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猫论实践标准现失效 全否文革后党内外资产阶级成群结队

焦典

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

• 时间：2020-05-01 19:14
• •来源： 党史博采
• •作者： 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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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三十年，大家经常讲到的几件大事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年来，媒体出现的相关内容，大都是一些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故事”。因此，回顾一些这些年来逐渐淡忘的另外一些史料，对于开拓视野，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前三十年的历史，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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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关于前三十年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是：

【“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2014）】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前三十年那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今天只能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和书报中的记载来了解那段历史。但是，现在为数不少的媒体、特别是网络，讲到这段历史，大部分都是一些消极方面的内容。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很多展现中国人民光明、积极一面的往事，却鲜有关心。有的人还喜欢把一些道听途说乃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这样就很容易留给人们一种印象：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除了政治运动还是政治运动，整了这批人又整那批人，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那些听从党和政府的话，忙忙碌碌干了几十年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也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误读。这种误读积以时日就有可能对社会的和谐、国家的进步起到消极作用。这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为了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经常不经意就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匮乏作为反衬。这种对比方法抛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似乎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不过就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显然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前三十年，大家经常讲到的几件大事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年来，媒体出现的相关内容，大都是一些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故事”。因此，回顾一些这些年来逐渐淡忘的另外一些史料，对于开拓视野，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前三十年的历史，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了反右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不良后果。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学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基本上都认可这个“必要性”的说法。以英国知名学者菲利普·肖特的说法为例。他说：毛泽东认为引起东欧风暴的内部原因是“波匈两国共产党的干部疏远了群众”，因此中国要“再来一次整风运动”。“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

【“暗示的是，‘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允许一小撮对共产党的胜利耿耿于怀、妄图倒转历史的极端分子搞破坏活动”。(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第374—275页。)】

顺便提一下，当年最著名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话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这场斗争，即尽管章伯钧认为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完全是冤枉的，但他还是认为

【“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17页)】

因此可以看出，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1957年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7月指出：

【“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指出：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小平同时还指出：反右扩大化造成了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谈到反右扩大化，温济泽是首先值得一提的人物。曾经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温济泽，1958年10月被补为“右派”。但他对党仍是忠贞不二，认为日后总会获得清白。他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1978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请温济泽参加社科院的工作。温济泽回答是希望解决党籍问题后再来。经过反复做工作，温济泽才同意一面工作一面设法解决党籍问题。这样温济泽就以“摘帽右派”、非党员的身份担任了社科院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1978年底，温济泽成为了第一个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时，第一件事就是交上了积存了20年的党费。此后，他没有再纠结那些“右派”往事，他表示：“我已满头白发，但我会跟年轻人一起，在新的长征路上，努力做到不落后一步。”此后他一直践行他的诺言，直到2000年去世。

多年来关于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的故事很多。但是回到当年的历史背景，或许能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全面一些。当时担任农垦部长的王震，主动提出接收一大批北京的右派分子去北大荒，和十万转业解放军官兵一起建设新北大荒。当时著名作家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划为了右派，陈明后来回忆道：“农垦部特地安排了一趟专列，把我们从北京直送农场所在地——黑龙江密山，一路上照顾得很仔细，发了干粮，有肉食，有面包；到了大站，站上都准备了滚热的稀粥等着我们；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卧铺，可以轮流躺下休息。带队的是转业军人，一路上和我们有说有笑，他们绝口不提‘下放’‘改造’那些带刺激性的字眼，而是说他们和大家一起去建设边疆、一起去劳动锻炼。”这批右派分子安顿下来不久，王震便来看他们，见面就大声说道：“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北大荒后来成了丁玲和陈明的第二故乡。丁玲去世后身上盖的红旗上书有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北京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两三年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而那些解放军的转业官兵，基本上都留在北大荒劳动了一辈子。

毛泽东本人对反右扩大化应该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一直强调在反右和对待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说道：

【“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指出：

【“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须注意。”“反右派，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4—195页）此后毛泽东在数次谈到反右的时候都说到如何对待右派中的知识分子。他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8页）对于右派的处理，“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62页）“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64页）】

另外，经胡耀邦亲手修改的1978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中有这样的内容：

【“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认为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10月9日，即在反右进行了四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认为

【“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之《做革命的促进派》第527页）】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说：

【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引者注）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87页）】

邓小平说，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但是，今天的人们还是可以对历史厚道一些，尽量避免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那个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这样的视角也就可以趋于客观一些、全面一些。有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后来回到了当年的农场。当他们看到当年一起劳动的一些转业军人劳作依然辛苦而且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时，心中感触良多，从而对那段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关于这段历史，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270页）】

但是关于在这个时期，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和低估其积极的一面。

首先，这个时期是全国上下一起勒紧裤带渡难关的时期，也是干群关系最亲密的时期之一。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曾对外宾说：

【“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其次，由于党和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协力，办成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国防工业和科技，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事两弹一星的科技人员在经常的饥饿中士气依然高昂。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是这样鼓励同事的：“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说：

【“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王大珩在回忆大跃进时说，当时大家“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所以很快研制出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王大珩自从1948年从英国归来后，科研成果不断，“文革”期间还曾率领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对促进中美激光科技学术交流颇有影响。在农业方面，大跃进时期建成的大量农村水库，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巨大的基础性作用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第三，中国国力的与日俱增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刮目相看，开始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在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写出报告。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他们总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

谈到这段历史，经常涉及到的还有饿死多少人的问题，有的拿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见该书第563页）作依据。但依此为据是勉为其难的。实际上，学界对饿死多少人的问题一直有争论。肯定者有杨继绳的研究，否定者有孙经先的论文。而民间由于各人经历不同，看法也不同。例如湖南的《新湘评论》在2012年的12期就刊登了一位老农民的来信，信中写道：

