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 “世界岛”迎来巨变, 中国人为何还解释不了中国?李陀 · 2021-01-01 · 来源：《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
地缘经济学的经济动力及其引发的亚洲共同体化成为历史潮流，欧洲和非洲也可能被吸入，最后形成亚非欧联合体，这将改变东西二元局面甚至整个“世界岛”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与亚洲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机、疫情危机等所折射出的思想贫乏，今人无力回应，当前最为迫切的思想任务仍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与其纠缠发展的社会主义。
李陀: “世界岛”迎来巨变, 中国人为何还解释不了中国? 【导读】2020年即将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面对新世界，人们或迷茫，或憧憬，或倦怠，或振奋，但任何情感都无法阻挡历史的滚滚洪流。这一年，疫情危机与全球政经事件相叠加，加速了世界格局演变，中国在思考世界，世界也在思考中国。 作家李陀基于数十年观察和思考，提出了面向未来的“21世纪之惑”。他指出，地缘经济学的经济动力及其引发的亚洲共同体化成为历史潮流，欧洲和非洲也可能被吸入，最后形成亚非欧联合体，这将改变东西二元局面甚至整个“世界岛”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与亚洲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机、疫情危机等所折射出的思想贫乏，今人无力回应，全世界似乎都陷入了“认知论障碍”中。他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思想任务仍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与其纠缠发展的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国发展的复杂性，不仅西方无法做出有效回应，中国思想界也同样没能给予应有的回答。时代与世界同时向中国及其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诸多问题，中国思想界应该尽力摆脱自身顽疾，给出一份满意的答卷。2021年即将到来，这份答卷才刚刚开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原题为《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内容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亚欧非“世界岛”正迎来巨变 《文化纵横》：此次疫情正在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化为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体系应该会造成巨大冲击，你认为这次冲击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李陀：历史上有过几次可怕的大疫情，等到人类好不容易熬过来，再举目一望，世界全变了，山河变色，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这次全球疫情过后，我们会不会也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很有可能，所以从右翼的基辛格到左翼的齐泽克，都在对这种局面做前瞻性的分析和评估，各式各样，悲观的多，乐观的少。但是，检视这些思想家和理论家所做的形形色色的分析和推测，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他们差不多都是从自己熟悉的概念、知识或理论出发(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电子新技术、民族国家、国际政治等各知识门类提供的思想资源)，很多都没有察觉，这些分析和思考，大致都局限于自己熟悉的语言和话语里，所以，不管其展望和预测的具体结论如何，他的视野已经被规定、被锁定。 去年10月，我在北京和李零聊天，谈及世界未来的时候，说到这么一个想法：从大趋势来看，亚洲的最新发展已经使东亚、南亚、东南亚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非常紧密的交流和交错，亚洲未来形成某种共同体或者联合体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性，那么能不能依据这种现实性作进一步的推演：这种势头如果不断地继续，会出现什么局面?可以预见，那肯定会深刻影响非洲，带动非洲各地进一步实现脱殖民和现代化，先后也都走上“小康”之路。这可能吗?应该很有可能，尽管这个进程会有很多的曲折和暂时的中断。 那么，再进一步考虑，它会不会使得亚洲和非洲这两个大区块，又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某种联合体或共同体?充分考虑这两个地方具有共同的历史经验(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里走向独立，都有经济落后的痛苦经验)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样形势的出现不单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想一想，一旦这样的局面实际形成，欧洲会如何?要知道，现在中日韩三国的GDP总量就已经超过眼前的欧盟;何况，届时亚非两个大洲的发展，肯定会达到一个更大的体量和规模，那时候，欧洲这个“洲”，会如何反应？它都有什么选择?又有多少选择?有没有可能被吸入这个历史浪潮形成的大漩涡里，最后形成亚非欧的联合体（欧亚本来就是一块大陆，所谓三个“洲”这样的现代意识及其格局，完全是近代历史的建构）?而这局面一旦真的成为现实，世界该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又该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现有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尤其是我们今天用来认识世界的许多基础知识——将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比如，那时候人们再回头，又怎么看欧洲中心论？怎么看大西洋和所谓的大西洋主义？届时还会有东方和西方吗？ 当然，这样的前景目前只是一种想象，是某种可能性。