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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非毛化 重建反美帝爱国统一战线人民主体政经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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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9 22:29:1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习近平: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

2019-05-29 18:11:15  来源:学习中国  作者:学习中国




  红色,是中华民族的吉祥色,也是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精神本色。5月21日,习近平到陆军步兵学院视察时指出:“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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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陆军步兵学院视察。这是习近平亲切接见驻江西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级单位主官、陆军步兵学院本部正团职以上干部和石家庄校区主官、专家教授代表。

  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锐意创新的发展史,蕴藏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习近平指出:“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我们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大力弘扬红色传统。”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一本“红色家谱”就是一本生动教材,一座军史场馆就是一座精神家园。各类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纪念馆、纪念地、领袖故居、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红色旅游的主要载体。要发展好红色旅游,让干部群众到红色基地接受红色精神洗礼。《保卫黄河》《十送红军》《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红色革命歌曲是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是全社会汲取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营养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长征》《血战湘江》等优秀影视作品,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强身健体的“钙片”。红色家书承载着人格和亲情,蕴藏着智慧和力量,是我们理解不忘初心的重要史料。要组织干部群众和军人听红色歌曲、观红色文物、读红色经典、看红色电影,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红色基因的存在和传承,自觉升华精神境界、激扬价值理想。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性质宗旨本色的集中体现,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信仰信念、先进的制胜之道、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风纪律。“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基因是记忆,更是传承。习近平指出:“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2018年6月,中央军委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所谓的“还原历史”为名,丑化、诋毁、贬损英雄烈士和红色经典;还有一些人低俗、媚俗、庸俗地解构英雄,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对此,习近平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不能被轻歌曼舞所误,不能‘隔江犹唱后庭花’”。优良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习近平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在中华大地上,红色精神处处飘扬,红色力量始终激荡。我们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造就一批批红色江山的捍卫者、伟大事业的接班人,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本文来源:学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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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9 22:32:36 | 只看该作者
中央军委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
来源:解放军报责任编辑:蓝鹏飞
2018-06-19 08:280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纲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明确了传承红色基因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着力重点和主要工作,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纲要》指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是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战略任务和基础工程,对于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奋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要着眼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扭住强固精神支柱、对党绝对忠诚这个根本,把握突出固根铸魂、聚力备战打仗、强化问题导向、注重融入实践、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深扎信仰之根,以史鉴今育人,用好红色资源,强化实践砥砺,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政治滋养和强大动力。

《纲要》明确,传承红色基因要着力锻造维护核心、听党指挥的绝对忠诚,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强化勇于改革、敢于突破的创新意识,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严明高度自觉、令行禁止的革命纪律,巩固爱民为民、军民团结的特有优势。要抓好科学理论武装、开展党史军史宣传教育、加强存史编史研史、开展重要纪念活动、建好用好军史场馆、开发红色革命文化,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彰显威力。

《纲要》要求,各级要强化责任落实,把传承红色基因摆上重要位置,纳入部队全面建设,主要领导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要站在一线抓落实,各级政治工作机关要加强具体指导,机关其他部门积极配合。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加大保障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部队解决传承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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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9 22:54:13 | 只看该作者
买办简史:买到最后,惨过舔狗

2019-05-29 11:24:18  来源:乌鸦校尉  作者:乌鸦上尉


  189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不断进犯中国黄海,企图趁机登陆。

  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中国眼皮底子下了,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大意是:咱们不能抵抗啊,跟日本人撕破脸就不好收场了啊。

  总之逻辑就是:甭管日本人怎么欺负我们,我们也不能抵抗。

  大敌当前不想着怎么对敌,先想着怎么投降。

  在100多年后的中美贸易战里,同样存在这样的企业。

  中美贸易战打到激烈的时候,中国有家公司要跑路了。消息传出来之后,群情激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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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两国交战之时,会有人不站在自己国家这边?

  因为他们虽然长得和你我一样,但是他们的利益和外国人绑定,他们的生死都攥在外国人手里,他们想不站到外国人那边都不行。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绝不会缺少李鸿章这种人。

  这种人叫做“买办”。


1

  1892年的清军很烦躁,因为上面三天两头来发枪,每到发枪的时候,清军士兵个个都摇头叹气:“中堂大人又来砍我们的手了”。

  士兵说的中堂大人是李鸿章。他们说的砍手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

  这款枪,是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军械局造的“快利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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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枪既不“快”也不“利”。在战场上,快利枪经常卡弹,杀伤力还极差。有时候距离太远,子弹打在身上弹一下就跳开了。

  最要命的是,这枪动不动就炸膛,总是把士兵的手炸伤,开枪就砍手。

  快利枪搞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李鸿章一直信奉着一个坚定的信条。

  ——造不如买。

  当时,清朝想要学外国技术,李鸿章和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之一,创办了几个现代工厂,做军火、航运、炼钢等生意,是清朝国企的老大。

  在一开始,李鸿章、张之洞的工厂主打“振兴国力”的口号,招揽了一大批诸如徐寿、华蘅芳这样的爱国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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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中国科技起步很晚,每搞一个产品都是从零开始,造枪的过程非常艰辛,而且三天两头出问题。

  没过多久,李鸿章工厂的快利枪就出现了炸膛事故。类似的,1901年,张之洞办的汉阳钢厂也出现了爆炸事故,工程师徐建寅在爆炸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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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就是要付出成倍的心血,重金砸才能砸出本土工业。

  在相似的困难面前,张之洞和李鸿章选择了分道扬镳。

  李鸿章找了一群熟悉外语的人,去和外国人对接,直接买现成的。

  这些负责采购自己不研发的人,就叫做买办。

  这些枪算是政府采购的,里面大有油水可捞。

  李鸿章手下的大买办盛宣怀,总在洋商开价上加个“差价”,找清政府要钱。多拿的钱里,洋商拿一份,盛宣怀留一份,再给李鸿章孝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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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而久之,习惯了只买不造,负责研发的人也没必要存在了。

  很快,徐寿、华蘅芳等能干工匠纷纷离开,一个造机器的厂,负责研发的工程师没几个,负责采购的人倒多得很。

  李鸿章和他手下的买办们,反而个个都成了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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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洋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李鸿章的家产越来越多,厂里的武器却越造越烂。

