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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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

作者：张兵武

我原名叫张兵尔，1958年入伍到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二中队当战士。开始的任务是在中南海西大门站岗，1962年后，主要跟随刘少奇同志当警卫。在少奇同志身边担任警卫时我是二中队一区队一分队分队长（排级）。 1973年我担任了中队长（营级），当年从中央警卫团调到辽宁省军区独立二师军务股任副股长，后又调任九团三营副营长。1975年二师解散，九团变成省军区独立一团，1983年又改成武警部队一支队。我现在一支队农场工作。这个农场离沈阳市六十公里。 　　我在中南海担任警卫工作前后共十六年。1962年后主要警卫少奇同志。王光美同志和赵阿姨，还有少奇同志的孩子们都熟悉我，当时她们都叫我张兵。六几年的时候，少奇同志很忙，活动很多。我记得1964年跟少奇同志到南方上海等地去了一趟。我们一个分队十四五个人，跟着少奇同志的专列去的。记得在天津待了半天，到济南停了两天，到合肥停了一天，后到上海待了三四天，回京时在南京停了一下。每到一地，少奇同志都接见当地干部。光美同志作了几次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当时带我们出来的大队长叫蒋作寿，他跟到会场警卫，我们一般不下专列。我们在为少奇同志警卫的过程中，对他的工作作风印象很深，很受感动。一般人以为，大首长外出吃得好住得好，实际不是这样。我们在各地吃住都是严格按标准的。有一次我们大队长和卫士长李太和吃了宾馆房间里摆的桃子，后来警卫处副处长曲琪玉同志来查问，说超过标准以外的要交钱。少奇同志对身边的同志要求很严，同时也很关心爱护，常通过光美同志来问寒问暖。那次在南京，正是7月份热的时候，少奇同志要接见一些人，在专列上没下车。我们警卫同志住的车厢人多，大家都热出了一身汗。光美同志看到后，说这个车厢里这么热，战士们很辛苦，赶快给同志们送点汽水、盐水，消消暑。 　　1965年少奇同志陪同奈温到鞍山、沈阳，我也是参加警卫的。当时我家在沈阳，就同大队长李广银（现在是警卫师副师长）说想回家看看。李广银说别回去了，我就没回去。少奇同志先到鞍山，后到沈阳。从沈阳回北京后，少奇同志再也没有出来过。 　　少奇同志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当时，从怀仁堂旁边的胡同进去，头一家是李富春同志，第二家是谭震林同志，第三家是邓小平同志，第四家是陈毅同志。后边还有一个院子，原来是林伯渠同志住的，林老逝世后有一段时间空着，后来维修了一下，少奇同志家搬去住了，时间大约是1963年。在这之前，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住在中南海西楼。 　　“文化大革命”前，少奇同志很忙，几乎每天都有会，很多会就在少奇同志家召开。“文革”开始后，少奇同志被打倒了，但到他被送往开封之前，我们还一直为他警卫。当时少奇同志住的胡同里还住着陶铸、谭震林同志，所以有人称之为“一条黑胡同，三个大黑点”。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也分成了两派，我们警卫工作很不好做。有一次，中南海的造反派要冲少奇同志住宅。我跑去问我们部队后勤处在办公厅“支左”的一位同志（可能叫张春），我问他，群众冲进来我们是否让进，答应的话请你签个字。他说，是群众组织嘛，他们要进就进吧！但他不签字。他不签字，我们就不让进。那天，我们把门关上，我在里头从门缝向外张望，看到造反派们又骂又喊，真气人。我当时就从门里出来，办公厅一个造反派，很凶，骂我是“黑保黑”，要往院里冲。我用胳膊把她一拐，拐得她够呛。这一次造反派没能冲进来。过了不久又有一次，造反派先把院里的电话掐断，我们挂电话哪也打不出去，无法报告，结果被他们冲了进来。造反派们在院里批斗少奇同志，让他背语录，少奇同志不吭声。后来光美同志在旁边翻开语录本让少奇同志念，他也不念。造反派们一面嘲笑，一面喊打倒，一片乱糟糟的景象。在少奇同志家闹完了以后，造反派们又去朱老总、小平同志那里闹。有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中南海批刘，会场是一个由沈阳军区调来“中央文革”的名叫王××的人组织的，戚本禹也在场。