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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路线史 为人民解放不计个人恩怨 林默涵魏巍喻权域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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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1 16:33:5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追忆被停刊的《真理的追求》《中流》杂志

思想 3年前 (2017-06-25) 激流网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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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真理的追求》

2001年7月,《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被停刊。今年7月是两杂志被停刊十周年。今年8月是《真理的追求》主编之一的喻权域老师逝世一周年。《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是我在新世纪初时见到的最勇敢捍卫社会主义的杂志。而喻权域老师当时任《真理的追求》的主编,曾与我有书信和电话联系。后来通过喻权域老师告知,我才知道左翼进步网站。

今年建党节前的6月下旬,包括新浪、网易等不少网站,都刊登了名为《中共接纳私企老板入党 冲破姓"资"姓"社"紧箍咒》的文章,文章讲到10年前那场《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进行的反对资本家入党的斗争,以及《真理的追求》、《中流》因此被停刊的事,并谈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7月,《真理的追求》和《中流》相继停刊。而当年其麾下的中流砥柱们,则纷纷转战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等,开辟网上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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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杂志创始人林默涵

因此,在这个7月,我想写点什么来纪念《真理的追求》、《中流》。但我又找不到什么可写的,只有写篇记录最后一年半《真理的追求》反资本家入党、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文章标题,以及当初我怎样认识《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的短贴,作为对《真理的追求》、《中流》的纪念,作为对喻权域老师的怀念。

2001年,《真理的追求》发行了7期后,于7月被停刊(7月,我就我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向劳动进攻的理论武器》一文打电话给喻权域老师,他当时说要他们停业整顿,后来又电话联系时说被停刊),被停刊重要原因是反对资本家入党和评选劳模。而这方面的文章,是2000年年中到《真理的追求》被停刊这一年里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2000年第6期刊登周新城的《资本家能当劳动模范吗?》,冯宝兴的《关键在判定私营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在私营企业主应否评选劳模问题上分歧的实质》。2000年第8期刊登张云声的《共产党员要在劳动与剥削之间划清界限——谈谈为什么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2000年第11期刊登黄如桐的《私营企业主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李强的《再论资本家不能当劳动模范》。2000年第12期刊登冯宝兴的《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评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产党》,黄秋华的《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韩西雅的《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陈享光谢富胜的《资本家不是劳动者》。2001年第1期刊登项启源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2001年第2期宫韫书的《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2001年第3期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专题调研组的《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当劳模当党员的调查报告》。2001年第4期时迈的《资本、劳动及其他——从资本家能否评劳模说开去》。2001年第5期刊登了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转载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的《要明确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并刊载喻权域的《开国际玩笑——资本家加入共产党》。林炎志文章说,“私营企业主是新资产阶级(而官方现在也不承认这点——笔者注),他们的人生观是自私自利,追逐最大利润。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理论上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当然不能允许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入党” 。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真理的追求》多年来的文章主要内容之一。例如,2000年第1期刊登黄如桐的《驳晓亮先生对“一化三改”的篡改》,林炎志的《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2000年第3期刊登张勤德的《评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种错误论点》,林炎志的《不可忽视、放弃国有中小企业》,喻权域的《想起了“崽卖爷田不心痛”》(文章借用彭德怀“崽卖爷田不心痛”的话,批评精英出卖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国有企业是“崽卖爷田不心痛”),杨天宇的《“增量改革论”评析》。2000年第4期刊登李强的《驳出卖国企只是“形态变化”论》。2000年第7期刊登喻权域的《国有企业最需要“国民待遇”》。2000年第9期刊登邬拉努的《西方的国有企业及其私有化》,叶子荣的《为什么“崽卖爷田不心痛”》,毛家书的《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驳斥曹思源的“人间正道私有化”》。2001年第1期刊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评一篇导向私有化的万言书》。2001年第2期刊登丁冰的《国企改革岂能“全面退出”》,艾德文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论”不能成立》、古正华的《请看今日中国“原始资本主义”企业》,2001年第3期刊登金台生的《可笑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陈永轼的《致国家统计局党组的公开信》、读者们的《支持李成瑞同志批评“导向私有化的万言书》,都批驳了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后在局长任上因为腐败被判刑)为组长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万言书”。这个“非国有化万言书”“把我国工业分为196个行业,公然主张国有企业从146个行业‘退出’”。2001年第4期刊登王浩雷的《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选择》,2001年第5期刊登李强的《关于私营经济的若干材料》、藏凤华的《捍卫宪法、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2001年第6期刊登李成瑞的《否定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然导致私有化》,吴仁宝的《信仰共产党决不含糊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2001年第7期刊登赵华荃的《我国公有制所占比重还能再下降吗?》。
  《真理的追求》、《中流》这两杂志中,我最早认识的是《中流》杂志。那时每到近年末时,邮局会给一些单位发放厚厚的《报刊目录》,供单位和个人选订来年的报刊杂志用。在1990年代上半期的一个年末的日子,我据《报刊目录》订了一份《中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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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2日,我经过市中心一建筑工地时,见工地前街边上有些旧书摊,我在旧书摊翻了翻,看见了马立诚写的《交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交锋》。翻了翻《交锋》,我知道外面对我国的改革有很多争论,为了了解这些争论,我买了本《交锋》。通过《交锋》,我知道反对《交锋》的有《真理的追求》、《中流》、《当代思潮》三本杂志。也是通过《交锋》,使我知道《中流》杂志已不象原来那样主要以唱红的文学形式出现,《中流》已更多地直接参与对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
  1999年底,我同时订了2000年《真理的追求》、《中流》、《当代思潮》三本杂志。这时的《中流》杂志,文学内容文章已大为减少,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等内容的文章。这三本杂志都是进步杂志,其中《真理的追求》、《中流》观点锋芒更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批判更积极。
  据《真理的追求》上的资料,《真理的追求》创办人是许立群和梅行等老师。许立群和梅行二位老师均在2000年去世。据《真理的追求》介绍,许立群老师在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被关押8年半之久。‘文革’结束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8期《沉痛悼念本刊创办人许立群同志》)
  梅行老师从建国起就在中央国家机关担任财经工作,1960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长。在1957年至1964年期间,兼任周恩来总理在经济方面的通讯秘书……1964年11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梅行同志遭受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7年半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起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11期《沉痛悼念本刊创办人梅行同志》)。虽然许立群和梅行二位老师在文革中长期遭关押,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但二位老师仍在1990年创办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真理的追求》杂志。  

