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美经济半脱钩”的概念及其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最先提出的。美国高级智库也已做出系统报告，中国需要抓紧研究对策。不直接对抗，从第三方寻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承担起人类和平发展的治理责任，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思考并统筹推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教义精髓的辩证理解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半脱钩”试图建构一种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对国家民族利益及人类和平发展高度负责的信念寻求在战略上的妥当思考与设计。
（一）中国学者的“半脱钩”理念“半脱钩”概念是杨帆教授和崔鹤鸣先生在2019年6月份，针对美国“脱钩轮”而提出来的。
1. 杨帆提出：中美经济关系不可能完全脱钩，客观上是“半脱钩”，这不是我们愿意的，是美国启动贸易战的结果。
（1）5G为核心的科技竞争。
（2）直接影响产业链调整。
（3）金融斗争。美国可能断绝美元交易，国际贸易清算系统，冻结资产，外资撤资。
（4）贸易。高关税可能加到 40%。
（5）服务贸易，包含旅游，信息、知识产权，媒体，评估，财务，法律等。
（6）文化，包括价值观、教育，留学。
（7）局部全脱钩，如台海南海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两岸之间彻底封锁。香港问题。
2. 崔鹤鸣的观点
（1）中美贸易战有持久战的趋势和迹象，“半脱钩”跟持久战相联系。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对中国来说，按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要求，谈成了我们不能承受， 签下来也履行不了，和WTO一样，我们先答应它，走着走着发现不赖帐不行，金融系资本市场无法开放，甚至产品市场都不敢，两桶油，开车加油都被控制，电讯产品也被控制。全面服务业概念也没开展。
（2）谈崩的概念是全脱钩，中国的承受主体是政府，是党和国家的政权，美国承受主体是选民，我们只要政权在，搞两弹一星的时饿死千万人也搞，但西方国家不可想象，美国承受力确实不如中国，美国选民对特朗普压力越来越大，华为问题、贸易战问题，产生声音说不该这么打。谈崩了美国承受不了，因为其承受力差。我们更承受不了，我们依靠美国更多。谈成与不成都无法承受，所以是持久战，不可能谈成、也不可能谈崩，中美经济关系就是“半脱钩”状态。
（3）提出“新全球化”概念，是重组以后的全球化，基本宗旨是强化全球化的规则管理，强化全球化治理。原来规则管理太软，中国确实钻了空子。没人愿意脱钩，问题是不得不“半脱钩”， 中国要不要遵守全球化规则？还是有利就遵守、没利就不遵守？比如TPP中国可以参加，但前提是什么？如其中有一项劳工权利，劳动者有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能不能实行？
（4）还提出了“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利用全球化规则的管理漏洞，用“举国体制”做很多事情，保持权力对市场全面管控，市场化国家做不到。崔鹤鸣认为中国模式是“权力控制的半市场经济”，半个权力，半个市场。
（5）产生若干个全球化集团都是多边和双边贸易的，比如北美贸易集团，TPP拓展了，如欧洲日本形成了零关税协议。多边集团中国被边缘化，这也是“半脱钩”。
经济增长会退到某一个程度停下来，看能不能找到平衡点，不出现危机，经济发展水平往后退，技术有可能降维。我认为美国结构性改革没什么了不起，可以接受。黄奇帆建议“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障碍，美国关税现在比我们低。全球化的规则很多，对政府补贴也有规则，对关税等等、非关税壁垒也有规则，对技术转让也有规则。
（6）中国和西方冲突在全球化规则体系里无法解决。
遵守规则也有冲突，基本上能在规则体系内解决，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市场经济冲突。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苏联体系自成一体，无非就是效率低点。现在信息化、网络化想自成体系做不到，无法脱钩。全脱钩我们受不了，想变成苏联形成自己阵营，跟西方阵营对抗，这条路走不通了。
美国技术上不断加强管制，也没有对中国彻底封锁，对苏联是彻底封锁，两个体系有时候甚至想打打热战，或者代理人战争，现在美国也不会这么做，中国有些时候在跟随，有些时候钻空子。中国的劳工政策、土地政策、二元结构等等一系列和美国的自由主义结构是不同的。
（7）罗德里格《全球化悖论》指出，全球化治理要求各个国家相应放弃主权，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是三元悖论，只能居其二，不能三者都得。整个全球化在重组，“半脱钩”大背景：我们如果不愿意遵守新规则，一定被边缘化，TPP就是新规则，比原来WTO规则更加严格，如产地原则。
杨帆、崔鹤鸣指出：
【“中美经济半脱钩”的概念及其主要，是我们最先提出的。这也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级智库的“原创性成果”。】
美国高级智库既然已做出系统报告，中国也需要抓紧研究对策。中国人什么时候不再轻视自己的专家，在思想概念上不去跟风，美国人提出什么概念，我们的媒体就去跟什么概念，才算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二）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报告（摘要）《部分“脱钩”：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新战略》2019年11月
（作者：查尔斯·布斯塔尼和范亚伦）
1. 主要论点。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经济一直采取掠夺性方法，在限制其经济“战略部门”投资的同时，设置关税补贴和非关税壁垒。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和投资仍相对开放。
