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改良与革命：一个评议
凌斌 · 2021-01-03 · 来源：法意读书
皮凯蒂的全部主张依然没有跳出欧洲左翼政党的改良主义道路，依然是致力于继续维护和巩固这个压迫和剥削后发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尽管出发点是破解欧盟的否决体制困境，最终仍将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统治秩序。
作者：凌斌(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意导言 本文源自“全球法律与战略2021年会：国际主义与权力兴衰”之“Piketty的社会联邦主义的国际法意义”中凌斌老师的评论，感谢老师授权发表!评论围绕皮凯蒂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皮凯蒂在新书中通过实证研究和统计图表，从学术上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真实面目——所谓“历史终结”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从而有助于打破后发国家长久以来对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各种幻想和迷思。但凌斌老师认为，皮凯蒂的全部主张依然没有跳出欧洲左翼政党的改良主义道路，依然是致力于继续维护和巩固这个压迫和剥削后发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尽管出发点是破解欧盟的否决体制困境，最终仍将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统治秩序。 感谢刘洋老师和组委会的盛情邀请。一直也在关注刘老师组织的《全球法律与战略》系列讲座和年会。本次年会的主题和内容都极为精彩，令人期待。其中展现出的敏锐的学术洞察，以及刘老师为此投入的巨大心力，都很令人钦佩。 崔之元老师也是我一直非常敬仰钦佩的学者。不仅崔老师的文章每每开人心智，而且，崔老师始终处于理论和时代前沿的学术精神尤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能够与我同样颇为敬重的支振锋老师一起，担任崔老师年度讲座的评议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对崔老师今天的演讲题目和皮凯蒂的相关研究很有兴趣。皮凯蒂的这本新书(皮凯蒂，2020)还没有看。只是在崔老师的文章(崔之元，2020)，特别是刚刚崔老师的讲座中有所学习，受到很多启发，感到这的确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我的评议因此只能说是崔老师文章和讲座的一个学习心得，谈谈由此引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不当之处，还请崔老师、支老师、刘老师和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病症 冷战结束，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进入了一段高速增长期。然而与之伴生的，不是贫富差距持续减小和公共服务不断提升，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这本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和统计图表，从学术上证实了全球化三十年后的这个残酷现实：所谓“历史终结”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皮凯蒂用“大象曲线”极为直观和形象地证明了，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长，远远高于其他99%的人群(皮凯蒂，2020)。也就是说，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但是相对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而言，全世界人民都陷入持续贫困化的境地。如果是以10%最高收入人群的国民收入占比来度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那么，按照皮凯蒂对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研究：“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在俄国是46%，在美国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东是64%。”(崔之元，2020) 反映在财产分配上的经济社会结构上，不平等的状况更加明显。从整个欧洲来看，“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尽管这个数值其实还是很高的。但关键在于，这一“小改善”主要为财产分布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崔之元，2020) 最后的一组数字尤为最为触目惊心：欧洲国家“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以往，人们关于现代社会的想像，大致是倒丁字形、金字塔形和纺锤形三种经济社会结构。其中西方民主国家被描绘为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纺锤形社会”。而皮凯蒂关于全球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研究揭示了，现实的经济社会结构与这一想像极为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是“鹅颈瓶形社会”。一个多世纪，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克服的一个顽疾固症在于，即便是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基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不再能够通过政治体内的经济发展和财产分配获得实质性的改善。 指出这个残酷的事实，揭示西方世界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顽疾固症，是皮凯蒂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二、病因 相比之下，皮凯蒂关于病因和药方的探讨，反而有些流于表面，甚至本身也是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病症。 皮凯蒂将全球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归因于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左翼政党对中下层群众的抛弃和背叛。皮凯蒂在书中将现今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党称为“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是一个鲜明意象。正像崔老师所讲，“‘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凯蒂用‘婆罗门左派’来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欧洲和美国1980年代以来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这一变化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的1990年代”(崔之元，2020)。皮凯蒂在书中有详细的图表说明： 1.法国：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皮凯蒂，2020) 2.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况如下(皮凯蒂，2020)： 总之，皮凯蒂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日益代表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崔之元，2020)原本代表中下阶层的西方左翼政党，日益向代表大企业主和中上阶层的右翼政党靠拢，也成为了中上阶层和上流社会的社会的代表。左右合流，共同将中下阶层抛弃和排斥在了政党政治的利益代表之外。 与之相应的是公有资产私有化，导致欧美国家缺乏财政基础为普通民众提供改变命运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即便是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百年一遇的灾难性疾病流行，欧美国家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发钱”。而这无异于以未来严重通货膨胀为代价的饮鸩止渴。这一图表也极为鲜明的体现出中国和欧美两条道路的差别与差距。 这样看来，皮凯蒂关于病症和病因的揭示就显得自相矛盾。皮凯蒂一方面揭示出，自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的中下阶层即“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另一方面，又将原因归结为二十世纪末的政党政治和教育投资，仿佛只是因为西方国家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发展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实际上，欧洲左翼政党抛弃底层民众，不是从冷战之后才开始的，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然如此。这是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深刻批判的，导致第一、第二国际分裂和失败的、在罗莎·卢森堡(1904)、考茨基(1918)这些欧洲左翼领袖批判列宁主义和苏俄革命时不断暴露出的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通病：欧美左翼政党的纲领，始终是在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围绕议会党争，争取社会公平;而其得到的最终结果，不论是在一战前，二战后，还是后冷战时代都一样，都是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日益加剧。 这就注定了皮凯蒂所谓的“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的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究其根源，只有一个：左翼政党彻底否定和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革命道路，成为了与阶级压迫和剥削相妥协的改良主义者。而改良主义的必然结果，正如列宁当年所预见的，就是小资产阶级被收买，工人阶级被分化，最终使得金融寡头为首的资产阶级统治愈加巩固。 皮凯蒂尽管写作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但从未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的共产党人那样(并且刻意做了切割和否认)，一针见血的指出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 三、药方 因此，皮凯蒂提出的改良主义解决方案，也必然与以往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张一样，陷入一种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困境当中。 