可能因为许立群和梅行二位老师的经历,与魏巍老师偏重文学的经历不同,使《真理的追求》杂志始终偏重于政治经济问题。

《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被停刊虽已十年,但社会主义者追求真理,捍卫社会主义的理想一直没有放弃,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

(作者:叶劲松。来源:理想閤。责编: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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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9-7 16:58:21 | 只看该作者
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2009年10月09日17:45

  在急风暴雨式的批斗、武斗之后,样板戏成了8亿中国人文艺生活中的最强音。文革结束后,围绕样板戏产生的争论也不断。唱了10年样板戏的高牧坤,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文革“的洪流,命运随之沉浮。在他看来,历史对样板戏并不公平。
文·醴文  摄影·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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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山》剧组出国访问前拍的一张纪念照,周恩来、邓小平站在队伍边上,

中间一个人脸被高牧坤孩子涂得漆黑的是江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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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档案·高牧坤

北京京剧团演员、导演。1971年,26岁的高牧坤被选中参演新排的《杜鹃山》。

  在中国京剧院工作不到一个月,院长把高牧坤叫到了办公室,“现在北京京剧团正在创建江青同志的实验田,需要补充青年骨干人才, 希望你服从安排。”

  “江青同志的实验田”、“青年骨干人才”,院长的这两个说法在高牧坤心里反复掂量了几遍。20岁的高牧坤还体会不到,这句话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

  转到了北京京剧团,这是个名角荟萃的剧院,高牧坤有些不适应。
剧团和学校不一样,学校里,他的绰号是“练不死的高牧坤”,总是在早上5点就钻进练功房,而在剧团,他发现“有些像旧社会的戏班子”,跑龙套的要给角儿捶腿、点烟。在高牧坤看来,“这似乎不是太平等”。

  自1965年进入京剧团,他在学校练了9年的传统戏就一天也没有派上过用场。在样板戏《沙家浜》里,高牧坤演了一个站岗的小战士,就是“日本鬼子后边站着的那一个”,《红岩》里,他也演了一个小角色。几年下来,高牧坤感觉他梦想的“成名”,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演现代戏的风潮来了,突然之间,过去的名角、头牌全部重新开始排序。在高牧坤看来,这似乎成为了剧团“平等化”的机会。

  1965年,裘盛荣、赵燕侠等名角排演现代戏《杜泉山》,这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样板戏《杜鹃山》的前身。他发现,为了演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像马连良这样的宗师也要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个没什么台词的郑老万,马连良也是演得战战兢兢。

“他们是懂京剧的”

  1971年,高牧坤被选中参演新排的《杜鹃山》,“江青同志的实验田“开始播种了。和裘盛荣、马连良等主演的旧版比,准备新排的《杜鹃山》一开始就带着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原先的女代表“贺湘”被改成了“柯湘”,改名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江青很忌讳这个姓,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贺龙正在被批斗,这个姓也必须改。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修改意见直接来自江青。除此以外,党代表由二号人物变为一号人物,“党指挥枪”,这是当时大多数样板戏的主题。

  当时全面负责《杜鹃山》排演的是余会泳,他原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被江青挑中,成为国务院文化组组长。

  新版《杜鹃山》弃用了所有的名角,形象英武的高牧坤原本被余会泳挑中出演男一号“雷刚”,但是由于高的本行是武生,而雷刚是“花脸”,于是高牧坤改演田大江。这个角色是贫下中农,不堪地主压迫,参加了革命。

  高牧坤在剧组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担任动作导演。这个任务,比出演田大江更被他看重。

  一天余会泳叫住了他,希望他对《杜鹃山》里人物的动作做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柯湘能不能动起来,能不能像《林冲夜奔》那样载歌载舞的?”余说,这是来自江青的启发。高牧坤感到茅塞顿开,“他们是懂京剧的!”在这样的启发下,高牧坤尝试着把武松的屈步、横搓步用到柯湘身上,尝试用舞蹈的动作表现砸链子等,载歌载舞。

  与舞台上的荣光相比,高牧坤的现实生活则有些暗淡。他每个月42.5元的工资,妻子是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工资40元。1975年,妻子又怀孕了,高牧坤犹豫再三,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就是养不起”,他说。

独特的“小政治”

  进了《杜鹃山》剧组后,生活就好像画上了一条红线,线里线外有着明显的区别。

  吃有“样板饭”,食堂里开的是小灶,穿有样板服,一种特制的灰色制服,文化生活也特殊些,像日本歌舞团在中南海小礼堂的表演,高牧坤都去看过几回。

  最不一样的是,不用下乡劳动、接受改造。“我们也劳动,只不过每周一天。”所谓的劳动就是在北京郊区收麦子、运送东西。

  北京京剧团里大多数演员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老《杜鹃山》剧组的马连良、赵燕侠都没有机会再登台,一会儿军宣队来了,一会儿轮到了工宣队。不过这些变化与高牧坤关系不大,他们需要应付的是江青那喜怒无常的脾气。第一次样板戏团出国访问演出,说好接下来还要去突尼斯等国,但是“说取消就取消了”,江青说担心大家的安全,然后出访时衣服也是由她亲自定的,女同志必须穿古式的对襟款衣服。

被涂改的照片

  在高牧坤家里,每一面空白的墙上都有他的巨幅剧照,最大的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不过都是传统戏里的扮相。而在书柜一个不起眼的小相框里,夹着一张被剪下来的头像,大小不过一两寸,这本来是一张三个人的合影—还有余会泳、杨春霞(《杜鹃山》女主角)。