过去两年中，特朗普政府利用关税和其他行政措施试图迫使中国走向更大开放，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控制技术转让。尽管加收关税这一行为本身是有争议的，但美国两党越来越关注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风险，最终制定了旨在加强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法规的立法。尽管美国似乎普遍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但部署上仍然缺乏清晰、全面的战略。
2. 政策内涵。本报告建议包含四部分战略：
（1）在当前的关税战中实现停火。美国应避免在不寻求基本让步的情况下达成缓解中国压力的表面协议。相反，它应该至少寻求临时解决方案，以减少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的成本，同时保留对某些中国进口产品的限制。
（2）加强防御措施，以减少监视，破坏或破坏的脆弱性，并减缓关键技术向中国的传播。这将需要限制某些技术向中国的外流，同时限制一些中国商品，资本和人员向美国的外流。
（3）投资于创新，技术和教育。
（4）加强与亲密盟友的贸易和投资，信息共享。在继续寻求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的同时，美国应与主要盟国合作，以加强部分（而不是全球）开放贸易体系。该系统应建立在高标准的多边贸易协定和确保数据安全并促进经济发展的通用方法的基础上。
3. 中国贸易和工业政策是整体大战略组成部分，对美国和其他先进民主国家安全与福利构成威胁。美国和中国以不同的目标和期望进入了经济交往过程，历届美国政府都希望接触战略最终改变中国，鼓励中共政权放开中国经济并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最终将导致深远的政治改革。在这些信念和期望的指导下，美国采取接触，在大多数情况下退后一步。
中国奉行国家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独特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尽管有时愿意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但始终谨慎保持对国民经济的牢牢掌控，牢牢控制政治。经济政策目标是增强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力量，增加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美国战略家确信，经济发展逻辑将推动中国朝有利方向发展。
中国到世纪之交越来越有信心，相信韬光养晦、培育经济和发展综合国力战略会取得预期结果。各方都在赌自己的战略会成功。至少就目前而言，北京赢得更好赌注。今天中国比三十年前更加富裕和强大，继续受到独裁统治，并追求扭曲市场贸易和产业政策。中共并没有成为“负责任的利
益相关者”或维持现状，更加公开地表达对现有机构和准则不满，以越来越自信甚至激进方式行事。
4. 部分脱钩策略。
随着自信增强，中国试图重塑经济关系，使国家力量不断积累。有两种模式：
自由贸易模式
“冷战/遏制”模式限制双边贸易和投资流动，相互脱钩。增长前景都会受到影响，但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仍比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更大，在短期内对北京的伤害大于对华盛顿的伤害。长远效果取决于两国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经济关系模式。2017年之前美国相对开放，中国相对封闭，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现状是危险的。
特朗普采取更具进取性的手段。采取步骤将部分美国经济与中国隔离，隐含的威胁是，中国如不进一步改革，关税将无限期保持不变，一系列行政措施包括严格投资筛选，出口管制和采购法规，将导致新的关系模式：
“部分脱钩”。
美国近期目标是实现与中国部分经济脱离接触
（1）贸易战，出现了政治学家所说的“令人伤心的僵局”，出口下降和某些进口成本增加，全球增长放缓。
双方就双边贸易的新格局达成相互接受的协议，制定出可能的部分解决方案。美国将降低服装，玩具，家具和消费电子产品等产品的进口壁垒，换取中国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关税。美国保留某些行业关税，以表明中国生产者以不公平贸易损害潜在的美国竞争对手。
（2）采取防御措施以限制某些技术和信息向中国外流，规范一些中国商品，资本和人员向美国外流。应该与盟国一起实施，才有效果。
目标是减少美国受到监视和破坏的脆弱性。现代信息技术网络造成各种风险，植入易受攻击或损坏的设备甚至单个组件可能使敌对的外国行为者提取信息，或破坏单个武器和通信系统，甚至整个网络功能。
华为在构建新的5G电信网络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由于中国国家安全法，不仅国有企业，甚至私有企业也必须被视为潜在的国家权力工具。将中国制造的设备排除在整个美电信系统之外，还有发电，铁路，供水系统和执法机构。
将所有中国IT产品排除在美国经济之外没有必要。除了大大扩大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入侵外，这种措施成本高昂且有破坏性，特别是没有供应商没有替代供应商现代供应链的深度，复杂性和流动性使其成本高昂，无法追溯来源。
要进行仔细检查确保武器、通信和其他防御系统安全。美国政府需要提升其收集和分析相关商业和技术信息能力，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发新的分析技术，识别出特别危险的节点。
降低风险要培养替代供应来源。
（3）减少遭受压力或破坏的脆弱性。稀土矿产，特种合金，导弹和弹药推进剂印刷电路板，美军事装备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可能威胁削减或中止稀土出口，化学药品，可部署“国防必要性”主张以合理化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包括与中国的持久性常规战争）现实计划情景，需求，依赖中国进口。储存可能减轻风险。有可能依靠从盟友进口；与私营部门合作鼓励建立或扩大国内能力。
（4）降低技术扩散。中国现成为科学技术以及制造业超级大国。机器人，人工智能使生产力飞跃，抵消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在关键高科技领域树立国家冠军。目标不仅是要统治市场，且要打败外国竞争对手，占领他们及第三方市场的重要份额。特别是在具有先发优势和规模收益的地方，中国公司可能获得持久优势，制定技术标准。
中国在武器方面不会继续落后，除弥补差距，也许会开发和部署全新功能，在冲突时取得决定性优势。
（5）中共使用国家主导产业政策的所有手段，对商业创新，政府资助研究，大型项目补贴，分享军民间技术。以任何手段获取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违反法律手段如网络盗窃及科学间谍），违反国际承诺的手段（如强制合资企业转让）。美国最好与工业盟友密切合作，放慢一些创新流向中国的步伐。