但是近几个月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种种新发展，可以说让这想象得到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但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功能、能力都受到了多层面的考验和质疑，而且，看这期间东北亚三国之间的种种互动，客观上已经隐隐地含有这样的意思：地缘经济学的经济动力（而不是地缘政治）已经在总体上改变亚洲，再有这三个国家充当整合的发动机，亚非两大洲在未来继续加强整合乃是大势所趋，然后，欧洲也被卷入这个整合，恐怕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只是早晚而已。 当然，如此想象世界形势变化的新图景，让它成为我们思考今天世界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底色，要取决于一些条件，比如能不能离开或者哪怕暂时离开民族国家的立场?不是强调中国的崛起，而是整体亚洲的崛起？能不能离开或者暂时离开东方/西方这个二元对立所给定的已经变得很可疑的知识框架？既然21世纪的现实正在一步步消解东西方对立中的先进/落后的刻板含义，能不能提出其他可能的、更富于前瞻性的新的思考框架? 这不容易，需要敢于对我们熟悉的知识，特别是以往构成我们思想框架的很多理论和观念进行质疑，在知识领域革故鼎新。 ▍危机下的全球正陷入“认知论障碍” 《文化纵横》：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的思想界也因危机动员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反应。你对危机中世界思想学术界的讨论有何评价?你认为有哪些更加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探讨? 李陀：你说到的这些思想反应，反映了世界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危机的复杂性。有些危机本来就有，比如自“二战”之后由老式金融资本所主导并组织的全球秩序突然被破坏(这个破坏是后来的全球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有些危机是新的，犹如一场大地震造成的新断层，比如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和民主政体的危机等。 认识这种复杂性本来就不容易，而我们还面临着新的困难：在这些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的意见的里面和后面，有着诸多政治立场和学科知识之间构成的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这些混乱的对话，又被新旧媒体的网络进行再生产，加工、改造、放大，以某种准知识的身份进入对话，而这些准知识很多都是伪知识，于是，它们的入侵就形成次一级的混乱信息和话语，纵横交错，层层叠叠。 再看这次全球大疫情，其中也充满这种荒诞，诸如西方国家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府在武汉断然“封城”的举措，以“口罩外交”为标志的各国之间充满戏剧性的防疫合作(还有反合作)，西方“禁足令”引起的有关人权和自由的冲突，尤其是人道主义这个神圣的“普遍价值”，竟然被瘟疫里形成的“人命优先?还是经济优先?”这个冷冰冰的问题，以制度的名义甚至以伦理的名义贬得一文不值——荒诞可以说举不胜举。让人惊讶的是，面对这些被常态化甚至日常化的荒诞，跟着媒体起舞的右翼就不用说了，连欧美知识界也集体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漠然，即使有个别异议的声音，也不过是喁喁私语。这一切让你怀疑他们是不是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个以写荒诞著称的作家，名字叫卡夫卡。 因此，在思考和讨论这次大疫情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时候，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思考遇到了什么样的实际困难，“知识”是否支持了我们的思考，甚至它是不是妨碍了认识现实?如果借用哲学的一个概念，是不是可以说，今天我们遇到了认识论障碍而不自知？ 《文化纵横》：面对中国崛起现象，面对特朗普现象，面对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西方思想界(无论左右)似乎逐渐丧失了把握客观事物进程的能力，预设的价值立场总是与客观事实脱节，这究竟是为什么? 李陀：一般来说(进入哲学思考，就复杂了)，知识是否正确，要在社会实践中被检验。可是今天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疫情似乎为人类设置了一种可以对知识的正确性进行检验的扫描机。于是，只不过几个月很粗糙的扫描，我们就赫然发现，这种“逐渐丧失把握客观事物进程的能力，预设的价值立场总是与客观事实脱节”的现象，不但非常广泛，而且获得了历史上罕见的普遍性，百姓如此，专家学者也如此，以致我们可以这样发问：是不是人类的总体认识能力出了问题? 新旧媒体构成的网络超级工厂，每分每秒都在对现实信息和现实话语进行加工、歪曲、改造，然后把这种加工物或“准知识”塞入或者混入今天的现实思考，其产生的破坏作用，决不能低估。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新冠病毒起源的追溯。在过去，这种追溯本来是医学界和科学界的责任，医生和科学家的知识权威，是这种追溯的保证，不论追溯过程的方法和手段，还是最后结果，只能由医生和科学家说了算。但是，在近几个月里，由于各类新旧媒体的介入，事情的发展让我们目瞪口呆：所有专家几乎都被靠边站，反而是新旧媒体一片喧哗，纷纷挑起溯源追踪的重担，而很多官员、政客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还有网上的众多吃瓜群众，竟然变成了主角，自信又自负地认为他们是权威，他们有能力揭示真相。 在这样的形势里，今天完全进入冷战格局的西方媒体，已经不是顺便或试图“带”风向，而是公然定风向（背后的种种政治操作，已经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这很荒诞，可仅仅谴责荒诞，有什么意义?如果从知识的角度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当代以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出了毛病，正在变质?再如冷战中形成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机制，也在今天的现代学术生产中越来越重要，这都意味着什么?夸大一点说，是不是人类的知识形态和知识环境发生了巨变?