  “四人帮”一粉碎,高牧坤的妻子赶紧把照片中的另外两个人剪开了。“女人胆小,怕有什么牵连啊,万一抄到家里,那就是保留反革命证据”。杨春霞被剪下来的照片,高牧坤还能翻出来,而余会泳的,则彻底不知去向。

  而另外一张收进抽屉里的照片,是剧组出访阿尔及利亚前拍的一张纪念照。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高牧坤站在队伍的边上。中间一个人脸被涂得漆黑、严严实实的,完全看不出是谁。“这个人是江青”,高牧坤着说,这是孩子涂的。

  “文革”结束后,停演十多年的传统戏又开锣了。全北京急急忙忙地挑选京剧演员,准备新排一出《雁荡山》出访美国。业务依然精良的高牧坤被选上了,名单里有他,可他心里却没法高兴起来,对于自己能否出访,他很清楚,“评判人的标准又变了”。

  正像那些被涂改和剪裁的照片一样,在“文革”结束后,《杜鹃山》的光荣史结束了。经历了“文革”十年,经验告诉高牧坤,“自己肯定是要受牵连的”。

  一天,高牧坤心事重重地到食堂吃饭,一张贴在食堂门口的大字报,让他一口饭也没有咽下。大字报上写着:“高牧坤是‘四人帮’的亲信,余会泳的忠实走狗。”

  习惯了风云变幻的高牧坤,这次也有些吃不消。让他略微松一口气的是,他被列为“讲清楚对象”,这意味着“还算人民内部矛盾”。院长说,“你们这批人将来还是要唱戏的,只不过运动来了,你不要对抗运动。”一直耷拉着脑袋的高牧坤一喜,“原来我以后还是可以唱戏的!”

“一些话,要十年后再说”

  1977年8月,余会泳自杀身亡。

  在为期三个月的检查中,高牧坤始终没有交代余会泳什么反革命证据。在他心目中,《杜鹃山》是京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之作。余是创造了这个经典的人,“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贝多芬是什么主义者,莫扎特是什么主义者,他们的一生就那么圣洁吗?他们给人类留下了什么了呢?”对于样板戏的历史地位,60多岁的高牧坤始终觉得不公平。

  北京戏剧研究所所长在电视上讲戏曲史,把样板戏的十年直接排除了,而一本《导演概论》的书中,通篇写满对京剧现代戏的谴责。这些都让高牧坤寝食难安。

  “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公正,不是说否认我们当时是佼佼者,是‘四人帮’的宠儿,但不能因此忽视十年现代戏对这种古老剧种的贡献,这不是否定某一个人,而是否定京剧这个古老剧种的前景。”距离《杜鹃山》首演35年了,无论是当时的男女主角,或者是被伤害的老艺术家,大家对于样板戏这段历史,大都保持沉默,而高牧坤则不愿意样板戏因为与“四人帮”的牵连而被误读。

  原始剧本、会议记录,编剧留给他的创作记录,厚厚的几大本,高牧坤都细心保留着,等着他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将来拍一部很翔实的纪录片,“一些话,要十年后再说。”
(责任编辑:张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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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0-28 00:24:05 | 只看该作者
孙瑞林:沉痛悼念《中流》副主编麦辛同志
020-10-27 13:53:24作者:孙瑞林来源:毛旗网

沉痛悼念《中流》副主编麦辛同志

孙瑞林
  10月9日晚,魏巍同志的女儿魏欣同志给我转一封短信,是麦辛同志的子女麦路、麦桥发来的麦辛同志逝世的讣告:

  “致所有长辈及至亲好友:我们挚爱的父亲麦辛因癌症扩散,医治抢救无效,于2020年10月7日11时28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8岁,因目前疫情控制原因,不举行聚集性吊唁活动,已于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火化。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的父亲以及我们全家给予的支持和关怀,顿首拜谢。”

  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深感震惊和意外,因为我知道麦辛同志去年春夏之交患过一次轻微的脑中风,并且很快就治愈恢复了健康,春节时我们还相互致信拜年问候,怎么这么快就患了癌症并扩散不治了呢?这不能不使我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沉痛和惋惜。

  麦辛同志祖籍广东南海,1932出生于广西柳州,比我年长11岁。1949年参军入伍后,一直从事文艺、文化和宣传工作,经历和阅历比较丰富,历任39军文工团创作员,《志愿军战士》见习助理编辑,《解放军战士》助理编辑,《解放军报》编辑、编辑组长,职称是高级编辑。他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第四届理事,北京市杂文学会第二、三届理事。1988年退休。退休后先后任《中流》杂志副主编、《中国城乡开发报》副总编、《天人古今》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他从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作颇丰。著有新闻报道《毛主席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报告文学《将邓大姐的遗爱珍藏在心底》、新闻纪录片解说词《沙漠寻水记》、文艺评论《革命强中强》、杂文《“世界公民”考》等,编有《鲁迅佚文辑》、《每一滴水里都有你的影子》(诗集)、《海外飞鸿》(散文集)等。参与创作的话剧《为了祖国》、山东快书《张万深夜探敌岗》、相声《说祖国》等分别在第四野战军、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汇演中获奖。曾立三等功一次。麦辛同志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老编辑、老报人、老新闻工作者。作为同行,他是我学习的好榜样,好师长。

  麦辛同志经历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他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的有功之臣。

  麦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71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和麦辛同志相处20多年了,我们既是人民军队的战友,又是知心朋友,友谊颇深。

  说来,我与麦辛同志的相识和友谊与我们尊敬的魏巍同志和他主持的《中流》杂志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流》是我们的纽带,魏巍是我们的“吸铁石”。

  记得,那是1992年盛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到北京图书馆浏览图书,在一个书架上,偶然发现了几本《中流》杂志。我打开一本,扉页上写着主编:林默涵、魏巍,副主编徐非光(常务)、麦辛、朱洪。再看它的发刊词,更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

  “本刊的诞生,……并未奢望仅仅通过一份小小刊物,就能从根本上打破、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和垄断文艺、思想主要阵地的极不正常局面。而只是想通过它,为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同志,提供一块能够自由发出声音的阵地。”

