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濒临破产 列宁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焦典

华西村“破产”困局无关“社会主义”

2021-03-01 15:41:52  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秦明

　　前两天，“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濒临破产”的消息再度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国资委已经接手”的说法更是在某些群被有鼻子有眼儿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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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曝华西村某广场人群冒雨排长队疑似“挤兑”入股资金，起因是24日华西村的入股分红突然从承诺的30%变为0.5%。

　　26日下午，华西村党委发言人回应称视频属实，主要是“外面的引资款到期兑付”，坊间传言引起了周边投资村民“挤兑”，“华西资金充足，兑付没问题”。

　　其实，华西村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破产”消息。近年来，华西村“破产”的传闻此起彼伏、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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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改革精英，做梦都盼着华西、南街这样的还在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赶快破产，然而，“负债389亿”的华西村依然“僵而不死”。

　　当然，华西村近年来遭遇的困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华西村的三大产业是钢铁、纺织、旅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发生在房地产领域，更是在实业生产领域普遍地发生了，钢铁、纺织日益没落为夕阳产业，而华西村的红色旅游热潮在“共富、唱红”衰落以后也走向萧条。到2012年，华西村虽说还不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但现金流的确已经面临断裂。

　　遭遇“挤兑”的这起投资事件中，华西村虽然还没有到“破产”的地步，但“失信”是无疑的，这是华西村目前遭遇到巨大困局的又一次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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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的集体经济共富神话、“天下第一村”，为何面临如今的巨额负债?笔者认为，辩证地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状和出路，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遭遇媒体“双标”的“高负债”

　　2008年，另一个共富典型——南街村，同样遭遇了《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关于“南街村破产”的疯狂炒作。实际上，当时的南街村面临着16亿的负债，而资产有26亿，负债率虽然也达到了61.5%，但是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这两年南街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负债率已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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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据此前媒体报道，华西村“总资产542亿、负债389亿”，负债率高达71.8%。这一负债率接近目前国内企业平均负债水平：财政部去年公布的中央企业平均负债率在2019年末已达67.2%，房地产企业十大巨头的平均负债率早在2017年就攀升到80%以上;全球500强企业负债率普遍在70%以上。

　　可以说，“债台高筑”是目前国内外企业主体面临的普遍状况，以债务“创造财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通病”。

　　华西村和南街村的高负债当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但笔者看不惯的是，这些鼓吹私有化的自由派媒体对普遍存在的事物和状况视而不见，唯独盯着华西村和南街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化石”，动辄炒作它们“濒临破产”的话题。

　　华西村的“非社会主义”性质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起步，与毛主席办“社队企业”的伟大构想密不可分。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不久，毛主席就将《人民日报》介绍安徽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工厂的做法收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

　　而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正是在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精神下，从60年代初就开始创办“队办企业”的，农民搞起了小五金。

　　1965年，毛主席在介绍华西社队企业的材料上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在将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大寨树立为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之后，毛主席又将华西村树立为了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公社工化”的典型。

　　从大寨到华西，实际上验证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两步走”的接力：第一步是通过农业合作化打下地基，农业支援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第二步是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办工厂实现农村地区的现代化。

　　遗憾的是，在分田单干的大环境下，作为合作化旗帜的大寨已经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污名化;而地基之上腾飞的华西村却“如鱼得水”，成为参与书写80年代乡镇企业“奇迹”的一颗新星，那个年代众多的乡镇企业正是来源于毛主席时代创办起来的“社队企业”。

　　吴仁宝的伟大之处在于，在乡镇企业逐渐被私有化、集体资产变成个人资产的大潮下，吴仁宝却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坚持了下来。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华西村集体经济已经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而演变为“小部分人的资本的集合体”(张文茂老师语)。

　　毛主席设想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然后过渡到全面所有制，大环境的变化已经彻底逆转了这样的进程。

　　新世纪以来，华西村经历了从小华西到大华西的转变，陆续兼并了周边的二十多个村，这样的兼并以类似资本入股的形式进行，新并入村的村民待遇与原华西村村民有着很大的差距，贫富差距在大华西内部已经逐步显现;另外，华西村雇佣了2万外来人口，与一般的资本企业别无二致，这一现象在南街村同样存在，只是南街村通过“荣誉村民”的形式不断吸纳外来人口，要更加公平。

　　而真正“要命”的是，市场和私有制的大环境不断向华西、南街这样的集体村的村民传递着“精神污染”，集体经济组织下原本就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以及个人的“多吃多占”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大环境下原本还可以得到抑制，而在市场环境下却又被不断激发和放大。