先在少奇同志院里批，后到中宣部食堂批。当时少奇同志的孩子中平平最有主见，不说“同爸爸划清界线”这样的话，她说：“如果毛主席同他划清，我就划清。” 　　“文革”初期少奇同志要去看大字报，夜里用车送到外面什么单位看了两次，我们有一个警卫战士跟去了。后来中南海内也有不少大字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少奇同志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了。到了光美同志被隔离、郝苗被抓之后，少奇同志的境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少奇同志原来有两个厨师，一个是郝苗，另一个是冯师傅。郝苗抓走后，冯师傅也调走了，少奇同志的饭没人管了。因为我当过炊事班长，在这段时间就由我给他做饭，约半个多月。我给少奇同志做饭，每天早晨煮一个鸡蛋，每顿饭削一小盘水果，这两样东西他准吃，其他饭菜就吃得很少了。我有时专门给他烙一点饼，他吃一点，但也不多。那时少奇同志已经不爱说话，平时一声不吭。我有时问他饭菜可口不可口，爱吃不爱吃，他也不吱声，偶尔点点头。我还给少奇同志理过几次发，理发时他很配合，我觉得理完后他还满意。这以后不久，从我们中队又找了一个战士为少奇同志做饭，好像是唐山人。这段时间，汪东兴一个星期到刘、邓的住处看一次，问问情况。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好好警卫，但不准同警卫对象打交道。 　　少奇同志被隔离以后，身体越来越坏了。我们见他走路时扶着墙走，还尿裤子。后来听说主席有指示，让治病，这才来了大夫。这时少奇同志已不能吃饭了，从鼻子里插管。不久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照顾他的生活。这两个护士都还没有结婚，照顾少奇同志还比较好。她们每天给少奇同志灌三次饭，给他擦擦身子，有时拿件小东西同他使劲拉，逗他乐一乐，照顾得挺周到。自打这两个护士护理之后，少奇同志精神好多了，但他还是不说话。 　　光美同志那时被关在后院，由服务科的两个人看守。她们让光美同志拔草、打扫卫生。运垃圾时，她们在筐里装得很多，光美同志拿不动，撒了一地。有一次我见光美同志端得很费劲，就对她说：“你不能少端一点吗？”结果这件事给汇报上去了，副中队长找我谈了三次话，批评我。我辩解说我水平低，当时意思是为了不让她把垃圾撒在地上，弄脏了还不是我们打扫，没有别的意思。有一天我见到汪东兴来，便迎上去说：“汪主任我跟你说件事……”向他当面汇报了这一情况。汪东兴没有多说，只说没关系。这件事这才了结了。 　　1969年10月林秃子借口战备，把少奇同志疏散到外地。少奇同志走时，就两个女护士跟去了，过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她们回来后不敢对人说去了哪里，时间长了，有一次她们漏出一句话：“没想到我们还坐了飞机。”我们这才估计到少奇同志是去了外地。 　　1974年或1975年，我路过北京时遇见赵阿姨，跟她到了她和孩子们住的地方，南长街路西的一所房子，见到了刘涛、源源、小小等，大家都很感慨。 　　李树槐是老警卫局长，少奇同志出国时他跟着，卫士长身份是公开的。他在“四清”中不知怎么被打倒了。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是李太和。曲琪玉是警卫局副处长，有时少奇同志外出，他带人跟着。贾兰勋是部队的，从“文革”前几年开始一直到“文革”中，由他带队为少奇同志警卫，现在可能在石家庄。少奇同志的司机姓李，后来听说给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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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被泡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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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本文摘自：《齐鲁晚报》2012年5月2日B07版，作者：罗屿，原题：《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揭秘》

