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青山：毛主席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怎一个“左”字了结？ ——回看60周年前的大跃进 今年是毛主席1958年发动大跃进60周年。大跃进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遭受重大损失。这种错误的产生，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我国主流媒体异口同声地归结为毛主席“左”的指导思想，急于求成，头脑发热的结果。这个论断是否合乎实际呢？究竟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毛主席指导思想呢？本文拟就毛主席在大跃进发动阶段（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5月“八大”二次全体会议）指导思想，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等书中新披露一些事实为依据，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以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1957年岁末，我国整风、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毛主席即着力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发动大跃进。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强调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直到党的八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敢为”，等等，都是意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动大跃进。 这是必要的、重要的。 首先、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热切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目、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 毛主席在率领我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革命生涯中，深知建国后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使中国能够 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因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就着力探讨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早在1956年8月30日，他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现在也还不多，今年是400多万吨。“所以，我们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其次，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建国后，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一方面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方面对工业、农业和手 工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我国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在全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工农大众破天荒第一次摆脱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 但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须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和过程。“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巩固起来”的物质前提。他说：要使社会主义“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配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最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还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急切需要。 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劳动人民第一次夺得了全国政权。人民欢欣鼓舞，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拒不承认我们，虎视眈眈。 毛主席深知，中国近百年来，为什么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欺侮过我们，都侵略过我国？其原因，“除了制度腐败，就是经济技术落后。”他反复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为了巩固和加强国防建设，确保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安全，也亟须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快发展经济。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加快建设发展速度的客观的可能性：一是中国六亿人口，“正在醒觉”，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二是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的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经过整风、反右，形成了人与人在产生劳动中的平等关系，有利于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讲话说的：“我们这个民族正在醒觉起来，好像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醒觉。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苦命，就要干，就要有股劲。现在的增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变，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89－290页）此外，在国际上，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因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无论是客观，或者主观的条件是可能的。 可见，1958年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出发点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至于大跃进没搞好，造成严重后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却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大家记得，邓小平南巡在论及“发展才是硬道理”时，不也是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84到1988“那几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377页）能说毛主席58年发动大跃进本身就是错误，邓小平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实现“飞跃”则是真理？ （二） 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那么，我们现在回看大跃进，应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毛主席在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首先应当承认，毛主席在大跃进的发动阶段，指导思想上确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方面。诸如： 在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号召：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7－348页）；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中国15年后将可能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尽管实践证明是可行的（1972年英国钢产量为2232万吨，中国是2338万吨）但后来“内部”增提“25年超美”（公开让苏联提），到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又根据冶金部长王鹤寿等的报告中的观点，提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以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年谱》第3册，第337－338页）； 成都会议对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跃进规划”，尽管提出过怀疑，但未果断制止，并表示“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等等。 凡此种种，确是反映了毛主席发动大跃进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头脑发热”，以至发展到后来提出“钢铁番翻”，直到人民公社问题上“一大二公”的错误。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不是全部。从业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解密的历史文献来看，他在大跃进发动阶段的指导思也还有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虚报、浮夸”的另一方面。而这是主要的、基本的。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第一，毛主席反复指明加快建设速度要实事求是 早在1958年3月9日－26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在听取各省市的发展计划汇报时，就发现并批评了“虚报、浮夸”、“假高产、假跃进”等脱离实际的问题，强调加速经济建设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他在3月2 0日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中尖锐提出：“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要务实，要有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3月26日 成都会议结束时作第六次讲话又指出：要“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他说，经济建设“还是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及时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6页) 4月5日，毛主席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不要“吹牛”。他说：“现在劲头很大，不要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4页) 4月9日，他在听取省市的汇报时指出，要反对“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他说：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让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6_337页) 4月27日，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负责人会议，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提出：“现在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帐，是内部问题”（《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41页） 5月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提出，破除迷信，要敢想，敢说，敢做，但“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46页） 第二、毛主席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批评“虚报、浮夸”。 他针对各省市发展规划汇报中高指标、浮夸风，反复提出要“压缩空气”。 