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兰入阁,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合作、改良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必然表现,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是"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曾指出米勒兰入阁的国际性后果,他说"英国的米勒兰、意大利的米勒兰、德国的米勒兰与法国的米勒兰一起,为了资本主义掠夺而唆使无产阶级互相为敌。请问,同志们,那时还有什么工人的国际团结呢!一旦米勒兰事件由个别现象发展为普遍现象,我们将只能放弃任何国际主义而变成 民族 主义者…" 。我们知道,他的话却不幸被言中,以后的事实完全应验了他的这一席话。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德国党内和国际上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的态度以及中派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刚产生时,考茨基就有妥协倾向。虽然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甚至还出版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一书,全面分析和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同时他又把伯恩施坦的著作称为"我们事业中的宝贵现象",对伯恩施坦等机会主义分子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坚决反对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他说,我认为完全不需要因为他的著作而斥责他叛变以及激起反对他的普遍愤怒。在德国党的斯图加特大会上,他这样强调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 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在关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他说,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这就回避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争论,钝化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锋芒。
这种让步妥协倾向,还存在于其他党内。1899年底,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大会竟以1140票对240票通过了德莱萨尔提出的妥协性提案。这个提案一方面强调党应夺取市镇、省和全国的选票和选举职位,并最后通过革命方式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一方面又认为党可能要研究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特殊情况。这说明,中派观点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国际性的社会基础。巴黎代表大会上的中派的出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此后在国际内有关重大问题的分歧中,他们总是动摆不定, 时而偏向右翼,时而偏向左翼。
巴黎代表大会以来,策略问题一直摆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机会主义者又开始大肆宣传内阁主义这一新方式,饶勒斯认为社会党人的内阁主义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新方式",是长期可以采用的正常手段。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掌握政府权力的过渡时期,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正是这一点的体现。而这种"新方式"的实际内容不外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长期联盟,在选举议员时支持他们,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预算案等。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决否定这种"新方式",俄国的列宁, 法国的盖得、瓦扬、意大利的费利以及德国的卢森堡、蔡特金和李卜克内西等,都对之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李卜克内西在《论新方式》一文中写道,"新方式"的炮制者放弃革命,希望用说服的方法把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争取过来,这种方法只会使工人阶级彻底瓦解。
关于策略问题的分歧和斗争,也明显体现在第二国际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并且这一议题再度成为争论的中心。根据法国社会党的提议,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累斯顿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这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基础。针对这个决议,大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盖得为首,包括瓦扬、倍倍尔、普列汉诺夫、费利、考茨基、海德门和俄国代表团,他们表示拥护这一决议;一派是以饶勒斯和王德威尔得为首,包括阿德勒、安塞尔、布兰亭、特鲁尔斯特拉等人的机会主义派。
得累斯顿决议指出:"大会无比坚决地反对那种旨在改变我们久经考验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英明策略,以向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代替夺取政权、代替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的修正主义企图。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将会使我们这个以尽早地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为宗旨的党,从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变为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党。"
决议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社会民主党不得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删掉了决议中谴责修正主义的部分。为此,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王德威尔得认为,批判修正主义是德国党所特有的概念,不应在国际范围内对修正主义进行谴责。饶勒斯也在发言中攻击了得累斯顿决议案,认为这个决议是力求采用强加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那种行动原则,而这只会束缚其他社会党的手脚,阻碍普遍政治自由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他认为各个国家的状况差异很大,国际大会不应制定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安塞尔在发言中指出,"如果有一些比利时社会党人宁肯在街头战斗而流血牺牲,却拒绝一切贴上政府标签的改革的话,那也是很可悲的。"还说:"一旦资产阶级某个党派要我同它一起来实现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主张时,我应不应当拒绝呢?我应不应当仍然让敌对阶级独揽政权呢?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丝毫没有权利这样做。即使他们只给我们一名阁员的职位,我们也要接受下来,并且说'非常感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个职位呢?