　　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黄峥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一案是这场动乱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议论此案，仍觉难以置信。

　　从申辩到沉默

　　“刘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紧密相连的”，在黄峥看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刘少奇冤案，而没有刘少奇冤案，也不成其为‘文化大革命’。”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的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多年后，黄峥看到了两张拍摄于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里紧紧攥着两个已经变形的塑料瓶。”按照刘少奇子女刘平平等人事后的讲述，两个捏变形的瓶子，正是父亲处于重病中的表现。“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难受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他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捏成了两个小葫芦。”

　　由于从事刘少奇研究，多年来，黄峥不仅要查阅研读各种史料，同时也要大量采访当年事件的亲历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刘少奇几个子女有了20余年的交往。同时，黄峥根据其他刘少奇身边人讲述的细枝末节，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

　　据当年刘少奇身边的卫士贾兰勋回忆，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条腿走起路来只能拖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醒，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作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条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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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来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洲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洲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囔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成“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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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黄峥看来，王光美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与王光美认识交往的黄峥其实也在默默观察她。“她性格开朗豁达，凡事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诚。”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后来和黄峥谈到过1980年去接刘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刘少奇最后去世的房间里，王光美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用过的枕头。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参观一家生产橡胶泡沫的工厂，王光美当时好奇地摸了一把这种非常轻柔的泡沫，后来西哈努克就装了一车橡胶泡沫当作回访礼物送到了北京。这些东西除了上交和赠送外，王光美留了一点做了两个枕头。没有想到，最后陪伴刘少奇的就只有这个枕头。“光美老人当时就抱住枕头流泪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黄峥用心记录王光美的谈话，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访谈录》。“很多没有跟其他人讲过，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过的话，都在访谈中谈了。”

　　比如，王光美说江青的性格，“听了风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了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马楚生

　　核心提示：“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这个“”看来“”有证据吗？到底是江康“”看来“”，还是有些人认为他们会”看来"'？用这样的看来判案定案会不会引起后人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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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怎么能跟随中国共产党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抗日战争出色的新四军的政委、无愧于解放战争中出色的指挥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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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最后岁月》机要秘书的回忆

“我还接不上头”

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后，于4月下旬回到北京。我也于5月初结束了在河北农村的四清工作回来了。

当时，我满脑子装的都是关于四清的问题，急切地想向少奇同志汇报和请教，于是稍事休息后就上班了。

我走进光美同志办公室，同她互相问候几句后，就提出向少奇同志汇报的要求。这时光美同志先关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门，怕因说话声干扰了他。然后神色异样地低声说：“少奇同志现在顾不上‘四清’的事了。在我们出访期间，党内发生了一些问题，有的事情他也接不上头。出访前他病了一场，没有看什么文件，我也是因出访被临时叫回来的，许多文件也没有看……我们出访刚回来就匆匆赶到杭州，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少奇同志正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吧，咱们先把最近机要室送给少奇同志的所有文件，特别是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找出来看一看，选一选，以便使少奇同志能多了解点情况。”

当我从农村回来第一次给少奇同志送文件时，他看见我时只举了一下手，表示知道我回来了，又继续埋头看文件。往日久别重逢后的热情一点也没有了。

后来，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报上，我看到了少奇同志的一段讲话：“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最近，我对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场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我还接不上头……”

当我看到《五一六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这段话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不解地问：“光美同志，《二月提纲》是怎么回事？”“那时我还在河北农村，详细过程不了解。听说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是针对今年春天学术批判中的一些问题搞的一个汇报提纲。”光美回答说。

“少奇同志看过没有？”我又问。

“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请示毛主席同意后印发全党执行的。没想到变化这么大。这里有些文件，你拿去看看吧。”她心情沉重地说。

天哪，这还了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毛主席批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些都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啊。

在翻阅文件过程中，我发现所谓彭、罗、陆、杨的“反党问题”都与林彪有关，都因为给林彪提过意见，而且有些揭发材料来源就是出自林彪之口。

那么，林彪所攻击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我把所有文件翻了几遍，也没有看到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任何言论。难道就凭江青一句“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话，这些对林彪有意见的人，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难道是林彪为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先整倒这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我惊讶得不敢再往下想了。

5月下旬，我收到一份简报，说，田家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是同林彪唱对台戏的。他有五个不同意：不同意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已发展到最高峰的顶峰论；不同意林彪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不同意断章取义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认为只背语录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还分活的死的？

我把这份简报送给光美同志看，她惊讶地说：“毛主席对田家英可是很信任的呀，他是主席的一个得力秘书，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又说：“林彪的那些提法，有意见的不是个别人，不少人有气，据说在中央的会议上就有争论。”

