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焦典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说：

　　“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20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3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3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应该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一个决定不仅是方法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政论写作的经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认真研读。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3张信笺。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便去信表示，“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并随信寄去了3张报纸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军轰炸机共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其中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强烈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秘书、警卫员及其妻子涂俊明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获悉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稳定下来。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萧军所寄“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3张报纸，上面有前边已经提到的周扬的那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就是由他执笔的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合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8月10日傍晚，萧军又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敬礼!

　　毛泽东

　　8月10日下午8时半

　　萧军看了信，当即来到杨家岭，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毛泽东就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促膝长谈。萧军重提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经毛泽东一点拨，萧军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

　　“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建议说：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赞赏地说：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经很深了，萧军起身告辞，他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由一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漫步来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杨家沟的半山腰兰家坪。萧军见毛泽东不期而至，又惊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舒群和艾青、罗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虽然已经告诉了众人毛泽东最近可能要来造访，但不曾想毛泽东这么快就来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萧军跑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远远望见艾青一个人姗姗而归。萧军抢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诉他说毛泽东已经来了。艾青急忙脱掉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随着萧军快步来见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警卫员提着马灯在前边引路，萧军和艾青陪着毛泽东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走到山下，这才握手作别，望着毛泽东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离去。

　　毛泽东回到杨家岭窑洞，见重庆发来一纸电文，说是国民党要员张冲已于8月11日病逝，年仅39岁。

　　张冲，又名淮南，字以行，1904年出生于浙江乐清，1919年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参加新文化运动，组织“醒华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组部代理副部长。他是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张抗战的少数人之一，长时间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等人谈判。毛泽东一直敬重张冲的为人，稍加思索，便提笔为其写下了一幅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萧军刚刚起床，见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萧军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罗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韦嫈昨晚在兰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错过了见毛泽东的机会，听说毛泽东要见她们，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拍手叫好。

　　吃罢早饭，萧军在前边领路，王德芬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和舒群夫妇、艾青夫妇、罗烽夫妇一起随后跟着，一路下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前，早有江青抱着女儿李讷在门口迎候。毛泽东闻声走出窑洞，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屋。众人进入窑洞，见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也来了，便相互之间分别握手问好，落座叙话。大家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谈得十分尽兴，不知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端上来饭菜，招呼众人围坐在一起进餐。他和大家边吃边谈，他还说，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这时候，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已经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

　　有一天，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要开会，就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

　　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后，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侄儿，自然想到了陪着妈妈坐过监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儿女们，想到了更多的孤儿，他越说越激动：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的那一套，杀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还利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亲族，连小孩也不放过。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着伯伯的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敌人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还把母亲的头割下来，挂在永和镇示众7天，她的身躯被丢在沙洲上，不许收尸，让狗吃，让河水冲走。毛华初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8月19日，日军飞机35架次空袭延安，投弹35枚，死伤10人。延长县也遭到7架敌机空袭，死伤多人。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在近3年里，日军飞机不定期来延安空袭，先后共17次，投弹约1690枚。军民死亡214人，伤184人，毁公房1176间，过街楼10座，石牌楼10座，石洞5座，毁民房14452间，死牲畜197头，毁粮34.4万斤。另外还炸毁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与此同时，日军飞机还对边区境内的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进行了轰炸。

　　且说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对鲁忠才运盐队的3个人做了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当日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作序。他写道：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3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提出了恢复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方案，他说：

　　“1、国民党释放叶挺，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议，否则仍不出席。2、中国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疆界，国民党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力，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停止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国共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是为王明山头上的一伙人画了像。那些话是多么的辛辣，多么的尖锐，多么的深刻!至今读起来，还是让人觉得痛快淋漓!想当年，王明一伙人崽卖爷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到如今，他们却是俯首帖耳，如坐针毡，汗面赧颜。后人可不戒乎?我们每个人实在也有必要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写下来，贴在自家的墙上，经常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这样的警示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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