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波拿巴政权的社会基础与阶级本质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势造就了波拿巴对其他各集团的优势，波拿巴的力量主要在于他掌握着国家机器，尤其是行政权力和军队。但是马克思也强调，波拿巴的国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以一定的阶级为基础的。那么，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对此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论述，且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也略有不同，需要我们仔细辨别比较。
1.流氓无产阶级和军队
在最初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是流氓无产阶级。他多次指出，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波拿巴政权是流氓无产者在统治阶级上层的体现。如在《雾月十八日》中写道：“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在流氓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阶级基础，能够绝对依靠的唯一阶级。”(14)在1861年的《福格特先生》中他基本重复了这一思想：“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15)关于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有不少的分析。在他看来，流氓无产阶级虽然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但是它与工业无产阶级不同：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极不稳定，也极易被收买——他们能够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可以做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16)马克思认为，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基础形成的十二月十日会对于波拿巴的上台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厂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17)
在马克思看来，军队是第二帝国的直接依靠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波拿巴是“在军队的帮助下登上帝座”(18)的；波拿巴为了维持其统治，必须倚重军队，并不断对其进行收买。波拿巴对军队的依赖也使得军队在整个法国政治和社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提到法国不少军人担任政府要职以及高级军官退休以后转任高级行政官员的现象，并以1858年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1％为例说明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作用。(19)他写道：“在第二帝国时期，军队本身的利益要占统治地位。军队不必再去维持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统治。军队要维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人民的统治，即维持它自己的王朝。”(20)由此马克思有时称拿破仑第三的统治为“军事专制制度”(21)，是“御用军人的统治”(22)。
2.农民
马克思关于小农的分析可以说是他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后人提及马克思关于小农的理论，基本上都绕不开马克思在这里做的分析。实际上1848年当路易·波拿巴主要由于农民的选票而当选总统时，马克思就已经对小农进行过分析。他当时由农民的经济地位解释了农民对资产阶级和共和国的不满以及他们对拿破仑侄子波拿巴的幻想，不过马克思相信实际经验会教育农民去与工人结成同盟军。(23)然而这一期待没有实现，波拿巴进一步称帝。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继续把小农看作是波拿巴复辟的基础。他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24)在这里他对小农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经典论述，阐明了小农的生产方式、经济地位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影响。马克思对于小农的经济分析学术界已有较多的介绍，限于篇幅此处不拟重复，只就“拿破仑观念”问题略作说明。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当中盛行的“拿破仑观念”在波拿巴帝国的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法国农民在大革命以来形成的“拿破仑观念”归纳为四个方面：小土地所有制、强有力和不受限制的政府、教士的统治以及对军功荣誉的追求等。(25)马克思认为，这些观念是与拿破仑一世从而与拿破仑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了小农阶级兴起的时代条件。但是大革命几十年来的发展已经使得“拿破仑观念”的内容实际上成为农民经济上受压迫的重要根源，然而多数农民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出于对资产阶级和共和国的仇视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偏见而到拿破仑那里去寻找出路，诉诸于“打着叔叔旗号的侄子”。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农民的“拿破仑观念”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错觉。而拿破仑第三则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观念——“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将错觉人为地培育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偏见的基础上的”(26)。
马克思对小农的经济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应该促使我们慎重对待波拿巴帝国是“农民的王朝”这一论断。应该说，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只能算是建构第二帝国的消极材料，他们并非第二帝国的积极支持者。(27)实际上，就在提出上述论断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农民应与工人结成联盟的思想，他指出这是在农民的国度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条件。(28)拿破仑第三政变后法国局部发生的农民起义也给了马克思以某些希望，他把这些起来反对波拿巴政权的农民称为“革命的农民”，而把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帝国相对立、继续支持波拿巴的农民称为“保守的农民”。(29)他坚信，“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30)等将促使保守的农民们最终抛弃这个帝国，并将拿破仑第一从神坛上请下来——这才是他对于农民与波拿巴王朝之间的“应然”关系的期待。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帝国20年的历史证实了自己的预见，他写道：“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而这种“幻想”是“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31)应该说，这才是马克思对于小农与波拿巴帝国关系的完整判断。
3.资产阶级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波拿巴复辟是资产阶级放弃政治统治而专心于社会统治的结果。综合来看，在分析波拿巴政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时，马克思早期侧重的是二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体现为波拿巴恢复了君主专制制度，“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32)，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遭到打压，资产阶级的个人还时常受到波拿巴的国家机器的凌辱等。在《雾月十八日》的末尾，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秩序的巩固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因而这一阶级与波拿巴的专制君主制度在政治上将处于不断的矛盾之中。(33)1858年恩格斯观察到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也预言在法国将类似德国产生一个“资产阶级运动”，其目标是争取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或其中的一部分来进行统治。(34)
然而，随着波拿巴政权的逐渐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的却是二者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这成了他们眼中资产阶级与波拿巴之间关系的主旋律。除了指出波拿巴的政变上台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消极援助”(35)以及“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36)，恩格斯在1866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还提出波拿巴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37)，认为资产阶级(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统治阶层)把波拿巴看作是“社会救主”(38)。恩格斯指出，波拿巴式的“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39)。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回到了他们关于波拿巴帝国起源的分析那里，这里我们看不到他们最初关于资产阶级要求政治独立的判断，利益交换成为资产阶级与实际统治者波拿巴之间的决定性因素。
