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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大演习 启点和终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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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0 23:22:5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毛泽东与神秘的“西方山洞”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穆建春 陈阳 时间: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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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用手指着翠绿的滴水洞山冲,对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倒很安静,风景很好,我退休后,在这里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的祖居地,位于毛泽东出生地故居约有6华里远。1959625日至27日,毛泽东在阔别了32年回到韶山时,就住在了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楼,在与乡亲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滴水洞已修建了一座韶山水库,酷爱游泳的毛泽东立刻要去游泳,并顺道了解一下滴水洞附近乡亲们的生产及生活情况。于是,26日下午,毛泽东步行到韶山水库。在步行去韶山水库的途中,毛泽东一路观看,一路给随行人员介绍着滴水洞的两边风光,兴致很高。当他看见革命烈士毛福轩的遗孀贺菊英站在房前地坪里,便朝她走去。她看见毛泽东走来了,两行热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安慰道:“五阿婆,不要难过,毛福轩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死得光荣,他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临走时毛泽东特别邀请她到他的住所去吃晚饭,并叮嘱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要照顾好烈士遗属,多关心和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离开五阿婆家后,毛泽东又来到了竹山坝田垅上,他察看了稻田禾苗后问毛继生:“这是插的什么尺寸?”毛继生回答:“这是3x6寸,也有插4x6寸的。”毛泽东说:“3x6寸太密了,一定要合理密植。”接着又说,“你们干部是主张越来越密越好的!”随即毛泽东就指着一些青年社员说:“你们都是听梆子响的,”话还没说完,毛泽东又顺势指着一些老年人说,“你们是反对密植的,对吧?我看你们来个‘三结合’好不好?共同研究,做到合理密植,科学种田。”在这段期间的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村工作中的农民们生活问题,68日下午,还特别地听取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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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察看稻田长势。
说话之间,毛泽东已走到了水库坝基上,早已等候在水库两边山坡上的数百名群众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毛泽东微笑着向人们频频点头并挥手致意,又向滴水洞方向举目张望……毕竟他已有数十年没有来过这里了,既感陌生又倍感亲近。滴水洞一带,是毛泽东列祖列宗的居地,也是他列祖列宗的葬地。在这里还居住着他的众多族亲、乡亲、家亲,滴水洞,可谓是毛泽东的根之根!毛泽东指着韶山水库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水库中央过去有几丘田,田边有一条小路,直通大坪唐家岮,过去是我到外婆家去的必经之路。”这时一位老太太走上前来忙赞叹道:“主席身体好,游泳技术高。”毛泽东见她好面熟,便问:“你叫什么名字?”老太太说:“我叫郭伯田,我的名字还是您给取的哩。”毛泽东忽然想起来了,连忙说:“哦!你那时是韶山特区的农协委员,第一乡女界联合会委员呀!”郭伯田,原名叫郭泉秀,是韶山最早的三个女党员之一。192717日毛泽东回韶山滴水洞一带考察农运时,曾对郭伯田说:“女的名字为什么总是英、莲、秀了的,能不能给改一改呀?”于是,毛泽东便给她改了名叫“郭伯田”。当毛泽东在韶山水库里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岸上时,他用手指着翠绿的滴水洞山冲,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倒很安静,风景很好,我退休后,在这里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中南局,你们省委有什么会也可以到这里来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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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
游泳过后,毛泽东便乘车来到了毛震公祠。毛震公祠,是毛泽东儿时拜祖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地之一。1925年,毛泽东以毛震公祠作为农民上夜校读书和起来闹翻身的场所。1926年,湘潭特别区把第一乡农民协会办到祠堂里来;192717日,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到此,在男女老少欢迎他的宴席上,就站在祠堂的高台上大声地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因此,在1968年后,毛震公祠得到全面维修,并复原陈列。197291日,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毛泽东下车走进毛震公祠堂时,毛继生不无歉意地说:“里面精光的,祖宗牌位、菩萨,解放后都烧了。”毛泽东说:“你们这样没得柴烧啊!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而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的。唉!先进去鞠个躬再说吧。”走进祠堂后,66岁的毛泽东巡视一切……里面只剩下四壁了。面对放祖宗牌位的地方三鞠躬,表情很严肃。毛泽东一行是于27日下午离开韶山的。随后不久,湖南省委召开集体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迅速地作出了在滴水洞进行建设的决定。后来,湖南省委又向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作了汇报。根据毛泽东和省委的意见,经陶铸和中南局研究,同意韶山滴水洞的建设计划。1960518日,毛泽东到湖南调研考察,在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聊天时,又提起了韶山滴水洞,说那个地方很好,建议省委可在那里修上几间房子。二、毛泽东“隐居”洞水洞1960年初,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根据中南局和省委的决定,专程到韶山滴水洞考察。正如毛泽东所言,这里是个好地方,环境幽静,树木葱茏,水质清纯,地形隐蔽,连飞机也很难侦察到。1960年下半年破土动工,这座在洞内建房的工程,于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为3638.62平方米。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南省委又特意为这一工程取了一个代号“二○三”,这给本属神奇的山洞,又更加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1966615日,离开北京已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于616日到达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三号楼住了一天。因为天气异常炎热,温度已高达摄氏35℃。经湖南省委领导同志建议,决定让毛泽东一行临时到韶山滴水洞去住一住、试一试。于是,6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省委接待处等同志的陪同下,从长沙出发前往毛泽东祖居地的韶山滴水洞。在下午5时左右,毛泽东乘坐的一辆灰色吉姆车穿过韶山冲的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现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氏宗祠、毛鉴公祠……在经过东茅塘时,毛泽东就侧着身子往外看,正好车子过了一个S形弯道,毛泽东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此刻,在路边有几个拾柴禾的小姑娘,她们好奇地朝汽车里张望了一下,其中一个小姑娘连蹦带跳地嚷了起来:“毛主席!毛主席回来哒!”回到家里,她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由于毛泽东此次回故乡是“绝对保密的”,很快就有公安人员找到了这个小女孩的家里,并告诉她:“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除此,湖南省委对毛泽东此次秘密回韶山滴水洞,也是为了分散人们对滴水洞的注意力,同时又安排在韶山招待所召开了省、地、县三级部分负责干部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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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把自己整整关了十一天。新闻界也没有作任何报道,后来在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也是隐去了具体的地方。当毛泽东的车队开到滴水洞一号楼前,毛泽东信步走下车来,他环视了一下滴水洞,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连声说:“咯是个好地方!咯是个好地方!”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的钱呐!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毛泽东一点儿倦意也没有,他领着大家在那不太宽敝的水泥地坪里绕围子,又一个劲儿地仰视着两边的高山,双手指指点点地当起了讲解员,他用手往左侧的山头一指,说:“那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叫黄田坳,从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咯边是韶山。