,价格波动很大,所以价格猛涨时能造成销售额和利润猛增,能让三星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公司。
但是价格下跌时也能让三星和海力士的销售额大幅下降。

日本的半导体结构比韩国要好一点,
日本第一大半导体公司是铠侠(就是以前的东芝),主要做NAND FLASH闪存,跟三星和SK海力士是同行,2019年排全球第9位。
日本第二大半导体公司是索尼,营收主要来源是旗下的CMOS图像传感器业务,2019年排全球第11位。
日本第三大半导体公司是瑞萨,经营范围是汽车芯片,没在上面的全球前15强里面,但是也在全球前二十的水平。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这三家占据了绝大部分,尤其是铠侠是老大,所以铠侠的存储器业务如果因为市场价格波动下滑,就会带动日本半导体产业销售额下滑。
在芯片领域,中国的中长期主要赶超对手就是美国和韩国。  
2019
年按照份额来看,欧洲7%,
日本6%
,中国台湾6%
,中国大陆5%
,按照中国大陆芯片产业的高速发展,预计2022
年就能在份额上面超过前面的三个区域。  
目前国内的海思,汇顶科技(指纹识别芯片),韦尔股份(旗下豪威科技的CMOS图像传感器),兆易创新,长江存储的NAND FLASH,长鑫存储的DRAM都已经在各自领域脱颖而出,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像韦尔股份和索尼,三星一起,是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三强,
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39.69亿元,同比增长48.51%;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7.27亿元,同比增长1177.75%;
接下来我们再细分下,芯片公司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自己做制造的,也就是IDM,2019年全球最大的10家IDM公司是:
美国英特尔,韩国三星,韩国SK海力士,美国美光,美国德州仪器,日本铠侠,日本索尼,意法半导体,德国英飞凌,荷兰恩智浦。
目前全球从营业额来看,还是IDM公司占据主导地位,2019年全球芯片公司前四名都是IDM公司(英特尔,三星,SK海力士,美光)。
欧洲最大的三家芯片公司也都是IDM公司(意法半导体,英飞凌,恩智浦)
我们还是根据本文最开始IC Insight的图,2019年全球各国(区域)IDM公司营收的份额和排名如下,美国占了全球51%,韩国占了29%,欧洲和日本各占了9%。
可以看出我国缺乏IDM
公司是巨大的短板,全球份额低于1%
。  
不够有意思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IDM
公司也不强,全球份额只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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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营收上看,目前中国最大的半导体IDM公司是闻泰旗下的安世半导体,做二极管等分立器件,MOSFET等,2019年营业收入为103.07亿元人民币,上年同期为104.31亿元;2019年净利润12.58亿元,上年同期为13.40亿元。
不过安世半导体是从欧洲NXP的标准件部门收购而来,其实还是一家欧洲公司,晶圆生产分别位于德国汉堡和英国曼彻斯特。
尽管闻泰获得了安世董事长的职位,公司的管理运营团队还是欧洲团队在负责,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所以可以说,目前中国最大的IDM半导体工厂是华润微电子。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43亿元,同比下降8.42%;
实现净利润4.01亿元,同比下降6.68%;
当然其实华润微电子旗下也有代工业务,而且占比还不小,
但是一般说纯
代工厂还是看
中芯国际和华虹。
中国第二大IDM工厂是杭州士兰微,2019年实现营收31.1057亿元,同比增长2.8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3.2万元,同比下滑91.47%
当然了,最近几年我国新建了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两个大型IDM工厂,2020年都开始放量了,这两家公司在2019年开始量产后,2020年是其开始真正的逐渐规模上量的第一年。
以后这两家会是我国最大的IDM工厂。
2020年7月13日,合肥城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与合肥长鑫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鑫集成”)签订了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为长鑫集成提供厂区、办公区、生活区等专业化项目代建等服务,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企业生产、工作、生活环境。而长鑫集成旗下的睿力集成拥有长鑫存储100%的股权,因此长鑫集成是长鑫存储的母公司。
由于合肥城建和长鑫集成两个公司的股东都有合肥产投集团,形成了关联交易,所以披露了长鑫集成一季度的营收,为2.5519亿人民币,净利润为亏损9708.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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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鑫集成并没有说明这个销售额多少是来自DRAM产品销售,不过按照这个数据的话,今年合肥长鑫第一次变得有规模了,长江存储也是如此,今年有了较快的发展,
因此在该领域中国大陆的排名将会出现上升。
另外我国的华为海思公司,我认为很有可能也会进入IDM领域,我一直坚持这个判断,因为从逻辑上判断,如果华为不自己搞,那么将会非常被动,不利于自己的生存。
一种是只做设计的,也就是Fabless,2020年Q1全球最大的五家是高通,博通,英伟达,联发科,AMD,下图来自拓璞产业研究院,看看全球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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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普遍估计在2020年Q1海思的营收已经超过联发科位居全球第四了,只是因为没有单独披露营收,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没啥意义,因为海思暂时无法找到芯片制造供应了,会逐渐下滑。
另外这里面苹果也没有算进去,估计是因为苹果没有单独披露芯片业务营收。
按照纯芯片设计公司份额计算,  
2019
年美国65%
,全球第一遥遥领先,几乎是全球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  
高通,博通,英伟达三巨头不用说了,除此之外还有AMD(超微半导体), Xilinx(赛灵思),Marvell(美满电子),其中AMD在2020年10月27日宣布以350亿美元收购了赛灵思。
那么纯芯片设计公司全球前四就是:博通,高通,英伟达,AMD
,都是美国公司,实际上还应该加上苹果,那就是全球前五位都是美国公司。  