【“建议核实。阅读刊物连载的作家彭学明同志的长篇散文《娘》后，深悟母亲的崇高伟大。时下一些人亲情淡化，孝敬父母之心缺失，十分有必要倡导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的高尚美德。‘三年苦日子’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饥饿受冻，死了一些人，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不是如《娘》中所云：‘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光了，没有活路了……’(《新湘评论》2012年第8期52页50行)我今8旬有余，也是‘苦日子’过来的人，但却未见未闻类似此事，这样的记载描述，似有误导今人后人之嫌。建议核实。(永顺肖非)”】

顺便提一下，彭学明和肖非都是湖南湘西人。这样看来，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区，各人的见闻也各有不同。因此，这些年来写那几年死人的文章很多，但引来批驳的也很多。

甘肃省的邢同义曾被划为右派，改正后担任了地市一级领导。他写过不少回忆录。他曾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发表了《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一文，文中认为1958年至1962年的引洮工程饿死了几万人。六年之后的《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刊登了署名“彭兴”的读者来信，标题是《引洮工程从无“几万人活活饿死”》。该信指出邢同义的文章“夸大其词，距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同时刊登的还有一封与彭兴信件内容相似的、署名刘焕友(当时是卫生处管理医疗和统计疾病、伤亡的原负责医师)的信件。他认为邢同义的数字是“极度夸大的数字”。

但不管怎样，大跃进确实是共产党在执政中的一次重大失误，那几年也确实存在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1949年我国人口5.4亿，1977年达到了9.4亿，而且自1970年代初国家还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均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8年的58岁。我们还不能忘记，大跃进的那几年也是全国人民热气腾腾建设国家的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既不能否认彭学明等人的早年记忆，我们也不能忘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感概的回忆：“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总之，历史的教训应该牢记，优良的传统还应该继续传承下去。

“文革”运动与“文革”十年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对“文革”十年期间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发生在官场的贪腐行为。习近平2010年回福建，感到他在宁德任职时，条件穷，但风气淳朴，干部很廉洁。而现在条件好了，干部却腐败了，宁德连续两任市委书记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县市干部坐牢的有几十个。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强力反腐。作家二月河的话“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一直在热传。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1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上海交大给学生们讲党课时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同时他又指出：

【“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海外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如被称为国际上最具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的施拉姆在其名著《毛泽东》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雄心壮志显然是建立一种新型的能预防‘官僚主义’的党组织。”

然而，诚如俞正声指出的，

【“但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之所以说是一种错误的道路，是因为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和批判党内的“异化”，其结果是造成内乱。内乱的最突出的表现先是红卫兵的“破四旧”、打砸抢、批斗会，后来发展到称之为“全面内战”的两派群众武斗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文革”开始就一直坚决反对暴力行为。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规定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8月7日讨论“十六条”的时候特别强调：“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称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央迅速向全国转发了这一通告。毛泽东还指示陈伯达等人“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此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当然，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还是造成了大量无辜的人，包括一些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死于血腥暴力。这不但证明了在和平时期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消除社会弊病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而且也注定了这种实践不再具有重演的群众基础。但历史同时也已经证明，即使形势一度发展到了称之为“全面内战”那样严重的程度，但总体上仍然还是可控的，最后也是被控制住了的。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7月时所说：

【“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

关于“文革”十年间国家建设取得的成绩，尽管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学界仍有争论，特别是关于当时的经济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的问题。不过，据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资料，都证明那时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最新的资料来自于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该书有一篇前财政部长王丙乾谈财政的文章。文章指出：当1967年初全国出现夺权时，周恩来总理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宣布“凡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权，特别是国家外交、财政等权，都属于中央、属于毛主席，造反派不得夺权”，因而在“十年动乱期间，国家仍然取得不少成绩”。文章列举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较大提高，产量比较稳定增长；工业建设了一批大型企业，石油达到自给自足；交通运输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加强，科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有对外援助的增加，等等。实际上，从文革“十六条”开始，中央就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使当时的经济建设能够不断排除干扰，在艰难曲折中前进。这与当时提倡的爱党爱国，集体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回忆，核试验基地车间的两派群众对立情绪很大，“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2015年屠呦呦成为了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她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因为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1971年10月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才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阻挠，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曾经一再渲染大陆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随时可能“火山爆发”的台湾当局，此时也开始认识到，大陆已经成为“不得不正视的大山”。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学者也一直关注新中国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后来中国崛起的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甚至“文革”时期，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此顺便提一下，谈到印度，还有一个统计数不应忘记，就是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210美元，而印度为190美元。

每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时，邓小平1978年10月访问日本的一个画面堪称经典。邓小平在乘坐日本高铁时，有人问他的感想，他回答：“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之国，高铁的装备和技术已经走出国门。中国的高铁发展之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即今日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中国北车集团于1958年制造出了中国首辆内燃机车；中国南车集团则创始于1959年。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认为：

【“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

顺便提一句，台湾中央研究院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院士只有两位，一位是朱云汉，另一位是胡佛。他们对于大陆前三十年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

朱云汉的看法要是放在改革开放之初，认同的人肯定不多；而放到现在，认同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重来。但可以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就应该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这样才有利于形成理智的判断、明智的看法。（2016年3期）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授权察网发布。】

焦典

赖小民就死刑判决提出上诉被法院驳回
时间:2021-01-21 21:2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身陷贪污受贿丑闻的中国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就死刑判决后提出上诉，但在今天（21日）被法庭驳回。

中国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微博上宣布，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对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维持原判。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本月5日展开一审宣判，认定赖小民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7亿8800余万元（3亿6600万新元），贪污人民币2513万余元，赖小民有配偶而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法庭当时决定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赖小民在宣判后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定中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予以确认，认为赖小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赖小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构成贪污罪；赖小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其行为构成重婚罪。赖小民犯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应数罪并罚。

法院认为，虽然赖小民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并提到审判程序合法。法院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赖小民前年4月落马，随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逮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年11月宣布，将赖小民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0年8月，赖小民被控受贿17亿8800余万元人民币，创下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贪官受贿的最高纪录。