早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第3 次讲话中就曾尖锐指出：凡事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在这里，毛主席把当时出现的“浮夸、虚报”风，比喻成“十级台风”，尖锐指出“要压缩空气”。 只过4天，他预感“浮夸、虚报”问题的严重性，又在3月25日成都会议第5次讲话时，再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不要被群众热潮“冲昏了头脑”。他是这么说的：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了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5页)。 再过10天，毛泽东4月5日在武昌会议讲话，针对湖南一年要实现几“化“，又一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他说：“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要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4页) 就这样，毛主席在大跃进的发动阶段，就看到了各地发展计划中存在着高指标和浮夸风，称之为“十级台风”，在短短15天里，先后三次提出并强调要“压缩空气”，要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去掉虚报、浮夸”；“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应当承认，这是及时的，重要的，振聋发聩的。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毛主席明明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等会议发动大跃进时多次提出了“压缩空气，去掉浮夸、虚报”，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却随心所欲地说成什么：“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时强调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第307－308页）怎能按政治需要，任意剪裁历史！ 第三、毛主席还明确提出，指标不要太高，“要留有余地”。 3月25日，他在成都会议第五次讲话时，为了在建设中做到实事求是，“压缩空气”，又提出另外一条原则，做计划、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办得到，行得通”。 他说：“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慎重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给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个原则，要给观众留余地，就是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5页)。 4月2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再一次指出“要留有余地”。他说：“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奋斗了。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1页) 4月27日，毛主席主持中央领导人和部分部委负责人参加 的广州会议，讨论工业问题。他在讲话中说：“各部的资金、措施问题，总的投资有无问题？设备有无问题？措施要适应十五年，每年抓四次……即使一年完成的，也应当说三年才好。绿化、除四害不可能一年完成”（《毛泽东 年谱》第3卷，第314页） 最后，毛主席还提倡“要从反面来看” 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时提出，县县都办工业，从反而看，究竟是好，还是“天下大乱”？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子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问题就调整一下。”(《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320页) 3月25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另一次讲话中提倡，从反面考虑问题，就要“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他说：“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4页） 4月27日，毛主席在武汉会议说：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有无可能”？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 ，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要提出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如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国内出问题，如赤地千里……（《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41页） （三） 研究毛主席在大跃进发动阶段的这些指导思想，还有必要进一步看看他对各省，市所谓发展计划所持的态度。 自成都会议以来，毛主席就陆续发现各省市的发展计划，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高指标、浮夸风，尤以对河南为最。因之，他对河南的“跃进规划”，就曾三次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 次，3月20日下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在讲到的四个问题里，第二就是河南的计划问题。 他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 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好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这里，毛主席对河南的“跃进计划”感到并无把握，顾虑重重，但也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未加制止。并主张 “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这显然也是“头脑发热”。但他同时提出：河南“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做到，也不要登报”，交待吴冷西《人民日报》“硬要卡死”，此其一。其二，明确规定，允许“试验一年”，只限于河南，“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 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尖锐提出：“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其三，还指出，“河南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由此，毛主席作出，经济建设速度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刮起了“十级台风”，要“压缩空气”、“留有余地”重要指导原则。 第二次，3月5日，毛主席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由此又一次谈到河南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搞完，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慎重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给自己留点余地”。还明确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0－801页）毛主席还说：“此事关系重大，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再谈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4页） 果然，毛主席在武汉会议上，再一次对河南提出质疑和批评。 第三次，4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听取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完成三年计划的可能性。毛主席批评他说：“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31页)这样，河南就把原计划“一年做完四件事”，也就去掉了二件。 除此之外，毛主席对辽宁、安徽、湖南、山东等省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也曾提出怀疑、意见和批评。诸如： 3月中旬成都会议，毛主席听取辽宁的汇报，批评他们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是“吹得太大”。他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一些，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毛泽东传》1949_1976，上册，第794页)又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毛泽东年谱》1949_1976，上册，第313页) 4月 2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武昌会议，听取安徽曾希圣汇报。曾希圣汇报到安徽的水利问题，并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不要紧，你们讲得有道理 ，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以后是不是不奋斗了。”）(《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1页) 4月3日下午，毛主席听取山东舒同汇报时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话不要讲死，以后年年还有工作做。除四害今年取得经验，今冬明春再大搞。苍蝇、蚊子一年中如何搞得掉？……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3页) 4月5日，听取湖南汇报。毛主席说：“一年实现几个‘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现在劲头很大，不要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第334页) 综上所述，毛主席58年发动大跃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出发点是很好的，不能因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否定一切。他在大跃进发动阶段的指导思想，确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方面，但基本上还是坚持加快建设速度，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应当看到，在中央顶层核心中，他是第一个老早就发现各地的发展规划里刮起了“浮夸、虚报”的“十级台风”，明确提出“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否则，“不要勉强”；三次提出要“压缩空气”；并反复提倡“留有余地”，和“从反面想问题”，这无疑是针对性很强的，及时的、重要的。 如果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在五月后全国轰烈烈展开的大跃进中能够认真贯彻、落实，那么，大跃进理应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景！ 令人痛心的是，“大跃进”终归变成了“大冒进”，带来了严重后果。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认为，这个问题同当时中央顶层核心分工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领导制度，密不可分。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主席鉴于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问题的教训，向中央提出，辞去国家主席，退居第二线，刘、邓处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一致赞同。那么，毛主席在第二线做什么？ 按刘少奇的说法是：“我们考虑，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主席讲得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02页) 毛主席大跃进的这些指导思想，也就是那个时段“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结果，至于后续大跃进展开后怎么贯彻执行，那应是第一线的事情了。 从中央这样的领导制度出发，来回看、观察和研究大跃进问题，也就会比较客观，比较真实，也比较公道！ （2018-5-18）
| 
发表于 2018-5-23 17:06:45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