  “《中流》是为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提议创办的,它本身就是同这股思潮斗争的产儿。这就决定了它的根本性质和使命。”

  “国外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紧把中国纳入其‘世界民主大家庭’的步伐。他们同国内的所谓‘精英’们遥相呼应,里应外合,上下串通,组成了来头和声势都异乎寻常的‘埋葬社会主义’、‘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

  “我们毫不隐讳,我们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坚信社会主义是救国强国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愿意与思想、文艺战线上一切抱有同样信念的同志一道,投身于思想战线的中流,迎着风口浪尖,力排阻拦社会主义前进的种种障碍,对文化、艺术,思想领域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努力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应,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回答。”

  在这个两种社会制度,两个对立阶级激烈搏斗的年代,在社会主义祖国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在我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时候,竟然看到如此高扬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的好刊物,当时激动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记得那天,我在图书馆里,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一口气把那几本《中流》杂志翻阅完。

  从那以后,我订阅了《中流》,它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久,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与麦辛同志相见、相识,有了交往。

  1997年11月7日,我写了一篇评论苏联解体的稿子《利加乔夫的悲剧》,送给了麦辛同志。仅隔了四天,麦辛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魏巍同志看了你的那篇稿子后,很想见见你。”我高兴地应邀而行。1997年11月13日下午,在麦辛同志陪伴下,赶到魏巍同志在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大院内的住所。这是我第一次与魏巍同志见面。从此,开始了我与魏巍同志的交往。

  1999年春夏之交,我从部队退休。退休前,魏巍同志曾诚恳地邀请我退休后到《中流》来工作。他说:“我们要把《中流》编辑部建成一个革命的编辑部。希望你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1999年3月22日,虽然上级的退休命令还没有下达,工作还没有交接,我已迫不及待地到《中流》报到,担负起常务副社长的工作,因为社长张常海(原光明日报社总编)已不参加杂志社的工作,我就在魏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财务、发行、人事、行政管理等工作。2000年11月,魏巍同志又让我担任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主编的工作。这样,从我第一天到《中流》上班起,我就与麦辛同志在一起工作了,直到2001年8月《中流》被停刊。

  在20多年的相处中,麦辛同志给我留下深的印象,我从他身上看到、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品德、风格、作风和精神。

  《中流》是一家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刊物,麦辛在《中流》工作长达11年之久,他坚定地信仰马列毛主义,积极地宣传马列毛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带有贬义地称《中流》为“左刊”,它们恨屋及乌,自然把在《中流》工作的同志称之为“左派”,当然还要加个“极”字,是“极左派”。从魏巍起,我们《中流》编委的同志自然就被划为“极左派”了,麦辛同志就在其中。客观地看,说我们是“极左派”,是对我们的污蔑,但说我们是左派,倒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左派,就是革命派,就是社会主义派,就是毛泽东派,就是马列毛主义派。尽管在非毛化、反毛化的思潮中,左派不吃香了,但左派这个称谓,应是无上光荣的,说明我们与反马列毛主义的右派,与非毛化、反毛化的势力划清了界限。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和现实都出现过冒牌的“左派”,实际上它们是改良主义派、保皇派,是假左真右派,那些“左派”与魏巍,与麦辛,与我们《中流》的同志,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中流》的发刊词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头一条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说明,最为重要的是要坚持高举和捍卫马列毛的旗帜。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麦辛同志的表现是坚定不移的,他真心实意地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思想到行动,是忠诚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中流》工作的十多年里,经他手编辑过数以千计、万计的稿件,都是坚持这个基本原则的。

  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件事,是他积极参与批判李志绥污蔑毛主席的斗争。1995年,自称毛主席私人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和台湾同时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是美国和台湾反毛、反华、反共势力的操作下出笼的,该书编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谎言,污蔑和侮辱毛主席,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很广,影响很坏。对此书,魏巍同志怒不可遏,在他的主持下,迅速组织一批稿件,揭露和反击李志绥及其背后势力对毛主席的造谣中伤。魏巍同志还亲自起草了《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的公开信,尔后他让麦辛同志负责联络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最后,经麦辛同志多方联系,辛勤工作,一共有135名各界著名人士参加签名,除了毛主席身边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外,还有著名人士臧克家、欧阳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王震夫人王季青等。公开信发表后,影响甚为广泛。李志绥及其后台被痛斥。不久,李志绥这个败类,在我国人民的正义谴责之声中气绝身亡,一命呜呼。

  另一件事,是针对某领导人错误讲话的斗争。2001年7月,某领导人在党的生日发表的讲话中,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剩余价值理论,抛弃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美化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为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大开绿灯,把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全民党。面对如此严重的错误导向,麦辛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与魏巍同志为首的编委的同志一致认为,这个讲话是错误的,用魏巍同志的话来说,“我们共产党如果允许有剥削行为的私营企业主入党,那还叫什么共产党?!”于是,编委开会集体决定,《中流》对这个讲话不支持,不转发。7月正是麦辛副主编值班,负责对第8期杂志的汇稿工作,他坚定地执行编委的集体决定,没有安排那个讲话,对此,有关部门发现后找到麦辛同志,给他施加压力,要他立即把已送达印刷厂排版的大样撤回,要他重新组稿,把某领导人的讲话安排到第8期《中流》杂志上。麦辛同志态度坚决,他对有关部门的人说:这是编委会集体决定,我个人没权改变,把他们顶了回去。有关部门只好自己去印刷厂撤稿,随后宣布《中流》停刊。在麦辛同志汇稿的第8期,不仅没有转发那个错误的讲话,而且还针锋相对地刊发了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如魏巍同志的两篇:“四项基本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吴志远:“何必要否认中产阶级的存在”,伯阳:“对1%的人占有45%财富的思考”等很有分量的文章。虽然第8期被有关部门扼杀,没有发出来,但我们坚持了原则,没有向反马列毛主义的错误势力妥协投降。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盛行的背景下,办“左刊”,当左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要具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在这方面,麦辛同志表现是非常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辛同志在文革中受到过打击和错误处理,从解放军报下放到广西基层当工人。当他被平反重新回到军报工作后,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在我与他一起工作和交往的20多年里,我没有听到他对此发过牢骚,更没有改变他对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麦辛是一位具有很强革命事业心的老同志。自《中流》创刊以后。麦辛同志就担任了副主编,协助两位主编做好日常的约稿、选稿、组稿、编稿、出版,以及与作者、读者的联系,处理群众来信等大量的工作。在长达十多年中,麦辛同志一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除了审改稿件的日常工作外,他还主编出版了《海外飞鸿》、参与编辑出版《海外赤子》、《中流文萃》、《我们所唾弃的那种中国人》等多本书,扩大了宣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可以说,为办好这个刊物,麦辛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麦辛同志公而忘私的品德令人钦佩。麦辛同志把名利地位看得很淡,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中流》实行主编负责制,设有主编、社长,常务副主编、常务副社长,副主编、副社长,编委,编辑部、经理部等多个层次的工作分工。从《中流》创刊开始,麦辛就是副主编,徐非光为常务副主编,后来增加了马蓥伯和我为常务副主编(我还兼常务副社长),原编委刘朝兰、陈志昂也先后增补为副主编,并且排在麦辛同志前面,而麦辛同志作为《中流》最早的副主编,一直没有变动。我作为后来者,无论资历、能力和业务水平都远不如麦辛同志,对于主编和编委会这样的安排,麦辛同志并不在意,从不计较,工作依然踏踏实实,一如既往。麦辛同志的这种高尚的品德,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