　　毕竟像吴仁宝和王宏斌这样，能通过个人觉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是凤毛麟角，“化公为私”的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随时面临蜕化、变质的危险。以至于南街集体经济的维持靠的是班长王宏斌这样的能力的“榜样带动”和“威望震慑”，而华西村的维系则靠的是外界带着有色眼镜和异样眼光所抨击的“家族统治”——这一点与今天朝鲜所面临的外部困局非常相似。

　　华西村“高负债”更无关“社会主义”

　　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以及垄断化的大趋势，“农民办工业”的华西村相比那些资本巨头，原本就不具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合并了周边二十多个村以后，华西村就停止在村庄规模上的扩张，转而学习一般的资本企业，开始了产业方面的转型和扩张，甚至涉足金融领域和地方银行。

　　华西村的“高负债”正是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而南街村的债务同样是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累计起来的。

　　尽管华西村的内核仍然是集体经济，但其参与市场交换的主体与一般的资本企业没有丝毫差别。在资本扩张期，债务问题还不明显;而随着全社会生产过剩的加剧、资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债务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也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华西村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一般资本企业今天所遭遇的困境，跟“社会主义”没有一毛钱关系。

　　即便如此，华西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积极意义仍然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实现了3.5万农民的共同富裕、让他们免受资本剥削之苦;它的存在更是为中国广大农村指明一条可能的出路。

　　前几天，激流网就“女权”问题刊出了一篇“左翼鄙视链”的文章，笔者对文章观点深表赞同。而某些自诩“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不也在不断鄙视和抨击南街村和华西村这样的仅存的农村集体经济典型吗?

　　华西和南街是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旗帜，某些人把它们存在的意义拔得太高，就会恐惧甚至痛责它们的不足与失败，某些“情感左翼”甚至可能因为它们的失败而丧失信念斗志;但也完全不必要贬低它们，无视它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存在的进步意义。

　　虽然它们代表不了最终方向，但社会主义者也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农村集体经济的维系、乃至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进化”，所面临的也正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才是足以引起我们思索和为之不懈奋斗的……

焦典

华西村遭挤兑，华西村可能破产，原先的天下第一村的模式之辩

2021
03/01
07:45
Jerryxiaoxiao
企鹅号


腾讯网

“华西村”陷挤兑疑云，近日，网友爆出江苏省江阴市“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某广场人群冒雨排长队，疑似办理财务方面的手续。网友质疑华西村遭“挤兑”，资金出现问题。

华西村破产，不知道是否属实，网上有说华西村负债几百亿，这几天，关于华西村的新闻还是挺多的，当然，我们也只是看看，但不禁又想起一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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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读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参观过华西村，那时感觉华西村真的好厉害哦，家家住别墅，出门下雨不打伞，开小车，学习看病不花钱等等，简直是人间天堂，那时去看，还是觉得挺震撼的，而且，参观完后，班里还组织了辩论赛，题目是华西村的模式是否适合全中国。

当时，我们讨论得挺激烈的，在语文老师的组织下，算是对华西村的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仍然记得，当时的总结是，像华西村这样走集体主义的道路，在他们一个村很有可能是行得通的，但如果放到全国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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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那时候我们的讨论可能忘记了一点，或者说没有多少的阅历，无法领会到一点，就是集体主义道路的一个关键点，领导集体的团体是否能完全代表集体的利益去做事，是否本着集体的利益，集体的发展去所思所为。

30年来，华西村应该说发展得很快，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赶上了钢铁，纺织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开发了旅游等业务，大家资金集中，统筹规划，齐心协力，确实为当时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但随着蓝海业务竞争的慢慢激烈化，红利时代的慢慢过去，就需要更好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找准时机，一步步踏实地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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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其实，古话有说过，共苦易，同福难，如果把吴仁宝看作是创业的第一代，大家可以共同去齐心协力地为自己，为村民，为大家，为集体去做很多事情，但作为第二代的华西村的领导集体可能就未必会那么齐心协力了。

网友有调查，说华西村可以叫做吴家村了，基本上村里的领导阶层都是吴仁宝的家属亲戚，而且，这些村领导也没有经历当初创业时的艰难，创业容易，守业难，也许，目前华西村真的碰到一些问题，就村民的排队挤兑提款，可能也是一种对领阶层的不信任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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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发展模式，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的齐心协力，大家的相互信任，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谋划，齐同发展，相信，华西村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同样，也相信哪怕是集体主义模式，对于目前这样的情况，状况，也是有办法解决的，要做的就是挽回信心，从头出发，毕竟，华西村的底子还在，而且，现在尽管竞争激烈，不过，机会还是挺多的，就把华西村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一个集团公司，对内抓管理，对外抓销售，找准商业机会，果断执行，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集体的信任，相互的合作，哪怕暂时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最后，希望华西村能够走出困境，再创辉煌。