韶山属湘潭,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他又指着右边的山脉说,“那里是牛形山,山的形状像只许(水)牛,细(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去,就是走的这条山沟。东北边那个高山上有个大晒(石)鼓,我的祖父就葬在那块地方。”毛泽东用一口地道的韶山话作介绍,把大石鼓说成“大晒鼓”,把水牛说成“许牛”,这可让当地的服务员真当上了回出色的翻译。毛泽东的兴致极高,忘记了进屋休息,他又走了一圈子,默默地回忆说:“细(小)时候,我经常来吊(滴)许(水)洞,跟小伙伴摘野果子,打耍架子,可真有意思哩。”毛泽东把滴水洞发音成“吊许洞”,别人听了后,也是许久才给弄明白的。毛泽东还说:“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后来到湘乡读书,都是要从这里经过,山那边还有我的‘石头干娘’。”原来,毛泽东前面的两个哥哥都是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信佛,害怕他“根基不稳”,就在他两三岁的时候让他拜了个干娘,就是多子多福的七舅母赵氏;又拜了一个石头干娘,就是在唐家岮附近龙潭岮里的“石观音”,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石伢子”。因毛泽东排行老三,人们又叫他“石三”。三、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十一天里据毛泽东贴身卫士——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回忆,没看见毛主席在滴水洞里写什么东西。他推掉了所有的接见活动,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毛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张耀祠还回忆道,毛主席在滴水洞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已经逐步下定了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毛主席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张耀祠所回忆的这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在每天都要看的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中,那些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是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他在沉思着、有所反思着……该怎么样去面对和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因此,他在26日的滴水洞里会见了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在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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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滴水洞三号水库边小憩。
毛泽东在78日离开滴水洞去武汉后写下的一封信里,其中就坦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这场“乱”的问题经反复思考后,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毛泽东在写好这封信后,就直接交给了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王任重阅看。然后再由周恩来把此信带到了上海亲自交给江青。在滴水洞里的十一天里,毛泽东几乎每天都由工作人员带着那简陋而偏窄的旧藤椅,陪他到一号楼东头的阳台上坐坐,看看报或思考问题。有时,他自己从一号楼的前门走出去到室外散散步,毛泽东总是对着楼前楼后的龙头山和虎歇坪方向久久地凝望着……因为他还很想到那里去看看他的先人,而因山路陡峭又无路可走,却不能如愿!四、“我还要回来的。”毛泽东说毛泽东于1966628日离开滴水洞,后隐名为“西方的一个山洞”。从1965年至1976年,毛泽东曾八次准备回韶山,但真正成行的也只有1966年这一次。也就是在这次临别时,毛泽东紧握着滴水洞管理人员的手,叮嘱道:“你要把房子管理好啊!我还要回来的。”自毛泽东离开滴水洞后,他心中总是挂掂着他的“西方山洞”,曾多次询问滴水洞的一些建设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根据毛泽东晚年的生活习惯,亲自指导设计了滴水洞的一套住房,即在一号楼原办公室北面,又建了一间大卧室,准备将办公室与卧室连接在一起,并加修了一个卫生间。卧室使用面积80平方米,从卫生间向外开一扇门,可以外出散步。房子基础为钢筋混凝土水池式整体构造,屋面、屋顶、地板、屋基都是整体钢筋混凝土,墙为一米厚的实墙,窗户采用双层钢架玻璃,能防弹、防震。此房设计可防8级地震,亦可防特重型炸弹,所以叫“防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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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一号楼前与湖南省委、湘潭地委领导合影。
1976530日,党中央宣布毛泽东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6月,毛泽东病情趋重,他特别思念故土。8月,毛泽东坚决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中央政治局鉴于毛泽东的病情严重,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就没有同意他回韶山的要求,但仍在观察和考虑之中。因此,也就没有再通知湖南省委去做接应毛泽东回韶山滴水洞的准备工作。一直到了98日上午,韶山滴水洞接到通知,说是湖南省委张平化书记今晚上要来检查接待与安全情况。因事先,湖南省委已经接到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同意毛泽东于915日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但突然,韶山滴水洞又接到了湖南省委的通知,说是张平化书记今天晚上不来了!在一天之内的反差又如此之大,到底98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我们从毛泽东女儿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得到答案:“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分,呼吸21/分,血压170/80mmHg)。看文件14'。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零时五十分:呼吸24/分。看文件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一时十分:看文件15'30"一时二十九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一时四十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一时四十五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二时零五分:脉搏116/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五时十六分:有轻微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五时五十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十一时十五分:体温37℃,脉搏102/分,呼吸26/分。双手双脚发凉。十一时二十一分: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十一时五十分: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十二时四十七分:看文件21'。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每分钟二十滴。)十三时十五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十三时十八分:看文件12'十四时零四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十四时零八分: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十四时零九分:脉搏106/分,呼吸24/分。看文件18'十四时三十五分:血压160/65mmHg)。十六时三十分: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十六时三十七分:看文件30'。(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这就是那天病历的全部记录。这就是我的爸爸病危中抢救时的护理记录。”这份98日抢救毛泽东时的历史“护理记录”,太珍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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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这一天,毛泽东以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较量!就是在如此困难、又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多达十一次之多,即两个小时五十分之久!而他老人家看书和看文件则是由工作人员用手去托着看,这又需要他何等的坚强毅力啊!支撑着毛泽东有如此坚强毅力的:一是他的祖国,二是他的人民,三是他日夜思念的“西方山洞”!“落叶归根”,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沉淀的产物。17岁的青年毛泽东如猛虎出山,离开了他的故里韶山;83岁的晚年毛泽东又如蛟龙归渊,回归到他那一腔桑梓情的韶山滴水洞那一片浓绿的青山里了……注释: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西方山洞」故事多——八次准备毛泽东回韶山》;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故里文化寻根之旅》;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六);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36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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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12 19:01:14 | 只看该作者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究竟是因何被撤职?
2019-11-7 22:31| 发布者: 红色记忆|原作者: 钢筋水泥|来自: 微信