焦典

官方披露：这四个中管干部，因中央巡视发现问题线索被查
2021年01月10日 18:55:01
来源：新京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刊《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最新一期报道：日前，中央第六轮巡视的15个巡视组撤离各地各单位，完成了现场巡视。至此，十九届中央巡视实现对省区市巡视全覆盖，全覆盖任务完成率超过70%。

报道指出：根据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福建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志南，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骆家駹，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等人相继被查处。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张志南、胡问鸣、骆家駹、李金早四个中管干部是根据中央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而被查。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2018年2月至5月，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曾对福建、中粮集团、文旅部等地方、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2019年3月至6月，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曾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党组织进行常规巡视。当时巡视反馈均指出，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2020年4月12日，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志南被查，成为2020年“首虎”。

张志南1960年10月生，长期任职于福建，2005年5月任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2008年升副省长，并兼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2011年11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去年9月，“双开”通报称，张志南丧失“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关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敷衍应付、作风漂浮，搞形式主义等。去年12月，张志南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被提起公诉。

2020年5月12日，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被查。

胡问鸣1957年5月出生，曾任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等单位，2015年任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今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取消享受的待遇。通报称，胡问鸣丧失信仰，背离初心，党性缺失，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政绩观扭曲，严重偏离企业经营主责主业等。

2020年8月18日，时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骆家駹被查。

骆家駹生于1964年10月，2004年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8年9月调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至被查。

今年1月，他被“双开”。通报称，骆家駹理想信念丧失，政治意识淡漠，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收受礼品、报销个人费用等。


2020年7月29日晚九点，时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被查。

李金早1958年1月生，湖北仙桃人，2001年10月起，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年11月兼任桂林市市委书记、市长。2003年4月兼任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3年9月，李金早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2月兼任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8年1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2011年10月，李金早进京履新，任商务部副部长。2014年10月，他转任国家旅游局局长。2018年3月，国家机构改革后，李金早转任文旅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至被查。

2020年8月，李金早被免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焦典

贪近18亿！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被判死刑

2021年01月05日 17:02:25
来源：[url=]人民日报[/url]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被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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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法院判决，对赖小民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对贪污所得财物依法发还被害单位。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8年，被告人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得融资、承揽工程、合作经营、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2009年底至2018年1月，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伙同特定关系人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此外，赖小民在与妻子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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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赖小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赖小民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在二十二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三起受贿犯罪数额分别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有六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4000万元以上。同时，赖小民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等从重处罚情节。赖小民在犯罪活动中，利用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的职权，违规决定公司重大项目，越级插手具体项目，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赖小民目无法纪，极其贪婪，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虽然赖小民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链接

赖小民语录 胡锡进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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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8 08:13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摘要 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赖小民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10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

2018-11-8 12:48 - 焦典 - 焦点时评

焦典

任华被逮捕！（附简历） 2020-12-16 12: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任华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任华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任华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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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华，女，汉族，1964年3月生，山东烟台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疆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新疆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6年7月至1987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干部；

1987年3月至1991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处干事；

1991年12月至1992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处副主任科员；

1992年7月至1995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督查处主任科员（1992年6月至1994年6月，挂职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大湾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1995年11月至2000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其间：1996年9月至1996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校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0年9月至2004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其间：2000年9月至2002年7月，云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4年2月至2006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其间：2005年3月至2005年7月，中央党校新疆班学习）；

2006年6月至2006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常委；

2006年9月至2013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社科联主席（2010年7月）（其间：2010年11月至2012年12月，新疆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3年3月至2017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2018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2020.06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简历来自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

焦典

4万名村干部被清除，中国式“村霸治村”背后发布时间：2020-12-03 09:50:28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作者：周群峰

村霸现象普遍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农村选举制度存在漏洞

导致一些村霸成为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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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原党总支书记石凤刚，在征地拆迁中获利5.8亿元，被村民称为“土皇帝”。2020年9月，石凤刚被判处无期徒刑。

“村霸治村”末路

在扫黑除恶大背景下，村霸正被“批量式”铲除。

11月13日，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表《全面打击村霸，4.17万名村干部被清除出队伍》一文透露：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打掉农村地区的涉黑组织1175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4.17万名村干部进行了清除。

“村霸”是对农村一些流氓黑恶势力的通俗叫法。长时间以来，“村霸”通过贿选、恐吓等手段，摇身一变成为村官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存在于基层的村干部，背后却藏匿着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的村支书攫取利益高达5.8亿元；有的村支书当着民警面欲将他人活埋；有的村主任要求村民办喜事必须给她上供，否则就会收到她送的花圈，还会被她在村里大喇叭上指名道姓地辱骂……

目前，多个被扫除的村霸案件已进入审判程序或已宣判。从涉案情节看，村霸普遍存在控制基层政权；垄断农村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等行为。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他和团队开展的相关调研及一些官方公开通报的案例看，现在清除的村霸基本都是存量，初步形成时间多发生在10多年前、甚至20多年前，近年来新出现的村霸已不多见。“过去村霸频频出现的原因，主要与当时农村比较大的灰色经济地带和比较开放的基层治理政治环境有关。两方面相结合，给村霸提供了生存土壤。”

把持基层政权最长达37年

被抓1年零两个月后，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魏桥村原支部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士学案迎来一审判决。

11月28日，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对张士学等人涉恶势力犯罪团伙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张士学犯聚众斗殴罪、职务侵占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非法占用农用田地罪、骗取贷款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邹平市（县级市、隶属于滨州市）魏桥镇是工业重镇，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位列第395位。魏桥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民营经济活跃，全村共有500多户，2000余名村民。

多位受访的魏桥村村民称，张士学1958年生于该村，其父是老村支书，张士学不爱读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他1997年就进入村委会，最初担任村委委员，从2003年至2017年，连续担任了14年村支部书记（其中约有7年时间兼任村主任）。在换届选举时，张士学公开拉票，还专门给一些为他拉票的人买手机，以便拉票所用，不投他的人会遭到报复。