焦典

列宁：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注：《论合作社》一文是1923年1月4-6日口授的。
    列宁原打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合作社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25页）。1922年9月，他曾向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索取关于合作社活动的资料（同上，第52卷第479-480页）。1923年1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为列宁索取有关合作社的著作。给列宁送去了下列书籍：尼·美舍利亚科夫《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马克思主义和消费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И.扎先《资本主义时代合作制理论的发展》1919年莫斯科版（这三本书藏于克里姆林宫列宁图书馆）；弗·施陶丁格尔《从舒尔采-德里奇到克罗伊茨纳赫》1919年莫斯科版；亚·恰扬诺夫《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1916年莫斯科版；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1913年莫斯科版。
    《论合作社》一文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5月转交中央委员会。5月24日政治局通过下述决定：
“认为必须以最快速度刊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并在文后注明日期。”）



                                                                                      　一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可是他们的幻想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正在成为不加任何粉饰的现实。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第767页◎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这又正是主要之点。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毫无疑义，我们虽然达到了这级台阶，却绝少利用它。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第768页◎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我现在想跟读者谈一谈，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一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但是支持合作社制度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奖励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合作社工作者来到农村开设合作商店，严格地说，居民还完全没有参加这一工作，但同时出于个人得益的考虑，他们又会急于试试参加。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第769页◎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但这还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是不清楚的，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第770页◎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1923年1月4日


                                                                                       二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注：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11—540页。——编者注）。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产生疑问。但他们的疑问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第一，是为了指明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65论战时的立场之间有历史联系，而且那时我就已证明过，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我很重视判明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第二，我一向很重视实际目的。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实行租让；在我国条件下，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谈这一方面时我们可能要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至少要同国家资本主义作一对比。这就是合◎第771页◎作社问题。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中，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出现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

    我们有些人在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现在来说明我的看法。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合作”社会主义看作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看作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第772页◎

    毫无疑问，从当代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你们看，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让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注：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列宁在这里借用这个词以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第773页◎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6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1—368页◎第774页◎
    载于1923年5月26日和27日《真理报》第115号和第116号

焦典

张文茂：《槐树庄》和大户陈家那些事 ——《走向乡村振兴》读后感之二
发布时间：2021-03-01        来源：作者来稿作者：张文茂

《槐树庄》和大户陈家那些事

——《走向乡村振兴》读后感之二

张文茂

一
            
《走向乡村振兴》的第十二章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作者王宏甲在这里首先介绍了山东蓬莱一个叫槐树庄的村庄，2018年以后在党支部书记李军带领下，成立了烟台市槐念农业专业合作社。他们艰苦奋斗，修路造田，发展新产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笔者2019年也曾去过这个村，见到过腿上还打着石膏的李军。

由李军的槐树庄，作者想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的电影《槐树庄》。这部老电影讲什么呢？作者介绍说：“影片讲槐树庄在共产党员郭大娘的带领下，从土改走向合作化的历程 。”

电影里的槐树庄是另外一个村庄。

主要人物有：

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郭大娘，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

贫农李老康，多病、孩子多，土改后不得不卖地。

老党员刘老成，满足于土改后的单干生活，不愿加入合作社。儿子刘根柱抗美援朝回来，却积极加入了合作社。

农民李满仓，一心想发家致富，故事开始时正积极买进土地。

故事围绕槐树庄党支部书记郭大娘办合作社展开。合作社帮助李老康这样的贫苦农民战胜了困难，吸引了更多农民入社，并且由初级社发展到了高级社。老党员刘老成却不愿意入社，为此与早以入社的儿子刘根柱发生了很多矛盾。刘根柱找郭大娘帮忙，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刘老成最终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加入了合作社。影片结尾，1958年槐树庄成立了人民公社，郭大娘也接到了去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的通知。

两个槐树庄，一个是艺术形象的《槐树庄》，代表了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后来土地再次到户，这个《槐树庄》也被冷藏了。然而，土地再次到户近40年后，现实中的槐树庄又重新走上了电影中的槐树庄六十几年前的道路，这是很让人感慨，同时引人深思的。