摘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究竟是因何被撤职?钢筋水泥编者按:58年前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交一个意见书,引发了“庐山会议”的历史事件,彭德怀失去了政治地位和势力,究竟是哪些人和那股势力对彭德 ...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究竟是因何被撤职?

钢筋水泥

   编者按:58年前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交一个意见书,引发了“庐山会议”的历史事件,彭德怀失去了政治地位和势力,究竟是哪些人和那股势力对彭德怀有极度的愤恨,网络上流传了很多混淆是非隐瞒真相的历史谣言,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有利于我们看清当年党内一些投机小丑的极坏作用。因此把钢筋水泥老师《揭开历史面纱》的第23章节内容登载出来,供大家思考。下面请看原文:

庐山会议风云

1959年7月2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file:///C:/Users/123/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480.tmp.png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后面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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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确定总路线以来的工作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从新中国十年引进一百五十多项特大型技术项目,全民学文化,学技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精神面貌,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看,“成绩伟大”没有丝毫的夸耀。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问题不少。所以毛泽东准备肯定成绩,改正错误,团结一致,鼓励大家,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希望。会议的开始阶段气氛很轻松,称为“神仙会”。毛泽东意在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左”的错误通过毛泽东几个月的努力,已基本纠正。

会议风向的变化是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

file:///C:/Users/123/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491.tmp.png

彭德怀7月14日呈送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信中所列述的事实也都是大跃进期的“左”倾问题,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前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等专门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会上,毛泽东已做了严肃的批评,且已让一线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了错误。庐山会议的目的是汲取教训。

彭德怀的“意见书”,也不是冲毛泽东来的,错误是一线经济工作的领导者诸人犯下的,彭德怀心知肚明。彭德怀对这些错误不能容忍,这很正常,完全可以在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毛泽东纠风时及时地助主席一臂之力,让错误尽快改正。可是,在需要党内干部一起站出来仗义执言的时候,却是毛泽东孤身在坚守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毛泽东已经纠正了错误,统一了认识,开始总结教训团结多数的时候,彭德怀却又把过去的旧账翻出。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也明白,彭德怀是认为犯了错误不能只说改正了就算了,还应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希望毛泽东能出面主持这个公道,给当事者应该的纪律处分。