村民刘庆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4月换届投票时，全村有五六百人没有投张士学。年底村里分刀鱼、海带等年货时，张士学说这是他自掏腰包购买的，所以不发给那些不投他的村民，“但后来这些支出都挂到村委会账目上。”

还有村民称，有些村民因为不选张士学，家中有孩子从部队转业或外地上学毕业后，回村落户时，张士学无故不给盖章。这些村民到镇政府反映也没用，户口就只好悬着，直到2014年，在新村主任坚持下，这部分人才陆续落户。

张士学控制基层政权后，还把部分村干部驱赶出村委会办公楼。在他担任村支书期间担任村主任的成传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他经常给张士学提反对意见而被排挤。2014年，张士学将魏桥村村委会拆分成两套班子，张士学领着几人在新的村委办公楼上班，而成传兵和部分村干部被赶到以前的旧村委会瓦房内办公。此后长达3年时间，双方互不搭理，阻碍了村委会工作的正常开展。

这种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村霸”并不鲜见。11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剖析了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原主任石凤刚案：2010年，石凤刚任村主任，其间通过伪造材料违规入党；2013年通过拉票贿选当选辛庄村党总支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石凤刚担任一把手后，立即对村“两委”进行“大换血”，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村内重要岗位，大搞“一言堂”。因为看不惯石凤刚的独断专行，部分村“两委”委员选择了辞职。

为维持“家族统治”，石凤刚让其子石阳顺利“接班”，通过各种手段安排大学刚毕业的石阳加入党组织，并将其安插为村“两委”委员，又通过一路拉票贿选，让石阳当选为丰台区人大代表。曾经的村委会某工作人员说：“石凤刚买了几十支录音笔监听村民，了解真相的村民没有人敢说他不好，因为不知道哪句话就传到他耳朵里了。”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在上文中透露，已查处“村霸”累计干预基层选举826起，其中把持基层政权最长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河镇和平村党支部原书记韩喜柱，横行乡里长达37年。

已查处“村霸”中，有762名依仗家族宗族势力撑腰横行。安徽淮南市三河镇西瓦村原村主任吴化好以吴氏宗族为纽带，纠集宗族恶势力，勒索辖区企业，强占工程项目，把持基层政权长达20年。海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诚认为，“村霸”代表的是宗族团体、黑社会团体的利益，视村（社区）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党同伐异。

《农民日报》曾发表《“村霸”形成的原因及解决之道》一文称，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村民自治的内涵逐渐定义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及村务和政务公开”，即“四个民主、两个公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村民民主选举却可能被部分“村霸”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霸现象普遍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选举制度存在漏洞，导致一些村霸成为村干部。村民选举是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农村贿选、选举暴力、家庭宗族控制、黑恶势力渗透等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

吕德文认为，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推行后，农村的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很多农村开始海选村干部。这种规定比较灵活，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缺少配套制度，显得比较粗糙。在这种背景下，基层党委、政府对村集体的控制力变得相对薄弱，尤其是在城郊村、城中村和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村庄等，村干部的竞争很激烈。一些家族势力很大、以前就做过一些生意的村民，就往往利用家族和经济优势，通过贿选或恐吓等手段，成为村干部。因此，村霸的产生与当时比较开放的基层治理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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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山东邹平魏桥村村民刘庆滨以年租金25万元的价格，租赁村汽车站场地，租期15年。两年多后，时任村支书张士学以该合同系刘伪造为由强行将其赶走。刘庆滨指向该场地。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土皇帝”大发“土地财”

吕德文分析，村霸频频出现的原因也与农村的灰色经济地带有关，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也处在转型期。长时间来，基层的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相关的法律规范比较薄弱，监管上不到位，所以出现了很多灰色地带。比如，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过去村庄的自主性很强，政府不干预或干预得比较少，相当于房地产公司跟村级组织直接对接即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村霸在大发“土地财”的同时，往往存在暴力征地、故意伤害等行为。

吕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中西部等贫困地区基本都没村霸，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利可图。村霸一般出现在一些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比如城郊村、城中村或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等。

有受访者称，村霸普遍被认为是“土皇帝”，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村中垄断权力后无人敢惹；二是在土地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他们通过一些非法手段大发土地财。

魏桥村村民刘庆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村村办企业魏桥集团曾在村中规划一块大约12亩的土地筹建汽车站，但未获得交通部门批复，造成该场地常年闲置。2010年10月，他与魏桥集团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该场地沿街楼一幢、车间内的房屋20间和预制场地，用于其经营酒水批发等生意。

刘庆滨出具的租赁合同显示，年租金为25万元，租赁期15年。上面有时任魏桥集团董事长、魏桥村主任成传兵的盖章。成传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处场地对外租赁时，魏桥集团先公示后招标，整个程序都是公开透明的，这份租赁合同也是真实有效的。

刘庆滨称，2013年4月4日，也就是租赁合同刚执行了2年多后，时任村支书张士学便以村委会名义强行把承包权收回了。“我签的这份合同白纸黑字，张士学硬说是我伪造的。他还断水、断电，强行把我赶走。”

《中国新闻周刊》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张士学的家族产业在魏桥村涵盖纸业、煤场、酒店等多个领域。多位村民称，张士学有多个商业项目是其违法侵占土地后搞的工程。村民魏立军称，村里建了一个净化水服务站，需用三分地即可，张士学却以此为名，侵占了村里耕地大约50亩，为他经商所用。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原党总支书记石凤刚也是名副其实的“土霸王”。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石凤刚将村西侧的数十亩林地以防火为名改造成私家园林，造凉亭、挖人工湖、建供私人享用的蔬菜大棚，将整座山头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石凤刚采用停水断电、门前挖沟、收取天价卫生费等手段，逼迫承租村内土地的村民低价将土地厂房等资产转让给自己。其中有一位年过七旬的村民，面对围堵压榨，又急又气，突发脑出血倒在院子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将自己的土地以低价收走。