电影槐树庄的路，再走一次又何妨！

二


有没有不用再重走一次的？有。

请看看同是山东的大户陈家村。这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村庄，500多户，1470口人。2016年全村总收入1.6亿元。全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孩子中、高考升学的有奖励，过年过节给村民发福利上百万。他们自已说：“我们村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乍一看这样的村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比起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还差很多，比同是烟台的南山集团（龙口市的一个村）也差很多。但是，这个村庄的发展历程却很值得聊一聊。

这也是一个现实版的“槐树庄”。他们也有一个叫陈瑄的老支部书记，在1956年干着和郭大娘一样的事。这一干就是25年，直到1981年，修整出大寨田860亩，修建小水库11座，扬水站8座，塘坝3座，水渠5800米，挖隧道190米，打大井10眼———荒滩变良田，山地变水浇梯田——农业机械达到30台共460马力。

然而，到了1983年，又是一个历史的节点。艺术中的《槐树庄》被退到后台去了，现实中的大户陈家呢？只有26岁、刚刚接任的新书记陈松海，在老书记帮助下，采取了一个“折衷主义”的办法：“土地承包，我们村是一半一半。”

“怎么叫一半一半？”

“分口粮田给农民，解决吃饭问题。留一半发展果园。”

陈松海第一步成立了一个果园公司，将1500亩地全部种上了苹果。这个果园的存在，使村里保留了集体劳动。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由过去的以粮为纲向多种经营拓展。

这还不算。1984年，陈松海又要改造扩大集体企业了。他认为，不这样做，村集体“是守不住的”。大队原有一个粉丝厂、两个油坊、三个铁匠铺。加在一起，我们姑且称为六个手工作坊吧。陈松海要发展食品加工业，办一个招远市大户陈家龙口粉丝公司，可是支部大会表决时把他否决了，原因是不同意他动用集体尚存的7万元资金。没办法，他只能利用原有的厂房进行改造，花了一年时间，靠借款搞成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粉丝厂，产量由原来的30吨增加到500吨。1984年到1985年，他们又与沈阳油漆厂合作，办起了招远辽沈油漆化工厂。1991年，又成立了招远三联化工集团公司，这家公司现有固定资产1.7亿元，年利税667万元。——他们这个发展过程，已经是典型的农村产业革命的特征了。

由农业结构调整再到农村产业结构变革，是《槐树庄》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还不具备条件。但是，恰恰是《槐树庄》那个阶段的艰苦奋斗，为后来的这些调整奠定了基础。这两个阶段是怎么衍接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过，六十年代造田，七十年代造厂，八十年代造城。大户陈家这个衍接的时间在1983年到1984年，其中有两个关键环节很重要，一是那个“一半一半”，另一个是还没被分掉的六个手工作坊。

两个一半留住了集体的一半土地，六个手工业作坊则成了工业化的新起点。艺术上的《槐树庄》在这时候被封存了，而现实中的大户陈家，却幸运地走上了新的征程。

三


故事讲到这里本来是可以划个句号了。但是后面还有文章。后面文章的亮点在于，大户陈家的农业竟然再次出现了“家庭经营”。

2013年，大户陈家成立了“大户庄园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党支部创办的。他们动员农民把分到户的那些土地入股到合作社，一亩地算一股，等同于2000元现金，村集体和企业也分别以现金形式入股。2014年流转回土地600亩，153户入社，后来又陆续流转回土地1200亩。再后来他们又吸收了周边13个村的1.2万亩土地。他们把这些土地集中使用，统一规划成每个20——90亩不等的种植片区，再以每亩1500——2000元的价格发包给农户经营，前两年免收承包费。他们称这些承包者是家庭农场主，外村人也可以承包，结果带出了上百个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场主。

这些种植片区发包出去之前，村合作社先作了大量投入，对农业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举例说，栽种果树的地块都建有大棚顶盖，一旦天气预报有冰雹袭击，一按电钮就可以把果树遮盖起来。发包出去之后，合作社有统一的田间管理标准，还有从技术支持到销售环节的全程服务——合作社建了两千吨的果品储藏冷风库和300吨的粮食加工生产线；还有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园，有聘用的和自已培养的科技人员不断试种各种新品种，为承包者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简单说，把土地重新集起来统一规划并进行配套设施建设，然后再发包给农户家庭经营，这就是大户庄园合作社的故事。这里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第一，生产队解散后分田到户的家庭经营，是退到了分散的家庭小农经济，而这里承包农场主的家庭经营，已经是分工分业基础上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了。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这种由村集体主办的合作社向农户发包种植片区的做法，是一种集体经济控制下的合作经济，类似于被母公司控股的子公司。这种在一个村集体下面又发展出各种专业合作组织的情况，笔者在北京、山东、陕西等地都见到过，只是专业合作的产业内容不同罢了。