这毛泽东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个目的进行的。

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个时候把刘、邓、彭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公开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调整,这对全党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保护同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帮助教育,不泼冷水,不挫斗志。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file:///C:/Users/123/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4A2.tmp.png

既然彭德怀提出了看法,毛泽东是开明的,也不压制彭德怀的意见,7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各组讨论几天,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彭德怀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几人观点一致,人虽不多,但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是进攻势态。要查责任,火力指向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有刚上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和多省一把手,参与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一线领导,人数众多。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做自我批评,主动替一线同志承担领导责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不再争议。

file:///C:/Users/123/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4A3.tmp.png

彭德怀等人,因意见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心中不满,认为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跑到总参谋长黄克诚那里去发牢骚,彭德怀也来了,还来了个李锐,(这个李锐其实是没有资格参加庐山会议的一个通讯记者,因写过内参报告转呈给毛泽东看过,李锐争取到了做会议工作人员,此人极不正常地在中央领导的秘书间穿梭打探首长的意图,并挤到首长的茶聚中去制造机会,吸引首长关注。)几个人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讲了一些在当时却非常犯忌的话,包括说毛泽东的做法“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巧的是,发完牢骚后,从黄克诚那里出来,刚好碰见公安部长罗瑞卿。罗一向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几个刚刚挨批的人聚在一起,自然产生警觉。就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大家便追问晚上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李锐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李锐想骗取毛泽东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几个人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毛泽东为平息大家的误会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

谎言通常会埋下大祸,像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讲出了那些犯忌的话,这颗炸弹就爆炸了,胆敢背地攻击毛主席。而且李锐用撒谎信欺骗领袖,引起众多中央领导的公愤,不能容忍。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再也说不清楚了。

这样,彭德怀一方因李锐的撒谎陷入被动,另一方转入攻势,前几天彭德怀批评他们一线领导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有事实为证,众多有份沾包的大干部们心中理亏,也只能是防守辩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没有错”。现在发现你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矛头对着三面红旗,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岂能放过。因此,一下子形势骤然逆转,针对彭德怀的揭发和批判铺天盖地。

彭德怀等几人顶不住舆论,做了检讨。毛泽东对彭德怀等背后所说的坏话也不计较,并不支持他们对彭德怀穷追猛打,所以到了7月31日预定的会议结束时间,毛泽东宣布散会。准备收拾东西下山,没有给彭德怀定什么错误,做什么决定。

file:///C:/Users/123/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4A4.tmp.png

然而,有人不肯就此罢休,31日晚上,已经宣布散会了,却有众多的人在会堂争吵了一夜,声音很大,毛泽东的住处美庐别墅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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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夜都未能入睡。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法平静。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决定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通知其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山出席会议。

继续的会议,毛泽东很真诚地同彭德怀交心,虽然毛泽东曾称彭德怀是猛张飞。但毛泽东很清楚彭德怀不是张飞的思想简单,心里有不愿相告的想法。所以毛泽东对彭直言:“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

“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之后会上,其他元帅、将军不利于彭德怀的揭发愈来愈有分量。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访问,在苏联时,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德怀的机会批判中共,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回国后彭德怀也没有汇报此事。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肖华上将,回国以后,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有人提出,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可能。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件事与会中央委员非常震惊认为彭德怀可能勾结外国势力,要求毛主席重视。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电报,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赫鲁晓夫确有颠覆中国现任领导集体的意图。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之间有一个小圈子,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有人揭批这实质是一个“军事俱乐部”

国家主席刘少奇讨论“意见书”时,评价彭德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周恩来指明彭德怀“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肖华反映彭不汇报出国访问的政治情况,康生证明彭放言请外国军队干预中国内政,自称低调俱乐部有人揭发彭暗地串联军事小集团和刘少奇判定他的品质“企图搞军事政变”!所有这些揭发都是把彭德怀推到了刀尖上。

此时,最要命的一刀,被李锐这个小人从背后捅向了彭德怀。

李锐想反戈一击,带罪立功,就跑到毛主席住处,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揭发之一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揭发之二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自己就是其中一员。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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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李锐当年只是一个年轻人)

8月11日,李锐在会上突然表现出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李锐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公开坦白,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和周惠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其他人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周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铁青,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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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舟)

至此李锐把彭德怀的“罪证”彻底做实了!在当事者的亲身揭发和众人的一致要求下,毛泽东不得不按现有的事实做出处理,有人强烈要求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要把彭德怀彻底开除出党,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但鉴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背叛了社会主义路线,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愈加明确,甚至不惜挑唆中国共产党内政变,而彭德怀又对赫鲁晓夫的敌意缺乏明确坚定的拒绝和斗争立场,相反却表露出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的错误言论,那么,彭德怀再保留在军队主要执行岗位上,确实不能让党中央放心。故而毛泽东同意暂时免去彭德怀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面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一直未向下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和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以“军事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身份亲自公开揭发,这顶帽子彭德怀应该戴不上。