据调查，石凤刚在征地拆迁中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共计5.8亿元。石凤刚宛如村中的“土皇帝”，他的妻子被村中人称为“太后”。石凤刚在村里有一处占地20余亩、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的豪宅。如同宫殿般的豪宅内存放着700余万现金和重达30余公斤的金条，衣帽间内奢侈品琳琅满目，高档烟酒塞满库房，KTV、游泳池等娱乐健身设施应有尽有。

该案办案人员介绍说：“石凤刚是典型的两面人，平日着装朴素，但其豪宅内的雕花衣柜里挂满了各式貂皮大衣；开着村委会的帕萨特轿车，但其豪宅内的停车场却停放着豪车20余辆；村委会的办公室陈设简单朴素，但在其个人的书房内，名人字画随处堆放、各类贵重工艺品摆满书橱。”

“村霸治村”沦为“法外之地”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原局长孙忠诚曾总结，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称，以往农村纠纷调节机制失衡，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也是村霸做大的原因之一。村民间的纠纷一般应该由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解决，但不少村庄的这些机构遇到问题不愿管、不敢管，让纠纷双方依靠势力大小来解决，无形中让村霸势力盛行起来。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公权力很弱，缺乏抗衡力。一些村庄治理基本上没有规范的约束制度，公开、透明、监督机制等形同虚设。

“村霸治村”让农村沦为“法外之地”，许多村霸公然做出一些狂妄之举。魏桥村多位村民表示，张士学因是文盲、法盲、流氓，被称为“三盲（氓）村霸”。大约10年前，张士学等人在村委会内“火烧账本”和“砍伤村主任”的往事至今让村民记忆犹新。

多位魏桥村委会时任村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春节前，村委会把当年的收支全部公示。张士学当村支书后期，出现大量糊涂账，很多村民看不惯他把村里的账弄得一团乱，张士学也越来越排斥村里的账目公示做法。2011年1月19日，村委会会计正在准备向全体村民张贴2010年的村委收支明细，张士学的儿子张帅、干儿子王强等人带领数十名外地社会人员，手持长刀、甩棍等闯入村委会，见人就打，“张士学还当众抢夺并烧毁了村委会两册账本。”

时任村主任成传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闻讯赶来后，发现少了账本和公章就立刻报警，派出所时任所长李某某带着七八个干警赶到现场。民警到现场后，发现张士学喝酒了却并未采取措施制止暴行。此次事件中，成传兵头部被打得鲜血直流，魏桥村时任八组组长成文昌、时任九组组长魏立军也被打伤。

魏立军回忆，张士学曾公开称，派出所是他儿子开的，他就是王法，“言外之意就是说，派出所是他家开的，他不怕村民报警。”

2017年，魏桥村换届选举，张士学落选。2019年9月25日晚，滨州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向社会征集张士学涉黑恶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2020年10月26日~28日，张士学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一案在邹平市人民法院开庭。

魏立军以原告和受害人身份出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方指控张士学及其儿子张帅、干儿子王强等16名被告人，涉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侵占集体财产等多项罪名。“庭审时，张士学否认了所有罪名指控，王强否认自己是张士学的干儿子。”

缺少法治观念，肆意妄为的村霸并不鲜见，拘禁、用私刑甚至活埋，也时有发生。2017年1月25日，正义网发文报道了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某村原村支书梁某一案。报道称，周某老公开车致梁妻死亡， 周某未将赔偿款全部赔付给梁某。后来，梁某通知儿子等人将周拘禁。2016年12月20日晚，周被梁某儿子带至梁妻墓前。梁某儿子在墓前挖坑，梁某的家族人欲将周某推至坑中活埋。接到报警后，赶来的干警上前阻止，因梁某家族人多势众未遂，干警只好跳入坑中保护周某。次日凌晨1时许，县政府派出130多名干警将周救出。同年7月26日，梁某因犯非法拘禁罪获刑8个月。

河北省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被称为“最牛村主任”。2016年5月，《燕赵都市报》援引该案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孟玲芬在基层为非作歹的行径让人震惊。曾有一村民家办喜事，没给孟玲芬上供，结婚当天，该村民家竟收到了孟玲芬送到门口的花圈，不仅如此，孟还用村里的大喇叭骂街。2016年8月22日，孟玲芬一审获刑20年。

新华社曾发文援引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话称，“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受欺压村民敢怒不敢言，查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治理难度大。上级部门长期监管失控，有些甚至充当“保护伞”，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违法乱纪之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透露，石凤刚案涉“伞”干部中，既有镇政府工作人员，又有区规划和自然资源、森林公安、城管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直接涉案人员的行政级别最高为副处级。丰台区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正斌说，镇党委对村“两委”疏于管理，有的乡镇党委甚至对所谓“狠人”“能人”治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是这种纵容，导致了像石凤刚这样的农村基层一把手逐渐做大成势，甚至演变成为黑恶势力。

9月14日，北京市二中院对石凤刚等21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等15项罪名分别判处石凤刚、石阳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石凤刚等人提起上诉，10月30日，北京市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改变土壤

“过去村霸大量存在，导致形成了历史性存量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说明以往过于强调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还需要完善。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郑风田解释，片面强调自治，在所有国家都会衍生出一些问题。过去我国农村痞霸现象屡禁不止，说明以往在过于强调自治的背景下，对村干部的约束力不够。现在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法规、文件等增强了法治基础；德治，就是发挥一些道德说服感召的力量，比如农村中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村民中有威信的村民等可以成立道德委员会，村民间发生一些矛盾纠纷等，他们出面调解会起到积极作用。

他认为，治理村霸问题，必须要由过去偏重于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通过征地发土地财的空间也被压缩。吕德文介绍，现在土地都是统筹统征，由政府征地，通过公开招投标后再给房地产公司。村干部失去对土地的话语权后，也已难以再发土地财。

此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机制已经做出了很大调整，对候选人也做了很多限制，基层选举的规范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规定在竞选村干部时，对受过刑事处罚等人员一票否定等。换届选举时，很多地方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条例，有的地方为了杜绝贿选，规定候选人送一条烟都会被取消候选资格。这些规定都相当于设置一些门槛，限制并杜绝了那些“潜在的村霸”去参选。