正是在这种利益交换关系中，马克思确定了波拿巴帝国的本质。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已经灭亡的波拿巴帝国进行盖棺论定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波拿巴国家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上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40)，“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41)。恩格斯在1892年《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也指出，波拿巴帝国的统治“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2)。因此马克思最终对波拿巴国家的阶级定性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43)，也就是说，尽管它是一个专制帝国，但它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对“农民的王朝”这一判断的再次否定。
三、波拿巴主义的若干特征
作为帝国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帝国既不同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它无疑应该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第二帝国的分析评论中确实也提及这个帝国的若干特征，对这些特征的论述构成他们的波拿巴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是在实践中识别其他可能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重要依据，以下择要介绍。
1.军事专制与“民主”粉饰
波拿巴帝国是对第二共和国的否定，它在政治上的首要特征是(依靠武力)消灭了共和国，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军事专制制度”或者“御用军人的统治”，这些前面已经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波拿巴主义国家虽然是帝制国家，但是它并没有从形式上消灭政治选举现象，也有形式上的代议机关。波拿巴为了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甚至还组织全民公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些政治形式不能掩盖其专制的本质。他们对波拿巴帝国用民主形式来伪装这一特点进行了多次揭露，如指出波拿巴帝国“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付薪俸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44)，认为“普选在波拿巴统治下已经被弄成了仅仅是行政当局手中的玩物，仅仅是行政当局从事欺骗、意外行动和弄虚作假的机器”(45)等等。恩格斯还具体解释了普选权为什么对于第二帝国来说是“无害的”：“既没有结社权，也没有集会权，也没有出版自由；有普选权，然而是在这样一种官僚制度压迫下的普选权，反政府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46)他还进一步从法国社会结构来说明为什么波拿巴主义并不完全排斥这种形式上的选举制度：“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47)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以工人在第二帝国的实际政治权利状况来揭示其“民主”的虚伪和专制的实质：“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48)
2.阶级平衡术与超阶级的“家长”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操纵阶级斗争，在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玩弄平衡。有时他们的“波拿巴主义”一词就是在这一特征的意义上使用的。他们多次揭露波拿巴在各个阶级之间“见风使舵”、玩弄阶级平衡的把戏；或者强制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阶级斗争沉寂下去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再认为，波拿巴的这种阶级平衡术必然遭受失败，因为他拉拢各个阶级，结果将是“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想收买各个阶级也难以行得通，因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并且“他要是不掠夺这两个阶级，就不能满足他本身及其党羽的需要”。(49)
马克思还提出，波拿巴主义国家试图扮演超阶级的“家长”的角色。在《雾月十八日》的末尾，他就提到了这一点：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50)。后来在分析法国动产信用公司的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揭露波拿巴向各个阶级提出相互矛盾的许诺，即“既扮演强盗，又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51)。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马克思再次重复这一思想。(52)对于超阶级的“家长”的具体内涵马克思的论述不多，结合波拿巴个人的思想和波拿巴主义的实践来看，马克思所指的超阶级的“家长”大约有如下几重含义：首先，波拿巴主义国家自认为是社会各阶级的监护人，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其次，它具有超越各个阶级的智慧，能引导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如对法国民主化进程的设计)；最后，国家自诩为各阶级之间不偏不倚的仲裁人，其任务是促进各阶级的平等和福利，协调乃至消除各阶级的矛盾，实现各阶级的和平共处。(53)
为了帮助工人阶级认清波拿巴主义的真实面貌，恩格斯对波拿巴主义给予工人的让步和经济收买进行了分析。他把统治阶级的让步分成两种，一种是政治性的让步，一种是社会的让步。他指出，波拿巴主义可能以工人阶级的保护人自居，可能会给工人某些小恩小惠，但是它终究只是把工人阶级看作是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因此在政治上它不会让步，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发展自己的阶级组织和阶级运动，因为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专制统治的死敌。马克思也以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法国被镇压的经历为例指出波拿巴“工人的保护人”的虚伪性。(54)后来俾斯麦在德国一边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边推行社会福利改革时，恩格斯就把这种做法称为“波拿巴式的社会政策”，并斥之为“粪便”(55)。
3.对外战争的生存逻辑
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日益强调波拿巴主义的又一个特征，即以不时的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对此马克思写道：“周期性地发动战争却是这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56)；恩格斯则认为：“居于法国王位的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他被迫进行战争，他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侵略。”(57)确实，波拿巴政权在其存在的近二十年时间内，不断地卷入对外战争或者以战争作威胁，从50年代中期的克里木战争，到50年代末期对英国的战争威胁以及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奥地利的战争，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最后以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结束了这个王朝本身，可以说战争就是波拿巴王朝的孪生兄弟。
对于第二帝国热衷于对外战争的原因，他们主要不是从“拿破仑观念”去解释，而更多是从这个政权自身的利益结构来揭示其不断地进行对外战争的生存逻辑。首先，如前所述，军人在波拿巴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使得战争成为经常的政策选择，而战争也将突出和强化军队的地位；其次，波拿巴希望通过不断的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和矛盾，摆脱国内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军队的渴望，他给人民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状况，将迫使他一步比一步快地走下去。战争是使他能够保住皇位的条件”(58)；“周期性地向法国国外实行袭击，以战争的胜利来使居民陶醉，从而克服他们的敌对情绪——这就是复辟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59)。基于波拿巴发动战争的背景——国内政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经济形势即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这种对外战争也将是周期性的：在经济的繁荣期统治得以延续，到经济萧条和危机时期“市民社会和coup d'état[政变]之间的根本的对抗又会重新出现，当内部斗争再次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时，又会诉诸新的武打的幕间剧，把这当做唯一现实的出路”，而且“间歇将一次比一次短”。(60)