庐山会议是在“左”倾错误所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全党团结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时召开的,当时的形势需要,党内不能分裂折腾,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以求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无奈采取了折衷办法,1965年10月毛泽东又着手安排彭德怀出来工作,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很少去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里始终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告诫全党: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选自钢筋水泥《揭开历史面纱》第23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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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2-24 17:41:11 | 只看该作者
林之辛:关于59年庐山会议的思考

2019-12-23 18:05:1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林之辛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因作者的当事人身份和比较详尽的第一手文字记录而具有重要的史实资料价值。但是,该书同时也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以至爱憎,对这些史实的解读不可避免地打上个人的烙印,特别是受到作者本人在庐山会议上及其以后的处境的影响。此书发行之后受到热捧,那些作者个人的解读取代了历史的真实而被一些人作为发挥想象力或发泄个人情绪的根据,整个事件被演绎成一场彭德怀为大清官、大英雄;毛泽东为大昏君、大暴君的现代宫廷戏,充斥各种媒体,好像事情就按他们描绘的那个样子“盖棺论定”地写进历史书了。

  然而,随着时间又过去几十年,浮躁的尘嚣渐渐消散,许多相关的历史事实细节逐渐被披露出来,更多的人以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那个事件,包括重读“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事件的真相才渐渐地摆脱因个人立场与情感所造成的偏见与成见的遮掩和干扰,重新显露出来。

  李锐的书里给出的大量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庐山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用来纠正“左”的错误,拨正前进航向的。这点在史学界里已经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了,但还有几点值得强调。第一,这次会议不是一次偶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毛泽东一系列纠错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高层,毛泽东是最早发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出现偏差的领导人。早在大跃进兴起不久的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在半年时间内多次主持召开以纠错为主题的会议,包括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一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党内许多干部还转不过弯来,毛泽东往往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状态,但仍然大声疾呼,坚持纠错。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毛泽东的纠“左”是认真的,积极的,及时的。第二,从毛泽东为庐山会议确定的18个议题来看,已经相当系统、相当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抓住了解决偏差问题的关键所在,包括重视经济发展规律,反对盲目性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反对虚报浮夸和弄虚作假,注意综合平衡,坚持两条腿走路,注意建设质量,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共产风”和摧残人民的官僚主义,纠正盲目提高公有化程度的错误,公社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恢复农村初级市场等等。可以说,后来对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批评,大体上也没有超出这些范围。第三,毛泽东召开这次庐山会议是为了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团结起来,落实一系列纠偏措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进。所以,毛泽东在会议筹备时就把加强全党的团结作为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目标。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如果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得到实现,全党达到思想和步调的一致,纠错措施真正得以落实,那么,中国的建设完全有可能走上一条健康而快速的发展大道。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坚持纠错的努力已经在许多地区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效就是很好的证明。批评家们,包括李锐在内,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初衷是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崛起和尽早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初衷是无可指责的。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确实造成了严重失误,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总结经验,调整政策,纠正偏差,继续前进,有什么根据就一口认定“三面红旗”是根本上的、路线性的错误而必败无疑呢?在庐山会议前期,尽管听到许多党内外的批评意见,包括一些十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都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态度。他说:“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那一阶段的会议,气氛很正常,那些在毛泽东纠错中挨了批评的人也作了检查,被称为开成了一个“神仙会”。这当中毛泽东本人也多次主动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毛泽东取这样豁达的态度,是因为他对自己领导的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胜性充满了自信。他坚信:“总可以有70%的人赞成总路线的。”他还以幽默的口气回应“右派”攻击言论:“再过10 年到15 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至于对党内的批评意见,毛泽东更是采取善意解释的态度。比如,有份材料反映天津市党员干部对大跃进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回应说:“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不要骂人,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准备在半个月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以纠“左”为主题,统一全党认识的“会议纪要”。一个凝聚着毛泽东半年来苦心纠偏的心血而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大好政治局面完全可以期待。

  非常可惜,历史没有让中国共产党有机会验证这一点,因为,庐山会议的纠错被一个意外事件所打断,后来事情的发展没有朝着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方向变化,他所要扭转的种种错误在庐山会议之后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事情缘于彭德怀的一封信,整个会议的方向被彻底扭转了。这个看似偶然的情况其实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要看清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并不容易。

  这封信的发出时间是7月14日。在这之前,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已经在布置会议结束事宜。基本精神是想尽快使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同时安排写“会议纪要”,大体定于7 月16日结束。显然,如果没有意外,会议将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顺利结束,既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又统一认识,团结鼓劲,那将会有一个多么好的局面啊!