有学者认为，监管缺失也是导致村干部“村霸”横行乡里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地方探索将监督关口下沉到村级组织，在镇、村设立监察组织，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以扶贫领域出现的“村霸”为例，安徽省纪委曾专门下发《关于在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中重视做好“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整治工作的通知》，建立“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项整治报告制度，坚持抓早抓小、露头就打，对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深挖严查。

中央各级部门也持续发声，对打击村霸采取高压态势。2017年1月19日，最高检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强调，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提出，惩治破坏农村经济秩序犯罪，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邪教组织，坚决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队伍。

焦典

涉黑“女强人”周化侠 涉案卷宗671册

时间:2020-10-08 07:4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近日，中央政法委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文披露了江苏徐州周化侠案等三起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涉黑涉恶案件。

据披露：涉黑“女强人”周化侠，是徐州当地有名的“女强人”，她经营的徐州饭店地处火车站旁，是当地知名老店，几乎成为徐州人眼中一个时代高档餐厅的代名词。实际上，周化侠在经营饭店的同时，还长期实施着“套路贷”的违法犯罪行为。2010年，周化侠与他人合伙，设立徐州融泰投资有限公司高息吸收存款后放贷，其中有不少来自当地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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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套路贷”过程中，周化侠犯罪团伙在徐州市区、沛县、新沂、安徽宿州等地有组织地实施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虚假诉讼、骗取贷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徐州检察机关公开的信息显示，周化侠伙同当地律所，以虚假诉讼的方式通过司法程序催讨债务达2亿元。

“她作为商人获得荣誉无数，头顶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市妇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云龙区人大代表等8个头衔。讽刺的是，就在2019年3月7日，她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当天，徐州市云龙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许可对该区人大代表周化侠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

全国扫黑办介绍，在全国扫黑办领导督办后，多次召开督办会，将以案促改作为本案的重点和难点工作。“案件暴露出政治荣誉审批等方面存在体制机制漏洞，在实现长效常治方面，仍需加大工作力度。”目前，督办组推动徐州市对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并出台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提名和考察程序。

据徐州市检察院发文透露，9月21日至25日，徐州市铜山区已公开开庭审理了周化侠等2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该案审理了5天，卷宗达671册。

检方指控：周化侠、蒋学勤合伙，于2010年共同出资设立徐州融泰投资有限公司，先后招募被告人冯涛、李桂花等人加入，依托周、蒋二人名下的徐州金澳工贸实业公司和徐州市汇典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在徐州市区、沛县、新沂、安徽宿州等地有组织地实施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虚假诉讼、骗取贷款等违法犯罪行为，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周化侠、蒋学勤为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冯涛、庄果园、李桂花等人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刘淑琴、朱广荣、欧健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妨害司法秩序，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公开信息显示，周化侠出生于1971年6月，是徐州市质子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徐州金澳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徐州燕山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当选徐州市女企业家商会会长。2019年3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0年4月，全国扫黑办将周化侠案，列为第六批38起挂牌督办的涉黑涉恶案件之一。

“政事儿”（xjbzse）撰稿 / 王姝 校对 危卓

焦典

湖南一反贪局长获刑5年：一步步“指导”强奸犯脱罪

2020年10月05日 18:16:43
来源：红星新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反贪局长已成为被历史定格的职务。然而，一些个案暴露出的权力“脱缰”现象，仍值得关注和反思。被查处前，罗建国已从事检察工作20多年。他曾是基层检察院的一名反贪局长，却没有影视剧中侯亮平的正义凛然。手中的办案权，沦为罗建国敛财的工具。

帮强奸犯脱罪，笑纳其家人送的现金香烟；为医院院长隐瞒下犯罪线索，后要挟院长采购其介绍的医疗设备；以威胁抓人的方式给国企追讨钱款，并扣下大部分与人私吞……

一位在案证人坦言，罗建国肯定会出事。不久，这话便应验了。2019年7月，彬州纪检监察网通报罗建国被“双开”，称其“执法犯法，胆大妄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敬畏，毫无底线……”

今年7月23日，湖南省资兴市法院一审以罗建国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万元。

宣判后，罗建国不服，提出上诉。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二审裁定书显示，今年9月29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了罗建国的上诉请求。

10月5日，罗建国的辩护律师向红星新闻记者确认了上述二审结果，表示不便就此案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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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州纪检监察网通报罗建国被“双开”

收下钱和香烟后，一步步“指导”强奸犯脱罪

现年47岁的罗建国，原是一名“老检察”。据郴州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记载，早在1995年，22岁的罗建国便进入嘉禾县检察院工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检察员。2011年，罗升任该院侦查监督科科长。

公开资料显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对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罗建国被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便发生在任职侦查监督科科长期间。法院判决书显示，他利用职务便利，包庇涉嫌强奸犯罪的李某（现已判刑4年半），使其不被追诉。

2012年4月22日晚，李某在嘉禾县馆强奸了被害人尹某。当晚，尹某向嘉禾县公安局报案。第二天，李某被刑拘。此后，李某父亲托关系“捞人”，送给罗建国1万元现金和4条软盒“芙蓉王”香烟，请求帮儿子操作不批捕。

“如果要不批捕的话，必须要对受害者重新做一份口供，要受害者说自己和李某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你可以去找受害者，做下她的工作。”根据判决书，一位在案证人描述，嘉禾警方提请批捕李某后，罗建国看完案卷向李家人这样支招。

同年5月2日，在罗建国的要求下，公安机关再次对受害人进行询问，尹某并没更改陈述。于是，罗建国又一次支招，“那就只有让案发时在场的证人改证词，说李某和受害人是男女朋友，证明那天晚上他们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

因关键证人翻证，同年5月3日，嘉禾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李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2016年6月6日，嘉禾县检察院对李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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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罗建国案的二审裁定书

帮医院院长隐瞒犯罪线索，要挟对方“感恩”

