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口出生情况分析
过去2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着重大改变。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使我国的人口迅速老化,从2005到2013年,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10.45%升高到14.7%,老龄化的加剧正日益加大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压力。除此之外,出生性别比的提高、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总人口性别比的偏高、劳动力人口比的减小等现象都将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来自于“人口红利”，尤其 1970 年左右迎来第一波“婴儿潮”高峰，此后在 1987 年迎来“回声潮”高峰，推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高速增长，也是创造中国奇 迹的重要源泉。但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以及出生率加速下行，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维持低速状态，回声潮后再也没出现过人口出生高峰。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1523 万人，较上年减少 200 万人，总和生育率降至10.94‰。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
2011-2018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数走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7年减少31%，其中20-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后续出生人口恐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1/3。在修正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低龄人口漏登后，估计了1982-2030年育龄妇女情况。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17年降至3.5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3.0亿。其中，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的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到2017年降至近1.7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1.1亿；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2017年约7200万，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约4100万，降幅约44%。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在国际上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2.45），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7年出生人口超过百万有山东（175万）、广东（152万）、河南（140万）等3个省，合计占全国的27%。从出生率看，山东、西藏、新疆、广西、福建等5省均超过15‰，而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上海、内蒙古、北京等7省不到10‰，东北三省甚至不到7‰。从总和生育率看，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广西、贵州均超过1.7，而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吉林则不到0.8。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二、人口老龄化加速情况分析
1）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按照目前的生育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峰值日益临近，只是各机构、人口学者对何时见顶存在一定争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假设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见顶，峰值为14.5亿人。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基于不同假设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之前。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综合生育率假设均为1.60，比较接近现实，预测的人口峰值分别出现在2023、2026年，峰值分别为14.2亿、14.3亿人。
按照现行生育趋势即总和生育率1.5，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24年前后到来（低方案）。如未来大力鼓励生育，假设总和生育率分别回升到1.65（中方案）、1.8（高方案），则中国人口峰值将分别延迟在2027年、2031年前后到来，峰值规模最大也不到14.4亿。人口减少趋势只会延迟，基本无法逆转。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狭义指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广义的还包括人口年龄中位数上升。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在1950-1980年大多保持在22岁以下，但之后随着生育率持续低迷、中国人口快速老化，到2015年升至37岁；其中，30岁及以下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64.4%，降至2000年的50.5%，再降至2015年的40.1%。按照目前趋势，预计到2030年、2050年将分别升至43岁、50岁。
从国际看，195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的上升速度仅次于日本。1950-2015年，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30.2岁升至37.6岁、上升7.4岁，欧洲从28.9岁升至41.6岁、上升12.7岁，日本从22.3岁升至46.3岁、上升24岁，印度从21.3岁升至26.7岁、上升5.4岁。如果仅看1980-2015年，则中国人口老化速度前所未有，该时期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上升7.6、9.0、13.8、6.5岁，远小于中国的15岁。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会出现总人数先增后降的趋势, 并于 2030 年左右达到人口峰 14.38 亿; 在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 总人数明显的有攀升的趋势(2016—2020 年), 而后以一种稳定的模式增长(2021—2030 年); 在 2030 年达到峰值之后, 总人数开始下降。
在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实之后, 人口的出生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2016—2017 年), 并在 2017年达到生育高峰, 出生率达到 15‰左右,2016—2020 年这段时间中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极其明显, 2020 年前出生率整体高于 2015 年之前年份,“全面二孩”政策在短期时间内促进了新生儿数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 在释放了累积的生育势能之后出生率开始急速下滑(2017—2020 年), 在 2021 年达到了一个较低值; 此外, 在 2021 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得到回升, 进而转向于一种比较自然和规律的人口发展模式, 2023 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出现稳定下降的趋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 0～14 岁人口所占比重相对稳定, 15～64 岁所占比重在规律下降, 而 65 岁以上的人口在不断攀升, 这将导致社会抚养压力加大, 从而生育意愿下降, 是造成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经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也日益显著; 在 2040 年之后我国分年龄段人口数开始趋于稳定, 0～14 岁人口所占比重将稳定在 16.6％左右, 15～64 岁人口所占比重稳定在 60.8％左右,65 岁及以上人口将稳定在 22.5％。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同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快速上升，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前所未有，预计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约22.6%，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198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4.9%，2001年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占比达11.4%，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约每3.3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并且，高龄化使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2017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约2900万人，占比2.1%。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600万，占比4.0%；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4亿，占比10.7%。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出生人口性别严重失衡
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100）的正常值为103-107。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走高，原因在于严格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这一偏好更为强烈，而医疗技术进步使得孕前性别检测成为可能。
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别比纳入国家规划。2016年《国家人口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2以下，2030年降至107、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在政策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8年的120.6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但是，即使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正常范围，1980年代到2030年之间出生的人口在婚姻问题上仍将面临严重的“男多女少”性别不平衡问题。从经验上看，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低年龄女性转移，并可能将择偶地区范围扩大，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贫困阶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如果算上离异、丧偶的单身情况，80后、70后单身人群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6、206。
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
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0年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在城市、建制镇、乡村的分布分别为24.4%、13.5%、64.2%，2015年变为30.0%、17.8%、52.2%。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
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90%为低学历者。在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中，2010年未上过学、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比例分别为17.5%、44.6%、33.1%。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预计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最高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四、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殊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产物，尽管独生子女死亡只是一件件孤立的家庭事件，但这种风险却是“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在独生子女家庭，如果独生子女死亡，整个家庭就可能面临崩溃，家庭功能如抚养、赡养、经济、教育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失独家庭普遍神经较为脆弱而敏感，心理问题较多。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五、人口红利提前消失，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长率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随着这些人变老，中国15-64岁人口比例和人口总抚养比均在2010年迎来拐点，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贸易顺差收窄，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不过，2017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9.2%，未来几年仍处于人口负担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