  彭德怀参加了毛泽东7月10日召集的会,他当然知道这个会议安排,那他为什么要急于在会议结束前赶紧发出这封信呢?按照李锐的说法,彭德怀这封信只是为了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并不想提交大会。但是,据逄先知的《毛泽东传》,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显然这封信主观意图上就有”刺一下主席“的意思,不仅意识到毛泽东会受刺激(就连彭的老搭档黄克诚一读此信也说其中有”刺“),而且有印发全会的思想准备,某种程度上其内心还希望如此。

  就彭德怀信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如史学家们所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应该注意到,毛泽东所提出的18个问题已经完全覆盖了彭信的这些内容,而会议围绕这18个议题也已展开了10多天相当充分的讨论,彭德怀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事实上,彭德怀在7 月3 日到10 日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就有7 次发言,其中不乏措辞严厉的批评和涉及全局的尖锐意见。如果临近会议结束仍嫌不足,他完全可以在最后制定以总结经验纠正偏差为主题的“会议纪要”中提供意见和建议。既然如此,不善文字的彭德怀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写这封信呢?

  毛泽东批彭时说“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见得是无的放矢,无端猜疑。如果彭德怀真的是出于公心,一心为了全党工作的大局,共同去克服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那么,他本该为正在进行纠错努力的毛泽东擂鼓助威,鼎力相助。可是彭德怀没有这么做,他在毛泽东一系列纠错的行动中没有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他基本上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毛泽东针对党内思想不通、纠错政策难以落实的情况,曾以直接向基层和群众发“党内通讯”的方式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对于这样一种得到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的举动,彭德怀竟以挑剔的态度指责是违背党的程序,“个人说了算”。

  彭德怀的这种表现,按李锐的说法,是由于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很深的积怨。彭的老部下黄克诚也说彭德怀“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那个流传甚广的“华北座谈会操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还操不得?”之类的粗话显然出于一种赌气和报复的心理,完全背离了政治家的原则。他所提及的“华北座谈会”,指的是1945年2月至7月召开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 是针对晋冀鲁豫区相当多的军队及地方干部对彭德怀有意见长期积累未得到解决这个情况所举行的。彭德怀虽然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但心里不服。事隔十几年,以这样一种态度来旧事重提,完全是在宣泄“你过去整了我,现在我抓到了你的毛病,该你向我认错。”的情绪。正因为有这种心态,庐山会议按毛泽东主导的方式顺利结束就不能让彭德怀感到满意了,所以他还是要抓住机会“刺一下”毛泽东。

  众所周知,毛泽东与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配合得很好,毛岸英牺牲毛泽东也没有一句责怪之词。然而彭德怀回国几年后两人的关系却出现明显裂痕,其缘由值得深思。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失误做了大量的纠偏工作,这本来是与彭德怀庐山会议那封信的批评方向是一致的,但彭并未像抗美援朝时那样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反而还以提出辞职来表示不满。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两人的关系发生180度的变化?

  这几年正是毛泽东呕心沥血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构建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政治框架的时候。毛泽东一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基本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个稳定、团结、高效的最高领导机构。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确立了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毛泽东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指望这个班子在他身后能够稳定地把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是毛泽东为实现这个目的重要举措。本来,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但是,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人选问题的重要时刻,高岗出于争夺个人权力的目的,散布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的宗派主义言论,煽动和拉拢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搞非组织活动,制造党内纠纷。毛泽东对这种严重危及党的团结,危及他所苦心安排的政治格局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展开了斗争。他提出了要“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并形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彭德怀作为毛泽东长期倚重的将领,一个军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并没有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队伍,而是处于第二层次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中他本人性格上和作风上的缺点使他无法和周围许多同事合作共事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中外历史的许多教训,毛泽东也不允许军队将领仅仅倚仗军功或军权就获取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影响力。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不久就出了高饶事件,毛泽东说他“陷得很深”,他只承认自己态度不鲜明,但是从后来他对刘少奇的评论来看,他对高岗的活动是有内心共鸣的。据地质学院红卫兵王大宾的回忆录记载,彭德怀对前去揪他的红卫兵说他在59年庐山会议就反对刘少奇了,还说“刘少奇怕我对他当接班人不利,借机打倒我。”并且表示坚决支持打倒刘少奇。如果彭说的是真心话,那么,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对矛头实际是指向刘少奇及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团队。彭德怀的这个心理状态,放到1959年那时的政治背景来看,显然是对毛泽东在八大所构建的最高领导层的布局心怀不满,尤其是对把刘少奇确立为毛泽东身后接班人这个政治安排很有意见。

  彭德怀虽然在高饶事件中被保护过关,但他的态度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这肯定会在他与毛泽东两人之间留下阴影。彭德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未获批准。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由毛泽东提议,林彪出任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其实际位置已在国防部长彭德怀之上。此后彭德怀在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请辞国防部长。政治人物非健康或其它合理原因主动辞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通常是以此表示与主政者或顶头上司政见不和、无法合作。毛泽东的回应十分严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德怀无语。