检委会是检察院的办案组织和重大业务工作议事决策机构。2012年5月，罗建国进入该院检委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检委会专委。2014年8月，罗被任命为该院反贪局局长。

随着手中权力“含金量”越来越高，罗建国也越来越强势。在案证人廖某证言证实，在反贪局案件讨论会议中，如果发表的意见与罗建国的意见相左，就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若分管副检察长不同意罗的意见，他就会通过各种方法使对方让步。

除了帮强奸犯李某脱罪，罗建国还被控利用职务便利，包庇涉嫌串通投标犯罪的嘉禾县医院院长黄某（现已判刑2年半），使其不被追诉。

2016年4月，嘉禾县检察院反贪局在侦办相关的行贿、受贿案件时，发现黄某伙同叶某等人，在嘉禾县医院设备采购项目中，涉嫌串通招投标的相关犯罪线索，并收集了相关证据。

据法院判决中确认的事实，身为反贪局长的罗建国，在明知黄某已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既不向领导汇报，也不按规定向有权机关移交案件线索，而是私下告知黄某涉嫌犯罪，但他已帮忙隐瞒不被追究，要求黄某“感恩”，以后有事要帮忙，黄某答应了。

黄某在证言中描述，罗建国曾对他说，“这次对你网开一面，就不办你了，下次有事找你，你要感恩，要尽力帮忙。否则的话，你懂的。”

仅仅过去10个月，罗建国便找黄某兑现“感恩”承诺。2017年2月，嘉禾县医院计划采购超高档四维彩超等医疗设备。为拿销售提成，罗建国多次出面与某公司代理商一起宴请黄某等人，并以握有黄某的犯罪线索要挟，要求医院采购彩超项目上，必须确保一台这家公司的产品中标。最终，这家公司的彩超产品以248万元的价格中标。

此外，在办理上述行贿、受贿案件中，罗建国还约见一位未被立案的陈姓当事人，以办案辛苦为由索要了10万元“辛苦费”。从事巡视工作的在案证人刘某曾坦言，办案人员敢这么要钱，日后肯定会出事。

以威胁抓人方式给国企讨钱，私吞大部分

身为反贪局长，罗建国却一次次再现了“腐败分子反腐败”的影视剧情景。2019年4月，他被嘉禾县监察委员会留置。除了涉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罗建国还涉贪污罪。

2014年7月，嘉禾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以下简称“某集团”）办理一宗承兑汇票融资业务，在结算费用时，该公司多划给雷某等人23.6万余元，后经多次追要未果。

罗建国在侦办该集团总经理等5人贪污案时，发现这一情况，便主动向该集团负责人提出，他来帮忙追回这23万余元。此后，罗建国以嘉禾县检察院反贪局受上述某集团委托的名义，用雷某涉嫌行贿罪要挟，逼雷某将23万余元退给某集团，雷某被迫同意。

雷某在证言中描述，“罗建国对我软硬兼施，还威胁我如果不把这笔钱退出来，他们检察院就会抓我。经过与罗建国多次交涉，我答应了。”

2015年1月，在郴州市中天大酒店附近，雷某将22万元现金交给罗建国和其同事。次日，他们将其中的8万元交给某集团，把剩下的14万元公款予以截留侵吞，每人各分得7万元。

今年7月23日，湖南省资兴市法院对罗建国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罗建国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万元。罗建国退缴的贪污所得赃款7万元予以没收；继续追缴罗建国违法所得11万元。

宣判后，罗建国不服，提出上诉。今年9月29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二审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焦典

犯罪事实67项，“熊抱女主持人”的厅官被判刑7年


2020-10-03 09:01:31来源：微信公号“每日经济新闻”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祁玉江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在9月1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祁玉江一审获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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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玉江（图片来源：北京知青网）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1997年至2019年，祁玉江曾担任延安市宝塔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副书记、代区长、区长以及志丹县委书记、宝塔区委书记、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注：副厅级干部）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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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0年，祁玉江因“熊抱演出现场女主持人”事件而受到舆论质疑。

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2019年4月，祁玉江主动到陕西省纪委监委投案。据陕西省纪委监委此前通报，经查，祁玉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在职务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群众纪律，充当黑恶势力 " 保护伞 "；违反工作纪律，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违反生活纪律，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嫌受贿犯罪。

被起诉指控犯罪的事实共计67项

据裁判文书网，商洛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祁玉江犯罪事实共计67项，具体包括：

1、收受延安宏恒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某所送30万元和价值191.5万元房产2套；

2、收受景某甲现金35万元和价值70万元房产一套；

3、收受延安治平建工集团董事长张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69万元；

4、收受延安市XX中心干部祁某某所送人民币53万元；

5、收受宝塔区第二建筑公司原项目经理景某乙所送人民币36万元；

6、收受延安景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景某丙所送人民币35万元；

7 、收受志丹县宏源建筑公司原项目经理王某甲人民币30万元；

8、收受陕西宏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30万元；

9、收受志丹县畜牧局原局长刘某乙所送现金人民币25万元；

10、收受宝塔区交通管理站原站长郝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19.5万元；

11、收受延安紫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乙所送现金人民币18万元；

12、收受陕西永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18万元；

13、收受志丹县XX镇XX委书记牛某甲所送现金人民币16万元

14、收受宝塔区合疗办原主任崔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13万元；

15、收受志丹县XX乡XX委书记刘某丙所送现金12.5万元；

16、收受志丹县财政局原局长高某甲所送现金人民币12万元、美元1万元；

17、收受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原调研员李某甲、私营企业主贺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12万元；