（6）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压制中国，而是要确保美国对创造未来财富中保持优势，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北京放弃或修改其最恶劣的贸易和工业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自由国际贸易体系，希望有助于改变其经济政治体系。
这一战略的失败，加上中国庞大规模，意味着美国及其工业盟国再也无法将中国视为正常贸易伙伴。
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中国获得技术。首先是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党国机关与名义上的私人界限模糊。“新兴技术”很难确定是否用于军事。与中国对抗远超军事竞争狭义范围。为了相对的经济利益和技术优势以及军事优势，这是一场斗争。这种限制如运用不当或过度使用，可能损害美国的创新能力。
技术还可通过三种途径从西方流向中国：中国实体直接投资；西方转让或出口；人员流动包括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应对中国在敏感地区直接投资严格限制，为寻求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公民尽可能敞开大门。美国公司对中国同行技术出口的适当控制范围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中国在美国投资急剧增长，包括电子，机器人，能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试图收购大公司，初创公司小型风险投资。即使名义是私有企业，它们活动通常是针对性的，由党国机关提供便利，补贴或资助，实现产业目标。
（7）中共利用了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所说的“非传统收藏家”，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禁止签证有助于补贴美国公民的教育，牺牲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中高级中国学生在完成学位后选择在美国生活带来的利益，损害美国声誉，验证了中共的宣传，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
在美国学习的34万中国公民，15%是博士，只要不违反美国法律或学术规范，应继续欢迎。一些高级学位候选人正在诸如政治科学，经济学或环境科学，可能会被用作非传统收藏家。可以对先进人员施加限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亚历克斯·约斯克，十年中解放军已派出数千名研究人员赴海外攻读博士或访问学者。
5. 自我强化。
（1）国家力量包括军事，情报能力，援助，发展援助和政治影响力行动。经济增长越快，政府就越容易购买更多的“枪支”而不必牺牲太多的“黄油”，创新是增长的关键。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年均18%，甚至比整体经济增长率还要快。研发支出从2000年不到1%增到2%。总支出为美国支出的45%。按购买力平价88%，2030年将超过美国。为加快创新步伐，需要在基础研究和教育进行重大公共投资。
（2）在政治上更敏感的是移民政策调整，继续使有才华的人来美国学习工作，以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留在美国。
（3）产业政策。共和党人认为由市场来“挑选赢家和输家”。至少在原则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现在都支持政府资助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制造业，增强福利，创造更稳定薪水更高的工作。
2029年联邦预算支出将占GDP巨大份额（23%），债务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占GDP的93%），利息占GDP3%，超过国防支出（占GDP的2.5%）。
（4）政治共识和社会凝聚力。两党在中国看法似乎趋于一致，还没达成共识或紧迫感，能搁置分歧。可能需要一场危机（如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或一场彻底的灾难（如珍珠港袭击）来调动资源以应对外部挑战。
（5）确保分享利益。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对就业提出特殊挑战。
6. 有效的多边主义。
寻求与其他先进工业民主国家更紧密合作，他们与美国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利益。
（1）达成有关出口限制的共识。
（2）如允许中国公司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有严重的安全风险。
（3）在贸易问题上建立共同战线，迫使北京放弃贸易工业政策。特朗普威胁或针对盟友采取贸易行动。仅凭美国的杠杆作用不足以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与其他贸易伙伴迅速解决争端，并结成统一战线可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
（4）重建和加强部分自由贸易体系。遵循公开原则，相互捍卫彼此的利益以面对体系之外的国家。
有三个主要中心：北美，欧盟，亚洲，通过全球价值链相连。市场经济体用高标准贸易和投资协议，把不符合标准的非市场经济体排除在外。
华盛顿与日本已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要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美国应承诺与欧洲谈跨大西洋贸易协定，谈判将北美，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的高标准贸易协定。
中国拒绝改变路线而仍然是一个离群者，将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利。
（5）建立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免受中国渗透和操纵。
中国建立隔离自己的“信息圈”半透膜，可以自由利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力量。不对称现象给北京带来持续的战略利益。美国需要至少部分脱离接触，建立保护性壁垒。