  彭德怀是不是真的不恋权位,淡迫名利而想退出政治舞台呢?事实不是这样。就在1958年这段时间,彭德怀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和萧克等领导人进行了名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斗争,搞得十分过火。尤其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对粟裕的态度。粟裕是中共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在战争期间屡建奇功,而且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他在解放战争中几次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想法,在深思熟虑认定自己正确的情况下,向毛泽东据理力争,最终得到采纳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粟裕因此而为毛泽东所倚重并亲自推荐为参谋总长。在彭德怀主管的国防部里,他同样以这种态度工作,彭德怀却容不得他了。他被套上“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等罪名,诬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打击。有的责难简直太不讲道理。粟裕总参谋长凡在上报的文件上面写有“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时,彭德怀经常扣压文件,还当着粟裕的面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信员”。总参谋长向国防部长和军委主席汇报工作,本是职责所在,对这样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发火骂人,不只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心理,而且是彭德怀一贯不尊重毛泽东,也不尊重下级与同事的粗暴表现,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彭德怀对权力的高度看重与敏感。粟裕面对不实指责,也想解释几句。然而,当他以自己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坚持由陈毅任华野司令员一事说明自己从不争权时(粟裕谦让司令与元帅,人所共知),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这种专横武断的指责完全不应该出于一个革命领导人之口。值得一提的是,在庐山会议批彭的时候,刘少奇鼓动粟裕出来说话,粟裕却说:“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相比之下,谁才称得上光明磊落,不是很清楚吗?

  在彭德怀发出信后,毛泽东接连两次主持政治局常委的民主生活会,提出要与彭德怀“交心”。“庐山会议实录”关于这次常委民主生活会的记录是迄今为止很少见到的披露中共最高层政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当事人在场可以为自己申辩,批评者不敢言之无据,故资料的可靠性很高。会上林彪还为彭德怀澄清了长征路上写信要毛泽东下台的问题。毛泽东讲了历史问题,李锐指责是翻历史旧账,实际上是要向彭德怀指出其“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的严重性,多次对中央闹独立性,出于同样的毛病,这次也“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中央”。在事实面前,彭德怀也承认自己有刚愎自用、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搞独立性)等毛病,承认对毛泽东及其他人的批评,如华北座谈会,确实抱有抵触情绪。毛泽东在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 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话也许有些夸张,但彭德怀脾气暴烈,跟周围人都搞不好关系,以致到了四面树敌,积怨甚多的地步确是党内军内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尤其是负责全局工作的干部,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品质。换一个角度来设想,如果让彭德怀以他那样的作风来坐毛泽东的位置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个常委的民主生活会清楚反映出彭德怀与刘少奇之间很深的裂痕。彭德怀对林彪指责他“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目空一切。”“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等,未见反驳,并自我解剖是经验主义;但对刘少奇指责的“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起草时,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就十分反感,当面顶回去。刘少奇指责彭德怀:“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 林彪在发言中也说到彭“一贯跟刘谈不来”。刘少奇当时已在全党明确为接班人和第一线领导人,彭与刘的这种关系显然会引起毛泽东对身后政局不稳的担忧,他一再向彭强调不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用意也在此。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这段很带感情色彩的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内心的担忧。黄克诚披露: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对彭说过:“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这种担心不只是毛泽东一人有,党内高层也普遍有这个心理。聂荣臻和叶剑英去劝说彭德怀时,叶剑英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说此话时,叶剑英都激动得掉泪了,可见担心之深。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对敌斗争是真的”。当彭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时,毛泽东马上说“还是你干”。直到会议后期,在批判彭德怀群情高涨、会议气氛一面倒的情况下,彭德怀才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但毛泽东仍坚持给彭德怀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毕竟是几十年共同浴血奋斗的战斗情谊,毛泽东难以忘怀,多次讲“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事后,毛泽东一直期待着这位老战友回头,对彭德怀的每一个愿意悔改的表示都表达了热情欢迎的态度。可惜,彭德怀终究没有从整个政治大局看问题而始终心里不服,铸成了这位革命战争中“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后半生的悲剧。

  事实上,毛泽东在刚接到彭德怀那封信时并没有立意批彭。那封信在毛泽东那里搁了两天,16日发给全会,直到23日才作批彭的讲话。据李锐书中说,17日那天,毛泽东召集他们几个秀才谈话,其基本精神还是要纠“左”,还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1956年毛泽东曾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并讲了许多自我反省的话。谈话气氛融洽,畅所欲言,还“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李锐语),并没有多说彭德怀的信,更没有讲要发起一场反击。7 月 20 日,政治局还正式讨论过一次纠错批“左”的《议定记录》稿。就其内容来说,与彭德怀的信差不多。可见,信的内容,除去那几根有意放入的“刺”之外,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况且这封经过斟酌后的信远没有彭在小组里发言的尖锐程度。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毛泽东的激烈转变呢?