若果真如此，这个新环境是不是已经成了今天认识论障碍的一个因素? 从知识环境正在发生大变化的视野看，20世纪知识的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用多说，学科的细化经历了近两三百年的演化历史，在20世纪完备起来，这当然带来了种种巨大的好处。但是认真琢磨，知识的细化又带来了很多严重问题，其中之一是每一个学科都不得不把认识的视野尽可能窄化，把知识的领域不断分切，最后的局面很像是占山头，如同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个堡垒，且堡垒与堡垒之间还有很深的壕沟和高高的围墙(隔行如隔山);同时，躲在堡垒中的学者、理论家，又往往把自己学科内的研究成果赋予尽可能重要的普遍意义，即使不能被认可为真理，至少也是解释人和世界某个方面的一把金钥匙。这样，不但自然、人类、社会不再是认识和知识的整体对象，而且知识本身，也如同一面镜子破碎之后形成的碎片——可是很多人不觉得那镜子已经碎了，还在碎片的闪光里努力摸索真相和真理。 这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很多担当知识生产重任的人，教授、学者、理论家、媒体人、科学家，都不再关心知识对象的整体性，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有严重的后果：我们思考的对象于无意中被微观化、零碎化或者局域化，我们看不见大风景——20世纪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变，这改变如何对资本主义的传统“去经典化”，金融资本如何膨胀和演化成为统治世界的隐形司令部，科学技术又如何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在这方面的论述也很重要，但福柯走得更远)，这样的新意识形态又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在最近二十年内建构出当代新秩序——这一切宏观的可能的知识对象，就悄悄地被淡化了。 ▍最迫切的思想问题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文化纵横》：在此次全球危机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分析“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运动?在您看来，“二战”以来的资本主义运动有哪几个重要阶段?不同阶段有什么主要特点? 李陀：这些问题都很大。如此提问，可以检讨的东西当然很多，但是我以为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不是孤立地自己发展，它有一个如影随形的同行者，那就是社会主义——它们不但有着共同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共同发展，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今天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个纯粹的、独立的发展，历史上没有，今天也没有;现世存在的无论哪一种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在社会主义的不断挑战中才走到今天的，因此社会主义是认识今天资本主义绝不可或缺的历史和现实。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批判，决不能忽略这一点。 但是，20世纪很多资本主义研究大多在这方面都有盲点，很多都是假定有一种纯粹的、单一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又从这样的假定里建构一个研究对象，然后发明出种种有关民主、人权、全球化和历史终结等学说和理论。当然，在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传统里有点不同，从马克思到霍布斯鲍姆，这“两个历史”恰恰是思考世界近代史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不少著作和文献对此都有充分的体现。 幸而这次大疫情给人类一个机会，世界大舞台上一层又一层的幕布被揭开，虚假的踢踏舞演出露了馅，舞台后许多暗藏的机关也都一下子现了形，无论是谁都不得不动脑筋重新来认识和思考本以为很熟悉的这个世界。但是不论新事物有多少（比如人工智能），最迫切需要重新认识的仍然是资本主义——这个在全球化的进军里蓬勃发展，一路鲜花(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宣布自己取得最后胜利的资本主义。 问题是，这已经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其形式和内容(暂时借用这两个文学批评里的用词)都获得了更新，我们需要辨认它，认识它。 ▍青年人反抗资本主义的大目标为何失败？ 《文化纵横》：为什么在全球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的99% vs 1%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方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需要在什么方向做突破? 李陀：坦白说，你这些问题都切中要害，给出回答有迫切的需要，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出清楚又比较全面的回答。我能说的，只是我近些年的一些观察，还有从这观察里生出的忧虑。 先说说“全球的99% vs 1%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高潮是2011年“占领祖科迪”的行动，我当时有机会作为旁观者目睹了祖科迪广场上的情景，整个过程中纽约青年人意气风发的自信，特别是那种剑锋直指华尔街的高昂战斗热情，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萨特发出的鼓动：“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可以光芒万丈。”但是，今天回顾，那时候青年人占领广场并不是白日梦，而是想效法1968年的五月风暴：巴黎大学生以占据索邦大学的行动唤醒了整个法国，证明1848年的革命传统只不过是暂时陷入了沉睡，巴黎上空再次飘起了红旗。可是，同样是占领，美国的大学生们却没有达到“唤醒”的目的——祖科迪广场虽然轰轰烈烈了两个多月，但是没有获得类似五月风暴那样的唤醒，不往远说，仅隔几个街区，曼哈顿无处不是酒绿灯红、车水马龙。 今天，以上两个占领都已经有了无数的追忆文章和历史研究，功过评价，论议纷纷。不过，有一点恐怕是共识：就其反抗资本主义的大目标来说，青年人失败了。为什么失败？