很快，在机要室和秘书室的大楼内贴出了许多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说他一贯右倾，在庐山会议时就站在彭德怀、张闻天一边了，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牢骚满腹等等。

8月5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江青马上把田家英同刘少奇挂上了钩，说他虽给毛主席当秘书，但却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在批判田家英的同时，中央办公厅的新领导给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等也扣上了“三反分子”帽子，把1959年经少奇同志处理过的所谓非法录音问题，也变成“窃听事件”重新抖搂出来。又给杨尚昆扣了一大堆帽子，而且株连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大批不为名不为利、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机要老秘书，被赶到了“学习班”和“五七干校”。

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带着血雨腥风！

紧急选派工作组

经毛主席批准，陈伯达率领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那张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6月2日下午3点多，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到他办公室后，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当天的报纸。

“报上不是登了大字报吗？”他说。

“是呀。”我答。

“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我看。”他提高声音说。

“好。”我回答后就退出来了。

工夫不大，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我答道。

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我顺便问她：“少奇同志刚才说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他看，是不是指这张大字报的事？”

她说：“主要是那张大字报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这几天各大报纸都在连续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凡是这方面的材料及时送他看就是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几天之后，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陆续送来了请示报告和大量情况简报，内容都是那张大字报和两篇社论发表后在各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少奇同志在中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学校的党组织对运动要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领导人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及时报告。”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少奇同志的想象。陈伯达掌握中央的舆论工具后，大肆煽动造反和夺权。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开声讨会，形势十分紧张。

在此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拟定了八条指示，其中有：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但所有这些限制都已控制不住局势了。

这时，许多学校的学生包括大多数领导都纷纷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立即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回到家里，也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开锅了”“乱套了”，问少奇同志：“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去？这样光是学生在那里乱哄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大家也学习不下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少奇同志平静地回答着儿女们。

此后不久，中央一些部门又以特急文件请示中央怎么办。少奇同志压力很大。他对我说：“我准备去向毛主席汇报当前的运动情况，你问一下中央办公厅，看毛主席是不是还在杭州。”

我问清楚后，第二天少奇和小平同志就乘飞机去了杭州。

光美同志回来后对我说：“少奇同志本来想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领导运动，毛主席说他暂时还不准备回来，请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在此期间，局势再次告急。所有学校的领导人都受到了冲击。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学校设立什么“斗鬼台”，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学生被打伤、打死和自杀的事不断发生。许多受害者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赶快派人下去调查。有的人在信中说：“他（她）受到了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这种事在封建社会也属罕见，士可杀不可辱呀！”有的人在自杀前留下条子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有的人问这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打击知识分子，国家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愿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

少奇同志从杭州回来后，废寝忘食地看了许多材料，听了几个部门的汇报，然后列出一个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名单，由我逐个通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名单中除了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外，还有中央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开会时，到会人多时就在怀仁堂开，人少时就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

会议期间，我还不断收到各省市发来的特急电报，有的我就直接送到会议室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到就看。一次，我将陕西省委发来的关于西安交大告急的电报送给少奇同志后，他立即向大家念了全文。

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

后来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40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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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评派遣工作组

7月中旬的一天，少奇同志召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大家汇报后，少奇同志谈了他的设想。他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各级干部中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大革命成为一次更好的机会……”

他还说：“现在下面要求中央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循。我看这个事要做，但有的规定不宜过早，要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有的现在就是明确的，如北大工作组的那几条，还有中央的那个八条。凡打人、骂人、侮辱人、搞逼供信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由于工作组的选派工作很仓促，临时组成的班子匆忙上阵，再加上上面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工作组的工作很难开展。他们大都是按照老框框，求稳怕乱，按部就班，这就和江青、陈伯达煽起的造反精神发生了冲突，于是他们就抓住工作组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挑动一些人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警卫局通知说，毛主席已回到北京。我马上报告了少奇同志。

“立即要车，我向毛主席汇报去。”他急切地说。

但时间不长，少奇同志又乘车回来了。卫士告诉我：“主席休息了，何时去汇报等候通知。”

毛主席回京后的第7天，即7月24日，我先是接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的通知，后又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的电话通知，都是请少奇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的事。