  李鸿章自己的部队,都不肯用他家造的枪,怕炸膛。

  而与此同时,在李鸿章的老家合肥,却广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宰相合肥天下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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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李鸿章是外国人在中国的销售代理,遇到中外冲突,李鸿章特别怕中国人反抗,动不动就在背后捅自己人刀子。

  1883年,法国入侵越南,张之洞指挥抵抗了1个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让法国损失惨重,法国总理儒尔和内阁全体辞职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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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打了胜仗,可李鸿章却力主跟法国人求和,主动割让越南,把广东、广西战略要地暴露在法军面前。

  1865年,新疆发生叛乱,沙俄和英国趁机侵占中国领土。1876年,已经70岁的左宗棠抬着棺材,抱着死在沙场上的决心,亲自带兵出征,收复新疆。

  李鸿章却说:新疆是不毛之地,收复后得多花100万白银,不如拿这钱去买外国装备。

  李鸿章身为买办,是绝对没有胆子跟外国人硬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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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日本海军开到黄海,找北洋水师挑事。

  当时,北洋水师25艘战舰,10艘是从德国买的,12艘是从英国买的,再加上其他的开销,这25艘船花了清政府3500万两白银,占全国收入的25%。

  全国老百姓都觉得,花大价钱买回来的海军,肯定能把日本人打哭。只有李鸿章知道,这一打自己的谎言就穿帮了。

  因为只买不造的清军因为几乎不懂技术,连买的东西都用不好。

  在海战中,日军每1分钟能开2炮,而清军每2分钟才能开1炮。日军的船平均打中107.71发,而北洋水军的船平均打中11.17发,命中率仅仅只有人家的九分之一。

  甲午海战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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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终于看明白了,李鸿章说自己是裱糊匠不是在打比方,他是真·裱糊匠。

  清政府给了李鸿章造宫殿的钱,他拿去高价买了个纸糊的,一戳就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1896年,张之洞花8年打磨的汉阳造终于开花结果,枪一出厂,就凭着坚固耐用成了名枪,一直从清末用到抗日战争。

  这就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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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8年,上海办了一届全运会。这届全运会宿舍不分男女,大家都住一间房,一起睡在桌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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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因为当时风气开放,而是因为全运会工程烂尾了。

  在全运会开始的一年前,运动员的宿舍就开始修了,但是直到比赛开始前一天,市长吴国桢才惊讶地发现,这宿舍连一半都没修好。

  预定的500个厕所隔间,居然只修了21个,其中4个还在检查当天当场就坏了。

  因为宿舍不够,最后只能让男女运动员挤在一起住。为了怕女运动员不参赛,大会故意在运动员到的当天,才告诉他们这一消息。

  宿舍仅仅只是灾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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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运会的开幕式上,吴国桢刚开始讲了10分钟话,他面前的观众席居然当场倒塌了,200多名观众在他面前摔得人仰马翻。

  整场运动会的赞助全是外资。会场上原本应该挂国旗的旗杆没有国旗,全换成了可口可乐的广告位。

  一个国家自己开运动会,国旗居然能被广告顶掉,简直是千古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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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届尴尬的全运会,是民国时期中国工业被买办和外企把持的一个缩影。

  就先说盖楼用的水泥,水泥原本是有民族企业做的。

  1920年,刘鸿生开办上海水泥厂。他带着中国工匠的团队,花了10年打磨技术,艰难战胜了外资对手,成了上海最大的水泥品牌,刘鸿生人称水泥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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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打下上海,强占了上海水泥厂。刘鸿生不甘心,带着员工辗转香港、重庆,继续生产战略物资,帮助国家抵御侵略。

  抗战胜利后,水泥大王本以为自己可以重振辉煌了,然而,国民党政府强行要刘鸿生把设备卖掉换成黄金,给他们拿去打内战。

  没多久,为了换取美国援助,国民党又让美国货零关税倾销到中国,美国工业跟中国工业比是一天一地,刘鸿生顶不住倾销,最终厂子停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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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48年开运动会时,全上海只剩下了美国水泥,帮美国人卖水泥的买办,收了美国人20%的回扣,用天价去买美国货,再拿回去偷工减料坑自己人。

  盖楼钢材的情况跟水泥类似。1913年,中国还能产4.3万吨的粗钢,自从国民党帮助外资瓜分几大铁厂后,到了1930年,中国钢产量就只有1.5万吨了。

  这种搞法不塌才怪。

  在买办的把持下,民国的工业水平连腐朽的清朝都不如。

  洋火、洋油、洋钉、洋伞、洋布,这些我们90后小时候也许还听过的名称背后,是一个从吃穿用度到飞机大炮,中国几乎全产业被外国企业把持的年代。

  到1949年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连很多非洲国家都比不上。

  这是一个买办穿金戴银,百姓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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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来的话剧里,就有文人创作了一句经典台词,专门讽刺民国的买办阶级: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都用不完,为什么要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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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通史》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当英国人决定要废除奴隶贸易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不是英国人,恰恰是非洲的酋长。

  因为这些非洲酋长常常自己抓同胞当奴隶,然后卖给英国人赚钱,一个可以换到20到30英镑。

  在这些酋长看来,废除奴隶贸易,就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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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酋长说:

  【“猫能停止吃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

  买办的本质决定了,买办的利益一定是建立在损害国人利益的基础上的。

  买办说自己是民族企业没坑过国人,就跟硬盘里塞了一个T岛国片的宅男跟你说自己不认识苍井空一样,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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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买办的成功建立在民族企业衰败的基础上。民族企业越发达,国货跟外国货差距越小,买国货的人越多,他们能赚到的钱就越少。

  所以,出于利益需要,他们一定会极尽所能地诋毁民族企业,阻挠民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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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提起民国,都喜欢说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

  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黄金十年,只有买办横行无忌,民族企业夹缝求生,苟延残喘的十年。

  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国破家亡的1937年,是所谓“黄金十年”真正成色最直接的注脚。

  抗战时,宋美龄夸耀自己收养了2万名战争孤儿,还四处慰问伤兵,亲自给他们换药,意思是自己很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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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记者尖锐地指出:

  【“要是你不贪污买飞机的钱,全国能少几十万孤儿,几十万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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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宋美龄贪污航空捐款的记载

  后来,被大陆人民赶跑后,这位曾经的“第一夫人”,还公开在美国电视节目里建议美国“对大陆投放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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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革命前辈们给买办下的结语可谓一针见血:

  【“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阶级。”】


3

  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说法国在积极推动印度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印度媒体纷纷报道,喜大普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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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所谓的入常不过是说说罢了,某某国家推动印度入常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了。

  2010年,奥巴马访问印度时候,表态说要支持印度入常,让印度人是喜出望外。

  当然,美国人的金口岂是白开的?作为交换,印度就要签120亿美元的军备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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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拿到手,美国人就走了,一直到奥巴马8年干完,别说入常了,印度连根毛都没得到。

  还有俄罗斯,07年俄罗斯跟印度说要合作研发隐身战机,印度出钱,俄罗斯出技术。

  等到要签单子之前,俄罗斯就出来做个样子,说要支持印度入常。

  协议签完之后,双方合作研发的隐身战机就跳票了,俄罗斯承诺的“入常”也没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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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花钱让大国表态支持自己入常,就像用高价出场费请明星来唱歌一样。让老百姓高兴高兴就得了。

  在五常圈子里,印度是有名的凯子。

  法国这么积极推动印度入常,大概是最近修巴黎圣母院缺钱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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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印度的起点比中国高多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印度在各项经济数据上都比中国要好得多。

  1949年的钢产量,中国只有15.9万吨,印度是134.7万吨,是中国的8.5倍;原油产量中国是12.1万吨,印度是25.3万吨,是中国的2.1倍;铁路里程中国是21800公里,印度是54754公里,是中国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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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身为殖民地的印度,同样选择了“造不如买”,而中国选择了自力更生。

  路线的不同,导致了中印两国成长的速度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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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军队的发展尤其能体现这一点。

  印度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斯瓦米·桑搭吉上将,曾在夸奖自己军队的时候说道:

  【“我们的军队可是日不落帝国训练的,还有全世界最好的装备!”】

  中国:

  【“我们的军队是自己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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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中印战争,印度装备精良的王牌师一触即溃,解放军一路打到距印度首都新德里不到50公里的地方,印度的高层以为自己要亡国了。

  买办横行的印度,完美复制了李鸿章和蒋介石的经历,东西花里胡哨搞了一堆,但是一打就现原形。

  毛主席:

  【“想了十天十夜,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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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国际舆论隔三差五就要夸一下印度,而中国经常被发达国家痛恨?

  因为人傻钱多的买办谁都喜欢,而中国不仅不愿意当买办,还要跟发达国家抢生意。

  中印同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但二者的发展是云泥之别。建国数十年后,中国有了自己的坦克,自己的飞机,自己的航母,凭本事入了五常,有了自己国际地位。

  但时至今日,印度军队的装备依旧是万国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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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买办不光跟洋人勾结在军备采购中获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润来源,他们不惜用下三滥的手段阻挠印度武器自主研发。

  2008年的时候,在一次坦克性能的测试中,印度“国产”的“阿琼坦克”突然趴窝了。

  当时,印度人对这款坦克期望很高,虽然它还是买了不少外国零件,但起码小半的部件是国产的。一旦成功,也能为自主研发积累技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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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测试失败后,印度上下都对它失去了信心,更坚定了“造不如买”的决心。

  事后维修人员检查发现,坦克的发动机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印度国防部长拉奥·辛格对记者表示:这是一场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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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买办们依旧改不了自己的本质,他们只会在嘴上说着爱国、国货,但是背地里基本上啥都不会,只能帮外国货拧螺丝钉。

  一旦两国开战,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跑掉,回到他们真正的祖国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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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扶植了一批越南带路党,在长达20年的越战中,他们没少帮美国人的忙。

  然而,1975年,美军扶植的南越大势已去,美军赶紧派直升机,想要把大使馆里最后剩下的人也撤走。

  危急关头,有一个越南“带路党”想要上飞机和美国人一起撤退。

  但是在他竭尽全力扒飞机的时候,美国人照着他的脸,狠狠给了一记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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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拳简直直击灵魂。

  中美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在这个世界上,不同层次的人对待对手的方式也不同。有些人讨厌对手,有些人尊敬对手,有些人把对手当大敌,有些人把对手当鞭策。

  但是所有人都痛恨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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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9 23:09:05 | 只看该作者
林治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开放?
林治波 · 2019-05-29 · 来源:进步文化网


过度的开放,比闭关自守还有害。
  开放,是一个中性词,而不能视为褒义词。因为,开放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正确的应坚持,错误的应改正。如果将开放完全视为一个褒义词,那么就会认为无论开放什么、无论怎样开放都是对的。
  开放,和其他事物一样,要有度, 不足与过度均有害。
  过度的开放,比闭关自守还有害。如果说,闭关自守是慢性自杀,过度开放则是急性自杀。越开放越安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殖民地是最开放的,它安全吗?连主权都没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以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付出了千千万万英烈生命的代价,就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去,结束无节制无限度开放的被动局面。
  4.应进行有利的开放,避免不利的开放。通过开放,趋利避害,实现国家强盛,是开放的基本原则。
  5.应进行对等的开放。不能实施单方面的开放,而应实行对等、平等的开放,这也应该成为开放的一个基本原则。
  6.招商引资,应变为招商选资。选择那些朝阳产业、高技术产业、低污染产业和有利于促进产品外销的企业。如果外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只是内销,则我国的民族产业必受巨大冲击,汽车就是一例。这个失误在利润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损失。
  7.开放不可以丧失国内市场为代价。国内市场如果完全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则中国的本土产业和民族产业将完全丧失生存空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依靠的只能是民族产业而不是西方跨国公司。很多人经常忘记这一点。
  8.市场换技术的理论和实践已完全失败。因为,外资企业想要占领和控制中国市场,就不可能把先进技术给我们,若给了我们,他们就控制不了市场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把我们的资源消耗了,环境污染了,劳工累坏了,利润拿走,技术不给你。因此,所谓市场换技术的说法是很可笑的。最近美国声色俱厉地禁止中国强制外商转让技术,中方让美国拿出事例来,而美方拿不出任何证据。这说明,我们一些人的所谓市场换技术就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事例可以支撑。
  9.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绞杀,证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极其重要的。亲美势力无节制地抱美国大腿,不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无比巨大的损失,这是令爱国者痛心的。
  10.纵看历史,横看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实行无原则的彻底的开放,只有殖民地被迫实行了全面开放,任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掠夺。实际上,我们的许多行业和相当份额的市场,已被西方垄断资本所控制,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如果现在采取有力措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反之,则前途堪忧。
  11.开放的前提是牢牢把握本体,没有本体或丧失本体而一味开放,必将失去自我。换言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实行有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联想从反面,而华为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
  12.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则说明我的政治立场、平生所学、思想认识及智商都是差得一塌糊涂,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也都是傻逼蠢货,毫无智慧,才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变得如此困难。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我国的公知那样“聪明”起来,向他国实行全面开放呢?
  总之,但愿我的认识是错误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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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9 23:35:56 | 只看该作者
胡新民:“两弹一星” 为何能在中国成功