中国台湾的fabless公司全球份额2019年为17%,排名全球第二,
中国大陆2019年排在全球第三位,份额为15%,
相比之下,全球其他地区,欧洲,日本,韩国的纯芯片设计公司的全球份额都很小,欧洲2%,韩国1%,日本连1%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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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中国大陆将在2021-2022年间超过台湾地区,位居全球第二位。
综上,在芯片领域,不管是自己设计并且制造芯片的IDM芯片公司,
还是只做设计的Fabless芯片公司,还是两者综合,美国都是遥遥领先,都占了全球50%以上的份额。
在这个领域,实际上是可以简述为一超多强的态势。
看完了芯片公司的市场份额,接下来我们看半导体制造,
这是目前我国在半导体领域最大的短板,也是目前被卡脖子的主要领域。
用下图会比较清楚,下图是2019年12月全球半导体制造厂的晶圆产能排名,包括了IDM厂和纯代工厂,是按照8寸晶圆折算。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第一是三星,产能为293.4万片每月,占了全球15%
全球第二是台积电,产能是243.9万片每月,占全球12.8%
全球第三是美光,产能168.5万片每月,占全球9.4%
全球第四是SK海力士,产能163万片每月,占全球8.9%
全球第五是铠侠,产能136.1万片每月,占全球7.2%
因此从公司的层面来看,三星是全球第一大芯片生产厂,台积电是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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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我们习惯说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呢,
因为一般我们说半导体制造厂,都是指纯代工厂。
像是IDM芯片公司,包括英特尔,三星,SK海力士,美光,铠侠之类,自己就有工厂,
一般就不会把芯片交给代工厂去生产。
但是市场有大量的芯片公司是没有自己的工厂的,叫做fabless,所以要交给代工厂去生产。
我们看下图,来自拓璞产业研究院,
2020年Q3的全球芯片代工厂营收排名,
台积电世界第一,份额53.9%;
三星世界第二,份额17.4%
格芯世界第三,份额7%;
联电世界第四,份额7%
中芯国际世界第五,份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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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芯片代工排名里面,三星是只计算代工业务+system LSI(large scale integration)业务的收入。并不计算其存储器部门的收入。
在三星官网这个System LSI是这样描述的:System LSI Business offers a full range of portfolio for mobileindustry including mobile processor, image sensor, Bio-processor, security anddisplay solution。简单的说就是提供三星手机处理器,图像传感器,生物芯片处理器,显示驱动芯片等移动电子产品芯片的部门。
也就是说,在芯片代工领域,以台积电为核心的台湾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占了全球芯片代工市场一大半的份额,fabless的华为,由于没有自己的芯片制造工厂,也必须依靠芯片代工厂来生产芯片。
好了我们可以做下总结,
在芯片的份额来看,
美国毫无疑问是最强的,而且在新技术方面处于引领的态势,美国的芯片公司,博通,高通,英特尔,AMD,苹果,英伟达,德州仪器,似乎每一家都看起来有种不可战胜的感觉。
在芯片份额方面,韩国由于在存储器方面的极高全球份额,因此总份额上位于全球第二。
而全球其他区域,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欧洲,日本2019年的份额都在5%-7%之间,
因此中国很快将脱颖而出,在2023年之前会位居全球第三。
当然了估计直到2025年我们应该还会是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韩国,2025-2030年之间超过韩国跃居世界第二位,2030年之后才有可能超过美国。

在芯片制造领域,如果是看公司总部所在地区的产能排名,
韩国由于三星和SK海力士的巨大产能,因此韩国是世界第一,
我国台湾(台积电,联电等)是世界第二
但是由于韩国这两家大厂,把大量的存储器业务放在中国进行生产,
三星的西安工厂,海力士的无锡工厂都拥有巨大的产能;
而相比之下,由于台湾当局对于半导体制造投资大陆严防死守,台积电在中国大陆的南京厂和上海厂的产能都非常小,主要还是在台湾生产。
因此如果按照工厂所在的地理位置看的话,台湾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基地。
下图是IC insight公布的2019年12月的全球晶圆产能分布(按照地理位置),
中国台湾全球第一,占比21.6%;
韩国全球第二,占比20.9%,
日本全球第三,占比16%
中国大陆全球第四,占比13.9%
美国全球第五,占比12.8%
欧洲全球第六,占比5.8%
全球其他地区占比为9.0%
注意中国大陆的芯片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原因是中国大陆很多产能属于外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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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领域,中国也在快速进步。
因此我做了个图,对比下2015年12月到2019年12月的全球晶圆产能变化,用的是IC insight的数据。
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的晶圆产能全球份额从9.7%增加到了13.9%,上升了4.2个百分点,2019年位居全球第四位,仅次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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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年,全球晶圆产能六大玩家中,
北美,欧洲,日本的晶圆产能份额都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大陆和韩国分别上升4.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台湾则是持平,当然了中国大陆是上升最快的。
非常明显,中国大陆的晶圆产能最快在2022-2023年就能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三。只不过我们要注意了,这个晶圆产能是包括了外资在华半导体制造厂的产能。
当然有人问了,2019年中国大陆总的晶圆产能份额是全球13.9%,那么只算中国大陆自己的工厂呢?份额能占多少?看这个才更有意义。
下图来自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2019年中国前十大半导体制造厂,有五家是外资,其中前两名是三星(西安)和英特尔大连厂,规模都比中芯国际要大。
前四名里面三家是外资厂,尤其是三星西安工厂,在不断扩产,是全球最大的存储器工厂之一,
非常容易看出来,中国
大陆的大部分产能是来自于外资工厂,我们的本土工厂产能全球份额估计就是5%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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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2025年,我们的本土工厂的全球产能份额估计也就能超过欧洲(实际估计2023年之前就能超过),排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之后排全球第五位。
好,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
1:芯片公司份额领域,美国是绝对的霸主,全球占比50%以上。
2019年我们全球份额5%,排名世界第六,预计在三年内能超过日本,欧洲和中国台湾,
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韩国。
超过韩国预计要到2025—2030年。

2:芯片制造厂领域,2019年中国大陆公司的全球产能份额不到5%,
到了2025年,预计中国大陆公司产能到时候是排在全球第五名,能超过欧洲,依然落后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但是距离将会拉近。
看下图,我在本文前面贴过,韩国三星,台湾台积电这种全球产能占比超过10%的巨头就不说了,美国光是美光的产能就占全球9.4%,还有德州仪器,英特尔等工厂呢。
日本光是铠侠的产能就占全球7.2%,还有索尼,瑞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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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本土制造厂2019年全球大约5%不到的产能,即使五年内翻一倍,赶上台湾,韩国,美国,日本还是有点困难。
这还是按照产能算,按照金额计算我国估计会更低,
因为在制程和技术上落后。
我们能够在三年内完成28nm的国产化,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就先不要谈追赶世界领先的问题。我们对半导体制造的领域需要补的课是太多,而不是太少。
而且更为致命的是,我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排头兵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四家,目前看中芯国际内部始终还是没有理顺,华虹发展缓慢,长鑫存储做的DRAM技术复杂还需要时间积累,就长江存储目前总体比较稳,但是规模也还太小。
因此需要更多强力玩家入局,我还是那个判断,华为需要会进入IDM领域,自己制造芯片,我认为华为也最终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现有的国内代工厂中芯国际和华虹都不太能打,不能够支撑华为在未来重新走向领先。
最后,
我们再经过三年的努力,到2023年我们的芯片份额能够上升到全球第三位,而我们的本土芯片工厂的制造产能到2023年有可能超过欧洲,次于台湾,韩国,美国,日本位居世界第五位(当然到2025年预计还是这个排名),但是更大的意义在于28nm的国产化或者说去美化产线搭建,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想比产能的提升意义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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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3 14:17:19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媒:中国芯片自主路途坎坷
2021-04-08 04:15:39 环球时报 第6版

德国《新德意志报》4月7日文章,原题:中国通往芯片自主的坎坷之路 为了摆脱对竞争对手美国的依赖,中国在芯片产业上仍需投入大量资金。弘芯半导体(HSMC)本应使武汉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新麦加”,该公司号称其项目总投资约200亿美元。但在第一批芯片下线前,该公司资金链断裂,这一项目宣布停摆。业内人士认为,这家雄心勃勃公司的失败可能与美国的技术出口禁令有关。