少奇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盼来的他等到的不是毛主席的支持，而是对他和邓小平的强烈不满。在这次汇报会和以后的会议上，毛主席连续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很难过”。“学校把大门都关起来了”。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统统驱逐之”。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毛主席的讲话大做文章，继而兴风作浪，煽妖风点鬼火，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的决定，宣布撤出所有工作组。

第二天，中办机要室给我一张到中直俱乐部听少奇同志在大会堂讲话录音的票。

我在听录音时，还作了简单的记录。

少奇同志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习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这个形式并不适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后来，毛主席又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下面各级领导大多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于是，检查的检查，被斗的被斗，下台的下台。

在此乱糟糟的形势下，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参加一所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便取得感性认识。少奇同志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意见，做点思想政治工作，增加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言权。”说话时他心情比较轻松。

少奇同志叫我与北京市委李雪峰办公室联系，看去哪所院校合适。经商量选择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李雪峰、刘澜涛、谷牧等同志准备陪同。少奇同志又叫我问中央文革小组去不去人。他们商量后答复由戚本禹陪同去。

8月2日晚上，少奇同志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建工学院。学生和教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奇同志的到来，甚至有人还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

少奇同志对师生们除了讲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和工作组与学生之间发生某些矛盾之外，就是劝说各派之间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后，要尽快联合起来。

戚本禹坐在少奇同志旁边还作了记录，对少奇同志的讲话并没提出任何异议。但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他就对造反派说自己当时就认识到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讲话是打击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搞合二而一。

也正是在少奇同志大讲各派要尽快联合起来的时候，林彪讲话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搅大闹，弄个天翻地覆，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少奇同志原准备把建工学院作为一个点搞下去。可是他刚进到学院，8月5日，毛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从建工学院回来，马上给李雪峰打电话，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难言之隐尽含其中。

从此，他除了接受批判、检查之外，再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就连在建工学院的讲话，也成为“大毒草”了。

林彪定调

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派工作组的问题就升格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对刘少奇的攻击也开始不断加码升级。

8月7日，我收到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打印件，粗看一遍，觉得问题严重，便抄了一份留下，把打印件送给了正在看文件的少奇同志。

我拿着抄得难以辨认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逐字逐句地琢磨起来。

这个大字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提到工作组，但批评的却是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大字报上纲如此之高，措词如此之尖刻激烈，使我毛骨悚然，非常吃惊。什么“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什么“实行白色恐怖”，什么“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等，我难以将它们同派工作组联系起来，更不敢将它们同少奇同志联系起来。

自己不理解只怨水平低。因为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难道毛主席还能有错？而少奇同志是与毛主席几十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我在他身边工作十几年来从未发现他对毛主席有丝毫不尊重的言行呀！我茫然，我困惑。

那些日子，我的脑子里老是萦绕着这个问题。我同其他同志议论，我翻阅有关的文件材料，总想找到答案，但却没有如愿。

毛主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指什么？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1962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阐述调整计划的重要性后曾大声疾呼的“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难道指的是少奇同志在1962年5月谈政法工作时告诫全党不要“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讲话？

虽然少奇同志的观点和看法同毛主席的思想有些不一致，但毛主席都是肯定了的，而且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批评呀。

“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怎么回事呢？

南湾湖

突然，我在1965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一个没开头、没署名、不讲究任何文件格式、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主席当年在外地同几位领导人的谈话摘录：

在谈到四清问题时，毛主席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作者注）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子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更加糊涂了。

自从大字报出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也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他除每天凌晨睡觉之前到院子里散步半小时以外，其它时间是不出来散步的。而近来，他却经常到院子里或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条狭窄的走廊里，独自低头默默地走来走去，或靠在躺椅上闭目沉思，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现在话更少了。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的名次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跃居第二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这些变动，我们工作人员和少奇同志的家属直到后来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才发现。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镜头时，气氛骤然凝固了……

难道这就是江青、戚本禹叫嚷的“不革命的靠边站”？我思忖着。

自从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肯定了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很快遍及全国。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年轻的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所谓揪斗“走资派”，搞乱地方各级党委，继而“踢开党委闹革命”。

特别是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之后，少奇同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他成了全党全民讨伐的对象了。