  麦辛同志一直保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刚到《中流》时看到,办公条件非常困难。两个简易的办公室还兼着仓库。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没有沙发,七八个社领导只有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一个破旧的乒乓球案子,几把椅子也是断胳膊断腿绑着绳索。这些倒也可以将就,工作起来最不方便的是没有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有两部电话,因为经费紧张不能打外地长途。更为严峻的是经费上已经捉襟见肘,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几个年过7旬的老同志,都是挤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上班。麦辛同志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自觉地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要报酬,无私奉献,坚持了整整11个春秋。

  为了度过经费上的难关,解决好“断炊”的问题,继续把刊物办下去,在魏巍同志领导下,我们采取了多项增收节支措施,以应对眼前困难局面。在这方面,麦辛同志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做了很多工作。

  1999年7月1日,麦辛不辞辛苦,陪同我一起去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全国唯一没有实行分田到户而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去“化缘”。接待我们的是78岁的老书记雷金河同志。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热情地对我们说:“《中流》杂志,我看了觉得很好,是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好刊物。我们决定帮助你们,给你们输点氧,先给你们x万,以后年年都给你们解决点。你们在上边好好斗吧,我们在下边支持你们!不能走苏联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老书记的一番话,麦辛和我都非常感动。遗憾的是,两年后,雷金河就去世了。至今周家庄人民公社体制没有改变。

  麦辛同志自强不息的勤奋精神是很感人的。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中流》工作期间,我们正副主编中,只有徐非光同志会电脑,我和麦辛都是电脑盲。《中流》停刊后,我们俩都学会了电脑写作。此后的20年来,麦辛同志一直坚持创作,笔耕不辍,利用网络博客,不断地发表随笔、散文、诗歌、评论等作品。从2008年始,他每年都给我寄来一大本他的著作。其中有:《拾之八九》(2008-2009)、《尔拎易拎集》(2010)、《一二一辑》(2012)、 《移山纪》(2013)、《意思,意思》(2014)、《咿曲》(2015)、《遣留之什》(2016)、《意气与义气》(2017)、《想起了伊巴露丽》(上卷)(2018)、《想起了伊巴露画》(下卷)(2018)、《风情不能依旧》(终刊号)(2019)。先后写了12卷博文,一千多万字。

  特别令人感动地是,2017年他老伴的病逝都没有影响和停止他的写作。2019年3月,他患脑中风住院,出院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在子女的劝阻下,他决定封笔,并于2019年6月出了一本《风情不能依旧》的集子,在封面上他注明是“终刊号”,然而,当年的9月,他又出了一本《刀切莲藕丝不断》(残卷)。

  麦辛同志每出一本博文新作,都寄给我,我每次收到他的著作我都给他写个回复,既称赞他,又关心他的健康。我在给他的回复中写道:

  ——您一年出一本书,很是不易。每一本书,都是您用心血写成的,是您思想、精神、知识升华的结晶。如您所说,“今年多舛”,老伴离世,对您的打击很大,但您能以顽强的毅力,依然孜孜不倦,勤奋写作,未弱文笔。您的这种精神令我钦佩,很是值得我学习的!您体弱多病,望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十多年来,您没少写东西,著作颇丰啊!祝贺,祝贺!您已到米寿之年了,该收笔了。您的子女很关心您的健康。他们是对的。您是需要注意休息和颐养天年了,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您已经够勤奋,够努力的了。您的这种精神很可贵,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激发了麦辛同志这一“不停笔”的毅力和精神呢?近日我翻阅麦辛同志的博文集,才找到答案。原来是魏巍同志对他的鼓励。
  麦辛同志2013年写的《远征海外反击非毛反动势力的一页战史(1)——为魏巍<新语丝·悼冷西>补证》一文中道出了这个实情。他写道:

  “2008年夏日的一天,我和孙瑞林同志一起到301医院高干病房去看望病中的魏巍同志,恰好遇上他的文集之外最新的一本杂文集子《新语丝》(魏巍文集续1卷)刚刚印出来。那天,他精气神十足,很高兴地把书分别拿给我俩看。还特地对我说,里面有的文章还提到了你。你写的东西太少了。还是应该写一写。我点头了,也默然了。我领会,这是对我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期望。”他继续写道:“其时我正开始化名(马望野)在网上写博客,劲头也很大。我想,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详详细细地写出来的,不过得等到我能够用本名(麦辛)发表的时候。何况,当前即便写了出来,也不会有传媒能够发表出来的!所以就一直拖延了下来。魏巍同志不幸过世之后,这件事常常压在我心上,让我不时想起来就难以释怀,的确是挥之不去了。现在的这篇文章,就算是我诚心诚意为魏巍同志作逝世五周年祭,用以告慰永生于九天之上的老首长!”