这也有很多研究，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运动的骨干，无论发起者还是参与者，和当年巴黎的青年人一样，基本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程巍有一本很好的分析“五月风暴”的著作，书名就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这使得整个“占领”运动都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烙印：整个运动没有对形成99% vs 1%的根本原因做深刻的批判，而是一种呐喊和控诉，而这样的控诉很容易变成来自远方的回音，不能损害资本主义半根毫毛。 你问我，“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需要在什么方向做突破?”这也是大哉问。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往往被国内思想界忽略，其实那是20世纪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和悲剧性，也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其中的挫折和失败，其实那些失败经验更宝贵，都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可能比欧美目前学院派路数的思考更值得重视。遗憾的是，我了解得很少，不能说什么，这还需要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研究南美问题的学者们，做更多的调查，下更多的功夫。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总认为欧洲的新观念和新理论才是世界思想的前沿，这已经不符合现实。其实在当前，思想发展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南方”，非洲，拉丁美洲，还有中国。 ▍西方左翼被“中产阶级化”困住了 《文化纵横》：在21世纪，特别是在这次疫情之后，欧洲作为有最悠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过巴黎公社的悲壮和十月革命的辉煌的地区，那里是否会出现社会主义思想的突破? 李陀：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突破?这牵涉很多问题、很多方面，有理论，有实践。不过，我们前边讨论的“认识论障碍”，对这个话题的展开还是一个重要途径。如你所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连绵不绝，不断有新的发展。“二战”之后，左翼思潮还是相当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潮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场，其中不但色彩斑斓，还充满了对立冲突，形成了德、法、意等国家学术和理论界的重要风景。但是，今天回过头看，特别是联系这次疫情带来的全球形势大变化的新现实来看，这个思潮中的很多思考需要重新检视和检讨，其功过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二战”后西方左翼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差不多都穿有一层或几层学科的知识软甲，其举止都不能不受这软甲的拘束。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如阿多诺，他的理论活动都自觉地进退于哲学和美学的藩篱之内;更不必说与福柯同一代或更晚一代的那些左翼思想家和理论家，各自都有清楚的学科背景——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符号学、思想史等。20世纪后半期，他们还都纷纷进入大学、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成为教授、学者，成为职业的知识生产者(像葛兰西那样投入革命斗争最前沿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已经只能活在记忆里了)。 这样的局势当然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是就这些知识的生产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说，我们看到在20世纪里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那就是批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现代性、主体性和主体建构、理性和无意识、身份政治、文化符号这一类特别“火”的主题上。在这转移中生长出的很多理论和学说，虽然都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有或近或远的关系，有一些还推动了批判的深入(后殖民理论尤其突出)，但大体上这些理论的对象或认识对象的设立，以及依据其对象建构的一套概念体系，其实已经不同程度地偏离了《资本论》的方向。 在《读资本论》里，阿尔都塞反复讨论和论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理解和认识一个理论，最重要的前提是要理解它所提出的“总问题”(这个概念的翻译，问题复杂，分歧很多，我这里还是暂用“总问题”这个译名)是什么，也就是要理解和研究其理论所确定的认识对象，以及由这个对象所确定的问题设定——这种设定又必然包涵一系列基本概念的设置，而这些概念自身的运动以及彼此间的互动，自然就形成了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的思考空间。因此，总问题的提出和设定是决定性的，它既决定一种理论所具有的视野，也决定其思想的边界。 《文化纵横》：在你所描述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美左翼对资本主义当前矛盾的批判与行动，更多具有你所说的“中产阶级”化的倾向。对于欧洲左翼的这种思潮演化，你能不能更概括性地加以说明? 李陀：这涉及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究竟有没有中产阶级?如果有，如何定义中产阶级?如何确定其社会位置?特别是如何给予阶级分析?围绕这些问题的著述和论述太多了，在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等领域，都是很热的学术和理论话题，议论纷纷，即使想做一点“概括性地加以说明”，也十分困难，不易说清。 