既然战争(的胜利)对维持波拿巴的统治如此重要，那么反过来如果战败，波拿巴王朝的存在也就成了极大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预言战争的失败将是王朝的灭亡。如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恩格斯就认为，如果波拿巴失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也就失去了整个法国”(61)。普法战争前他们曾预言，收复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战争“必然是路易—拿破仑的最后一张牌。他会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这张牌上”(62)。果不其然，波拿巴帝国最终在普法战争的失败中灭亡。
4.普遍的投机与堕落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拿巴主义的论述还经常渗透着对波拿巴本人以及第二帝国的强烈道德谴责。他们对充斥这一制度的收买、欺骗、投机和堕落等现象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在马克思看来，波拿巴本人就是一个冒险家、投机家，是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渣滓的首领，他的上台(从当选总统起)从其个人方面来说就是投机成功的结果。波拿巴用“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收买军队和士兵，替流氓无产者们偿还其债务以换取他们的忠心，用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钱交换关系来使将军们为自己服务。波拿巴复辟称帝后，帝国为维护其存在，需要继续这一套：“完全靠迎合人的最卑劣情欲而获得政权的波拿巴，只有每天收买新的党羽才能维持这种政权。”(63)因此马克思又称波拿巴主义政权为具有“交易所性质的政治体制”(64)。
如果说收买是其手段的话，投机则是其目的。马克思认为，早在波拿巴作为总统与国民议会的讨价还价中就暴露了其欺诈和投机的本领：“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极为敏感，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65)；“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66)。在波拿巴主义的各种投机形式中，马克思比较重视的是工业领域的投机，并把著名的动产信用公司看作是帝国投机的代表。投机是波拿巴帝国的如此显著特征，以致他们有时在(利用国家权力)投机谋利的意义上使用“波拿巴主义”一词。(67)
马克思指责波拿巴政权为到处盛行的投机现象和腐败堕落行为起了恶劣的榜样作用，称这一政权是各种“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渊薮(68)，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69)；恩格斯则指皇帝宫廷成为“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的中心(70)。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这个集合了收买、欺诈、投机等各种卑劣行为于一身的波拿巴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堕落的”、“最淫贱”的国家形式。(71)
四、几点评论
以上我们概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主要论述。不难看出，他们的具体论述虽然是结合波拿巴这一具体政治现象做出的，但是其中不少分析和要素(如对流氓无产者以及小农的理论，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有关阶级力量对比平衡和国家相对独立性的论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限于篇幅本文只集中于讨论波拿巴主义这一现象本身的理论意义。
1.作为国家形式的波拿巴主义的理论意义
从以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看，“波拿巴主义”这一术语在他们那里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或国家形式，其原型是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此外它也指统治者所采用的某些统治技术和手段，如阶级平衡术、用“民主”粉饰军事专制等。(72)对于第二帝国来说，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手段是波拿巴主义的国家制度的产物，是由这一国家的社会基础决定的，因此下面主要探讨作为国家形式的波拿巴主义。
如前所述，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结论，尽管波拿巴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是帝国(军事专制)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恩格斯在分析普鲁士德国的波拿巴主义与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的区别时也明确指出：(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73)也就是说，波拿巴主义的第二帝国完全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现象，是“现代国家形式”的一种。(74)因此，马克思波拿巴主义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理论上肯定了非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更进一步说，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退回到非民主共和国形式的可能性。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75)。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与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76)；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形式，既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也可能是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是相对较高级的形式，因为君主立宪制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适合的统治形式。然而，波拿巴帝国却是在推翻共和国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完全资本主义的现象，如前所述，它的基础不再是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妥协，而是阶级斗争带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平衡，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受到威胁。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解决的就是资产阶级统治从民主共和国转向非民主共和国(军事专制)的问题。对此恩格斯在1884年3月24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的很清楚。在这封信中他指出，“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在两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一种是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另外一种是“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77)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中包含的这一思想对于西方左翼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些学者受其启发将其运用于法西斯主义研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路径。(78)
2.关于波拿巴主义的历史评价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不看好波拿巴政权，他们认为这一政权将是短命的。在《雾月十八日》的末尾马克思认为各个阶级将一致起来反对它。(79)恩格斯最初估计波拿巴政权连14个月都无法支撑。(80)以后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时期(尤其是失利时)他们都期待波拿巴政权会垮台。然而波拿巴政权最终存在了近二十年之久，而且还是由于战败于强敌普鲁士之手。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无疑抓住了波拿巴政权的一些内在矛盾，但他们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波拿巴主义的生命力。