胡新民 · 2019-05-29 · 来源:党史博采






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坚强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
  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1964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官员托马斯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
  由此可见,如果那时中国没有原子弹,中美关系改善之路还不知道会怎样走;如果没有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还不知道怎样走。所以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毛泽东:“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回顾这段历史,最深刻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坚强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两弹一星”不但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国无防”的挨打历史,而且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表明,谁拥有原子弹谁就拥有真正的实力。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也曾经有过核计划。但还没有摸到头绪就夭折了。
  1945年,美国研制出原子弹并空袭日本广岛、长崎后不久,白宫发表了关于研制原子弹计划的《史密斯报告》。蒋介石获悉后如获至宝,即命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秘密筹划研制原子弹事宜。为此俞大维找到自己的表弟化学家曾昭抡。1946年夏,曾昭抡等人组成的团队先后到达美国,准备用一至两年时间进行考察研习。但是,先期到达美国的曾昭抡得知,美国有关研究机构都不许外国人进入,原来的研习计划已不可能实行,于是建议大家分别到合适的大学进修或从事研究。此后,这个团队的吴大猷去了密歇根大学,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李政道考入芝加哥大学,朱光亚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这次考察研习计划就这样夭折了。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根据蒋介石的批示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手段,诚聘在国外成名的彭桓武、张文裕、吴健雄(“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钱三强等为专任研究员,发给高薪。但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11月,美国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模拟核袭击。此后,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核讹诈。
  毛泽东对原子弹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早在朝鲜战争前夕,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951年,法国科学家居里先生托人捎话给毛泽东:“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我国核工业科学的研究现状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武器方面的讲解。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铀矿标本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看。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中国核工业开拓者之一的宋任穷于1956年11月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他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亲自做出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文中写道: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
  1960年冬,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宋任穷等人,讨论核武器问题。关于什么时候原子弹才能够爆炸的问题,宋任穷的意见是: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二机部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到1964年。毛泽东表示同意。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天美国总统约翰逊授权白宫发言人,发表了一个总统的书面讲话,称这一天为整个自由世界最黑暗和最悲哀的一天。法国总统蓬皮杜坦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改变了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地位。香港新晚报称,“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
  郭永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
  法国科学家居里当年所指的“自己的科学家”,也包括了曾昭抡那批中国留学生。在这批留学生中,华罗庚、曾昭抡、朱光亚、孙本旺、唐敖庆和黄昆等6人先后回到新中国,杨振宁、李政道、徐修贤和王瑞駪等4人选择留美发展,只有吴大猷一人去了台湾。这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人心背向,也说明为什么新中国能够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两弹一星”。
  新中国初期回来的留学生,成为了新中国各项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在“两弹一星”领域。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23位中,有21位有过欧美留学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20位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亲眼目睹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天壤之别,认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复兴才有希望。
  在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郭永怀是唯一一位有“烈士”称号的科学家。他还是唯一一位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郭永怀1956年从美国归来,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第二年,他在1957年6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的文章,文中说道:“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2018年4月度过百岁华诞的“中国核司令”程开甲,在留学英国期间,看到了关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当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时,他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程开甲1950年回国,1952年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道:“一辈子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1956年程开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人往往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考验过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决定回国,但受到美方的阻挠,直到1955年年底,中美日内瓦会谈达成交换平民的协议之后,才回到祖国。据《陈能宽年表》记载:“1957年,经历反右运动后,政治思想升华,追求真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经历3月份双反运动后,思想更受教育,入党要求迫切。4月11日,提出入党申请。”“1959年,到人民公社学习和参观,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教育。8月,再次向党提出申请。”“1961年4月22日,再次写入党申请报告。”“1964年 6月29日,经李信和顾标二同志介绍,支部大会通过为预备党员。”“1965年 1月18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69年 9月12日……转为正式党员。”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陈能宽的职务和工作都在不断变化,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先是担任一个设计分院的副院长,转为正式党员时是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他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他始终坚持信仰。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在荒凉的实验基地,作为科学家的他,放弃小灶的待遇,和大家啃填不饱肚子的窝窝头。他的同事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国破方知人种贱,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事情一定也要搞成功。”
  钱三强是最早担任中央级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二机部成立时任副部长。他在法国留学11年。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回来后,曾为了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先后找了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胡适,但“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
  这位1954年入党的“两弹一星”功臣,在1955年1月15日的那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课时,深深感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魅力。他回忆,当毛泽东和他谈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时,他立刻感到“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当毛泽东拍板“现在到时候了”时,他立刻联想到美国的罗斯福经过科学家再三提醒决定搞原子弹的往事,“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 “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
  现在,每当我们提到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还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时,钱三强的那句话总会使人想起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豪情壮志:“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最近几十年来,钱三强所言的“黄金时代”的说法,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心存疑惑,认为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还搞原子弹,究竟值不值?“两弹一星”功臣之一、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与钱三强莫逆之交70载的共产党员王大珩,在他的回忆录《七彩的分光》中,专门写道:我们党为什么在那个内外交困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王大珩是2011年去世的,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他也听到了那些使他“不太舒服”的关于“两弹一星”的话。“我沉思了很久才对他说,不错,你的话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局势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作砝码,会有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王大珩担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30多年所长。在改革开放早期,面临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即转向以民品为主还是依然以军品为主,所内议论纷纷。王大珩坚持以军品为主。他认为,“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这就是王大珩那一代人对于“两弹一星”的长远战略意义的理解。
  这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科学家的队伍,最不忘初心,最有使命感,最能够理解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思想。因而他们是一支特别会打硬仗,特别能打硬仗的队伍。当王大珩一行受命前往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时,国防科委负责人在他们出发前的最后的话是:“你们几个共产党员得给我用党票担保,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陈能宽:“‘两弹一星’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在1999年9月1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高峰的空前壮举。
  每当想起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两弹一星”的功臣们感慨最深的是“大协作精神”。在表彰会举行前夕,钱学森就表示:“老一代科学家非常感慨,当年那种大协作精神该回来了。”陈能宽在复信他的美国学友祝贺信中写道:“‘两弹一星’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毛泽东曾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这最能体现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色。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大协作的缩影。这个基地选址在青海湖北岸美丽的金银滩草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1075户藏族牧民,舍小家为大家,仅用三天时间就全部举家西迁,让出了自己的美好家园。
  在原子弹爆炸前和爆炸成功后,毛泽东两次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在原子弹研制初期,中方还可以参考苏方的一些资料。但原子弹原理和氢弹的原理根本不同,美、苏、英对氢弹原理绝对保密。因此,研制氢弹,中国人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研制氢弹期间,“文革”已经开始,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全国大协作,依然占据了主流。陈能宽的传记《许身为国最难忘》写道:“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已经波及全中国每个角落了。当‘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系斗争时,在北京的理论部,学习会上、食堂里,核武器人却依然执著于氢弹的突破。当年在院办工作的张彩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67年初,传来一个重要信息——法国人也要在今年进行氢弹实验,我们怎么办?人们都在思考这个极其重大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那时,单位食堂里经常举行自由论坛,大鸣大放,理论部的同志介绍法国人要实验氢弹的事情,论证我国氢弹能否提前赶在法国人前面进行试验。我站在那里听得心潮澎湃。从食堂出来,正巧遇上朱光亚,我就对他说我们要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氢弹。朱光亚鼓励我,并且让我们科办赶紧联系院外各协作单位,希望得到全国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和协助,提前半年完成各项生产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所有协作单位都提前完成了任务,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颗氢弹赶在法国人前面爆响。’事实证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民在民族利益和荣誉面前,是会放下争论和争议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从1961年起担任二机部九院(核试验)副院长。“文革”期间,他这位负责业务的副院长,“要抓生产,抓实验,做好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尽管遇到很多困难,但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的努力下,圆满完成氢弹爆破成功后,又反复做科技人员和工人们的工作,“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工作。”
  王淦昌在他的回忆录《无尽的追问》中写道:“我还委任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作业队队长。这些同志真不错,他们都很理解我的心情,也愿意为国家的强盛多做贡献。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别看他们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双方辩论起来,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工作起来,谁都不谈‘运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合作得都很好。我真佩服他们,也喜欢他们,他们爱国,事业心强,都是好样的。”
  彭恒武在总结“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时,感慨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分别代表数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国考察原子弹,每个人还带着两个学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都被挑选到了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亚一个人回来跟原子弹有关系。可见,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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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金融贸易战,要警惕美国设计的新式舆论陷阱
  • 2019-05-28 17:43
  • •来源: 察网
  • •作者: 刘枫
  • http://www.cwzg.cn/theory/201905/49240.html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权( ...
  • 2019-5-29 00:45 - 焦典 - 马列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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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说,红色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像初升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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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洋“辩论” 中美两主播都盼减关税维持开放
    时间:2019-05-31 07:4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福克斯商业频道昨天播出主播翠西·里根(左)与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播刘欣的对谈,外界高度关注。(林泽锐摄)
    美国福克斯主播里根与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播刘欣昨天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节目中对谈约16分钟,就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摩擦相关课题答问和交锋,整体氛围相当友善。