这次会议前，我收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发来的通知，要少奇同志去参加会议。但后来他们又打来紧急电话，说：“为了使少奇同志好好考虑问题，不要去参加会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一唱一和，对少奇同志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少奇同志对这一切已无能为力了。但他不忍心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安上“刘少奇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纷纷打倒，他逐渐意识到林彪、江青之流根本不是在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而是在怀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进行一场“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的政变”。少奇同志深知自己已无力扭转目前这种局面，但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的方式，使广大干部得以解脱，使运动尽早结束。

于是，他利用一切还能说话的机会，尽量把责任独揽下来。他坚持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承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于是，他不得不向毛主席作违心的检查。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这是毛主席在少奇同志检查上的批语。

“不能怪你们，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刘少奇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刘少奇、邓小平搞阳谋，不搞阴谋。”这是毛主席的话。

听到这些，我们工作人员是多么由衷的高兴啊。“听毛主席的口气，少奇同志没有路线问题了。”“对少奇同志的问题，毛主席是可以一锤定音的。”……大家议论纷纷。尤其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检查的批语和那几句评价，更使大家坚信，少奇同志可以过关了。

然而，我们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撕得粉碎。发给我们的少奇同志的检查只字未提毛主席的批语，更没有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这是为什么啊？困惑和疑虑重新笼罩在我的心头。

解答工作人员的提问

随着对少奇同志批判的迅速升级，我们工作人员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

有的同志问我：“是不是少奇同志又犯新错误了？”

    “已经不工作了，还能犯什么错误？”我不清楚，但相信他不会再有新的错误。

有的同志又问：“是不是在中央会议上说了什么错话？”

我如实回答：“这次他就写了个检查，毛主席的批语中办负责人不是传达了嘛，没听说他还说了什么错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越检查问题越严重了？”大家都想弄个清楚，便决定开个支部会，请少奇同志解答一下。

少奇同志大概已预料到我们请他开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坐下后，便说：“前一段因为忙，没有机会听你们的意见，现在我希望你们坦率地同志式地给我提出意见。丢掉缺点错误不可惜，今后可以更好地工作。”他很平静。

“我们在你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看到你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大家对你很敬佩。你现在犯了错误，我们感到很难过。外面传说很多，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想请你解答一下。”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先来了个开场白。

“可以！”少奇同志回答得很坚决。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错误是因为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点燃一支烟，答：“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这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问题。”

问：“你们在杭州开会，谈过派工作组的事吗？”

答：“谈过。毛主席委托我和邓小平同志相机处理。毛主席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因为我心中无数，感到很难领导运动，请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毛主席说暂时还不准备回来。我回京后，看到形势发展很快，北大的大字报发表后，大中学校混乱起来了，广大干部和学生迫切要求派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在我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家经过反复讨论，都认为派工作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把学校的形势看得严重了。”

问：“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线工作，怎么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

“这个问题在撤出工作组时，我就讲过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评我的。正是因为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组嘛。”

有位同志说：“中央发表的社论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坚持错误，矛盾就要起变化。我们希望你赶快改正错误，毛主席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错误，首先需要弄清错误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给我时间，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我将努力去认识。”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的1962年的右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评过的包产到户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说他革了一辈子命，革来个包产到户。”我不解地问。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同志提出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陈云的建议。毛主席回来后批评我不顶住。”少奇同志回答得很认真。

我又问：“你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对你犯错误的处理？”

答：“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常委作了变动，我没有意见，再变动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在沉闷的一问一答中，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很疲劳，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最后有位同志说了句当时最流行的话：“希望少奇同志以后不要只拉车，不看路。”

南湾湖

看到少奇同志回答问题时痛苦的样子，我的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少奇同志是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才回答大家的啊。而且有些问题他是欲言又止，因为有些话本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特别是他最后那句话，我更感到奇怪。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少奇同志从来不说这样让人费解的话啊。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我想起前些日子少奇同志的一次讲话：那是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他的几个孩子为了跟上形势，都在自己的学校里参加了红卫兵。有个孩子回到家里对我们说：“现在社会上都在破‘四旧’，查抄封、资、修的东西，我爸爸书房的那些书里头一定也有封、资、修的东西，怎么办？”“那么多书一下子分不清楚，听说中办有一个统一部署，那就听人家的吧。”我不能阻止这些孩子，但又怕干扰少奇同志的工作，只好以此搪塞。