尽管如此,北京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对半导体行业仍重点关注。没有芯片,就不会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因此,半导体行业具有远远超出经济意义的含义:获取半导体更多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对于中国尤其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采购国,每年进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但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外国公司。这种依赖在过去两年中给中国造成了真正的创伤: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战中将半导体出口管制作为政治手段,切断了中国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与美国技术的联系。
此后,北京宣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最新的五年规划像是对华盛顿对抗路线的回应。

相应的投资是巨大的:科技媒体TechNode的研究表明,仅在2020年,中国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直接投资就超过到350亿美元,与此前一年相比增长逾400%。私人风险投资的投资额也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迄今为止,最具希望的国内生产商是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SMIC)。3月中旬,该公司宣布在南方的深圳建设新工厂,总投资超过23亿美元。

尽管数字惊人,但迄今为止,中国半导体行业取得的进展仍有限。该行业仅仅靠扩大投资还不足以跻身世界之巅,还需要经过几代人时间积累的工程技术、专有技术,尤其需要高素质的专家。目前中国还缺少有才能的半导体专业毕业生。

中国实现科技自主的道路无疑将是坎坷的。▲
(作者法比安·克雷奇默,青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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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3 15:36:27 | 显示全部楼层
戳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创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中文版序2019-04-19 08:12:14作者:贾根良来源:民族复兴网