  在我结束这篇悼念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也想起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更想起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的最后一段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是啊,麦辛同志就是曹操、李商隐诗中的老骥、春蚕和蜡炬,就是毛主席《纪念白求恩》里赞扬的那种人!
  麦辛同志走好!麦辛同志不朽!
  20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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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18 16:44:03 | 只看该作者
高举毛泽东旗帜  坚持继续革命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45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武 兵
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也是建党100周年。45年来,每当毛主席的祭日和诞辰日,祖国各地的同志和人民群众,都要举行纪念活动,我们北京的同志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年年举办,我本人也无数次地参加纪念活动并多有发言。
今天的纪念会,我讲四个问题。


01 坚持继续革命,要树立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观


革命这两个字,我们大家是最熟悉不过了。与革命这两个字有联系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暴力革命、文化革命、中国革命、世界革命、革命战争、革命事业、革命者、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革命精神、革命作风、革命思想、革命品格,等等。

毛主席是我们的革命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的理论和思想始终贯穿着一条革命的红线;他的著作,使用频率最多是也是革命、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第一句就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比如:“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还比如:“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可以说,“革命”两个字,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改开以来,出现了“告别革命”思潮,“革命”这两个字,被淡化了,不怎么时兴了,连“反革命”与“反革命罪”在修改的《刑法》中,也被取消了。特别是毛主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被彻底否定了。改开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改称为“执政党”,但“革命”这两个字,也不是完全被判处“死刑”,偶尔也会以新的面孔出现,例如,邓小平就提出“改革也是革命”,还说过,“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看来,邓小平的“革命”与毛主席的“革命”,不是一回事,是截然不同的。还如,近年来,全国农村治理推进的“厕所革命”,还有近来提出党建的“自我革命”等等。

“革命”究竟是干什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注释的:“(1)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2)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3)根本改革: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

这就清楚了。资产阶级革命是革封建主义的命,无产阶级革命是革资产阶级的命,还包括封建社会的残余。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革命”,那是哪个阶级要革哪个阶级的命呢?看看40多年的社会实践,不是不言自明吗?

《科学社会主义》杂志1993年第1期刊登一篇署名康绍邦《论改革的革命性》的文章说:“改革是又一次伟大革命。这一论断,阐明了改革的革命性质,突破了原来把改革仅仅理解为渐变式改良以及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局限,揭示了改革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变革作用。”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应景”文章,是不屑一顾,不值一驳的。

近来主流媒体提出“自我革命”,但愿是革资产阶级的命,而不是革无产阶级的命,革私有制的命,而不是革公有制的命。
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语)。这两大本质特征,不仅在于它公开申明自己服务于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人类解放事业,而且更在于这种理论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革命性、批判性的规定。

因此,我们要坚持的继续革命,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我们坚持的继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革命;我们坚持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明确的,不是隔山打炮,也不是空喊口号。我们坚持的继续革命与革命斗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武器,与帝修反作斗争,与资产阶级及其党内的代理人作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与汉奸卖国贼作斗争。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应遵循的马列毛主义革命观。


02 坚持继续革命,要有革命的精神和斗争的勇气


2006年纪念建党85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勇气》。我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把三个里程碑统称为马列毛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坚持马列毛主义就是坚持继续革命,就是坚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这种斗争,从广义上讲既是经济斗争、理论斗争,也是政治斗争。这样的斗争,不可能仅仅是笔墨官司,学术论争,不会那么温良恭俭让,斗争会有胜利或失败,也会有牺牲。所以,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有“五不怕”的革命精神。

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两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具有“五不怕”革命精神的典型人物和他们的真实“故事”。

一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著名革命作家魏巍同志,在他的晚年,因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捍卫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革命事业,而遭到迫害,但他不屈不挠,仍然坚持斗争。

2001年的7月1日,在纪念建党 70周年的时候,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提出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魏巍同志与16位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反对和批评意见,为此,魏巍同志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对他软禁、批斗、辱骂、纪律处分(未落实),夫人、孩子受到牵连。

所有在联名信上签名人,都被要求写检讨,承认“错误”。个别人经受不住威逼和恐吓,屈服了,承认了“错误”,写了检讨和保证,而魏巍、马宾、邓力群等同志,拒绝检讨和承认“错误”,没有屈服,没有投降,而是义正辞严,据理反驳。特别是魏巍同志,遭受的打击和迫害最厉害,被迫害的时间最长,但他是“雪压青松挺且直”,坚韧不拔,勇敢顽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坚持斗争,因而被大家赞颂为“当代鲁迅”。我在魏巍身边当他的助手十多年,也是联名信“事件”的参与者和起草人。我耳闻目睹了这场斗争,也写了多篇纪念文章,颂扬和学习魏巍同志。

另一位我要介绍的是河南省的纤夫同志,也是具有“五不怕”革命精神的典型人物。他因为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而遭迫害,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纤夫原名:张如泉,又名张倩夫,1935年7月28日出生在天津,1951年1月参军,曾在广州军区某部担任过文化教员、政治教员、理论教育助理员,1964年8月因病转业地方——郑州市工作。该同志长期坚持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已于今年8月26日病逝,享年86岁。

在2004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28周年纪念日,他写了一篇2800字的纪念文章,题为《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点了某两位领导人(文章称“xx之流”)的错误,他被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逮捕,除了纤夫,还有帮助复印文章的印刷厂工人王占青,帮助散发文章的张正耀、葛黎英(夫妇),都被带到公安局,纤夫与张正耀两人作为“主犯”,以“诽谤罪”各被判刑3年。
纤夫同志在法庭上没有“认罪”没有屈服,他的“辩护词”,慷慨激昂,很是感人。