考茨基、倍倍尔等人强调了制定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到处都一样,因此各国社会党应有共同的立场和国际性的策略原则。修正主义也是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必须有国际范围内采取措施。倍倍尔还谴责了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和饶勒斯对米勒兰的纵容所造成的危害。他说:"当1900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展览会时,他（即米勒兰)不仅接待了沙皇,而且还接受了一枚俄国勋章;但是当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始时,他自己根本就没露面,更不用说让他说一句欢迎的话了。但是当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表示感谢和敬意来到巴黎公墓的被杀害的公社社员墙时,米勒兰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却派遣了地下的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代表:步兵、骑兵和炮兵,让警察驱散了代表。"最后,大会通过了基本上体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决议精神的决议,该决议首次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否定了改良主义、入阁主义的新方式。在这之前,策略都是由各国党来制定,根据得累斯倾决议,必须制定社会主义策略的国际原则。这就使各国党明确了最终目标以及目前的任务。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殖民地问题时,也暴露了修正主义的观点。以万-科尔、海德门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把反对殖民地冒险归结为实行一些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经济、政治措施。万-科尔在报告中甚至还提出殖民地在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要的,认为不应当简单放弃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根本没有政治上的自治习惯,让它们自行其事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和贫困,因此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予以监护。由于万-科尔未把这一内容写进决议草案中,因此大会未对此产生争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已经渗透到各种现实问题中去了。
代表大会之后,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白里安、维克安尼相继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这实际上是米勒兰事件的继续。在这期间,被选进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内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改良主义分子,当选的代表中有伯恩施坦、奥艾尔、大卫、冯·艾尔姆、福尔马尔、列金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已逐渐成为领导党的关键机构,而这些人对党的议会党团的立场则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德国党内的领导人公开支持俄国的孟什维克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党员资格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问题, 强调应在党内实行自治制原则。考茨基指出,如果在列宁与马尔托夫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坚决支持马尔托夫。这时,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也在党内掀起要求自治的喧嚣。
其他社会党也进一步向右转。法国社会党实行了新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各个组织和各个党员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取消上级对他们的行动的任何监督权,此后还通过决议取消了党对议会党团的监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消费合作社也予以肯定,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并塞进党纲。在意大利,以屠拉第、比索拉蒂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断言意大利走上了正在逐渐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述情况表明,修正主义势力正在国际范围内增强。
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国党的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更为明朗。马克思主义左派热烈欢呼俄国革命,并在本国内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修正主义分子却极力否定俄国革命的意义,把它说成是"纯 俄罗斯事件",是俄国封建落后的象征,而西方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应效仿,在"文明的"议会制国家中应当放弃革命。中派则只在口头上宣传俄国革命,却不在实际中付诸实施。
俄国1905年革命,首先是爆发了全国范围的政治大罢工,接着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又发展为12月的武装起义。概括俄国革命的经验,即武装起义与群众性政治罢工相结合。而这一点恰恰是机会主义者所竭力反对的。德国工人阶级自发地起来争取普选权,进行示威游行和罢工,他们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直接运用于实际行动中。然而,德国党的领导人却仅仅在报刊和工人集会上赞扬俄国革命的经验,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想超出和平、合法的议会活动范围,反对把群众罢工与武装起义结合起来,甚至还反对通过政治性罢工来争取普选权。认为只能用"和平的手段"来争取普选权。党的执委会还同工会委员会达成协议,其中向工会做了这样的承诺:党的中央机关不打算宣传群众性政治罢工, 并将尽可能反对这种做法。
德国的工会走得更远。正当德国工人阶级掀起罢工斗争的浪潮时,德国工会的代表大会却通过了反对罢工购决议,禁止工会为罢工工人提供罢工经费。这实际上是取消罢工。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积极宣传群众性罢工斗争,蔡特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强调罢工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蔡特金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当然不能在议会的镶花地板上实现,而只能在议会外实现。"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对立愈来愈尖锐。
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的斗争日益尖锐,军事冲突不断发生,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海陆军备的规模不断 扩大。1907年秋,法、俄、英为对抗德、意、奥三国军事同盟集团,又结成三国协约军事集团。在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对峙下,世界面临着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践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召开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围绕着革命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军国主义与殖民地政策问题,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这是第一次有列宁亲自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派和中派处于绝对优势,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和各国党的左派则处于少数地位。大会针对军国主义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共收到四个提案。法国社会党人爱尔威的提案认为要反对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社会主义者应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军事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不论来自何方的任何战争"。