    中美女主播刘欣和翠西·里根(Trish Regan)的越洋“电视辩论”昨天(5月30日)举行,和两人此前的强硬姿态相比,这场交锋在相对礼貌和友善的氛围中进行。两人就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摩擦相关课题交锋,但也同意应以取消关税为目标并维持贸易开放。

    这场受外界高度关注的“电视辩论”,是在美东时间29日晚上8时30分左右(本地时间昨早8­时30分)于美国福克斯(Fox)商业频道播出,福克斯主播里根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对谈约16分钟。虽然两人此前都以“辩论”来形容这场交锋,但昨天播出的内容更接近连线对谈,以里根提问、刘欣回答的方式进行。

    对谈一开始,里根微笑说道:“这是个聆听不同想法的非常特别的机会”;身在北京的刘欣则通过卫星连线以英语回应说:“谢谢你请我上节目。这对我是很好的机会,前所未有。”

    不过,里根一开始介绍刘欣时说:“我的嘉宾是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刘欣立即表明自己不是中共党员,“我不为中共说话,我是以CGTN记者身份发言”,让对话稍添紧张气氛。

    刘欣同意商业机密盗窃问题需解决

    里根先就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课题质问刘欣:有证据显示中国盗取了美国价值巨额的知识产权,美国企业要如何在中国营运?

    刘欣回应说,不否认中国目前存在盗取知识产权甚至是商业机密盗窃的案例,这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她表明,上述行为在世界各地都是“普遍行为”,美国企业也常就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相互起诉,“不能说有案例发生,就意味着美国或中国正进行盗窃。”

    里根接着提到近日被美国大力封杀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进一步就强制技术转让的课题质问刘欣:如果允许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但条件是必须分享自己所研发的技术,这个要求是否可被接受?