第三，假如没有经历过那个分田到户的过程，而是按集体经济的路子一直走下来，这一切不过是集体经济在产业结构变革以后，在分工分业的基础上，形成了集体、企业、专业农户之间的一种新的双层或多层经营体制。

道路总是曲折的。正是因经历了那个曲折的过程，才出现了后来的“家庭经营”、“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土地流转”、“合作经济”等等现象。这些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能仅凭概念来判断是非对错。在现实的农村实践中，一些在逻辑上有冲突的概念往往也能统一起来，比如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与家庭经营、统一经营与承包经营、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主等等。

但是，当有人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层面来使用这些概念，就要认真对待了。比如用合作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用家庭一层经营取代双层经营，用新兴经营主体取代集体经营组织等等，都是要加以警惕的。

说到底，《槐树庄》戏里戏外的争论还在继续。我想，这也是《走向乡村振兴》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吧？

                               2021—02—26

（本文作者：中共党员，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

焦典

陈婧：遭挤兑的“天下第一村”
时间:2021-03-04 07:2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沪声纸述

jingchen@sph.com.sg

中国决策层刚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提升到全新高度，曾有中国最富裕乡村之称的华西村就上了新闻——以一个颇具争议的形象。

一个“华西村居民冒雨排队兑付现金”的视频，上周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爆料者称，由村委会设立的华西集团，入股年利率由30％跌至仅剩0.5％。村民担心集团资金链出现问题，数百人冒雨排队取钱保本，令华西集团遭遇挤兑。

华西村中共党委发言人隔天向媒体证实视频内容属实，但称这主要是因为“外界引资款到期兑付”，并称年末年初投资人排队兑付资金是正常现象。发言人也指华西村资金充足，兑付没有问题。

尽管这场挤兑疑云暂时没有下文，但曾经以“家家住别墅、户户开豪车”闻名的华西村，沉寂一时后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竟是因为负面新闻，不禁令人感叹：“天下第一村”怎么了？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下辖江阴市的华西村，曾缔造过集体经济致富的传奇。而谈到华西村的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已故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吴仁宝就开始带领当地村民发展工业作坊。改革开放后，华西村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实现了快速增长。

21世纪初，华西集团旗下拥有上百家企业，除了生产钢铁、也涉及有色金属、烟草和房地产等业务。到了2004年，华西村村民人均工资年收入已达到12万2600元（人民币，下同，约2万5200新元），是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近42倍，城镇居民人均工资的13倍。

不过，2008年之后，华西村的钢铁业绩就一路下坡，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在2013年时，就有报道称由于村属企业亏损，身为股东的村民们被迫入住村内的五星级豪华酒店“扩大内需”。过去五年，华西集团负债总额都在400亿元左右，根据今年1-月的业绩预报，归属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首次亏损，预计亏损额介于3亿9000万元至4亿3500万元。

华西村债务危机加重之际，外界对于当地营运模式的质疑声浪也越来越高。吴仁宝在2013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吴协恩全面接任村书记、主任和华西集团董事长，吴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在村中担任重要职务，招致舆论批评华西村已沦为“封建家天下”。

华西村并非没有做过转型努力，吴协恩接任村党委书记后，将金融业作为集团的新发展重点。华西集团开始涉足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多个金融领域，通过平台参股多家上市公司。吴协恩之子孙喜耀在2008年留学回国后，也参与华西村转型，将业务拓展至网游电竞和手机阅读等互联网新兴产业。

然而，从当前的经营业绩来看，华西村的转型之路尚未成功。新投资的产业不仅没能弥补传统产业的亏损，反而加重了经营负担。吴仁宝的子孙们能否带华西村找到正确的发展目标，以家族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一个村子，在当下是否具有竞争力，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华西村的“家天下”特色不仅体现在领导者的世袭制度上，也体现在“内外有别”的差别对待。在华西村最鼎盛之时，就有报道披露，只有数千名村民能分得别墅豪车，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享受这些福利。在中国多地各出奇招“抢人才”的今天，华西村还能以原有制度吸引到新鲜血液加入吗？

华西村曾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典范荣誉加身，它所在的江阴和无锡市也把它视为当地金字招牌。华西村陷入经营危机后，无锡市政府曾为此召开纾困会议。当地国企无锡国联集团去年还以近10亿元收购华西集团关联公司的部分股权。不过，政府托底能为华西村“续命”几年，也令人存疑。