皮凯蒂将自己的改良主义纲领称为“参与式社会主义”。各类具体建议，崔老师已经有了精炼的概括。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收入再分配、选票强化和财政集权三个方面。 长久以来，欧洲左派方案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总是围绕“分配”，而是不是“生产”。不论是通过征收“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还是通过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发放“公民基本收入”，都是典型的代表。乃至于回归公私所有制结合的混合经济，也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要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生产取向。(皮凯蒂，2020)由此导致的结果，与当年罗尔斯《正义论》面临的批评并无二致，即经济衰退。不断重新分蛋糕，并不必然会激励人们把蛋糕做大，更大的可能是不做蛋糕。生产的持续增长，不是仅仅靠不断的社会再分配和私人投资足以支撑的。就中国经验而言，这需要的是一整套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制度和极为积极有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参与。而这样的结构性改革，显然是皮凯蒂方案所无法包容的。 而皮凯蒂推崇的“劳资共决制”和“民主平等券”，实际上仍然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配方。其核心，就是(比如通过选票)收买工人阶级。劳资共决制将资本家收买工人进一步合法化和制度化了。这样，工人阶级就被瓦解了。工人被分散到不同企业当中。同一个企业中，工人与股东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工人阶级内部的一致利益。而这正是欧美工人阶级始终难以获得经济社会解放的根本原因。投票(不论是国家内的还是企业内的)如果能够改变经济社会结构，早已改变。一百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而教育平等和社会联邦主义，明显有着强烈的美国味道。问题在于，不论是终身教育还是教育的身份政治化，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不是恶化)美国的教育平等问题。正如皮凯蒂自己指出的，美国的“婆罗门左派化”也非常显著。归根结底，教育是所有资源中最为稀缺的;而且和医疗一样，是一种绝对稀缺。不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不公。因此，不仅是富人，而且是中产阶级，都会极力反对教育平等。 人最难放弃的是既得利益。这是卡尼曼等人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意涵之一。正如崔老师在文章中指出的，原本“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凯蒂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其实和1930到1980年前英国和美国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一个多世纪，一百多年来，鹅颈瓶式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改变。 那么，国内民主无法实现的，跨国民主如何可能?这就是涉及到皮凯蒂的终极目标：财政集权。皮凯蒂给出的实现路径，是以“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社会联邦主义。这仍然是欧洲社会主义的议会斗争道路，只是把议会提高到了跨国层面。我们知道，美国的“汉密尔顿时刻”是建立在一场流血牺牲的独立战争和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欧盟要通过改良主义方案实现财政的中央集权，想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恐怕是过于如意的算盘。而让顶级富豪出血，则不免令人想起一个中国成语：与虎谋皮。更不用说，他们宁可让财政集权和财富分配演变为流血的战争，也会用一切办法来巩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财产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制。 如今，随着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实践反而走到了理论的前面。不同于印度自绝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外，欧盟成员国选择了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相比于“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许前景更为可期。与其重分蛋糕，不如把蛋糕做大。以增量改革带动制度完善，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 四、评论 一百年来，中国和欧美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百年为尺度，就更容易看到，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差别不在激进还是渐进(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尤其表明了这一点)，而在变革的终极目的，是一少部分人的“社会正义”，还是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全球拓展把整个世界纳入了同一个生产和消费市场，但是由此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却主要是在服务于发达国家的极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处于财富顶端的1%。一个世纪，一百年来，一代代人致力于打破和重塑的鹅颈瓶形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晚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反而变得更加固化。 因此，更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如何让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分享全球资本主义的体制红利。欧美国家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恶果，早在其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选择了利益妥协的改良主义道路之际就已注定。既便如此，他们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生活要远比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为好。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牢固大众获得解放，获得和发达国家民众同样的发展机会。他们中的底层民众，才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底端，是最悲惨、最绝望和最无助的人。 皮凯蒂的全部主张，依然没有跳出欧洲左翼政党的改良主义道路，依然是致力于继续维护和巩固这个压迫和剥削后发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尽管出发点是破解欧盟的否决体制困境，但是最终仍然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统治秩序。 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根本利益和第一要务，就是打破这个发达国家缔造和维护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当今世界的首要问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鹅颈瓶结构，而且造成了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鹅颈瓶结构。后发国家的普通民众遭受着双重乃至多重压迫。而发达国家内部统治越巩固，对后发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就越严重。 皮凯蒂这本新书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令人信服的揭示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真实面目，从而有助于打破后发国家长久以来对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各种幻想和迷思。发达国家对于本国民众长达百年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毫无解决的办法和诚意，又怎么可能理会和回应后发国家普通民众的解放和发展诉求。 后发国家普通民众的解放和发展，不能也不应对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存有任何幻想，而只能依靠自己，依靠与自己同样处境和命运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超越意识形态和局部利益分歧，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统治秩序之外，开拓和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一个真正以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为己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草于2021年1月1-2日，肖家河 注释： 崔之元：《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经济导刊》2020年第七期; 托马斯·皮凯蒂：《资本与意识形态》，亚瑟·戈德哈默译，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又名《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本文1904年7月10日第69号，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1904年第42、43期;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1918年版;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8、11、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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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 15: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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