    刘欣回应说,如果是通过合作和相互学习,并为知识产权付费,上述做法没有问题。她还补充说:“我是因为有美国老师和朋友才学了英语,现在也仍从美国编辑那里学习怎么做新闻。”

    里根也问道,中国什么时候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停止向世界银行贷款。刘欣回应说,中国也想“长大”,但这要看如何定义“发展中国家”,毕竟中国经济规模虽大,却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

    针对里根询问对“双方完全取消既有关税”的想法,刘欣回应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能让中美消费者都享受更低的进口商品价格;但如果要改变规则,必须先取得共识,通过多边决策过程落实改变。

    里根最后问刘欣,如何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刘欣先表示没听清问题;里根重复问题后,她回答说,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力量在资源分配中仍扮演主导角色。

    她说:“大家都觉得中国什么都是国家拥有和控制,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有80%雇员被私企雇用、80%出口是私企制造,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管控……其实是混搭的,非常多变也开放。”


    里根总结时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也认为需要继续保持开放,才会为中美都带来经济繁荣,达致双赢局面。

    中国官媒昨天并没有实时转播这场“电视辩论”,而是在节目结束后才上载部分片段。尽管如此,中国网民关注度不减,微博上许多网民对刘欣的表现表示赞赏,认为她英语流利,表现得镇定优雅。

    网民:两人较劲成分不高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辩论”表示失望。一名网民在推特上写道,两人较劲的成分不高,显得太正式和礼貌;如果刘欣有提问机会,对特朗普单边主义贸易行为提出质疑,效果会更理想。

    (记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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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贵生:回顾九年前在天津《中老年时报》与南开大学某教授的一场辩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2019-05-30 16:53:1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郝贵生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思想矛头直接对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封建文化。其标志就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确实给于孔孟儒学思想以沉重打击,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极其巨大的作用。但是,毕竟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其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沉重打击和新中国的成立而销声匿迹,且在新中国70年及各个领域极其顽强地表现出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反作用。不仅建国初期如此,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封建主义与国门大开后涌进的以金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相互勾结起来,在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向马克思主义、向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今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笔者回忆2010年在天津《中老年时报》与南开大学某教授等人的一场辩论就是同儒家思想激烈斗争的突出和典型的表现。

      第一回合

      2010年4月23日,天津《中老年时报》第7版《春秋》栏目刊载了南开大学杨心恒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的精神》。该文首先从浙江大学一个教授的演讲中一段话谈起。这个演讲中说,日本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精神。杨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任何发展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他举例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包括日本近代以来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支柱。“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的,而是从它们长期通过生活的社会历史中成长一起来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精神,虽然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他们民族精神的底色是不会改变的,更不能用外来文化代替本民族文化。”因此杨文提出,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于是他在文中详细阐发了孔孟之道的主要思想和社会功能。特别谈社会功能问题时说:“孔孟之道是为大一统国家服务的,他反对犯上作乱,主张纲常有序,社会稳定。所以凡是要造反争霸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孔孟之道。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没有一个是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帜造反的。但是当他们起义成功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又都把孔子当圣人,都用孔孟之道治国安邦,因为除了孔孟之道外,他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了。比如刘邦造反,不见儒生。但是汉兴60年后汉武帝就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循环往复,延续2000多年。”因此杨文结论说,孔孟之道就成为中国人的道统思想,简称道统。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接着说,目前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理想精神,怎么办?从西方引进?过去引进过,水土不服。自己创造,谈何容易?杨文的最终结论是:“引进不行,创作不能,只能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中国人的精神食粮。这就是要继承和发展道统思想。”它在今天都是适用的。而且“其主旨是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不正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吗?为什么不可以大力提倡和发扬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必须的。”这就是杨文的核心思想。这不是典型地为“孔孟之道”扬幡招魂吗?不是典型地把五四运动彻底批判、打倒的“孔家店”重新拿来作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指导思想吗?而且这种极其荒谬绝伦的文章竟然刊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我们党主办的媒体上?写这种文章的竟然是著名的南开大学学府的一位大学教授?

      我读完这篇文章很气愤,但静下心来一想,《中老年时报》刊载这样的文章并不奇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究竟如何走?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究竟要不要改Q易Z?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一种严重的思潮就是要把作为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拿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各大学学报和有关媒体发表了大量类似文章,甚至人大著名校长所鼓吹的“新国学”理论就是变相的新儒家思想。那个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红得发紫的北师大于丹女士更是把孔子的代表作《论语》捧为“现代青年人的心灵鸡汤”。怎么办?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是置之不理,还是迎难而上?我选择了后者,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即《应提倡做社会主人的精神》,虽是一篇批判文章,但不能从“大批判”的角度写,而只能从学术探讨和商榷的角度写这篇文章。写好后,送给编辑部。我当时估计,八成报纸不予刊载,但我想他登不登是一回事,我写不写又是一回事。我送到报社,就尽到了我作为共产党员和学者的党心、良心和社会责任。两周后即5月7日的《中老年时报》7版即春秋版刊载了拙文。拙文的主要观点:

      一是强调“中国人的精神”实际是说“中国人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时代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映。文化本身就是化人,就是塑造人,就是塑造一个时代的人格模式和标准。孔孟之道本质上是中国封建时代和经济基础的反映。其所塑造的人格模式、标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至上的不平等地位、不平等权利的主奴性的人,是对权力者和大人物不得有任何主见和反抗意识的丧失人格的任人宰割的人。鲁迅早就把这种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化称之为“吃人”,称这个时代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它的确是为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服务的,但本质上是为不平等的封建统治秩序和稳定服务的。

      二是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与孔孟之道相对立。其精髓是要大多数人真正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人民群众做主人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孔孟之道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使中国大多数人真正成为主人,现实生活中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多次开展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这种批判绝对是必要的。固然文革对孔孟之道批判有极端倾向,改革开放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有些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确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性内容也加以高度吹捧,似乎孔孟言论句句是真理。似乎只有儒家文化才能救中国。

