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起的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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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起的一场风波
宫力 周敬青 张曙
2012年08月14日09:3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联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在当时“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罪行”中，这一条无疑是他的重大“罪状”之一。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一是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此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二是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此外，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

至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什么没提到参加者中有邓小平，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应该看到，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提纲里除没有提到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外，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挤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70年代，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邓小平，闲谈中提到这件事，邓小平还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恢复本来面目。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建国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如何革命的问题。1965年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说：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走上胜利道路的标志。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在1989年6月16日，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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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庆超：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已有历史铁证
2014年09月12日13:36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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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9月12日（周鹏 陆加杰 李兵兵 侯志业） 近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指导，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主办的“重温光辉岁月 践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革命圣地行”之“党的革命精神大联讲”活动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中共遵义市委党校教授尹瑞华做客联讲栏目，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及现实意义”为题，和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薛庆超就“为什么毛泽东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邓小平究竟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为什么遵义会议记录一直没有被发现”等问题回答了网友提问。

    以下为薛庆超部分发言摘要：

    1、为什么毛泽东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薛庆超：20世纪30年代初期，王稼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在党内地位逐步上升，遵义会议前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毋庸讳言，他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但是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同他作了多次商谈、沟通、讨论，他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悦诚服。这样，就奠定了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定的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指挥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进行投票，毛泽东后来多次讲“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是一种政治比喻，意思是说王稼祥的发言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非常重要。

    2、邓小平究竟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薛庆超：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遵义会议纪念馆展览和有关遵义会议的记载上没有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介绍。1958年11月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期间来到遵义，并且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他来到会场，指出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并且指着会议室一角说，那个地方有个小桌子，我当时在这里做记录。在走廊中，他还指着房角说，这个地方和当时有点不一样，当地同志说，确实不一样，因为这个房角重新整修了，和邓小平的记忆完全吻合。于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介绍、展览和研究，就写上邓小平列席了遵义会议。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邓小平受到迫害，关于遵义会议的资料、展览、介绍就把邓小平的名字去掉了。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从江西返回北京，有一位老革命家的女儿当时在研究党史，问邓小平出席没出席遵义会议，邓小平回答：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了，不会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邓小平的意思是：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我出席了遵义会议，这是事实。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遵义会议的资料、研究、介绍，都写上当时邓小平作为《红星》报主编列席了遵义会议。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疑问，《红星》报主编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列席）。在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的时候，中央有位领导人说曾专门就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问题请教过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明确回答，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且在遵义会议上担负做记录这样的工作。于是，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的铁证。

    3、遵义会议记录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

    薛庆超：我经过一些考证，感觉是两种情况，供大家参考：

    一种可能是在红军长征中失落了。红军长征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把中央的秘密文件装在几个铁皮箱子里，有时候挑夫挑着，跟着红军长征，有时候放在骡马的背上驮着走。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赤水河上架着浮桥，骡马驮着白铁皮箱子，天上飞机轰炸，地下国民党军队狙击，红军冲锋陷阵，有几匹骡马受惊跌倒在赤水河里，和它们驮的铁皮箱子一起被激流冲走了。遵义会议记录可能就在其中。

    另一种可能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曾经把大批中央文件装进一批经过防潮处理的箱子，运到延安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面，挖了深深的大坑，秘密地掩埋起来，准备等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再把它取出来。结果，后来经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中国革命一直在胜利向前发展，重大任务一个接着一个，等到大家想到这件事，派人到延安附近来寻找这批秘密文件的时候，发现经过多次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已经把原来所有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批文件就永远埋藏在延安附近的土地里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就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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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遵义会议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09:45 贵州日报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几起几落。关于他在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这件事,也是几进几出,但最后终究达成一致。

　　1931年8月,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后,在临时中央开展的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中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最后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由于乐安地处边区,“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犹恐邓小平去那里“闹乱子”,所以,不足十天,又被江西省委召回,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并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直到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前夕。

　　1958年11月3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根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遵义会议会议室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序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横遭迫害。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过去一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红星》报主编:2、中央队秘书长;3、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1)在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这个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

　　(2)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3)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4)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5)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中央队秘书长和党中央秘书长是否一回事?刘英在《望》1986年第41期发表的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近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到:“李富春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前线,叫我接替他,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刘英1984年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所谈与以后的著作和接受另外的采访者所谈,一为中央秘书长,一为中央队秘书长,应该说两者是一致的。因为邓颖超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长后,除了邓小平接替她的工作的记载外,没有史料记载中央秘书长另有人担任。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朱德、博古编在军委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中央队;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担任军团的中央代表,随军团行军。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在战略转移中起决策作用的“三人小组”成员毛泽东、王稼祥又在中央队,那么,长征中的中央队,在实质上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中央队秘书长所担负的工作,应该就是中央秘书长担负的工作,当时在戎马倥偬中职务的名称有时不那么严格,两者的职责是一致的。

　　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与历史作用,建国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

　　1980年8月21日,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在1989年6月16日,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需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了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当中的转机。他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作者：石永言　来源：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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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之后，邓小平从《红星》报主编的岗位调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首长的生活、会议记录和警卫工作。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得到十余天的休整，中央决定在此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进入遵义后和毛泽东等住在一起，参与会议筹备工作。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