作者:贾根良 发布时间:2018-10-28  来源:民族复兴网

  【作者按:笔者在《让这些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危矣》中提到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这本著作,本文是笔者为其中文版撰写的序言,初稿于2016年9月,修改于2017年3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一些读者来信询问在何处可以买到这本书,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翻译的这个版本因故无法出版了。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一种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欺骗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是与笔者所倡导的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启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笔者一直想撰写一篇《我们拿什么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但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写。在笔者看来,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但五四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更没有一种中国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初步的思考,请看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笔者在2015年曾写道,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一种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支配中国知识界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远没有完成,在笔者看来,纪念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反思支配中国各界的买办文化和买办意识形态,开启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启蒙的新时代。】
  作为一名演化经济学家,笔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国外演化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瓦解后新型社会积累体制将如何赋型的理论探索。[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笔者就通过对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研究成果的评价,及时地撰写了一篇有关制度大转型即将来临的文章,在该文中,笔者指出,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福利国家的诞生一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大转型。尽管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因金融资本的垮台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大伤元气,但如果要强调政府干预、集体价值观念、生产资本主导和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等这些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制度大转型,遭遇抵抗也是不可避免的。(贾根良:2009)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抵抗使笔者所谓的制度大转型拖延了七年,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才使该年成为大变革时代即将来临的标志性一年。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新型积累体制将如何赋型?当然,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的研究仍值得关注,[②]但在这里,笔者将推荐演化经济学界一颗新的明星——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一本新著。[③]本文将分四部分简介并评价该书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一、作者简介以及国外学者对该书的评价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1968年生,四岁随父母移民美国,本科毕业于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主修历史与国际关系,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在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于2000年担任英国开放大学讲师,2004年晋升为该校全职教授,建立并领导着“创新、知识和发展研究中心”。在开放大学任教期间,她受英国智库DEMOS的委托,撰写了研究报告《企业家型国家》(2011年)。在这个报告完成后,她就被聘为了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部(SPRU)的RM.菲利普创新经济学讲席教授,这一席位从前曾相继由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帕维特(Keith Pavitt)和图泽尔曼(Nick Von Tunzelmann)所担任。
  早在2012年初,笔者就在互联网上搜索到并下载了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的电子版。[④]2013年,当马祖卡托将其篇幅增加了一倍多并在英国正式出版之后,笔者就通知商务印书馆立即购买其版权,并纳入到了笔者和梅俊杰研究员主编的《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的出版计划之中。但由于笔者在过去三年多几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思想史、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史的研究上,再也没有时间亲自从事该书的翻译,否则,该书至少在2015年上半年就已出版。由于翻译者的一再拖延,以及笔者因为不满意翻译质量,又不得不找人重译,所以,直到2016年7月,笔者才拿到该书的最终译稿,并在一个多月内校订完毕。该书英国版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荷兰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希腊文和波兰文,并在2015年出版了美国版。现在,除了中文版外,日文和韩语版也即将出版。
  马祖卡托的声名鹊起就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出版。在这本书于2013年出版之前,当中的很多观点就已经被欧盟和英国一些高层次的政府报告所采纳。出版之后,该书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这种状况是不多见的,因为它触及到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和难点问题。该书曾获选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2013年度图书;在该书出版的当年,《新共和党人》杂志就称赞马祖卡托是“三位关于创新问题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2014年,她因为该书获得了“新政治家SPERI政治经济学奖”(New Statesman SPERI Prize in Political Economy);2015年,该书获得德国Wirtschaft Weiter Denken图书奖。
  2016年4月,马祖卡托受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的邀请,在其总部圣地亚哥发表了第十四次“劳尔·普雷维什纪念演讲”,[⑤]并会见了阿根廷总统以及智利和阿根廷一些关键性部门的部长。此前,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人发表过“劳尔·普雷维什纪念演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执行秘书 Alicia Bárcena女士称赞说,“马祖卡托教授以事实为基础,使用一种新鲜、清楚和严密的声音,掀起了猛烈的全球经济争论,她摧毁了主流经济学不着边际的方法,还原了国家作用的本来面目:并非简单地修补市场失灵,而是新市场的一个强有力的创造者。”(Anonymity,c2017)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有关国家经济作用的理论是以其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的,按照这种理论,政府除了在提供法律、国防、教育和保障私有产权等方面发挥作用外,其经济方面的职能只限于修补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是指生产要素或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在市场价格中得不到反映,或者其市场根本上就不存在,这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不完全竞争、信息失灵、负的外部性、公共产品和协调失败。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对于政府干预来说,市场失灵是一种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条件。充足的条件来自这样一种评估:干预的收益超过政府失灵的成本,后者包括被私人利益所虏获(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腐败和寻租)、资源误配(例如,挑选了输家)以及与私人企业发生不正当竞争(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挤出效应)。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政府需要在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这两种没有效率的结果上进行权衡,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市场失灵在很多情况下就不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例如,公共选择理论就认为,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要靠市场自身来修正。但实际上,公共选择理论的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
  虽然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有益的看法,但它只是一种静态的经济理论。马祖卡托认为,市场通常会走向次优的、具有自我强化倾向的路径依赖的方向。比如,能源企业宁愿从地球最深处抽取原油,也不愿意从事清洁能源的投资。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的能源体系遵循的是100多年前所确立的碳密集型发展道路,这并不仅仅只是与市场失灵有关,而是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陷入了一个错误的市场。(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7)对于改变这种状况来说,市场失灵理论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指导。实际上,市场失灵理论提供的只是一种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静态理论,但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创新特别是重大的技术革命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讨论诸如互联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技术等重大技术创新的新市场是如何创造的时候,静态的市场失灵理论无法处理这种动态的力量。
  而且,在解决目前的经济金融化问题上,如经济行为日益的短期效益主义和私人融资的日益投机化等问题,市场失灵理论也是没有用处的。实际上,在解决目前市场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上,西方经济学的严重缺陷是全方位的,正如马祖卡托和雅各布在2016年主编的《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的,“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疲软的增长、金融不稳定、下降的投资、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滞、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险的环境风险。”(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2016: 17-1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祖卡托不仅从经济思想史中西方政治经济学[⑥]传统的著名经济学家如卡尔·波拉尼、约瑟夫·熊彼特和梅纳德·凯恩斯那里吸收灵感,而且也采用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遵循西方政治经济学从“典型化事实”出发提出新理论的研究传统,本文第二节将概述美国政府在创造新技术和新市场上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种经验事实,第三节简介马祖卡托有关“塑造和创造市场”的国家经济作用理论,第四节将对该书对我国的启示以及不足之处做出评论。
  二、企业家型国家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简单地说,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理论与市场失灵理论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直接介入生产活动。市场失灵理论承认基础研究具有正的外部性,赞同国家可以直接通过提供科研基金解决私人企业没有动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但是,他们反对国家介入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等直接的生产活动。然而,马祖卡托的研究却说明,美国政府的干预并没有局限在“竞争前阶段”对基础科学研究支持的界线,而是深入到了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的阶段:当美国通过国家科学基金(NSF)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却又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从事应用研究,并通过诸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这样的机构履行风险资本投资的职能。
  正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全程参与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商业化的各个阶段,在创建互联网、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新的市场和部门上,扮演着企业家、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角色,因而被称之为企业家型国家。[⑦]然而,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我国,流行着有关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美国政府是一个只限于纠正市场失灵的“有限政府”,从而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特别是两者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上产生了许多神话。在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马祖卡托的著作破除的三个神话。
  第一个神话是:公共部门是低效的、迟滞的,私人部门是富有活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要不挡道就行了,它不应该直接尝试创建和塑造各种市场。但马祖卡托的研究却揭示出,虽然近年来美国苹果公司在各类“全球最具创新精神企业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但苹果手机背后的任何一项关键技术都是在政府出资支持下取得的科研成果。例如,互联网的前身是阿帕网,是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一个项目,后者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地球定位系统(GPS)开始之初,是20世纪70年代一项被称为导航星的美国军事计划。iPhone的触屏技术是由一家名叫FingerWorks的公司发明的,该公司是由获得政府资助特拉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他的一位博士候选人创办的,他们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即便是iPhone的语音识别个人助理Siri也可以将其血统追溯至美国政府:它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一项人工智能项目的副产品。马祖卡托揭露这些事实并不否认史蒂夫·乔布斯以及其苹果公司团队在他们如何将现有的技术汇集在一起方面是非常出色的,而是要说明国家在引领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说明政府是私人企业成功的关键性伙伴:愿意承担企业不想承担的风险,同时也是要说明,在不了解或不承认这个故事的公共方面将不利于未来的苹果公司的诞生。