少奇同志听到孩子们说要跟同学去扫“四旧”、去抄家时，他忍耐不住了。他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随手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违法的。宪法报告是我作的，我是国家主席，要对宪法负责。别人去我已无能为力，你们是我的孩子，又在我的身边，我要管管你们。听说已经抄了许多人的家，其中有不少是民主人士的家。他们跟我们党同舟共济几十年了，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啊！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你们要带头维护宪法的尊严，大家都应该遵守宪法！”

“既然抄家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中央不立即制止，中央文革小组还在鼓动学生去干？”一个孩子向少奇同志提出了问题。

少奇同志回答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不好约束，我想很快会得到纠正的。总而言之，你们不要去干违法的事！”

直到这时，少奇同志还是希望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董洁如被赶出中南海

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表以后，相对平静的农村也开始动乱起来了。特别是搞过四清的地区，开始翻四清的案，甚至发生了许多报复行为。许多县、公社、大队的干部被轮番批斗，而且斗争的残酷性是难以描述的。

在这期间，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并不清楚少奇同志的处境，所以纷纷给少奇同志写信反映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群众来信最多，一些四清积极分子叫苦连天。

不久，城市里的造反派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鼓动农村的青年人起来造反。农村的造反派也串连到城市，来揪斗参加过四清的机关干部。有的来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口，大喊大叫要把王光美揪回去批斗，还要揪出她的后台刘少奇。就连允若和我在一起搞四清的地方，也要求把他揪去批斗，搞得我也胆战心惊的。

四清后留下做巩固四清成果的工作队员也来信说，那里已经形成了保四清派和翻四清案派。听说刘少奇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因此保四清派的日子很难过，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

后来，中央发了个文件，说四清的案不能翻，四清的成绩还是主要的，特别是执行了毛主席23条的地方，更不能翻案，于是围绕四清问题的派性斗争才有了缓和。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但很快，我又紧张起来了。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首先上海刮起了夺取党、政、军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随之，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深了混乱的局面。

王力、戚本禹等人，为了配合夺权的“革命行动”，在中南海召开所谓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在会上对一些年轻人边训斥、边煽动：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已开始了大夺权，可是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的中南海，还是冷冷清清，死水一潭……这不是中南海的光荣，这是中南海的耻辱……刘少奇、邓小平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逍遥自在……

从此，中南海又热闹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一张贴在大食堂门口的大字报率先开始对少奇同志进行恶毒攻击：

什么“刘少奇家就是资本家的庇护所”啦，什么“刘少奇的岳母董洁如是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分子”啦，什么“我们要求把董洁如立即赶出中南海”啦……

过了几天，造反派听说董洁如还在中南海里，便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她必须在三天之内，“滚出中南海”。无奈，中南海管理部门在北长街给老人找了一间平房。

在老人搬出中南海时，光美同志心情沉痛地对妈妈说：“你要准备忍受更大的委屈，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此时少奇同志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随着对少奇同志迫害的升级，董洁如老人也遭到多次的批斗。她孤独一人居住，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她一生煤球炉火，就有人唆使小孩往她的炉子上泼水，还骂老人是“坏蛋”。我们听到这些也很难过。少奇同志的司机出于同情给她送过几次吃的东西，也被造反派说成是“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遭到批判。

不久，老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年7月含冤离世。当时，就连老人的儿子王光英也受到株连，康生、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把他揪到天安门广场批斗之后，投入了监狱。

我同董洁如老人接触比较多。有时少奇和光美同志外出时，留在家里的我，便承担起照管老人的责任，我常陪她去看节目，更多的是给老人送点杂志、画报等读物。每次去时，老人总要同我聊聊天、谈谈家常，于是我对她有了较多的了解：

她生于1893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北京解放后，她筹办了专门抚养婴儿的洁如托儿所，并自任所长。她先后被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按院托儿所名誉所长等。她的10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其中的5个子女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老人被接到少奇同志家时已年近古稀。因为少奇同志的孩子多，她又有教育工作的经验，所以就承担起了教育外孙子女的任务。老人生活完全自理，少奇同志很尊重她。