我认为“二战”前后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中产阶级为我们带了新现实：一方面，这对过去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作基本框架来认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的习惯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的阶级存在，这个“新阶级”介入了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无论其建设性，还是破坏性，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异和更新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应该单独立项做具体的研究。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也应该在这个大题目的范围之内。 为了不说得干巴巴，还是说点具体的吧。前些日子，我把萨特的《语词》又读了一下，这本“自传”被看作萨特以精神分析方法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做分析的书。在他的儿童时代，他的苦恼是什么?不过是在卢森堡公园嬉戏的孩子们，都看不上他，都不带他玩儿。“贫穷焦虑症”的种种煎熬和滋味，离他太远了。当然，你可以说萨特毕竟是个别例子。可是，如果我们对巴黎高师这个法国思想家的摇篮做一点调查，不难发现从这个摇篮走出来的诸多人物，不论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其成长背景都和萨特大同小异。他们大多都有一个中产阶级或更富裕的背景，并且除了正好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还都有出校门进校门出入“三门”的经历，最后又都进入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操弄思想潮流的学院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我常想，仔细琢磨这些东西，其中可以深入做研究的题目真是太多了。 我一直认为，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是中产阶级（更准确一点是新中产阶级）为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社会理想所进行的文化建设，也是一种让这个“新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区别于老中产阶级和小市民阶级的新文化。这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复杂而长久的遍及哲学、美学、文学的思想冲突，而且一直影响到当前。虽然关于这些冲突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对之专门做阶级分析的，实在不多。 这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一些情况。 就欧美主流理论的变迁来说，不管立场和倾向有多少差异，只要有所创新，差不多都受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之交产生的几个理论突破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尼采和弗洛依德，还有稍晚一点的结构主义。而且，如果说前一代理论传统往往对后一代思想家有“影响的焦虑”，那么在20世纪的很多学者和理论家那里，我们看到的“焦虑”并不明显;相反，你会感觉到当他们引入尼采和弗洛依德以发展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更多是某种快意。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为什么解释不了“中国”？ 《文化纵横》：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演进的视角来看，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角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李陀：我觉得思考这一类问题，是不是可以缩小一些，在一个相对比较具体的范围里思考更好一些?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震惊了世界、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奇迹的改革开放，都是有成功、有挫折的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至2019年的GDP已经达到14.34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可是另一面，中国的基尼系数2019年已经达到46.5%，而美国2018年的基尼系数为48.5%—这两个数字也同样惊人，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基尼系数竟然相差无几，怎么回事?这需要解释，可是解释起来并不容易。 在这些难题面前，简单地对改革做肯定和解释，都是难以说服人的。深思起来，问题复杂得多，例如，既然这是在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它是为了“拼经济”而不能不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是由于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里，如阿明揭示的那样，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工不得不处在这种全球性现代剥削体系的最底层所造成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这个体系和中国的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其中由种种交叉、阻断和纠缠所组成的矛盾该如何分析?这都是需要做细致研究的。 当然，不愿意下这种功夫的人，往往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并无秘密可言。其中一个的说法是，中国由于改革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滑入全球资本主义，因而形成这样严重的贫富分化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回头路已经没有。