  第二个流行的神话:风险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开拓者。但马祖卡托的著作却揭露出:风险资本经常是在政府投资并承担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之后才进入的。换言之,美国联邦政府是重大技术创新的“造浪者”,而风险资本基本上只是扮演着“冲浪者”的角色,正是美国联邦政府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企业家活动为风险资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对美国IT革命、生物技术产业和纳米技术的研究说明,大多数私人风险资本集中在风险投资的中间阶段,而在早期阶段则是由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提供融资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激进创新的早期阶段在风险投资上具有资本密集、较低的收益预期和需要长期坚守的特点,而私人风险资本对此却不感兴趣,从而使政府不得不承担起这种风险承担者的职责。“事实上,互联网的发明或纳米技术行业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私人部门想要这些东西却无法找到投资来源。两者的出现,都是因为政府在私人部门尚未探测的领域所具有的预见性。即使在政府引入这些新技术之后,私人部门仍然不敢去投资。政府竟然不得不去支持互联网的商业化过程。多年以后,私人风险资本家才开始向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公司提供融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7)马祖卡托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奥尔斯瓦尔德和布兰斯科姆的研究结论:政府对发展初期的技术企业提供的融资相当于“创业天使”的全部投资,而且大约为私人风险资本投资额的2—8倍;她还引用了布洛克和凯勒的研究发现:在1971年至2006年间,在被《研发杂志》年度奖选中的88项最重要的创新之中,有77项——或者说其中的88%——都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提供的研究支持,尤其是(但并不仅仅是)在其初始阶段,而且在《研发杂志》的奖项中,排除了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创新。此外,生物制药产业75%的新发明出自依靠公共资金维持运行的实验室。
  第三个流行的神话是政府没有能力“挑选出优胜者”,无论“优胜者”是属于一些新的技术、经济部门,还是属于特定的企业。但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盯住某一家公司,但却仍然“挑选出了优胜者”,“虽然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涉及到与学者和企业专家的磋商,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要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向——从基础报告到预算方案——都是来自于政府高层官员”。(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7)在这些美国政府机构中,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是突出的代表。与从事基础研究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同,这些机构主要致力于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他们像投资人那样行动,下注于多样化的创新项目的“投资组合”,美国政府为之提供了保护本国企业、政府采购法等成套的政策体系扶植本国企业的创新,例如,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苹果产品忠实的客户,1994年,苹果公司占据了美国小学和高中教育电脑支出的58%。又如,“集成电路技术从贝尔实验室、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公司,转移到苹果手机或平板电脑之类的电子设备的过程,得益于美国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产品采购。作为以这种新的电路设计为基础的处理单元的唯一买家,国防部的采购合同为新生的微处理器行业的发展以及配套电子设备和元件的引入提供了资金——这些设备和元件的价格是通常的商业化市场承担不起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7)美国政府的这些机构在“挑选优胜者”上成绩斐然,例如,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先后成功地挑选出数百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优胜者”,涉及领域包括能源、航空航天、导弹防御、信息与通讯技术、新材料、生物学、医学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技术“优胜者”包括互联网、半导体、全球定位系统、激光器、高超音速飞机、无人驾驶汽车、隐形飞机、微型无人机、智能义肢、远程医疗、合金材料等。
  三、产业政策或国家经济作用的新原理
  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实践说明,政府具有比修补市场失灵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其企业家职能:政府在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中可以作为创新活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承担者,塑造和创造新的市场,引领私人企业的创新浪潮。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往往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这被称作是“任务导向型”的投资和创新活动,例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和大飞机项目,导致互联网诞生的美国国防部的初衷,以及将人类送上月球、防止全球变暖和清洁技术的重大战略投资等,当这些使命完成后,其创新成果就会普惠于整个社会。例如,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先后获得了3000多项专利,带动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全世界在计算机、通信、测控、火箭、激光、材料和医疗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发展。
  市场失灵理论无法解释政府在从事上述“任务导向型”投资和创新活动时发挥的“预见性”战略作用。首先,只集中在修补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的政策分析框架对于市场创造和任务导向的方向性(以及这种方向内的路线图)没有提出任何正当的理由。其次,在没有考虑国家作为引导性投资者和市场创造者的情况下,这种以失灵为基础的政策分析框架不可能关注和研究政府组织的类型、结构和行为,而后者在研究高风险投资的深度和广度时是必须要考察的。再次,当政策只被看作是“干预”而不是被看作是市场创造和塑造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时,在评价任务导向型投资时使用的评估标准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最后,在没有将国家描述为这种过程中的引导性风险承担者和投资者的情况下,以市场失灵为基础的政策分析框架就回避了公私部门之间在风险与收益分配上的关键性问题。因此,马祖卡托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分析框架:(1)变化方向的决策;(2)勇于承担不确定性和投身于发现过程的政府组织的性质;(3)任务导向型和市场创造型的产业政策评估;(4)风险分摊和报酬分配的方式,如何使智慧增长(smart growth)导致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Mariana Mazzucato:2016)我们下面就简单介绍其主要观点。
  首先,变化方向的决策。“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创造互联网等通用技术的任务导向型投资只有通过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合作才能成功,对于这种伙伴关系中的政府一方来说,关键性的不是对私人企业提供激励、提供服务和降低其风险,而是要承担起选择特定变化方向的风险。马祖卡托认为,这种方向性的选择不是在中央机构做出的,而是通过分散的一些政府机构做出决策,如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等,弗雷德·布洛克称之为“发展型网络政府”。(弗雷德•布洛克,2010)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决策虽然不是由一国的国务院这种中央机构做出的,但仍是在国家一级的部委机构集中做出的,不能说是完全分散决策做出的,这实际上就是演化经济学长期研究的部门创新体系问题。
  由于在选择特定部门(如纳米技术)、特定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和宽广定义的特定领域(如绿色经济)上存在着巨大风险,所以在某些选择成功的同时,将会出现其他选择失败。这就使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与政策失灵分析框架相当不同的问题:不是试图决定政府干预还是避开干预的问题,而是理解特定的方向和路线图怎样可以被选择,决定怎样动员和管理可以应对动态社会和技术挑战的活动。政府任务导向型的投资必然有选择,也必然将倾斜竞技场,因此,政策争论的核心不是是否“挑选”,而是这种挑选如何避免锁定在次优状态中。任务应该足够宽广,不仅能够催生许多不同的产业部门(如“阿波罗登月计划”涉及到十几个产业部门),而且应该足够具体以便转变成可以解决的特定问题,以至于可以持续性对其进行评估。
  其次,需要对承担不确定性和投身于发现过程的政府组织的性质进行研究。市场失灵理论提倡尽可能少地减少政府干预,使政府失灵的各种风险如裙带关系和腐败等降到最低。按照这种理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压缩政府规模,其做法是将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外包给更具“活力和效率”的私人部门,它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减少可以用于提高政府决策能力的资源,从而使政府部门管理技术和经济变迁的相关知识和能力不断下降。第二个改革方向是尽量将私人部门与政府机构隔离开来,以避免出现政府机构被私人部门所俘获的情况。
  与市场失灵理论相反,塑造和创造市场的理论认为,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塑造和创造新技术、新部门和新市场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那么,政府改革的方向就必须与市场失灵理论所建议的相反。第一,政府必须建立自身强有力的知识和政策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能够吸引到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顶尖人才,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才和专家,政府不仅不能研究视野宏大的问题并提出大胆的经济政策,而且,在推进政府任务导向的政策时,政府就没有能力对私人行为者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和协调。第二,如果政府要建立自身强有力的知识和政策能力,对其自身组织结构的理解就是基本的。已有研究说明,关键性的要素是其组织结构自身的试验、学习的吸收能力,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样的政府机构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内部试验和学习型的组织结构。第三,与市场失灵理论隐含的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尽量隔离的政策相反,塑造和创造市场的理论鼓励两者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和新型的信任关系,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感召力、各种经济行为者之间信任关系的代理人和定位于具体任务的政策工具等对私人行为者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和协调。
  再次,任务导向型和市场创造型的产业政策评估。市场失灵的产业政策框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指标和方法评价公共投资的收益是否抵偿了与市场失灵和政策实施(包括政府失灵)相关的成本,这种评价指标和方法是在既定技术经济范式下做出的,是以路径依赖的市场力量作为标准进行评价的,旨在于修补这种既定路径下的市场失灵,它既没有考虑到路径依赖的市场力量对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不利影响,也没有考虑到政府可以改变和创造新路径(路径创造)的可能性,简言之,市场失灵的产业政策框架为政府作用和产业政策提供的只是一种静态的或稳定态的解决方案,它所提供只是一种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静态理论,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动态特点,这在创新和公共服务上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任务导向型和市场创造型的产业政策评估框架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要发展一种动态的投资评估工具,以避免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既定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的制约。按照这种原则,评估指标和方法应该考虑到它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溢出效应”,其中包括所培养出来的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它是否导致了新技术、新部门和新市场的出现。比如,以政府在生命科学和医疗研究方面的支出而言,政府合理的做法是,突破私人制药行业只关注于药品的做法,而更多地投资于疾病诊断、手术治疗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那些被忽视的关键领域,这些领域对改进全球人口的健康状况具有巨大的潜力。(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7)
  最后,风险分摊和报酬分配的方式,如何使智慧增长导致包容性增长。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国家在不确定的、高风险的激进创新活动的早期作为风险承担者执行着企业家的职能,但是,虽然国家承担了投资的风险,但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由于国家在创新成功的项目上没有得到报酬,但却在投资失败的项目上却丧失了资本,这势必减少国家在未来为创新融资的能力;另一方面,制药企业的药品高定价使出资进行应用研发的纳税人却买不起其药品,这两个严重的后果导致了创新活动中的机能失调:“投资风险社会化而投资收益私人化”,这使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私人资本对国家的寄生关系,以创新为基础的“智慧性增长”不仅没有导致“包容性增长”,反而成为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改革国家投资的回报机制,使之对创新投资更多,创新更多,从而增加的就业机会也更多。
  马祖卡托提出了三种可以考虑的具体措施:专利税收入、收人比例还贷贷款和开发银行。第一种措施是通过建立国家创新基金,通过专利税形式获得直接投入应用技术的投资回报,由此所获得的专利税收入将由国家创新基金用于下一阶段的创新资助。第二种措施是引入类似于学生贷款的收人比例还贷贷款,当企业的收益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向国家提供一定比例的返还,或者国家对它支持过的公司享有权益。第三种措施是采取国家开发银行的形式获得贷款收益。通过这些措施,使公私部门之间的风险承担与收益分配对等化,在公私部门之间建立起合作共生关系而非寄生关系。马祖卡托的这些建议得到了罗德里克的赞同,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它需要高税收,却无法刺激对创新行为的补偿性投资”(佚名,2015),如果政府能够分享创新投资的收益,这就能够避免资本家成为几乎独占创新收益的创新寡头,减少社会不平等,使创新的经济成果普惠于大众,因此,现在政府应该像当年做好社会保障建成“福利国家”那样,建设“创新型国家”。
  四、《企业家型国家》的启示和不足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在《企业家型国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美国这个通常被认为最能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创新领域中却是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拉让尼克也指出,就技术创新而言,美国政府比日本政府是更加发展型的。(William Lazonick, 2008)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弗雷德·布洛克将美国称作是“隐蔽型的发展型国家”(弗雷德•布洛克,2010)。马祖卡托和弗雷德·布洛克都说,美国政府的这种干预在以前从没有被政策制定者或主流媒体公开讨论过,它都被“隐藏”起来了。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够将企业家型国家或“发展型国家”隐藏的这么好?弗雷德·布洛克解释说,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强有力的干预之所以被“隐藏”起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保守势力的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成功,使其被遮蔽起来了。”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7)《企业家型国家》一书分析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打着“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表现”的旗号直接从事创新活动,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打着“能源安全”而不是利用国家力量占领科技制高点的旗号开展活动,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掩盖了“美国是在创新领域进行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这种事实。
  但在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史家埃里克·赖纳特看来,美国在这方面是有意识地“说一套,做一套”的:“自建国以来,美国就在两种传统之间挣扎,就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的干预主义政策和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管的越少的政府,管的就越好’的信条之间发生冲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1791年建立美利坚第一银行背后的关键人物,而托马斯•杰斐逊却极力反对它,并促使它于1811年关闭。随着时间流逝和美国实用主义开始盛行,这场争论以‘托马斯•杰斐逊派’去负责花哨的政治口号,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派’去负责具体的政策实施而结束。”(埃里克•赖纳特,2010:18)[⑧]赖纳特举了很多例子说明美国的这种两面派作风,例如,“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小企业委员会每年都会用联邦资金为美国私立公司提供超过200亿美元的贷款和担保。离美国小企业委员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华盛顿的一些机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继续实施他们对贫困国家进行遏制的传统,不让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类似机构和制度。”(埃里克•赖纳特,2010:17)[⑨]