18、收受志丹县XX乡XX委书记李某乙所送现金人民币11万元；

19、收受志丹县政府接待办原副主任高某乙所送现金11万元；

20、收受志丹县人民医院元副院长乔建础所送现金10万元；

21、收受志丹县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牛某乙所送现金人民币10万元；

22、收受宝塔区原副区长张建朝所送现金人民币10万元；

23、收受宝塔区住建局原副局长胡伟所送人民币现金10万元；

24、收受志丹县人大办公室原副主任刘志峰所送现金人民币9万元、100克金条1根；

25、收受志丹县XX镇XX镇长白保明所送现金人民币9万元；

26、收受志丹县委办公室原主任蒲筠所送8万元；

27、收受志丹县XX镇原人大主席曹常成所送现金8万元；

28、收受宝塔区政协办公室原主任张红军所送8万元、100克金条1根；

29、收受原延安市国土局宝塔分局局长何德智所送现金8万元；

30、收受志丹县原审计局副局长马亚娜所送现金人民币8万元；

31、收受志丹县民政局原局长演金瑞所送现金人民币8万元；

32、收受宝塔区XX镇XX镇长钱光亮所送现金7万元；

33、收受志丹县接待办原副主任胡国华所送现金7万元；

34、收受志丹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薛治银所送现金7万元；

35、收受志丹县XX镇XX委书记曹光辉所送现金7万元；

36、收受宝塔区XX镇XX镇长高登祥所送现金人民币7万元；

37、收受宝塔区财政局原局长王宁所送人民币6.5万元、美元1万元、100克金条1根；

38、收受宝塔区工业经济局原副局长王军所送6.5万元；

39、收受志丹县政府办公室原主任李璇所送现金人民币6.5万元；

40、收受宝塔区育才小学原校长景智雄所送现金人民币6万元；

41、收受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刘杰所送现金人民币6万元；

42、收受宝塔区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科员李建龙所送现金人民币6万元；

43、收受志丹县城管局原局长韩永明所送现金人民币5.5万元；

44、收受志丹县政府事务中心原主任弓建忠所送现金人民币5.5万元；

45、收受志丹县文体局原副局长刘晓林所送现金人民币5.5万元；

46、收受志丹县原XX委书记**山所送5万元、购物卡1万元、200克金条1根；

47、收受志丹县结算中心原副主任石战斌所送现金人民币5万元；

48、收受宝塔区政府办原副主任陈世功所送现金人民币5万元；

49、收受延长县司法局原干部谷小军所送现金5万元；

50、收受宝塔区XX乡XX委书记刘俊川所送现金人民币5万元；

51、收受志丹县XX镇原人大副主任吴志新所送现金5万元；

52、收受志丹县政协办公室原主任马志忠所送现金5万元；

53、收受志丹县XX委书记韩志玉所送现金人民币5万元；

54、收受志丹县公安局XX镇派出所原所长贺彦斌所送人民币5万元；

55、收受志丹县卫生局原局长李忠所送人民币5万元；

56、收受志丹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王振纲所送现金人民币5万元；

57、收受志丹县610办公室原副主任曹殿东所送4.5万元；

58、收受宝塔区石油协调办原主任殷某某所送现金4万元、银元40枚、银元宝2个；

59、收受宝塔区廉政办原副主任李志忠所送现金4万元；

60、收受志丹县委办公室原秘书雷建国所送人民币4万元；

61、收受志丹县侯市管理区XX委副书记曹林波所送现金人民币4万元；

62、收受志丹县信访局原科员张海香所送现金人民币4万元；

63、收受志丹县XX镇XX镇长侯志彦所送4万元；

64、收受延长油田南区采油厂原厂长董发合所送现金人民币3万元、购物卡0.5万元；

65、收受宝塔区卫生局原局长刘春荣所送现金2.5万元；

66、收受宝塔区XX镇XX镇长杨世清所送现金人民币2万元；

67、收受宝塔区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姜东所送现金人民币1.5万元、购物卡0.5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起诉指控的第一笔事实中的延安宏恒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某系祁玉江外甥，在祁玉江任志丹县委书记、宝塔区委书记期间，韩某某利用祁玉江的帮助和影响力承揽了志丹县、宝塔区的多处项目工程。2013年底至2014年初，祁玉江应两名情人需要，直接安排韩某某分别为其两名情妇购买了两套房产，价值191.5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祁玉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现金人民币1048万元（含3套房产）、美元2万元、金条500克、购物卡2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075万元）及银元40枚、银元宝2个，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祁玉江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祁玉江有索贿情节，应从重处罚；祁玉江向办案机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祁玉江到案后认罪悔罪，已退缴全部赃款赃物，自愿接受处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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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祁玉江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判决如下：

被告人祁玉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人民币。(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两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14日至2026年6月2日。罚金已缴纳。)

对被告人祁玉江退缴的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1050万元、美元2万元、金条500g、银元40枚、银元宝2个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曾因“熊抱央视女主持人”受到外界关注

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早在担任志丹县委书记期间，祁玉江就曾因 " 每晚捡垃圾 " 和 " 熊抱演出现场女主持人 " 事件受到外界关注和质疑。

2009年，有媒体报道，“上任3年零3个月来，只要祁玉江在志丹县，他几乎每晚都去捡垃圾，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有本地人表示，志丹县城的商户几乎都认识祁玉江。他一般不打招呼，发现问题后打电话叫局长过来，等局长赶到时，他已经动手清理完了。

2010年12月25日，陕西延安志丹县举行了一场小型文艺演出，某女主持人受邀担任现场主持。据《重庆商报》《新闻晨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时任志丹县委书记的祁玉江当场“熊抱”了该名女主持人，并夸其“俊、白、美”，甚至追问对方“我是不是男人”。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中国裁判文书网、新京报、澎湃新闻、潇湘晨报

焦典

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被控受贿9432万余元
2020-07-16 17:00:41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举报
（原标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受贿案一审开庭）

2020年7月16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受贿一案。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5年至2018年，被告人云光中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常委，满洲里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及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432万余元。
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被控受贿9432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云光中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云光中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全国、辽宁省、大连市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20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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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光中是乌兰夫家族成员吗？
[139****8660] [2019-06-13 16:45:42]
最佳答案
乌兰夫原名云泽，解放后才改为乌兰夫，凡土旗蒙人都十拉九亲，云光中和乌兰夫都姓云，算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