但是，这样的看法却面临着不少反证：投入全国之力进行几千万农民脱贫的大工程，并且立下一个不论是大江南北还是边疆塞外，都一律要在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这样没有一点市场精神的坚硬指标;宁愿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包括迫使很多企业倒闭或转型，以实现对绿水青山的保护，努力让14亿人口和自然生态之间保持平衡;明知道短期内收益不足以抵债，可能出现一个威胁经济全局的灰犀牛的大风险，坚持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还有，即使国营企业存在种种问题，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巨大的矛盾，也带了种种经济风险，因而在国内外为人诟病，批评的声音接连不断，但整个改革仍然在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方针，坚持国有企业的建设和发展，等等。 这些违反市场规律的经济行为，在几十年的改革进程里实在是不少，可是往往被看作很自然的事，似乎本应如此，要不怎么叫改革?其实，如果细心想一想，这些行为都是不能用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给予充分解释的，世界上有哪一种资本主义会做这些不仅不符合市场理性，也违背“经济规律”的疯狂事情？只是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然遇到我刚才提出的那一类困难：这些东西和中国的体制是什么关系?这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吗?那么“石头”是什么?“河”又是什么?其中由种种交叉、阻断和纠缠所组成的矛盾该如何分析?能不能找到新的分析框架?从而摆脱肯定和否定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 如果把眼光转到更多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类似如此复杂，不容易得到简单答案的情形就更多。就在去年，网络上展开过一场关于996工作制的大争论，很值得注意。本来这种工作制早已经通行全国，一方面大家习以为常，实际上被合理化;另一方面，996的安排早已让成千上万的白领们筋疲力尽，特别是中青年族群猝死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然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谁也没想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马云竟然抛出了一个讲话，他不但肯定了996工作制，甚至还说：“我个人认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但是这一事例并未引发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如果知识界关心了、介入了又如何？能把这辩论中具体问题抽象到一个理论层次吗？能把它们和全球资本主义化这样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讨论吗？能把996工作制这一个具体问题复杂化，联系劳工历史，联系20世纪服务阶级的兴起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新结构，联系政治经济学，从而揭示隐含其中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吗?我很怀疑。 自80年代以后，国内的知识界主流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对《河殇》所象征的“文明”的迷信，改革岁月里不少波涛风浪，可这种迷信像一团迷雾，一直和千万知识分子一路相伴而行，从雾中眺望，远方总有一片蓝色的海洋让他们神往——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各种变身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得以盛行几十年，这种神往正是其思想基础。即使到了今天，亲身经历了西方中心论在精神上的崩塌，又亲眼目睹了世界性民主制度的危机，他们是不是能够从浓雾中走出来?很难说。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在漫长的几十年里集体右倾，不是批判而是肯定资本主义，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史上是罕见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奇迹—— 一个非常沉重的“奇迹”，因为它正好夹杂于为世人惊叹的改革奇迹之间，两个奇迹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和知识空白——贯穿于20世纪的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艰难思考，就被这空白虚掉了。想到这样一个背景，996工作制风波遭到知识界完全的盲视，或者见到了也有意忽略，那有什么可奇怪的? ▍世界的“中国之问”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最后，再说几句和刚才所说有联系的另外一些话题。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世界疫情大暴发之后，西方不少学者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而且，无论是对这变化做出必要解释，或者是为顺应这变化来调整今天的现有秩序，还是展望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都已经离不开中国。 这种情形当然会让世界上很多人都不适应，特别是欧美世界(政界、商界、军界、学界——所有各界和千千万万普通大众)尤其不能适应。从作家的观察角度去看，我几乎可以体会他们为此而产生的那种感情和心理的双重痛苦，那是难以形容的痛苦：一个两三百年来被他们一直轻蔑的民族——“支那人”，突然之间(从历史的尺度来看，是一刹那间)一跃而起，变成了世界舞台里一个中心角色，无论什么节目，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演不成，就算勉强演出了，也容易流为一场搞笑，这是多么让人难堪和尴尬的状况? 说实话，我不但能想象，还有些同情他们这种痛苦。认真分析起来，可以就这复杂的感情写一本精神分析的书，书名就叫《世纪之交的痛苦》。