结论：过去两年，行政部门，国会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达成更高程度共识，为以增强国家长期繁荣与安全的方式重塑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新机会。但这一刻可能是短暂的，如没有全面而清晰的战略，暂定共识很容易消失。
（三） 关于“半脱钩”的理论阐述（田飞龙：《半脱钩、联欧与中美关系的未来》2019年8月）
1. 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诸多讨论意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强调现阶段还不具备体系化对抗的能力。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宏观定性与战略应对，需要一种介乎“完全脱钩”与“完全依附”之间的中间性概念，“半脱钩”理论即提供这样一种概念建构的尝试。“半脱钩”不是一种建构性事实，而是对中美贸易战下中美关系基本状态及其长期趋势的事实性判断与概括。半脱钩不是要跟美国完全脱钩，而是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关税、技术禁令和学术交流禁令主动寻求与中国脱钩，并且通过脱钩的极限压力测试来看美国经济和美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摆脱中国市场。脱钩的尝试和压力主要来自于美方，根源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我们则一直对全球化进行依赖、追随、模仿并获取其利益。美国认为这种“中国获利”模式必须终结，新的经贸关系必须确保显著的美国利益，否则就是不公平贸易。
我们思考的宏观方向是基于“半脱钩”的基本事实，认识到即便中美达成暂时性贸易协议，都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美国接纳中国进入它的全球化体系的固有框架，回不到过去。这个时候要稳健地维持“半脱钩”状态下的接触政策，要严肃面对中美平行体系的逐步形成和有限接触原则的战略机动性。
平行体系不仅来自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来自于全球化力量板块和产业转移，不是美苏冷战翻版，但却带有冷战的因素和风险。我们对脱钩趋势不要恐惧也不要主动追求，与美国脱钩和与世界脱钩是两个概念。“半脱钩主义”是一种软脱钩，一种接触主义政策，与美国保持接触，与非美世界加强全球化关联，是“半脱钩主义”的战略精髓。
2. 美式冷战思维决定“半脱钩”状态
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堪称“新铁幕演说”的冷战宣言，指责中国对美国主导权、价值观甚至国内民主政治的全面挑战和破坏。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11月，纪念柏林墙倒塌会议上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演说。 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近期警告：强硬对华立场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中国崛起以及特朗普主义精巧运作，激发了潜藏在美国朝野的共同焦虑，对未来的共同恐惧使美国“鸽派”集体失语，“ 鹰派”空前得势。
中美新冷战已拉开帷幕，美国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基本完成动员和部署。中美长线的世界权力竞争刺破了改革开放40年脆弱维系的“蜜月期”。这种蜜月关系是以中美实力的绝对差距、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利润保证，以及美国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乐观预期为前提的。彭斯盛赞邓小平的政策路线，扬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已被掏空，抱怨中国跳脱“韬光养晦”路线，改行“并立竞争”路线。
彭斯，蓬佩奥等高级官员代表的美国政府鹰派立场，表明美国对中国民主期望与全球化整合的失败。对中共的分析常因聚焦于意识形态而失准， 原因是意识形态背后还有传统文化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无论是苏式规训，还是美式规训，都忽略了中国文化背景及中国共产党伦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码，不能真正从文化平等的逻辑上尊重东方传统及其价值观， 坚持“文明与野蛮”二分法，是西方之“东方主义” 研究的失败。
冷战世界本质上是“平行世界”，但不是绝对割裂，而是共享相同时间与空间，但在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上尖锐对立的世界体系。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麦卡锡主义，将世界进行了人为的政治划分与道德划分，原则上不容许“中间地带”及模糊性连接机制的存在，这种严格的敌我区分源自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及异教征服观。
3. 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禁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有冷战意义：
（1）为范本推动美国逐一与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贸易体制安排，重建所谓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系；
（2）新体系在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上严格排除中国，将中国经济体重新建构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状态；
（3） 以更加严格的技术与制度封锁及高昂的加入谈判门槛，逼迫中国放弃自身发展道路。
这些高端封锁行为，从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及TPP协议中已经开始，特朗普只是以更极端和赤裸裸方式加以升级。美国在贸易战的同时，竭力构筑针对中国的“泛美统一战线”，从利益、价值观、地缘政治及国际秩序诸多方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对冲和抵消中国的“一带一路”体系，排斥中国对美式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的经济参与和利润分享。