他说:
【“一九五○年末,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参加了革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终身政治信仰,以献身共产主义事业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是我写的。文章表明,我以学习和继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实际行动,对毛泽东他老人家逝世二十八周年作了最好的纪念。我坚定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伟大的真理!
中国由于有了毛泽东而更加伟大,我为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而感到无比地幸福!
再过四天,就是他老人家的111周年诞辰了。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千言万语,难以表达……。
我即将满七十周岁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仍然要努力争取做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
我忧国忧民,死而后已。人民和历史将会对我做出最公正的判决。”】
纤夫在监狱服刑期间写给爱人的家书,依然对毛主席,对革命,不改初衷,令人感动:
【“请你和孩子们放心,我会坚持住的。我们都是有信仰、有节操的人。”
“我是为信仰而生存的。我不会背叛我的信仰、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伽里略的行动一直在鼓舞着我——为了真理,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老伴:春节就要到了,不用挂念我。我们忧国忧民都是忧郁中人,即使在家,我们何曾有过节日的快乐?你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叫孩子们扫兴,他们年轻,他们理应过得愉快。”】

纤夫在狱中写了一首诗:七律狱中吟
感叹零丁为国酬,烈士何曾怕断头。
少年投笔成旧事,老来批修做新囚。
妖雾茫茫腾四海,风雷滚滚震五洲。
生当承继导师志,死为鬼雄亦风流。

魏巍同志赋诗一首,称赞和鼓励狱中的纤夫:
《五律·送郑州四君子入狱》
战士斗志昂,迈入新战场。真理在胸中,从容对虎狼。
同志遍四海,友朋布八方。静观待时变,迎君出牢房。

当时的这个事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除了左派队伍在网络上对纤夫等同志声援外,一些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对河南当局发出质问和批判。

我与纤夫同志,自1999年1月相识,一直保持联系。我也写了文章,为他抱不平,声援他,我还把他的遭遇情况介绍给马宾老,马宾老是一位坚定的马列毛主义者,是一位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给高层写信批评郑州司法机关的错误做法,呼吁释放纤夫同志,在马宾同志的亲笔信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纤夫同志入狱半年后,被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监视居住,3年后正式释放。

纤夫同志是一位有着铮铮铁骨的硬汉子,无论在监狱服刑期间,还是释放后到他病逝这15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笔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旗帜,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思潮。他的事迹很感人。他病逝后,有几名同志写文章悼念他,称他为,“反修斗争的勇敢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纤夫同志生前写了一本《铁证》的书,详细介绍了这场斗争的始末。

    几十年来,像魏巍、纤夫这样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斗争,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还有许多,许多,许多,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从魏巍、纤夫同志的身上,从众多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斗争的同志身上,再一次体会到,什么才是革命精神,什么样的人才是马列毛主义者和革命战士。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主席这句诗词,寓意深远!


03 坚持继续革命,要与现实斗争相结合


首先,要肯定纪念活动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我认为,多年来,祖国各地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这本身就有重要意义,一是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二是反映了毛主席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位置,任何人也代替不了;三是起到了警告反毛势力的作用,若继续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四是,有利于革命群众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把更多的同志和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斗争的力量。所以,所有的纪念和歌颂毛主席的活动,都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只是开展纪念活动,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把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与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
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转折时期,毛主席都会提出形势和任务问题,通俗点说,就是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
怎么看?主要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

就拿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来说吧,对改开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形势,应该怎么看?比如,改开以来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有了巨大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主流的说法,改开后,我国依然是社会主义,但要加上“特色”两个字,以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国内外的舆论,并非都赞同,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媒体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对不对?改开后的中国,究竟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还是变为了资本主义?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二者的区别在哪里?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一个主要的标志,它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分配关系,还决定了上层建筑,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是什么阶级掌权,是为谁服务的意识形态;它还决定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关系。

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又说:“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刻的论述:“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实际上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最反动的法西斯专政。”(《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八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就所有制来讲,我国现行的宪法规定,是公有制为主体,然而,经过改革开放,这个主体移位了,私有制经济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上述民营经济数字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

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15. 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505页资料计算)。这一比例比建国之初的1949年国有工业占26.2%的比例还要低得多。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在《大变化》一书中,明确指出“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他写道:“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原文如此)他在书中还指出:“这个经济在对外关系上面临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他举例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8%--20%,而我国则高达64%(2005年)”。

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民营经济问题时,进一步印证了私有制已经代替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说:“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
今年9月6日,某副总理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私有经济的占比数字是56789。即: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2021.9.6《 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两位官方人士,没有把国有经济中具有很大比例的私人资本、国外资本的股份计算在民营经济的比例内,例如,据报道我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IT产业、铁路、石油、钢铁、煤炭、水电、交通运输、机器制造、教育、医疗、建筑等诸多国有企业,大多都有私人资本和外资加入,并且许多国企——例如四大商业银行,私人资本和外资所占股比,已经超过20%,甚至更高。除此之外,还不包括外国资本在华开办的独资企业(国家权力部门早就说过,凡是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都算中国企业)。如果把这几部分私人资本和外资加进来计算,我国私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就不是“60%以上”,而是80%以上,或更高。
还比如,最近有媒体公布的我国医疗卫生产业,私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医生生,分别占到全国医疗卫生行业的1/3左右。

十四年前李成瑞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存在“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危险”的问题,而是形成活生生现实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黄卫东教授近来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做了深刻地剖析。他在《大下岗的根源是依据外汇储备发钞》一文中指出:
“到2018年全国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企业下降到仅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87%,昔日国有和集体企业一统数十年的局面,已被一扫而空,今天我国企业成了私企的一统天下。实际都成了外企的天下。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和西方不断从我国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已经高达上百万亿元,等于将国内经济资源大都交给西方资本家控制,西方使用它们获得的利润和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黄卫东的文章说:“2013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大量事实说明,在私有化改革中,推行的所谓“与世界经济接轨”,实际就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接轨;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西化。“接轨”和“全球化”的实践结果,是在私有化的同时,逐渐附庸化,殖民化,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最为突出。
再从分配关系上看,私有制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有一组数字可以印证。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两者的比例约为32:1。”