不过，以这样一本书去理解和认识西方的右翼比较容易，因为从世纪之交开始发生的这个全球性巨变，让他们觉得五百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精神的，物质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正在像融雪一样在眼前消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财富忽然开始迅速贬值，甚至可能千金散尽不复来，谁能不心急如焚?——为什么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快乐日子会那么短暂?为什么突然历史宣布自己没有结束?为什么冷战寒气一下子重返人间，让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觉出寒意?一切都并不奇怪。 可是相比之下，欧美许多地方的左翼情形又很不一样。他们对这新形势的反应，尤其是对中国问题的反应，并不能用痛苦或焦虑来形容，其中有很多模糊和暧昧。回顾起来，20世纪以来，这些左翼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如萨特、阿尔都塞、阿明)，对中国的革命和改革的态度大多都相当暧昧;你去读他们的理论著述，本来应该提到或者说到中国的地方，都是小心翼翼，或者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或者环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是不提也罢。 说实在的，这种态度一直让我很是诧异：难道不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20世纪根本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吗?社会主义的理想，经历了几百年的酝酿和发展，不是在列宁和毛泽东手中第一次在制度层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具体实现吗?是的，这两个革命在实践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这些实践以各种试验性形成这段历史里最显著的特征(两个革命里所进行的各种实验性的实践，应该做专门的研究，成为一个知识和理论的独立领域)，这些试验很多都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一些失败还造成了各种严重后果，以致有些后果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宗旨和初心是完全违背的，这是事实。可是这不正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所必须思考和研究的吗?漫长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还少吗?马克思和列宁的不少著作不就已经对这正反经验做了很多研究吗?这些研究和论述不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财富吗?为什么轮到中国就不能做了呢？为什么躲着呢？为什么要绕着走？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并不容易理清楚，可眼前的问题是，形势的最新发展已经让任何人没有继续躲闪或绕着走的余地，那么为什么不能对以往躲闪的原因直接给予说明?能不能鼓起勇气有所检讨和自我批评?比如，西方中心论就是一个大可深入思考的课题——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近几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兴起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恰恰是左翼知识分子积极发动的，他们的努力不仅遍及历史学、人类学、文学各个学科，而且影响全世界，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知识的大批判、大反转。那么，他们今天能不能反身自问，也检查一下左翼自家身上有无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呢？ 认识中国，认识中国革命，无论对当代哪个地方的左翼，都还有另一重困难，就是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这个革命的复杂性，是整个现代中国问题方方面面复杂性的内核和基础。当然，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很复杂，但是其复杂性又各个不同，把这些复杂性区别开来，在每一种复杂性里辨认它的特殊性，还把这种特殊性给予理论层面的说明，形成适合于今天知识环境的系统的理论表述，那就更困难。这困难谁来克服?谁最适合?首先自然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来做。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又罕见的机会——全世界都在向中国发问或追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是谁？你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能不回答吗?能不努力给出一个至少自己满意的答卷吗?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原题为《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内容有所编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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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8 13: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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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根本遵循;(2)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必然要求;(3)持续深化改革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强大动力;(4)完善国资体制强化国资监管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保障;(5)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