中国发展的“最艰难时刻”正在到来。中国希望获取美国对中国模式正当性的原则认可，希望承担的是美国无力维系及推进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预防的是美国退出后可能出现的泛恐怖主义和泛无政府主义的秩序真空，这也在更大的世界体系战略层面回应了“中美共治”的需求。由于多重文化差异、政治互疑与战略误判，美国未能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性和补充性价值，中国未能系统说明“一带一路”与美式全球化的结构关联关系。
中国以文明厚度、悲情历史与道德责任进行着“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的制度创新，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国冲动看待中国的进取行为。美国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帮忙”，而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善意”，而是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阻断。
4. 2019年大阪G20推动“半脱钩”谈判进程与制度化
是G20，还是G2？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是关键性敏感性议题，尽管“G2”概念早有人炒作，中国却不愿意陷入这一概念陷阱。中国全球治理观偏向于平等协商和多元共治，美国不得不适应中国这一新角色。
我们不能乐观期待中美贸易战终结，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国重返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1）“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并未更改，美国在内部选举政治及中国抗争下的暂时性妥协，不能理解为结构性转变，未来任何贸易协议都不可能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保证；
（2）中国民族复兴的国家性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可能改变，随着技术主权的升级及全球治理的成果，中美围绕全球治理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除非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
（3）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积极寻求自保性框架，不希望在中美持续性冲突中利益受损，随着第三方力量的增强与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协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4）美国经济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经济学”尤其是关税主义面临挫折，刺激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上升，推动其进一步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协议及全球治理稳定性；
（5）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区战争风险（如伊朗、乌克兰，台海等）有可能在经济下行严重时爆发，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机，全球治理共识与制度基础将进一步遭受侵蚀。
中美结构性竞争态势已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短期的，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或许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已转移到美国角色的变迁上，即美国可否真正接受中国崛起事实及中国道路正当性，放弃单边主义和唯一霸权诉求，转型为21世纪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否则将陷入长时段高风险斗争。
5. “联欧主义”为半脱钩架构提供制衡支点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 直接意义是中国发展模式重新表达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领域，推动中国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长远意义则在于促进东方与西方权力和价值关系的再平衡，结构性阻断泛滥已久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制度歧视，使东方文明智慧对人类整体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一宏阔历史进程必然改变人们熟知甚至高度依赖的美式全球化秩序。与美国百般阻挠及误解相比，西方某些国家正在积极转变。意大利是G7集团中率先加入“一带一路”的，瑞士从技术合作角度选择与中国合作，法德在思考如何以欧盟整体形式展开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欧洲无需背负上美国式的帝国负担与领导权转移的深刻焦虑，可以在中美宏观权力秩序转移中重新定位，实现欧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复兴。“一带一路”框架下新欧亚秩序正在构建形成，以中欧轴心开展的国际合作是世界领先级的，几乎在任何方面均可以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与技术主权向欧亚地带的回归与转移。
“第三方市场”非常具有创意性。中欧之间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场有中东和非洲，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突击区域。鉴于欧洲在这两个区域的殖民遗产、经济利益与市场预期，中欧合作具有极大的利益重叠性和共同愿景。