一家金融机构被挤兑，往往是因为曝出重大负面传闻，导致大批客户信心动摇，纷纷撤回本金。挤兑既是金融机构信用破产的征兆，也会进一步加剧现金流危机，机构可能就此宣告倒闭。华西村遭遇的挤兑，则反映出“天下第一村”因其经营模式与时代脱节而失去投资者信任，也为它今后的发展带来更大挑战。

比起华西村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缔造的辉煌，这个乡村综合经济体接下来如何走出信用危机，从转型阵痛中摸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道，或许对于千千万万尚待振兴的中国农村来说更具参考意义。

焦典

华西村，不该被曲解
欧洲金靴 · 2021-03-04 · 来源： 金靴指挥淮海战役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华西村破产”，每年一度被炒作的恶谣，近期以来又被搬出大做文章。
　　华西村以及执掌村舵46年的华西老书记吴仁宝(2013年病逝)，之所以长年累月被某些媒体(以南方系为首)污蔑泼污、歪曲解读，不过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坚持走集体经济的农村典型、故而为自由化风潮所不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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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他们几十年来持续不断丑化陈永贵一般，吴仁宝可以看做是陈永贵精神的化身延续，也是毛泽东治农思想的一种传承。
　　1964年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大寨之路》的文章，高度赞扬大寨模式，当时36岁的吴仁宝就拿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
　　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吴仁宝的“偶像”。
　　顶着1965年毛主席对华西村“光明灿烂的希望”的批示，吴仁宝带着公社村民制定出“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并提前七年实现了农产目标。
　　到1969年，华西大队的粮食亩产达到1423斤，人均分配口粮590斤，现金130元。
　　到1972年，华西大队实现亩产2100斤，完成吨粮田的目标，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知名的示范农村。
　　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在60年代面临某些官僚极左势力一刀切“减资本主义尾巴”的极端威胁，吴仁宝还曾偷偷摸摸兴办小五金厂，坚持“工业兴农”和“集体主义”两只拳头一起打，最终让小五金厂十年时间创造300万产值、利润率逼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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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的媒体，只会曲解吴书记“也得向资本主义服软”，却完全无视吴书记事实上坚持集体分红、即便顶着某些村里老人压力也坚持不变色的施政风骨。
　　比如2009年11月16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央视在介绍华西村时就采用了这种阴阳失真的报道话术，绝口不提真正让华西壮大、共同富裕的法宝是集体所有制。
　　到1978年，中国农村面临体制性的瓦解分甭，吴仁宝治理下的华西村却拥有着固定资产100万、银行存款100万、外加三年口粮的家底。
　　这让华西村有了拒绝家庭联产承包、拒绝分田单干、拒绝包产到户的底气。
　　强顶着三中全会精神，吴书记在80年代初表示：“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发展集体经济，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进入80年代，市场经济风潮席卷全国，吴仁宝率先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
　　进入90年代，原本被新中国压灭的黄赌毒死灰复燃，面临华西人逐渐富起来的现实，担心抵御不住诱惑的吴仁宝登报贴告示：“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万元！并为举报人保密。”
　　从1999年至2004年，镇政府按责任制合同、贡献绩效，批给吴仁宝的奖金累计达5000多万元，而他都留给了集体。
　　上级领导和华西集团公司的总账会计、现金出纳会计都找过吴仁宝，劝他“作为华西掌舵人，应该拿最高的奖金”，吴仁宝的回复则是：“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还是留给村里，留给老百姓，作为华西的发展基金和流动资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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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系过去针对华西村死死抓住不放的，就是泼一个所谓“吴仁宝家族搞垄断”的脏水。
　　但实际上，到吴书记2013年去世时华西31个正副书记中的5个吴书记的子女，均是通过十多年的工作而被村民民主选举选上去的。
　　同时，从1961年开始，吴家没有一人担任过财会职务，比如村党委会计等，华西的历史账目也是清晰可查。
　　2010年，厉以宁曾为《赢在华西》做序，这在当时是一副很尬、很有趣的场景，如同一个和尚高喊“老道万岁”……
　　但那篇序文里，厉以宁的用辞落笔是非常春秋的，先是抹去华西村和吴仁宝在1979年之前的努力、只歌颂改开后的成就;又称赞华西顺应现代公司制度、因而大获成功，罔顾华西坚持集体持股分红的事实。
　　到今天，吴书记已去世多年，小华西也已扩张为大华西，不可忽视和回避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生钱”思维，也渗透进了原本看似堡垒坚固的华西村，某些资本雇佣的原始图景也在华西出现，乃至发生了挤兑丑闻。
　　近年来，频繁涉足互联网金融的华西村集团负债率节节攀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相比于国内那些真正割惨韭菜的金融玩票集团动辄负债千亿、两千亿的负债率，媒体们针对华西村的报道总是笔墨带着腥臭味。
　　且要看到，华西遭遇负债高企的局面，这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锅”？
　　问一个大的问题：苏联解体，究竟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它背离了社会主义?
　　谈华西村今天的困难，其实可以拿科技巨头华为来类比。
　　华为在90年代“变卖潮”中等坚持员工持股，这体现了某种集体主义的经济思路;但是到后期，所谓的集体持股和民主决策已经仅仅局限于华为高层和创始团队。
　　再比如华为内部发行的鼓吹血汗工厂模式的“四大名著”(《火车头传》、《告研发员工书》、《原生家庭论》、《字字珠玑案例集》);再比如华为从2007年开始实行的“离职再入职”(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入职十年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等等等等……对于华为的评价，显然要辩证。
　　那么对于华西村的评价，同样要辩证。
　　不论是新时期凸显的官僚主义，还是涉足金融扩张、接触私募基金而导致债务危机，华西确实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不过，既然要辩证，就不能无视从历史走来的事实。华西能有今天、能够成为天下第一村以致于被南方系媒体频频攻击，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至于资本困局的形成原因，则又是另一番画面了。
　　毛主席所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为华西加油，这是一个堡垒式的思想象征，不该变色，更不该因变色而被全盘地曲解。