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经济体在人口总抚养比见底时，可比的人均收入均远高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在2009、1991、2013、2013年见底。而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见底，人均GDP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未富先老”。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养老金体系的实质是一种收入的代际再分配，即把今天劳动人口交的养老保费支付给退休老年人。随着老龄化加速，老人比例增加、劳动者比例下降，养老体系不可持续，出路是要么减少老人福利，要么延迟退休。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65。并且，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很大，2017年有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有15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0个月以下，有7个省的养老金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 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
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消费看，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增速影响负面，且消费结构的“银发经济”特点将日益突出。假定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年青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其中前两个阶段是工作时期，后面一个是非工作时期。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发生变化。年轻人储蓄很少，消费接近收入，甚至负债消费超过收入，消费倾向较高；中年人收入明显大于消费，既要偿还年轻时负债，又要储蓄养老，消费倾向较低；老年人消费主要依靠储蓄、大于收入，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则消费倾向就会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上升，则消费倾向会降低。从消费水平看，中年人的支付能力最强，而老年人和年轻人较弱。因此，当中年人比重下降时，消费增速将逐渐放缓。
以美国为例，美国消费水平最高的是35-44岁、45-54岁，其次是55-64岁，三个年龄段平均消费倾向比不到80%，其他年龄段消费水平较低，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25岁以下、75岁以上的平均消费倾向超过100%。从中国看，由于退休多在60岁之前，以35-59岁计算，2010-2015年35-59岁人口比重从38.1%降至37.8%，即消费能力最强、但消费倾向较低的中年人口比重已经见顶，意味着消费增速将逐渐放缓。
从消费结构看，老年的吃、穿、住、用、行都有自己的特点，未来医疗保健、养老等“银发行业”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还有一些行业如果没有国际需求对接，恐面临萎缩。比如，随着出生人口规模日趋下滑，婴幼儿相关消费下行。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投资长周期拐点已过，房地产市场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高质量发展阶段。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国20-50岁主力购房人群在2013年见顶，出生人口后期将持续下滑至2030年的1100多万，房地产投资增速已在2010年见顶，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大概率在2018年见顶。（具体见《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2017）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六、中国生育率低的因素分析
1）高死亡率
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驱动高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高死亡率。该时期家庭多自给自足，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并且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但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
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原先那么高的生育率才能保证收益，当这种事实逐渐被社会大多数人认识到时，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将随之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存在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因为“晚稀少”生育政策只用了不到10年。
3）功利性生育消退
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就如同有钱人偏好高档商品。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而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当前意愿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6-1.9左右。2018年3月在微信、今日头条、微博等平台上的12万人调查显示，意愿总和生育率为1.73。
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4）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
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在育龄妇女规模及年龄结构给定的情况下，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达1347万对，之后持续下滑至2017年的1063万对，粗结婚率从9.9‰降至7.7‰。离婚登记对数从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万对攀升至2017年的437万对，粗离婚率攀升至3.2‰。
中国女性、男性法定结婚年龄分别为20、22岁，晚婚年龄分别为23岁、25岁。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6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4.2%，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8.2%、12.8%、24.8%。
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育龄妇女年龄分别集中在21-29岁、24-34岁、25-36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
在婚姻市场匹配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吴要武等2015年在《经济学季刊》撰文指出，1999年高校扩招后，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一方面因为推迟进入婚姻市场，搜寻失败的概率提高；另一方面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面对相对减少的潜在配偶供给，匹配困难和失败的风险进一步增大。1998-2017年，本专科招生数从108万增至761万人，研究生招生数从7万增至81万人；其中，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2017年女性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占比分别为52.5%、48.4%。
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
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中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2.3%、37.2%、19.1%、21.5%。其中，虽然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占比仅为1.9%，但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城乡分布看，“剩女”近6成在城市。2010年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在城市、建制镇、乡村的分布分别为49.4%、14.3%、36.3%，2015年变成56.6%、16.2%、27.2%。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
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中国临床对不孕不育定义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即男女双方有生育意愿、经过12个月及以上的规律无保护性生活后未受孕。不孕不育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其中，原发性不孕指未曾怀孕过且不能生育的现象，继发性不孕指过去曾经怀孕过，但再也无法怀孕的现象。
一般而言，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在《生殖医学杂志》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根据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从医院门诊的情况来看，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占育龄夫妇的15%-20%。其中，女方原因占50%，男方原因占30%，男女双方原因占10%，未查出病因者约为10%。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受精等方法使得不孕不育问题得到部分对冲。
5）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
A、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近年来网上有段子描述这一现象，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问题。“生不起，一万几；生得起，养不起；养得起，学不起；学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生了又是一万几；最后我还病不起，病了我还死不起”。
B、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由于从2006年开始逐渐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生活费），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
C、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
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病因越来越复杂，一些病症越来越难治、且费用可达百万元级别的天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长期存在，家庭在做生育决策时必须考虑未来可能的医疗费用。2004-2017年，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7.6%。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257元，人均住院费用8891元，日均住院费用959元；其中公立三级医院上述费用分别为306、13088、1334元。
D、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
持续低生育率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1953-2010年以实际共同居住统计的中国家庭户规模从4.36人下降到3.10人。从血缘关系看，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实际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
E、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即为家庭、女性的机会成本。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关系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二是在性别歧视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
相关深度报告2016-2022年中国人口市场深度调查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2016-2022年中国人口市场深度调查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6-2022年中国人口市场深度调查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二章，其中包含2016-2022年人口行业发展及投资前景预测分析，2016-2022年中国人口行业投资风险分析，2016-2022年中国人口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分析等内容。
发表于 2021-2-13 00:54:27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