  对此,我国经历过很多上当受骗的切身之痛,大飞机项目的下马以及二十多年后又重新上马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但即使有了这种教训,我国仍不断被美国所欺骗。例如,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我国在2011年取消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政策,而美国当时却在执行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产品法》:2011年6月23日,中国财政部正式颁发了“关于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决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停止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2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0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1号)三个文件”。中国没有参加WTO政府采购协议,美国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力对我国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进行干涉(贾根良,2011,2012),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充分说明了其遏制中国发展的两面派作风,因此,笔者一直在呼吁我国要恢复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三个文件。
  马祖卡托的新著可以给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许多启示,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地提出三点。
  第一点是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或者说创新政策问题是产业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理论界对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产业政策的争论被研究“发展型国家”的学者所主导;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6年的沉寂时期,在这个时期,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多对产业政策持负面评价;第三个时期是从2007年至今,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演化经济学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苏特提出,创新政策将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Luc Soete, 2007)赛默里、多西和斯蒂格里茨出版了相关专著。(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2009)但除了个别学者外,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几乎从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年中的这种新进展,笔者希望马祖卡托的这本著作能对这种产业政策的争论有所触动。
  第二点是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真相再次证明了赖纳特和笔者在多年前就已倡导的经济政策制定格言的正确性:“按美国所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所说的去做”,我国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国策。在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我们必须透过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花言巧语以及主流的自由化理论去考察美国的现实实践,在美国,对创新的各种各样的支持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几乎支持了所有重大的科学技术领域,但其政府和学术界却一直向别的国家宣传自由竞争和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说,这种状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此,“按美国所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仍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经济政策格言。在这方面,我国“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该计划出台的时间不仅早于对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成立,而且也是不亚于美国“企业家型国家”成功的典范,但非常可惜的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扬光大,我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反思。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创造“新型举国体制”提供的重要启示和借鉴。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开发重大战略性产品,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实现跨越。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存在差别,我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我们需要对东亚发展型国家、我国“两弹一星”的创新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同样可以称作是“发展型国家”)和美国的企业家型国家(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发展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以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如,马祖卡托在谈到“投资风险社会化而投资收益私人化”的解决方案时提出了三种措施,但没有提出另一种很重要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国有企业解决这一问题。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充分发挥创新先锋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我国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一书具有很重要的启发价值。
  毋庸讳言,马祖卡托的这本新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是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研究的不深入。这也难怪,该书有关绿色工业革命和风能、太阳能的第6-7章是在出版前在原来电子版基础之上临时新增加的,研究不深入也情有可原。但马祖卡托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研究的不深入却反映出,她对笔者所关注的新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缺乏研究,因而注意不到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政策存在的严重缺陷。
  在旧国际分工之下,李斯特有关“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当时的工业价值链在国际上还没有分解,抓住了工业也就抓住了价值链高端。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李斯特的国家致富原则不再成立,因为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服务业,新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价值链的高端和低端的分工,只有抓住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发展中国家才能像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一样取得成功,因此,笔者提出了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进口价值链低端产品,出口价值链高端产品,产业政策的目标在于保护本国的价值链高端。(贾根良等,2015)
  但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却是从价值链低端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相关产业政策也是鼓励参与这种新国际分工的,对其价值链高端缺乏保护,这不仅与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背道而驰,反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使我国更有可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而不能自拔,这是我国在太阳能和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实施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贾根良,2013)也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大量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基于那种经济理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还是基于笔者的新李斯特经济学?马祖卡托所研究的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新国际分工的价值链高端,比较优势理论适合其国情,但美国却从没有实施过真正的自由贸易。然而,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如何创造高端价值链的问题,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都不符合国情,国家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市场的创造者,其产业政策应该定位于保护和扶植高端价值链,而不能像我国的产业政策那样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致力于为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开拓中国市场。由此看来,我国不仅需要美国的“企业家型政府”,更需要笔者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我国,“企业家型国家”只有建立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之上,才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Anonymity:Professor Mazzucato delivers prestigious Raúl Prebisch lecture and meets President of Argentina.University of Sussex.c2017[2017-2-13].http://www.sussex.ac.uk/spru/new ... ks/prebischlecture.
  [2] 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Luc Soete: From Industrial to Innovation Policy,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 Trade, 2007, 7(3).
  [4]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mos, London, UK. 2011.
  [5] Mariana Mazzucato: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6, VO L. 23, NO. 02, 140–156.
  [6] 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 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Wiley-Blackwell,2016.
  [7] William Lazonick: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Lessons from the Advanced Economies,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8/01.
  [8] 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 弗雷德·布洛克:《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重大作用》(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和第7期。
  [10] 贾根良:《评佩蕾丝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1] 贾根良:《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堪比近代史上关税自主权的屈辱丧失》,中华网论坛2011年8月4日[2017-2-13],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9/33/11/1_1.html
  [12] 贾根良:《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
  [13] 贾根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14] 贾根良等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5] 贾根良:《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16]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王中华、封岩译,贾根良校,商务印书馆,2017。(因故不能出版了)
  [17] 佚名:《罗德里克:从福利国家到创新国家》,参考消息网2015年1月23日[2017-2-13],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5/0123/638820.shtml
  [①] 积累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长期的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劳资关系、生产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如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代”的福特制积累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种积累体制的危机,现在正处于其瓦解和新型积累体系的探索阶段。[②] 笔者将在《长期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前景与我国的战略抉择》等论文中继续介绍和引用佩蕾丝的研究。 [③]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王中华、封岩译,贾根良校,商务印书馆,2017。 [④] 这个电子版是作者为英国智库(DEMOS)撰写的,请见Mariana Mazzucato (2011)。 [⑤] “劳尔·普雷维什纪念演讲”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为纪念其第一任执行秘书和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普雷维什百年诞辰的2001年设立的。 [⑥] 为了与目前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其代表是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相区分,笔者提出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来表示一种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包括目前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各流派,请参看贾根良(2017)。 [⑦] 值得说明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干预主要是在联邦政府的部委层面进行的,从而保证了在全国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这与我国因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中央统一的产业政策每每落空并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本来,马祖卡托的这本著作的书名译作“企业家型政府”可能更为合适,但推崇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其危害,已经将其称作是“企业家型政府”,为了与之相区别,本书书名译作了“企业家型国家”,因此在行文中,笔者有时也使用“企业家型政府”代指“企业家型国家”。 [⑧] 埃里克·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⑨] 埃里克·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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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4 12:45: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最新,中国进口集成电路大增33.6%!美国宣布一项500亿扶持计划