      三是强调当今社会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确实需要每一个领导者和学者认真思考。杨文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结论是孔孟之道让中国人丢了,所以才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不稳定,才需要重新弘扬孔孟之道,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是笔者同杨文的根本分歧所在。笔者认为,恰恰是中国人深受孔孟之毒的深刻影响,导致一部分官员“官本位”意识极其严重,恃强欺弱,利用权力占有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和侵犯群众权益,并极力压制和打击敢于给他们提批评意见、揭发他们错误和腐败行为的小人物。同时也导致相当一部分群众和弱者在强权者面前唯唯诺诺、麻木不仁、毫无权利和抗争意识。这正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不稳定的思想根源之一。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谈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绝不能把代表封建文化的孔孟之道当作救兵。表面上可能有暂时的缓和,但潜在的矛盾会越积越深,越来越大,社会秩序就越混乱。反之,我们今天恰恰需要的是继续加大对孔孟之道糟糠内容的批判。对权力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树立民主、平等意识,树立权力为人民的意识,对于无权力的普通群众和小人物来说,要努力克服和清除奴性意识,树立社会主人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只有人民群众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真正确立,社会的正义力量才能真正压倒邪恶,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笔者完全赞同杨文中提出的当今社会要突出和强调“中国人的精神”,但不能恢复孔孟之道,而是要倡导代表人类最先进文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提倡的社会主人精神,社会民主、权利平等意识,并不断批判和清除孔孟之道的奴性意识,伴之于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才能使中国人民真正自强不息,真正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

      第二回合

      笔者以为,拙文发表后报社可能不再发表争论文章。没有想到仅隔5天即5月12日春秋版刊发了署名“齐忠敏”的《主人身份需确认》(简称齐文)。该文一上来就对拙文中的“社会主人”一词大发喆难?说什么“‘社会主人’一词尚需验证,是新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人?还是兼‘时代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主人?好像还是历史发展的主人,总之比较抽象。”他接着说:“假如一名职工,他应是企业的主人,但是他走到办公楼前辈保安挡住了。假如一名农民。他应是村庄的主人,但是村主任做事,从来不和他商量。假如他以主人的身份,惹恼了掌权的人,保安可以档他,警察可以抓他。前不久的河南拓城县村民赵作海和以前的佘祥林,显然不是被当做主人对待的。”齐文接着批判拙文社会主义时期“孔孟之道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使大多数人真正成为主人”观点时说:“此言谬亦,孔孟之道讲礼义廉耻。和社会主人的奉公守法是一致的,绝不会成为谁做主人的障碍。障碍在于以往的斗争哲学,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不停地搞运动,以致人人自危,主人的热火罐还没抱两天就凉了。想想看,同志都变成了敌人,哪里还有什么主人。”齐文在解释孔孟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含义时说,其“初衷完全可以理解,即是在其位,谋其政,君臣父子各要尽自己的本分,担起自己的责任。”齐文在解读“官本位”的含义时说:“无论如何难以把‘孔孟之毒的深刻影响’和‘导致一部分官员官本位意识极其严重’联系起来。如今昏官庸官贪官,他们连文凭都是化钱买的,或者找枪手代劳的,谁还肯坐下来读书呢?作者大可不比把孔孟之道咒骂成‘孔孟中毒’,孔孟倡导中庸,再看贪官们有几个不出格不过火,他们搂起钱来根本收不住手,懂什么过忧不及?”齐文全篇都在为孔孟之道辩护,否认孔孟之道在当代中国的消极影响。同时,他在文章结尾中又不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工农大众当家做主人。”但他又说:“我们多么盼望做主人啊,然而事实是人微言轻、捉襟见肘、时常受到命运的捉弄,讨个公道都难,有这样的社会主人吗?比如你对医生谁俺是社会主人,对孩子的老师说俺是社会主人,对城管说、对拆迁干部说不能亏待俺这个社会主人,有人听吗?至于孔孟之道,它没有空口承诺什么,主要教我们修身养性,古为今用,当中国人的精神指导,没什么不好。”一句话,还是应该落实杨文的基本观点,把“孔孟之道”作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加以提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做社会主人”都是空话,现实中根本做不到。

      齐文的观点显然我是不能同意的,且他对“孔孟之道”的这种认识,我见的太多了,根本没有任何新意,其全文逻辑推理混乱。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决定立即提笔批判之。但需要批判的内容太多,特别涉及到对“孔孟之道”内容的剖析。写长了报社肯定不给刊登。我经过认识思考,决定抓住齐文的要害问题,做到短小精悍,但也不能保证绝对能够刊登。我从形式逻辑“不能偷换概念”入手批驳之,写了《讨论问题不能偷换概念》一文。

      文章首先指出,齐文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违背了形式逻辑中“不能偷换概念”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例1:笔者所讲的“社会主人”含义当然是指的新时代的主人,或社会主义的主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而文中却说“社会主人”概念含糊,“比较抽象,身份不明确”,由此得出主题“主人身份需确认”。这种把对方不存在的含义强加给对方,再加以批驳,这种论证方法是科学的吗?

      例2:笔者主张倡导做社会主人的精神,不是争论现实生活中是否做到和如何做到。但该文却例举现实生活中大量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现象遭到刁难的大量事实。但正因为没有做到,所以要倡导做社会主人,如果都做到了,我们还“倡导”什么?该文把争论之外的问题拿来做论据,不是无的放矢吗?

      例3:孔孟之道确实有合理思想,今天也有积极意义,如“礼义廉耻”。但孔孟本身的“礼义廉耻”有他们那个时代具体的内容,其中许多内容绝对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倡导“礼义廉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是非美丑观念,与“做社会主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与具体的孔孟的“礼义廉耻”有本质区别。该文借今天“礼义廉耻”的具体内容与“社会主人”精神的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取代孔孟的“礼义廉耻”难道不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吗?

      例4:“官本位”作为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个概念本身是指官与民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权力至上”、“拜权主义”观念,权力者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利用权力打击压制无权力者。其深层次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就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至上的等级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文化。该文却把“官本位”解释为“在其位,谋其政”。用今天的思想解释“在其位,谋其政”是说有一定的领导职权,就要负一定的职责是对的。但在权力至上的“官本位”的前提基础上讲“谋其政”,就决不是肩负为人民服务的“政”,而是谋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政”。这怎么能不是“孔孟之毒的深刻影响”呢?该文的错误就是用我们今天共产党人的“谋其政”的含义取代流行的“官本位”的特定含义,由此断定孔孟之道与“官本位”没有任何联系,这难道不又是一种典型的偷换概念的思维方式吗?