欧洲有着漫长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对中东与非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周密而连续的研究及理解；中东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内部矛盾重重，受到外部美国力量的严重干预及阻断，使得战争风险（如伊朗）陡增，中欧合力可在联合国层面及地区和平层面形成制衡美国、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关键力量，确保“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不陷入战火之中。
欧洲国家与企业在中东及非洲有着巨大的商业及特权利益，如何促进当地发展，需要中国输入“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及协调多种利益关系。
中欧合作还可带动欧洲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及欧洲大空间和平的实现，中国可以在其中充当关键性的调解角色与利益协调角色，美国在这方面反而常常是麻烦制造者。
中欧对中东与非洲的共同开发及发展援助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对欧洲安全及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条件。
中欧在经济及全球治理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与政策相互支持，有助于共同提升中欧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结构性限缩“英美”体系的全球影响力，推动欧洲自主建立防务体系与外交。
中欧合作是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端点立下了共同经略和开发欧亚大空间及推动欧亚和平发展秩序形成的“远程契约”。在欧亚大空间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权主义式的麦金德“世界岛”构想或施米特“大空间”意象，而是将欧洲传统国际法中非歧视性的普适元素与中国文化及模式整合，构造一种文明互鉴、协调治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欧亚新秩序，以此为基础寻求对当代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以中欧合作的文明、经济与制度体量，系统打造世界历史的“欧亚时刻”和“欧亚标准”，对日益超出和偏离人类文明规范框架的美国力量加以制衡与规训，确立“中—美—欧”大国协调与实质性共同治理新秩序，完成世界体系权力的和平有序转移和更迭。
6. 半脱钩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
始终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作为一个标准民族国家的具体利益和秩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天下主义”哲学视野和政治伦理。对世界负责，而不仅仅是对国家负责，在十九大报告中有战略性表述。对中国的“跨国意图”，西方战略圈与媒体的解读存在严重的视角缺陷，即将中国视为一个类似于既往日本、德国式的霸权国家，从自身历史经验出发相信中国“强则必霸”。近期美国的鹰派智库与团体的聚会发言显示出一种“世纪幽怨”，忽而“中国崩溃”，忽而“中国威胁”，丧失理智与清醒。
“中国崩溃”是鹰派的主观理想，而“中国威胁”是鹰派的客观处境，主客观撕裂造成了美国战略分析心智紊乱，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国情报官员、智库专家与国会部分议员的“咆哮体”。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正当反哺，激起了西方体系巨大的精神扰动和波澜。
从内在逻辑来看，中国的战略哲学奉行毛泽东时代奠基的“太极范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从整体上避免直接对抗，不陷入西方战略构想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及关键性国际政治博弈中，坚持自身的主权与核心利益不可触犯，具体利益和技术性方案可充分协商。只有中国能以健全的主权秩序与全球治理战略与美国抗衡。
在“一带一路”的扩展秩序空间中，欧盟面临着中美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和战略再定位，很难继续维持“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传统平衡策略与机巧做法。问题不是技术合作，而是世界体系的选边站队与政治忠诚，这种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显著撕裂和张力，导致美国全球安全秩序崩解，矛盾积累的结果是盟友国家的重新政治决断与选择。
“一带一路”成了中国盘活内外资源、制衡美国权力、实现中国式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想的一着“活棋”，是欧亚新秩序与中国式全球化的持续、有效的主要增长点。第二届峰会增加了显著的“欧洲”成分，推动了欧盟整体政策立场的调整与转变，凸显了中国的议程设定与利益扩展能力，从而在更大的体系与范围内造成对美全球秩序的战略性压力和对话博弈能力。
不直接对抗，从第三方寻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承担起人类和平发展的治理责任，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思考并统筹推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教义精髓的辩证理解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
“半脱钩”试图建构一种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对国家民族利益及人类和平发展高度负责的信念寻求在战略上的妥当思考与设计。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昆仑策网”】
发表于 2019-11-20 23: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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