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代表饶勒斯一瓦扬的提案,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应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群众大罢工和起义来阻止战争;一方面又不区分战争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认为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攻,就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进攻,因此被威胁的民族和工人阶级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去反对这种进攻而保卫他们的独立和自主。 法国代表团少数派盖得提出的草案,反对通过罢工来制止战争,而只限于号召用减少军备、反对军事拨款等合法手段进行反战斗争。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草案成为大会论争的焦点。这个草案一方面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另一方面却把反战活动仅限于议会内的斗争,不主张在议会处进行群众性斗争,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倍倍尔犯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把未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划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战争,并由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先遭受进攻而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祖国。倍倍尔这个提案的错误被机会主义者利用,作为论证修正主义观点的论据。
福尔马尔在大会上公开扬言:"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个很好的德国人。"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拉夫说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出议会里的和平行动,英国工人拒绝挑起带有暴力性质的事件。王德威尔得在大会上强调,应承认各民族有保卫自己独立和反对外来侵略的神圣权利。这种夸大民族利益, 无视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已表明第二国际内部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
列宁等左派通过分析对比这四个提案,认为爱尔威提案虽有正确的成分,但在反对军国主义时却忘记了社会主义,不顾战争的性质,一概采用总罢工来回答;饶勒斯一瓦扬草案带有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盖得草案具有单纯强调合法斗争,反映了中派主义的传统观点。而倍倍尔草案尽管存在原则性错误,但是具有较好的理论分析,而且大多数代表倾向于它。于是,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以倍倍尔的草案为基础提出了修正案,删掉了原草案中的"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这种模糊战争阶级实质的划分。这个修正案正确地指出了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与战争联系起来。突出了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重大任务,指出工人阶级有责任结束战争,并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修正案把反对战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就包含了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思想。
修改后的决议,使原草案面目一新,被大会通过。这一决议确切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任务,摒弃了单纯进行议会斗争的方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重大胜利。
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殖民地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突出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会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修正主义所持的观点,认为殖民政策有进步作用,殖民地应予以保留,只需做进一步的改进,这一观点为占大会多数的机会主义分子所赞同。荷兰社会党的修正主义者万·科尔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直有殖民地,甚至提出了民主的殖民政策。他说"现在的殖民政治是帝国主义的,但它未必一定是帝国主义的,它也可以是民主的"。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就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观点的万-科尔,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在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公开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存在殖民地。他说"代表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修正主义者大卫把殖民思想解释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目的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伯恩施坦和麦克唐纳也都尽力颂扬本国政府在殖民地中的"秩序"和"业绩",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提供论证。伯恩施坦也叫嚣要"监护""未开化"的民族,抛弃放弃殖民地的幻想。认为世界本来就有统治民族和被统冶民族,有些民族还是小孩,需要文明民族给予看护。
机会主义观点反映在殖民政策上,并不是这时才有的。早在1896年,伯恩施坦就曾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辩护。他认为印度人民的困境,是人口过多造成的,与殖民政策无关。还认为世界上的"开化民族"统治"未开化民族"是理所当然。此外还大力美化资本输出,认为它促进了社会进步、增加了民族财富,并把野蛮民族纳入了文明制度范围内。德国机会主义者大卫、席佩尔、诺斯克以及英国的肖伯纳、韦伯等费边社分子对这一观点大力支持。甚至德国党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也在这一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竟说什么推行殖民政策本身并不是一种罪行,也许能成为传播文明的行为,问题是如何推行殖民政策。可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提出,正是以前机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观点的必然结论,并且具有一定的市场。
在大会的议题委员会中,德国的戴维、比利时的特尔瓦格纳和法国的鲁瓦特支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是德国的累德堡、武尔姆、白拉克和英国的劳伦斯、奎尔奇等,他们提出了少数派决议案,但议题委员会却以多数票通过了万-科尔提出的决议案即多数派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完全混淆了无产阶级援助殖民地人民与资产阶级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区别, 彻底否定殖民地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实际上站到了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一边。列宁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
经过辩论,特别是通过累德堡、马尔赫列夫斯基、武尔姆以及列宁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形成了少数派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有关"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问题,做了原则性的修改,大会最后通过了这一修正案,这实际上是一个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是,从投票结果来看,只有127票赞成,20票弃权, 108票反对,这说明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势力不可低估。