另据中国新闻网2020年10月12日报道: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已跃居全球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美国。报道说:全球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再创新高。截至今年7月底,亚太地区以831人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人数(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多的地区;其中一半来自中国,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亿万富豪群体。
报道称,在过去的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亿万富豪的人数翻了一番,他们的总财富增长超过三倍。到2020年7月,全球亿万富豪(10亿美元以上)人数已达到2189名,财富总额达到10.2万亿美元。中国亿万富豪(10亿美元以上)人数仍持续增长,并创下新纪录达到415人。2018年至2020年7月底,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71%,达到1.7万亿美元。

而与新兴的亿万富翁——新生资产阶级鲜明对照的是,在2020年5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说:“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由此可见,我国两极分化有多么严重!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私有化、附庸化、殖民化的严峻事实和形势,我们能熟视无睹吗?一些官员,一方面不承认私有化、附庸化、殖民化这个事实,只能说,是害怕承认,不敢面对现实,另一方面又大放厥词,山东淄博有一个市委书记,说什么“企业家(资本家)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为企业服务是本职本分,企业不需要对此感恩戴德”,“各级干部要大胆为企业‘站台’”,“企业家(资本家)在火车站乘车时走贵宾通道。”甘肃省的一位副省长说什么“谁和民企过不去,我就和谁过不去。”武汉、天津提出:“当好“‘店小二’,服务企业家(资本家)”。最高检察院某检察长公开说:“民营企业在经济上犯罪的,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

人们怀疑,这些话还是共产党人说出的话吗?!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
连改开的总设计师,在他死前也不得不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04 坚持继续革命,要批判非毛化歪风


改开以来,非毛化之风已经刮了很多年了,并且越来越烈。
对这股歪风,我写过多篇文章进行批判和反击。

七一前,纪念建党百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权威人士的纪念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以下简称“百年辉煌”),作者是一位从事党史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省部级高官。这是一篇去毛化、非毛化的谬文。这篇一万多字的长篇大论,竟然只字没提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也没有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竭力淡化,甚至避而不谈。在纪念建党百年的前夕,发表这样的文章,来头不小,似乎是一个信号,是一种导向。

针对这篇谬文,我写了一篇题为《丢掉毛泽东思是纪念还是背叛?——纪念建党百年华诞·评一篇非毛化文章》。这篇文章,从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史、反帝斗争、建国后的两个历史时期等八个方面,对这篇谬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和批驳。

例如,关于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不能否定的问题,我在文章开篇,就质问那篇谬文的作者:
毛泽东是什么人?“百年辉煌”的作者似乎得了健忘症,笔者郑重地提醒他: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缔造者!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有这样一位卓越而伟大的人物作自己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幸运、幸福和骄傲!

天津师范大学郝贵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提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立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和革命路线,中国共产党即使成立了,也不可能在艰难险阻的斗争中成长壮大,也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时候,不能忘记和丢掉毛主席在百年党史中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卓越的历史贡献。

1976年,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在毛主席逝世后发来的唁电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它的伟大人物的生平的话,那么,如果不记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和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将是不完整的。”

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同样道理,忘记党的创始人毛主席,丢掉党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就是对革命领袖的背叛,对党的背叛,对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背叛。
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是融为一体的,是不能分开也分不开的,分开了,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党史观,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然而,“百年辉煌”一文,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该文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回顾和论述中,没有讲毛主席作为党的缔造者的历史地位,没有讲毛主席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多次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丰功伟绩,甚至决定和影响党的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也没有提到。
在对建国后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回顾和论述中,该文也没有讲毛主席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只讲了一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实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个评价,只是给毛主席挂了个“核心”的名份,突出的是“领导集体”,而不是作为主要领袖人物的关键作用。并且讲“核心”也不是只有毛主席一人,还有另外两个与毛主席比肩而列的“核心”。

该文在毛主席逝世后45年的回顾和论述中,再没有正面出现毛主席的名字,似乎告诉人们,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已与毛主席无关,作者是有意隔断毛主席与这个时期的联系。在这个时期的论述中,该文唯一一次提到与毛主席有关的评论,并不是肯定和颂扬,而是否定和批判:“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

乌有之乡网站最近发表一篇题为《坚持宣示毛泽东错误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作者:边红军)。文章针对当前出版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一书,指出:“怎么在说到建国以来的历史时,翻遍全书,只看到毛泽东一人的错误?似乎只有毛泽东犯错误应该受到批评?除了毛泽东以外,别的领导人,邓小平没有错误?江泽民、胡锦涛也都没有错误?都是一贯正确?如果不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单单提毛泽东错误?”作者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真相、刻意主观捏造的说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其影响极坏,其危害极大!首先,这种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是对共产党辉煌历史粗暴践踏。”此文分析得好,批得好。
“百年辉煌”的作者为什么竟敢这样对待毛主席?如此颠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践踏党的辉煌历史?在那个非毛化的“决议”影响下,40多年来,去毛化、非毛化、反毛化的妖风甚嚣尘上,修正主义势力对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和毛泽东思想,肆意淡化、回避、架空、篡改和否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历史是不能忘记、歪曲和否定的,任何人想要否定毛主席,把毛主席在百年党史中一笔抹掉,都不过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以及他在国内和世界上享有的崇高威望,在党内、国内无人可以替代,也无人可与他比肩!在国际上可与他比肩的也屈指可数!
文学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郁达夫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而现在郁达夫如果活着,面对非毛化之风,他也一定会说:一个没有领袖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领袖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那句感恩话: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在纪念党的百年华诞之际,绝不能忘记毛主席,特别是作为共产党人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忘记了毛主席,就是数典忘祖,就是忘恩负义,而掉毛泽东思想,就是背叛!
在中央领导层,黄克诚同志是最早发出“丢掉毛泽东思想是危险的”忠告,最早揭露和批判非毛化、反毛化、污毛化,并同其进行了坚决地斗争。
在黄克诚之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发出肺腑之言:“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这个就完蛋了”!
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革命的中国人民,决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2021.9.9)

全文有个别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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