老人虽然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但对旧中国的腐败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她积极支持子女们投身革命事业和从事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抗战初期，她就同丈夫一起鼓励儿子王士光去了延安，并和天津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还利用她的家庭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保存地下党的文件，为解放区购买药品等。

1958年，老人将全部家产，连同自己开办的托儿所统统无偿交给了国家。在大炼钢铁时，她连自己睡床的钢架子也拆下来交给了中南海管理处。

老人为人谦虚和蔼，生活俭朴，我们工作人员都很敬重她。邓颖超大姐也曾看望过她几次。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所有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说过她一

句坏话。大家都很同情她，暗暗替她难过，为她担忧。

南湾湖

康生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

那些日子，抄有关批判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许多大字报在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刘少奇后，都异口同声地敦促我们工作人员“赶快起来揭发刘少奇的问题”，并拉纲上线：“这是关系到你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上的问题”，“你们要赶快选择”，“你们对刘少奇最清楚”……

在此情况下，我们思想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灰溜溜的，甚至连到食堂吃饭都不愿去了，怕别人另眼相待，怕别人冷嘲热讽。尽管我们对少奇同志的处境很同情，但因他而使我们受到株连，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委屈。

当时，我们把中南海的一切动向都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只想早日听到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态度，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左右他的命运。但等来等去也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于是，我们又以支部生活会的名义将少奇同志请到会议室，想从他的嘴里澄清大字报上提出的问题。

问：“大字报上说你不尊重毛主席？”

少奇同志听后没有马上解答。他缓慢地抽着烟，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我们理解他的心情，对这些被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了的东西，他无法回答。但他也不愿意拒绝大家的提问。

“这些事人家都贴到大街上了，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不相信你会那样做，但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啊！”激动中带着乞求，一位同志终于忍耐不住冷场了。

少奇同志往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说：“我和毛主席一起共事几十年，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遇到过多次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在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在一些事情形成决议之前，总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争论。这种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不能说成是谁反对谁，也不能叫不尊重。尽管我们有意见，但最后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办事的。”

“大字报上说你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顶撞毛主席，不让毛主席讲话。”一位同志追问道。

“我和毛主席共事几十年从没有争吵过，更没有不让人讲话的事。”少奇同志气愤中夹带着不耐烦。

问：“大字报上说，你当国家主席是夺了毛主席的权。报纸上登你的照片是想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是贪天功为己有。”

少奇同志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当委员长到当国家主席，我都推辞过多次，好让别人当。但最后中央已经定了，我只好服从。在商量国家主席人选问题时，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有点名气，但是个苦差事，外事活动多，送往迎来，不自由，干扰读书和研究问题，他不当了。为了让毛主席专心研究问题，抓大事，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怎么能说是夺权呢？”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当初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有人提出这里面有个对外的问题，当时毛主席也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议登我的照片时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点，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了。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断章取义地传出来，不知道是何用意？”

问：“大字报上说，你1949年春天到天津去宣扬要发展资本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唱对台戏，你去的时候，也没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当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许多干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谈过话，我讲的就是二中全会的精神，绝不是唱对台戏。你们可以看看二中全会文件和我的讲话记录。

“当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些过分的做法，对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限制过多过死，想一下把他们消灭掉，把朋友误当敌人。天津刚解放，工商界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及小商小贩，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有的听信反动的宣传，他们很害怕，一怕没收他们的财产，二怕像在解放区斗地主一样斗他们。于是这些人人心惶惶，哪有心思做买卖，弄得市场一片混乱，物价飞速上涨。一些工厂停工待料，部分工人已经失业，许多工人面临失业。劳资关系很紧张。甚至有些人想抽出资金逃往香港。这对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很不利。而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正是我们接管城市以后的中心任务。所以我的多次讲话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讲的。

“我讲过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对他们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也讲过只联合不斗争，就要犯右倾错误；只斗争不联合，就要犯‘左’倾错误。还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问题。我给干部讲，那些长期搞工商业的人有经营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去搞经营和管理工作。

“因为这些话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即席讲的，不可能逐句逐字去推敲，后来觉得有些话不那么准确，有些话也可以不那么说。”

“你说过‘剥削有功’吗？”有人问。

答：“我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