2021年04月13日 20:45:08
来源:金十数据







当今,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集成电路已经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4月13日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我国进口集成电路1552.7亿个,同比增加33.6%。另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总额为242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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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集成电路的高需求下,此前我国相关部门还宣布,免除部分芯片、设备的进口税,助力华为、中芯国际等国内半导体企业节省更多成本投入。

据报道,3月29日当天,中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3个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为支持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将对5种情形免收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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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加速“入局”,推动我国芯片产业更加快速地发展。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2月份,我国共有芯片相关企业6.65万家,2020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2.28万家,同比增长195%。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21年后,前2个月在这一领域我国企业注册量增长更为迅猛——达到4350家,同比大增378%。

中国芯片业呈现出的好光景,也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事情。近年来,为了保住自身在全球科技领域中的领先优势,美国不惜扰乱全球供应链,但如今看来美国这盘棋似乎已经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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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公司披露的报告显示,如果中美两国停止电子产品和软件的进出口贸易,那么美国芯片业每年将损失近8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36亿元)。

眼下,为了支持当地芯片业的制造能力和研究设计,4月12日当天,美国宣布了一项补贴计划,该国将斥资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75亿元)扶持这一行业的发展。

文|林妙琼 题|曾艺 图|卢文祥 审|曾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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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4 13:51: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业界曝中芯国际进口一个零件都要美国许可,呼吁放弃幻想发展国产
发布: 2021-04-08 23:44 | 作者: 柠檬树 | 来源: 移动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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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题:芯片

一位国内资深半导体人士认为,以往因为进口设备能够持续供应,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习惯进口设备,维持此现状。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得愈加不确定,产业上下感受到危机,同时这也正是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好时机。


“中芯国际面临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一位资深半导体人士说,“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设备的出口被卡得很死,国产设备顶上来还要时间。这给中芯国际带来了不确定性。”

中芯国际是国内最大的芯片制造厂。根据了解,一条芯片生产线上有数十种机台、几百台设备。在中芯国际,海外设备占到90%左右。其中,美国半导体设备占到60%左右,其余为日韩等国的设备,国产设备占比仅为10%左右。

去年12月18日,中芯国际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后,美国半导体设备立刻阻断了与中芯国际的合作。根据国际半导体协会的信息,每年中芯国际在美购买的设备和材料金额高达50亿美元。今年3月,虽然消息称,中芯国际可以再次获得部分美国设备供应的许可,许可内容为成熟工艺的半导体设备,但美国并未明确“何为成熟工艺”。

知情人士告诉AI财经社,目前,美国设备的供应没有恢复正常。比如,美国第一大半导体设备企业应用材料公司虽然在申请许可证,“但其设备,甚至连一个零部件都不能从美国发货。”

更为紧迫的是,国产设备暂时顶不上。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芯片生产和半导体设备的强绑定,让先入为主的美国设备形成了事实性垄断。国产设备不得不面临单点突破、成不了体系的困境。

“我们很多人总存在幻想。但根据我的了解,美国对中芯国际的设备进口只会越卡越死。”该知情人士称。他建议,不要再抱有幻想,还是从根本上努力拉升国产设备的水平。

美国“解禁”,但设备和材料仍遥遥无期

“美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出口给中芯国际的每一台产品都要拿到许可证,每一台。”半导体产业链人士张岭,在谈及中芯国际设备进口时感叹到。

3月初产业链上传来的消息称,中芯国际将再次获得部分美国设备供应的许可。然而,不止一位半导体业内人士对AI财经社表示,美国设备的交付仍有着不确定性。“目前所有设备,包括一个零配件都要填写出口许可证,而许可证的拒绝或通过,不解释理由。”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拿到许可证成为一件不确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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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我听说一种用于锗硅外延生长的设备就没有卖给中芯国际。”该人士还透露一个细节。

根据美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科林研发、应用材料公司披露的信息,虽然这些供应商在中芯国际被列入黑名单后,就开始寻求获得许可证,但大部分的申请没有得到处理。今年2月中旬,应用材料公司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他们做出的财报预测中没有假设中芯国际的许可证会获批。

漫长的审批流程也会损耗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他们拖上你半年,你设备拿到手里时也已经很晚了,将错过一些重要订单,错过一些行业周期。”半导体设备人士王诚说。

不仅如此,美国设备厂商比如应用材料公司外派工程师也一概不能回答中芯国际的问题。“这不是正常的贸易行为,相当于阻断了中芯国际与海外的技术交流。”

而不确定的因素还潜伏着。3月19日,两名美国议员敦促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此前,中芯国际刚刚与全球光刻机老大、荷兰的ASML签订了12亿美元的订单,但两位议员的联名信里明确提出,要求拜登政府劝说荷兰,阻止ASML将光刻机卖给中芯国际。据获悉,荷兰企业ASML的光刻机中用到了美国原创技术。

“12亿美元光刻机订单刚签订,媒体就广为报道,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订单发货还早,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性。”王诚称。

还要知道的是,ASML卖给中芯国际的DUV光刻机本身就不是最先进的设备,它与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在光源、光路系统和镜头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同样制造7nm的芯片,DUV需要经过多次曝光,良品率也不好控制,成本高企。用它做高端技术,并不现实。

中芯国际在披露的2020年年报中也坦言,公司面临美国“实体清单”管制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设备采购交期较以往有所延长,亦有可能产能建设进度不如预期。“公司可能面临设备、原材料、零备件等生产资料短缺和客户流失等风险,进而导致公司生产受限、订单减少、成本增加,对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国产设备要时间,二手设备依然被卡