  据逄先知的《毛泽东传》中的分析,除了彭德怀的信之外,重要的促成因素是张闻天的发言和柯庆施等人的进言,李锐书中也大体是这个意思。其实,在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对党发生分裂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彭德怀的桀骜不驯和爱搞独立性而担心彭会不服领导,搞山头,闹分裂。不过,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权威是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经受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所以毛泽东对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有足够的自信。彭德怀理论水平不高,在党内又树敌过多,故毛泽东尽管对彭有戒心,在看到信后也知其中的“刺”,但一开始并不认为问题严重到需要大动干戈以致改变会议方向的地步。毛泽东把信发给会议,也想看看彭德怀在党内有多大市场。然而这封信发出以后引起的反应却是毛泽东没有完全料到的。

  7月21日,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完全支持彭德怀的信,系统地论述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张闻天是一个理论家,他的发言不仅仅局限于罗列问题,也不同意把工作失误归结于“缺乏经验”,而是强调要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根源,把一般的意见分歧提高到理论和路线的高度,所以张闻天的这个讲话确实有“纲领性”的作用。事实上,张闻天从大跃进一开始就对“三面红旗”持根本上的怀疑态度,他作这样的发言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中共党史上几次大的分裂危机都是以路线斗争方式出现的,因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与此同时,小组讨论的情况反映出与会者对彭德怀信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分化。李锐和彭德怀都认为会议上多数人是同意或基本同意这封信的。这就使毛泽东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种情况将使会议原定的统一认识,团结起来,纠正偏差去争取更大胜利的目标落空,甚至有可能由彭德怀的发难破坏中央的政治布局,导致党的分裂。这段时间,毛泽东当然也会听到各种进言,有人说,会议一个劲在泄气,大跃进再也搞不起来了;也有人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在跟毛泽东谈话时,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使得毛泽东有党发生分裂的现实危机感。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旨在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三面红旗”运动,不仅受到党外右派人物的批评,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攻击,也受到苏联赫鲁晓夫的责难,现在党内也意见分歧,军心动摇,彭德怀的出头无意中就成了各种反对力量的一面旗帜。毛泽东觉得到了自己必须果断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决定迎接挑战,奋起反击,于是有了23日的讲话。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锐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一个特殊的作用。据《戚本禹回忆录》披露,毛泽东讲话后,李銳和一些对毛泽东讲话不满的人跑到彭德怀、黄克诚那里去大发牢骚,说了不少“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之类“妄议中央”的话。他们的活动被时任公安部長和负责中央安全的罗瑞卿发觉。李锐吓坏了,赶紧抢在别人前面一個人跑到毛泽东那里去,把他們在一起开会所說的話都說了出來。这就使得彭德怀陷入非组织活动的罪名而无法辩解,并在整个全会引起公愤而导致会议的彻底轉向。李锐在自己的书里对此事支支吾吾,语意不清,只是对自己陷入此事而“追悔不已”。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发动批彭,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防止分裂。毛泽东在高饶事件后不久就对陈毅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当然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全党提出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的警告。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在全会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的同时,又一次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巩固的,但不能说就不会有问题,可能分裂。有两个可能,一个分裂.一个巩固。”在中央常委交心会上毛泽东挑明了对彭德怀说,“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思虑已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闭幕会上讲:这次会议“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批彭的真正原因。

  纵观党史,在重大关头,毛泽东总是把党的统一和团结视为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艰苦的斗争。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党的团结,因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障。高饶事件中,毛泽东本来很倚重高岗,对高岗批评刘少奇的某些言行也持赞成态度,可是当他了解到高岗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之后,就对高岗采取了坚决制止的态度,而对刘少奇则是要求他在中央全会上作检查。同样,在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着眼的。一直到毛泽东的晚年,他还是不断地告诫全党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类似的话他讲过多次,就是要以党的历史上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来教育高层干部维护好全党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但人无完人,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存在各种山头,关系相当复杂。要把这样一些并非完人的英雄豪杰凝聚起来,团结在一个宏大的革命目标下共同奋斗,真的不容易,没有一个众人所服的领袖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在毛泽东之前,没有哪个人能够担当起这个大任。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公认的领袖,除了被实践证明的超乎常人的雄才大略之外,也包含着他为了全党团结所耗费的多少心血,而最根本的一条是他站在了道德和正义的制高点上。不管他在探索中有多少失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所做的一切,他奋斗的一生,无不为了中国的崛起和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而毫无利己的动机。

  庐山会议原定纠“左”的正常议程被打乱后,那些曾被毛泽东批评过的说大话,鼓虚劲,还一触即跳的人,回去以后变本加厉,更加胡作非为,并且假借反右倾的名义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人,无论在国家建设还是在党的建设上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这种情况,由于这些官员对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毛泽东直到60年夏才完全了解到实情,这使得他非常后悔。他痛心地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就这样,毛泽东自第一次郑州会议直到庐山会议进行纠“左”的所有努力被“中间这么一个插曲”而中断,失去了验证他的“三面红旗”在纠正偏差之后走上正轨并取得成功的机会,这成为他辉煌一生中的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重大失误。认真而严肃地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是非常必要的,但决不能容忍任何人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的真相。

  林之辛 201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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