      第三回合

      争论仍然没有停止。5月28日《中老年时报》春秋版发表了署名“杨心恒、李万春”的文章《关于中国人精神的对话》(简称《对话》)。文章以李万春问,杨心恒答的对话形式反驳我《应提倡做社会主人的精神》的观点。简要概括:

      第一,对郝文对社会主人的论证“实在不敢苟同”。郝文只说,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并没有联系实际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怎样使人民群众做了社会主人。”杨李文认为,当家做主是人民的权利,不是精神。当前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宪法,依法治国,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主人,而不是提醒老百姓要有做社会主人的精神。“谁不想做主人,还用得着提倡吗?”

      第二,《对话》认为,想做主人是人的本性,如同每个人都想发财一样,“谁都想做主人,就像说都想发财一样。发了财,你就可以在你的财产范围内做主,郝同志不是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吗?依据这个理论分析,经济上绝对集中,就不会产生政治上的民主。你看哪个企业家让他的员工们在他的企业搞民主?没有。民主是各种力量互相掣肘而产生的一种合力,一种管理国家的手段。”

      第三,《对话》再次提出他们不同意拙文“应提倡做社会主人的精神”的某些观点,如“孔孟之道的 核心内容是要人民做奴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要打多数人真正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现实中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都是因为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影响、建国后历次批判孔孟之道绝对是必要的等观点,但并没有拿出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来。

      从这个《对话》中,笔者感觉到,《中老年时报》似乎是要给这场讨论画上句号。但文中的错误观点仍然很多。我还写不写?最后决定仍然要写。以《两种对立的“主人”观》为题目很快发给报社。结果一周未见报,两周未见报。我有些着急了。估计是责任编辑不愿意再发了。于是把拙文寄到《中老年时报》主编那里,直接指出《对话》的主要错误,《中老年时报》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不应该为孔孟之道鸣锣开道,应该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要结束这场争论,也应该用我的这篇文章画句号。不知是否我的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几天即6月23日春秋版刊载了拙文。拙文的核心就是阐明笔者和杨、李、齐等人使用“主人”概念的根本对立。讲了三层含义:

      第一,指出《对话》从“谁都想发财”推出和证明“谁都想做主人”的观点和推理方式是错误的。“谁都想发财”这种概括本身就不符合现实生活。那些为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为了发财吗?孟泰、王铁人、雷锋、陈永贵、时传祥、焦裕禄、孔繁森等无数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是为了个人发财吗?前提错了,结论能够正确吗?同时“主人”一词不同的人使用其含义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讲的“主人”思想是人上人思想的“主人”观,是 “为民做主”的“主人”观,是建立在人本性自私基础上的“主人”观,是根本否定和贬低被压迫者的英雄史观基础上的“主人”观。孔孟之道就是这种“主人”观。《对话》把“主人”与“发财”等同起来的“主人”观实际上是谋取个人权力、地位的“主人”观,是高高在上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的官本位的“主人”观,是要他人做奴隶绝对服从自己的 “主人”观。

      第二,指出马克思主义“主人”观与之根本对立及其科学含义。即“是建立在高杨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群众史观理论基础上的。是让劳动者自己认识自己的使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争做社会的主人,实现自身的最终解放。是人人当家作主、人与人权利平等的‘主人’观。少数权力者就其是人民的一员讲,也是社会的主人,但对多数的人民群众来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仆人’。这种‘主人’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权利观。它不能自发产生,而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这种‘主人’观与自发产生的所谓‘发财’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应该把二者生拉硬扯在一起。 ”

      第三,指出“当前社会传统‘主人’观和‘主仆’颠倒现象仍然很严重,许多群众的主人意识、主体意识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胜社会腐败、丑恶现象的正义力量还没有完全调动和发挥出来。而正义力量的最终源泉永远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中。这就是笔者之所以倡导做社会主人精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更多的人批判传统的‘主人’观,自觉学习和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主人’观,并伴之制度的改革和深化。”

      文中最后指出:“倡导做社会主人的精神,就是倡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离开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髓思想,能够讨论清楚‘中国人的精神’这一话题吗?”

      笔者第三篇文章发表后,《中老年时报》再也没有刊登有关文章。也许发表我最后这篇文章不是责任编辑愿意的,因而我可能得罪了这位责任编辑,我以后再给这个编辑负责的版面发去其它问题的稿件,再也没有发表过。

      回顾9年前,笔者同杨心恒等人的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争论,其核心、焦点就是如何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孔孟之道的实质和价值,以及如何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生于100年前的发帝反封为实质和基本性质的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打倒孔家店”。同时,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分析认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也包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但实践证明,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学说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自行消亡,而极其顽强地存在于当代中国。尽管五四运动特别是建国以后多次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但由于文革的被否定,作为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孔孟之道又开始在中华大地肆无忌惮地泛滥开来,且与改革开放实践中主动敞开大门涌入的拜金主义思潮相互勾结构成了中国当代腐朽文化的显著特点,其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严重的思想障碍,制造出大批大批的拜倒在权力和金钱脚下的奴性人、单向度的扭曲的人。本次争论的对象南开大学杨教授等人为五四运动批判打倒的“孔家店”明目张胆地鸣冤叫屈、扬幡招魂,一方面说明孔孟之道的影响如此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当代多少大教授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大学合格的大学教授。如此的大学教授能指望他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吗、能指望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社会问题吗?能指望他们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吗?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后,又把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的党章始终没有改变的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取得极其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和经验。但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社会生活中在特别是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部分权力者和知识分子中,自觉不自觉地抵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自觉不自觉地或程度不同地把孔孟之道和西方的普世价值直接或变相拿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讲,我们绝不走改Q易Z的道路,但实际生活中令人警惕的错误思潮已极其严重。杨教授等人鼓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就是“孔孟之道”,就是改Q易Z思潮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必须把五四运动反帝反封的任务继续下去。不讲中国当今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不彻底批判和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影响,就不是真正的纪念五四运动和发扬五四运动爱国、担当、科学、民主的精神。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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