笔者认为，这种低估与他们对于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实际历史方位判断失误有关。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把波拿巴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社会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威胁情况下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晚期”的现象。然而历史地看，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并不是太高了，而是很不够。这点他们到后来实际上有所注意。恩格斯在1866年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曾就波拿巴主义国家的条件做过较为一般的论述：“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81)显然，小农还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资本主义很难说是发达的，而当时的法国正是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也就决定了第二帝国的资本主义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波拿巴政权在发展法国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可以说是沉默与否定的。当他们后来注意到法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时，马克思把它归结为外部因素，认为它“不是因为皇帝的命令”，而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出现后在世界市场上引起的大变动”。(82)马克思也提及波拿巴政权的若干有助于促进贸易的政策，但他更强调帝国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的生产力增长得更快的重担”(83)。此外，马克思还着力强调劳动人民为第二帝国的发展付出的社会代价。(84)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马克思肯定了法国资本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巨大发展，但是对于发展的原因，其基调基本没变。不过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马克思不再把这种资产阶级“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归结为外部的有利条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波拿巴对于这种发展的贡献(当然，马克思仍然会指出这种发展制造的种种问题)。(85)
马克思对波拿巴政权于资本主义发展之贡献的忽视乃至否定，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和生命力的估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认为，波拿巴的阶级收买政策无法奏效和自相矛盾。然而波拿巴主义赞助下的资本主义大发展使得其完全有可能利用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和利润在各个阶级之间进行平衡和机动，因而其生存的空间可能比想象的要大。恩格斯晚年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波拿巴的统治“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皇帝宫廷则可以“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86)进一步说，波拿巴主义政权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执行了一些进步的历史职能，这也部分地增强了其合法性。恩格斯在论述波拿巴主义的收买政策时曾经写道，波拿巴推行的大量“国家建设”工作在大城市“集中了人为的、与帝国有联系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87)，这也表明了波拿巴国家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反过来对于稳定政权的意义。(88)
当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波拿巴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和堆积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投机、欺诈和堕落等。巴黎公社斗争之激烈，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发展之下所隐藏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力量对比的平衡也将被打破，立于这种平衡之上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存在也就越成为问题。但平衡的打破与新秩序的建立毕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而波拿巴主义的历史生存空间就在于其中。
注释：
①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波拿巴主义理论的专著见Wolfgang Wippermann,Die Bonapartismustheorie von Marx and Engels.Klett-Cotta,1983，关于波拿巴主义的其他著作可参考K.Hammer,P.C.Hartmann,K.F.Werner,et al,Der Bonapartismus:Historisches Phanomen und Politischer Mythos.Munchen,1977.AbdolrezaVahabzadeh,A theory of Bonapartis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7.Peter Baehr and Melvin Richter(Ed.),Dictatorship in History and Theory:Bonapartism,Caesarism,and Totalitari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等。关于国外波拿巴主义理论的研究状况，笔者将另撰文介绍。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6页。
③Jost Dülffer,Vom autorit ren zum liberalen Bonapartismus.Der politische Systemwechsel in Frankreich1858/60,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30,H.3,Jun.,1980,pp.549-575.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8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1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591-59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0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1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8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6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0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49-25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7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4卷第411-41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2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4卷第41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46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428-431、520-522、538-54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4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9卷第60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42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1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20-22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596页。
(27)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写道：“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的经济基础”；“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587-58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66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1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2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6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4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2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67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67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6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0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5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0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5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4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1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58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58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57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8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8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5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2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2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30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4卷第413页。