焦典

李昌平：我对2021年一号文件“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的解读（二）
2021-03-12 09:26:33  来源： 乡建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昌平

　　编者按：本人李昌平，乡建院创始人。十多年来领导乡建院一百多号同志在全国各地协助县市区党委政府在数百个乡村开展“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点的系统性乡村建设”，探索激活内生动力、四两拨千斤的乡村振兴之法，创造了很多经典案例，如河南信阳郝堂村、湖北武汉江夏小朱湾、湖北鄂州张远村、山西岢岚宋家沟、山东微山湖杨村、广东珠海石龙村、内蒙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等等。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终于出现了“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要求，这是对“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的系统乡村建设”的肯定。本人认为“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是2021年一号文件的真亮点，是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探索四两拨千斤乡村振兴之法的根本性举措。



　　为什么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如此重要呢？

　　今天第二讲的内容是《村社内置金融是中国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的有效途径》。

　　本人在2000年离开体制后，去了深圳珠海等地打工。2001年因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去了北京，辗转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在温铁军老师领导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内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学术精英和决策精英。十几年前的北京精英们，就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当中国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要赶超美国的时候，防止中国经济陷入“日本式衰退”将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之一。当时北京主流精英们的共识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等财产市场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可支配现金流，扩大内需促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最佳应对之策。精英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就是市场化，能够市场化的都市场化了，到时（2015年）还没有市场化的可能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了，逐步让农民房屋和集体土地私有化，其价值有数百万亿，数百万亿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的逐步市场化，就可以避免中国陷入“日本式衰退”。但北京精英圈子的共识并不是铁板一块，譬如张路雄、温铁军、徐祥临、贺雪峰、潘维等先生虽不反对深化市场化改革，但旗帜鲜明反对土地私有化。当然，沉默者更多。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如何深化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避免“日本式衰退”?

　　如果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如何深化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呢?如何避免“日本式衰退”呢？这是温铁军教授等少数派也必须回答的难题，不回答这个难题就必须接受土地私有化以应对“日本式衰退”的主流主张。主张集体土地私有化的主流派，只是从经济发展速度考虑问题，只把土地当成财产或市场要素考虑，要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就必须土地私有化。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是非主流派，是精英中的极少数派，他们认为土地不仅仅是财产和市场要素，土地功能是多元的，地权制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性质高度关联，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发展速度，要把国家有效治理和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提出反对土地私有化主张。

　　不管温铁军等先生如何反对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渐进式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土地私有化派主导了改革权，他们公开的说法是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私底下的说法就是集体土地私有化。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改革发展语境下，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到户、地权三权分置、农地经营权集中于老板后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试点、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造等“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组合拳一套接一套的打，但只字不提土地“私有化”三个字。