国产设备马上顶上来还有难度。

“我们现在欢迎国产设备,但现实是现在国产光刻机还没有一台在生产线上是量产的。”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对AI财经社说。为什么国产设备不能在中芯国际的生产线上大量得到应用?这就不得不提到,芯片制造厂和设备厂之间的合作模式,让先入为主的美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垄断。

在芯片制造上,素来有“一代技术,一代设备,一代产品”的说法,这话点出了一个核心:设备是不能随便更换的。

王诚解释说,无论是台积电,还是中芯国际,从90nm工艺向65nm、28nm、14nm、7nm、5nm不断挺进的过程中,每一代技术,都需要在事先选定好的半导体设备上开发工艺,这其实就是定制。半导体设备不是标准品,一旦你选定了A的设备,如果要更换成B的,就要在后者上重新研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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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要付出新的研发成本和时间成本。所以,理论上没有芯片制造厂会更换设备。”王诚补充说。

那么,中芯国际为什么一开始不在国产设备上研发工艺?张岭透露芯片制造厂和国产设备之间的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国产半导体设备与前沿技术存在一个落差。此前,中芯国际要追赶前沿技术,就要选择与海外设备企业合作。

此外,对芯片制造厂而言,买设备需要看得更加长远,因为这同时也为企业之后的生存率买单——小的公司一旦破产、设备不能支持后续研发、维护服务,会给产线造成很大风险。因此,国内设备面临着“一步弱、步步弱”的局面。

“现在矛盾的地方在于,国产设备厂商顶不上去,但国产设备从业者也有怨言——如果中芯国际这样的芯片制造厂不给国产设备厂试错的机会,怎么可能做好?”资深半导体人士说道。

美国设备延缓、国产设备短时间内难以替代,海外二手设备能否给中芯国际带来希望?这些设备中也有很多美国设备,只要不从美国出口,就不要许可证。

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报道,二手半导体设备今年行情很热。报道称,日本国内有90%的二手半导体设备正流向中国。近一年,由于中国半导体厂商的大量购买,二手半导体设备的价格平均上涨了20%。三井住友融资租赁的负责人还强调,光刻机等核心设备涨至300% 以上。由于行情太热,甚至有的卖方让企业排队下单,谁出价高就优先给谁供货。

在中国买家的名单中,中芯国际也位列其中。对此,多位二手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对AI财经社介绍,二手设备对于中芯国际新建的12英寸产线只是补充,主要落在40nm、50nm的产能上。“中芯国际二手设备占比不会超过20%,主要还是新设备。”

但更现实的问题是,这20%的二手设备目前也因面临合规性问题而有诸多不确定性。一位二手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对AI财经社解释,比如,12英寸的二手设备买来只是一个躯壳,设备上的软件,在网络上是找不到的,仍然要向设备原厂申请注册并缴纳软件使用费。只有申请后,二手设备才会被纳入到原厂的服务范围内,比如故障后调动原厂工程师进行维修、软件升级维护等。

这也意味着,尽管国内企业可以从日韩等地购买美国二手设备,但仍要向美国企业申请软件,最终还要落到出口许可证上。

各地新厂能否运转,核心依然是设备

设备不确定,但中芯国际不能再等。媒体报道称,一个芯片制造厂从开始建厂到形成有效产能需要3年多,如果进度落后,没有赶上这波建厂浪潮,很容易在3年后会落入产能过剩境地。

中芯国际正处在建厂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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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3月17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将在深圳投资建厂。根据公告内容,深圳新项目的投资额约为2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3亿元。而此次建厂将重点生产28nm及以上工艺制程,预计将在2022年开始投产,规划月产能为4万片。

更早些时候,今年2月初上海市公布了2021年重大建设项目清单,清单显示中芯国际12英寸芯片SN1项目处于在建状态。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额90.59亿美元,其中光是生产设备购置和安装费就达到73.3亿美元,将来主要聚焦在14nm及以下先进工艺,规划落地后产能为3.5万片晶圆。

不止南下,也在北上。去年年底,中芯国际还宣布将在北京亦庄成立中芯京城集成电路公司,投资规模为497亿元,分两期计划施工,聚焦在生产28nm及以上集成电路项目,计划于2024年完工。

截至目前,中芯国际在上海、北京、天津和深圳都有芯片制造厂。而其仍在圈地扩建,将数以千亿的资金洒向新的土地。

马不停蹄的建厂与当今全球缺芯大潮不无相关。从手机到汽车,再到视频监控,无论是先进技术,还是成熟技术,几乎都面临着全面缺芯的情况。有知情人士对AI财经社表示,目前中芯国际的产能全满。

但接下来工厂能不能运转起来,核心依然是设备。全球化和国产化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而言是两条腿走路。一位国内资深半导体人士认为,以往因为进口设备能够持续供应,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习惯进口设备,维持此现状。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得愈加不确定,产业上下感受到危机,同时这也正是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好时机。

一位半导体设备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表示,如今中芯国际、长鑫这样的芯片制造厂对国产设备的定位不仅仅是供应商,还是战略合作者。

一位前中芯国际人士表示,中芯国际对于国产设备的态度蛮欢迎的,“能用就用”。他透露,在某些产线某工艺制程上,国产设备的占比甚至能达到20%到30%,“在北京的创新中心也做一些扶持国产设备的工作”。

他所提到的“北京的创新中心”实际上是北方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北方集成电路创新中心为中芯北方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是产业链国产化一个重要地标。2019年年底,中芯国际和亦庄国投分别对该中心增资9900万、5000万元。中芯国际表示,增资事项将有助于合资公司与产业链企业从事相关业务,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提升集团生产线效率,降低生产线的建造与运营成本。

目前国内能够顶上去的是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环节,比如扩散炉、清洗机。在先进工艺上,上海中微的刻蚀机已经用于台积电的5nm生产线,是国产设备中唯一在先进工艺上获得突破的产品。

去年,在集微网一场线上沟通会上,国产半导体设备主要企业北方华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赵晋荣曾透露,北方华创在8英寸产线上有30多种设备在产线上,12英寸的65nm、55nm、40nm也有设备在产线上。他也表示,从工序上看,一条产线400-500道工序,现在国内厂商在某道工序上已经做到了30%-50%的占有率,但设备大类占比低,门槛需要一道道来跨。

上述上市公司董事长也表示,国产设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要逐步完成知识产权自主、验证期、制造自主、供应链自主这几个阶段。

“过去,国产设备最难的是敲开门,让客户给你试的机会,现在这个大背景下,这反而不是最难的了,中芯国际有了强烈的需求。目前如果大家凭真正的专业能力,为用户提供真正在性能上对标国际厂商的设备,就能抓住黄金机会长足发展。”他认为,2021、2022年会看到本土设备市占率会有大幅的提升。

“不要再抱有幻想,还是努力拉升国产设备吧。”一位资深人士表示。而因为之前落后太多,这一过程将充满艰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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