(53)波拿巴曾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于1844年发表《论消灭贫困》一书，该书关注法国工人的悲惨状况，并提出了若干社会改良的措施。波拿巴执政后承诺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并试图采取了若干有利于中下阶层的政策，他的这些思想及其实践为部分学者所关注。如参见Manfred Wüstemeyer,Demokratische Diktatur:zum politischen System des Bonapartismus im Zweiten Empire,Bhlau Verlag Gmbh& Cie,1986。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36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53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60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67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50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500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501-50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1卷第166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191-19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54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431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72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6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2卷第689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74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62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19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45、662页。
(72)马克思将“波拿巴主义”一词用于俾斯麦德国时主要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6页。国外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在讨论俾斯麦德国与波拿巴主义的关系时一般认为，俾斯麦德国使用了大量的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技术(Herrschaftstechnik)，但是作为统治制度(Herrschaftssysten)，他与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并不相同。这里实际上也包含着对波拿巴主义这一概念的二重区分。有关的讨论可参考：Lothar Gall,Bismarck und der Bonapartismus,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23,H.3(Dec.,1976); Elisabeth Fehrenbach,Bonapartismus und Konservatismus in Bismarcks Politik.In K Hammer; P C Hartmann; K F Werner; et al,Der Bonapartismus:Historisches Phanomen und Politischer Mythos,Munchen,1977等。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562页。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就将波拿巴主义一词(暗示性地)用于俾斯麦德国，具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45-87页。
(74)马克思曾经批评将“凯撒主义”(Caesarismus)一词简单用于第二帝国的做法，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波拿巴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古罗马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7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131页。
(78)德国学者Kuhn则认为，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反革命的理论”，它在起源、社会基础、社会特征以及行政权力的独立化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对于分析法西斯主义有启发。参见Axel Kuhn,Das Faschistische Herrschaftssystem und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Hoffmann und Campe，1973。有关从波拿巴主义理论来研究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历史及具体理论结构，可参考Hans-Gerd Jaschke,Soziale Basis and sozialeFun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Westdeutscher Verlag,1982。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24-227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248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79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5卷第398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5卷第7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5卷第5页。
(85)马克思最后不得不肯定第二帝国对于促进发展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波拿巴帝国进行最后的阶级定性的逻辑需要。否则，我们难以想象，马克思会把一个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看作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也难以解释在这种国家下资本主义会获得“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57-358页)关于波拿巴政权对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虽然有少数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认为其作用总的来说是正面的，相关的研究可参考：M.Blanchard,Le Second Empire,Armand Colin,1950; Charles H.Pouthas,"The Second Empire",in(Ed.) Brison D.Gooch,Napoleon III-Man of Destiny.Enlightened Statsman or Proto-Fascist,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3,pp.90-102; Stuart L.Campbell,The Second Empire Revisited.A Study in French Historiograph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8。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19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80页。
(88)正是鉴于对波拿巴主义历史方位的重新判断和对于它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作用的重新评估，西方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他们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或者称之为发展型独裁，代表性研究可参考Hans-Ulrich Wehler,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Suhrkamp 2.Aufl.,Frankfurt am Main,1985; Heinrich August Winkler,Revolution,Staat,Faschismus.Zur Revis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Vandenhoeck&Ruprecht,1978,s.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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