　　▲日本农协 名古屋附近 与日本农民合影，2005年

　　2005年后，我有机会去了我国台湾省和日本做访学，有了深入考察日本农协及台湾农会的机会。我发现日本和台湾农民的农地并不能在正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正规金融机构不接受小农的农地抵押贷款），而只是在农协或农会内部信用部实现抵押贷款，这让我很意外，也是意外收获，特别惊喜。我在和台湾省“前农业委员会主任”陈希煌老先生深度交流的时候，陈先生说：东亚原住民小农的农地是不可能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抵押贷款权的，因为农户农地规模太小、且分散。所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农地只能在农协或农会内部的农信部获得抵押贷款。我向陈希煌先生请教大陆和台湾的土地制度谁优谁劣时，陈先生说：台湾（或日本韩国）的农地农户所有制制度肯定不如大陆的农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制度先进，陈先生见我满脸疑惑的表情，特别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在日本和台湾研究土地制度的学者圈中有一定的共识。当我向陈希煌先生请教大陆如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让村民的承包地或集体成员权实现抵押贷款时，陈先生说：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陆在村社组织内部或人民公社内部建立“信用合作部”，农户土地承包权和村集体成员权等可能就可以在其内部“信用合作部”实现抵押贷款的，如果真能这样，大陆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的优势就更明显了。陈希煌先生还认为，大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是民有制，也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实现形式，是特殊的土地私有制，或许这个观点不一定得到多数专家学者们的认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绝对不是公有制是毋容置疑的。陈希煌先生以忠告的语气说：大陆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基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没有与其配套的合作金融制度。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千万不要学日本、学台湾、更不要学欧美，那样做就是历史性倒退了。

　　和陈希煌先生交流后不久，我因两本书在越南出版两次去越南农村考察，越南土地集体所有制实施私有化改革后，农户私有的农地照样不能在正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并且党在农村的领导权名存实亡、村社组织土崩瓦解、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寸步难行、农村社会治理越来越难。越南土地私有化改革后的现实状况，活生生的验证了陈希煌先生的忠告。我从此站在了反对土地私有化的阵营中，并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的坚定捍卫者。



　　土地私有化恶果已有验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有效出路

　　反对土地私有化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主导改革的私有化派是不会理睬你的。一方面，要拿越南、老挝等原土地集体所有制国家搞了土地私有化改革后的恶果警告私有化派，这样不仅不能让国家避免“日本式衰退”，还会把农村改得乱七八糟，把共产党领导改得名存实亡。另一方面，要想办法用事实证明，通过创新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户土地承包权和村集体成员权也能实现抵押贷款或有偿退出，也可以让农村土地数百万亿沉默价值市场化，也可以避免“日本式衰退”在我国的发生。

　　2005年，我从课题费中出资10万元，引导村庄集体经济组织拿出25万元，以35万元作为创建我村（监利县王垸村）的“养老资金互助社”即村社内置金融的“种子资金”，并确定“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发展理念。60岁以上的老人们为了获得“种子资金”利息收益都积极响应，每人出资2000元加入养老资金互助社。年轻人想得到贷款，先要存款再贷款，存1万可以贷3万，但要用承包地或村集体成员权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做“一举五得”：

　　一、村民重新组织起来了，重新组织进入以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巩固了村社制度。

　　二、解决了村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设的“融资难”问题。

　　三、农户承包地和集体成员权可以抵押贷款了，农民的“财产权”或“成员权”等可以变成活钱活资本了。

　　四、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级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借贷、统购统销等多种生产生活服务了，服务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壮大集体经济有了新的实现途径，村庄有了凝聚力，村民自治也做实了。

　　五、把乡贤文化、孝道等找回来了，农村有礼了，更加和谐了。

　　后来，我把王垸村的经验带到河南信阳郝堂村，创建了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激活内生动力的自主综合发展乡村建设模式——郝堂模式。郝堂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国家级示范村。2011年我和孙君等人创建了中国乡建院，把郝堂经验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数百个村庄。2015年以前，我们一个村一个村的做内置金融为切入的乡村综合发展试验；2015年后，我们在县域范围内做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推广，全方位推动农村深化改革及综合发展，深受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欢迎。



　　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乡村振兴的定海神针与发送机

　　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既守住了总书记设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等改革底线和目标要求，又最大化的回应了不同制度坚持者的主要合理改革主张与关切，既回应了农村（微观层面）内在的改革发展要求，又回应了中国经济（宏观层面）可持续发展，避免陷入“日本式衰退”的要求。

　　在我看来“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是开启中国乡村社会复兴之门的钥匙，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定海神针和发动机！未来30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建设和不断完善，这是中国乡建院和李昌平等人的使命。

　　2021年一号文件强调“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为乡建院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协助农民活化数百万亿沉默价值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护身符，也是为扩大内需和建立内循环提供的金钥匙！（待续）

　　文|李昌平图|网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

　　作者：李昌平来源：乡建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