会后, 这些机会主义者无视大会的决议,公开赞同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还表示支持比利时政府兼并刚果。此外,关于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也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修正主义者主张工会中立,否定党对工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关系,彼此独立,互不从属。德国的列金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极力宣传工会中立,反对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关于党同工会关系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欧洲各国有许多工会组织都加入了第二国际,其中参加这次大会的德国代表中就有一半是工会的代表。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大会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该决议否定了工会中立的观点,肯定了工会同党保持密切联系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必要性。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后期活动中的一次 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说明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胜利,也说明第二国际的指导思想尚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斯图加特大会后,列宁和各国左派努力贯彻大会决议,但是机会主义者却立即置国际大会的决议于不顾,继续散布机会主义的观点。饶勒斯就把英、法、俄三国协约军事集团看作是"和平的保障"。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胜利,通过了国际性的决议,但对修正主义分子却没有多少实际约束力。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统一思想、不彻底消算修正主义分子直至从组织上与他们划清界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统一步骤, 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可是,修正主义泛滥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国际代表大会却从未进行任何组织处理, 甚至也从未提及这一问题,这就使修正主义的力量越来越膨涨, 随着战争威胁日益逼近,国际面临愈来愈严峻的危机。
大战前夕的第二国际。自1905年以来,第二国际 内 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立场、观点越来越明确,各国党都分化出左、中、右三派。左派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德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等以及保加利亚的紧密派和荷兰的"论坛派"。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成为左派中起重大作用的新力量,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针对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列宁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此外,列宁还强调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而应当批评他们的错误。这时期,各国党内和第二国际中的右派力量在逐渐增强。修正主义这种扩散和泛滥,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其中各国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开展议会斗争是和平发展时期的一个主要斗争形式。然而,每次议会选举的胜利,都或多或少助长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幻想,特别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以来,机会主义者更是全力推崇议会道路,从议会选举的成绩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找论据。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的胜利,国会中的代表席位从57席增至81席,其实力已居第二位, 仅次于天主教中央党。同时,社会民主党还控制了国内几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由于这次选举的胜利是小资产阶级帮了忙,于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海涅、福尔马尔等要求放弃革命纲领,放弃反对君主专制的主张,使党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1907年大选失利,机会主义者认为是得罪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由此便提出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并向他们妥协的主张。1912年,德国党通过国会选举,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获得的选票和议席均居各党之首,并在国会中获得了110个议席。
国会党团在德国党内的地位也日益上升,而党团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直接干预党的事务,使德国党越来越快地滑向机会主义的泥潭。此间,虽然马克思主义左派顽强斗争,但是由于中派在重大分歧和重大理论问题面前,总是采取折中态度,阻挠斗争的进行,因而大大削弱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尤其不利的是,当面临世界大战的紧迫关头,中派分子却完全抛弃了总罢工这一反战手段。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公开否定卢森堡的实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主张。当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了反对"三级选举制"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浪潮时,考茨基却大力反对关于政治罢工的宣传。他认为政治罢工是有害的,而主张实行"疲劳战略"。所谓"疲劳战略",即通过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逐渐消耗资产阶级力量,然后慢慢地使资本主义一步步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把主张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无政府主义者。
更为错误的是,德国党执委莫尔肯布尔竟然建议德国党为了竞选的需要而对德国入侵摩洛哥的行径默不作声,这反映了德国党内的那种单纯从选票角度考虑问题、选举高于一切的倾向已何等突出!
1913年德国党的耶拿代表大会,宣告了机会主义者在党内的统洽地位的确立。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政治罢工间题。由党的执委会和工会总委员会协商提出的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提案,实际上是一个遏制政治罢工、取消政治罢工的提案。提案中对政治罢工附加了种种限制性条件。提案这祥写道:"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只能在工人运动各个机构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由有阶级觉悟的、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豪情满怀的并且不怕任何牺牲的群众进行。会上以谢德曼为代表的执委会以及伯恩施坦、鲍威尔等人竭力为这个提案进行辩护,而卢森堡、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累德堡、贝尔滕、潘涅库克等人则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反提案。这个提案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消极防御、妥协退让的议会策略,鲜明地指出,党应采取进攻策略,斗争重点应放在群众行动上,强调群众性政治罢工是斗争激化和群众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按照党或工会的指令人为地进行。但是,这个反提案被大会否决。这就意味着否定了德国党过去所通过的关于政治罢工的决议,否定了政治罢工这一斗争武器。这次大会表明党的领导人已倒向机会主义一边,德国党已完全奉行机会主义策略, 只走议会主义的道路,摒弃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其他形式。
从德国党内的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已无法与机会主义者相抗衡,更无法阻挡第二国际和各国党沿着斜坡下滑的状况。
发表于 2021-2-14 23: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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