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端'中国威胁论''人类命共体说'对冲 留现实世界分析盲区

焦典

特朗普连出三份重磅报告 加紧实施“印太战略”

2018年02月24日 07:33:41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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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7年6月29日，澳大利亚悉尼，美军与澳军举行“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

最近两个月，特朗普政府紧锣密鼓地推出三个重磅战略文件：《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个报告从整体国家安全、国防和核三个视角确立了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它们将对美国正在加紧实施的“印太战略”提供指导和支持。

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

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美国：要联盟，也要利益

早在2007年，安倍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美、日、印、澳“四国集团”的倡议，但因故被搁置。2018年1月18日，区域防务论坛“瑞辛纳对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虽然这是一个学术论坛，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美、日、印、澳“四手联弹”式对话。

与此同时，美国与区域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也在全面推进。

印度尼西亚在地理上处在印度洋-太平洋的两洋交汇之处，因其国土分布包括多个贯通两洋的海峡，从而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1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印尼，表示美国希望印尼在南海及太平洋安全上扮演“关键支点”角色。对此，印尼国防部长的回应是一枚“软钉”：“南海局势已经降温，我们致力于保持这一有利势头，以维护区域共同利益。”

越南的国土分布对于监控南海天然有利，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为此，美国抓紧改善与越南的关系。2017年5月，美国决定把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密尔顿”级远洋执法舰“摩根索”号赠送越南。今年1月25日，马蒂斯抵达河内访问，双方商定美国航母2018年3月访问越南。这将是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

新加坡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是关键一环，新加坡樟宜基地是美军在东南亚的唯一立足点。2017年10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美，特朗普在会见李显龙时表示：“过去几十年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从没像现在这样密切。”

通过组建一个联盟去实现美国利益，这是美国的基本行事模式。无论海湾战争还是科索沃战争，美国都是这么干的。但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谋求利益，表现得更加直接露骨。首访日本，特朗普不仅批评日本在双边贸易中占了美国很大便宜，而且要求日本在安全上承担更多。在访问第二站韩国，特朗普同样要求韩国承担更多安全支出，甚至威胁要对美韩自贸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2月5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军火销售的官员、政治军事事务局代理助理国务卿蒂娜·凯达诺抵达新加坡，参加新加坡航空展。在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攻击之后，凯达诺将真实意图和盘托出：美国武器优势更强，美国将“竭尽所能”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美国武器，比如F-35战斗机。这种为了自己卖武器而拉人垫背的做法，过于赤裸裸，也不厚道。

日本：能力有限，多结外援

日本首相安倍是“印太战略”的最先提出者，也是最为积极的推动者。安倍和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忧患意识，来自其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深处。由于朝鲜的核、导试验等原因，无论是安倍还是日本舆论，都认为日本正面临急迫和巨大的“国难危险”。美国的保护伞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石，为了拉住美国笼络特朗普，日本必须积极跟进甚至牵引“印太战略”的实施，这在日本被当成确保国家安全的“救国伟业”。

为此，日本积极推进美国在日本部署先进武器，如F-35隐形战机。目前，F-35在日本的部署地包括冲绳美军嘉手纳基地、山口县美军岩国基地和青森县三泽基地。到2021年，仅三泽基地部署的F-35A将达80多架。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部署拥有卓越性能的F-35在日本安全保障上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日本正积极寻求更新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2017年12月9日，日本政府确定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还积极要求部署“萨德”系统。另外，美日联合军演也在不断加强。2017年11月16日至26日，在名为“2017年度演习”的美日海上军演中，美方派出约1.4万名官兵，参演的美国军舰包括“里根号”航母以及多艘“宙斯盾”驱逐舰，演习在冲绳附近一带水域举行。2018年2月5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以“夺回离岛”为想定的联合演习。

在加强美日一体化作战的同时，日本在军事合作上瞄准澳大利亚、印度和越南等，多结外援。澳大利亚地处泛洲跨洋的枢纽位置，与其合作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军事活动能力。2018年1月18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问日本时表示，澳日两国将会有更多的联合演习、信息共享和国防工业合作。

日本和印度的防务关系也在不断加强。2017年9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安倍和莫迪就高铁、贸易、防务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对话。印度计划购买日本US-2水上飞机，印日核能合作项目也将动工。

印度：己有所短，怨人之长

这些年来，中国成了印度发展核武、开发导弹、引进先进武器的假想敌“专业户”。中国实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导的“走出去”战略，在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没有任何针对印度的含义，但印度却感到了“威胁”。

为了加重印度的“被中国包围妄想症”，有的美国媒体别有用心地渲染所谓中国围堵印度的“海上珍珠链战略”。此类论调拿准了印度的心病，产生了杯弓蛇影的效果。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雷什·梅赫塔自愿“中招”：“这条串上的每颗珍珠都是中国海军存在链条的一个环节，中国可能控制了世界的能源咽喉。”

2017年9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印度。马蒂斯此行除了提升双边防务关系，另一大任务就是推销武器。为了替代即将退役的“米格”系列战斗机，印度计划购买70架美制F-16 Block 70和F/A-18“大黄蜂”舰载机，耗资高达150亿美元。过去10年，印度已经从美国购买了价值150亿美元的武器。

新加坡与印度的友好关系超乎想象。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光耀立刻呼吁印度进行核试验来“平衡”中国。2015年李光耀去世后，印度政府不仅旋即宣布莫迪总理将参加李光耀的国葬，还把新加坡举行国葬的3月29日定为印度的国家哀悼日。

莫迪上台后，将印度的“东向”政策落实为“东进”战略。新加坡即是印度“东进”战略最得力的伙伴。2007年，两国签署了《空军双边协定》；2008年，印新签署《陆军双边协议》；两国海军自1994年就定期开展联合演习。2017年11月29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访印，与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女士签署两国海军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海洋安全合作、举行联合演习、短暂使用对方海军设施并提供后勤支持等。黄永宏表示：“新加坡欢迎印度海军常来，樟宜军事基地对印度随时开放。”

印度摆开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和军事竞赛的姿态，这完全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解或曲解。毛泽东曾表示：“印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这一判断和表态今天仍然适用。中印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两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因此，地区和平是双方最为关键的共同利益，中印应该展开务实合作而不是军备竞赛。

澳大利亚：两面下注，不可持续

澳大利亚将成为“中等强国”作为基本战略目标，希望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人口稀少、经济军事实力不强，综合国力有限，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为了增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主轴是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诉求决定了它不会缺席“印太战略”。

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长期依赖美国的亚太霸权体系，其自我定位是以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导向使澳大利亚在军事和外交上更加靠近美日。其经济也很依赖美国。据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近万亿澳元，约为中国对澳投资存量的10倍。但中国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澳贸易额达到1078亿美元，澳大利亚顺差超过335亿美元。2016年，中国游客在澳消费额高达460亿元人民币。

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价值观和安全感上的南辕北辙，使澳大利亚产生了抉择上的两难。2017年11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发表14年来第一个外交政策白皮书，一面表示澳方“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强大和建设性的关系”，一面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强力呼吁美国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认为，澳大利亚这种“依靠中国使我们富裕、依靠美国使我们安全”的想法幼稚可笑，也不可持续。

“印太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行为模式，都是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的冷战思维的反映，这与全球化大潮中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在人员交流日趋活跃、经济活动渗透融合、文化心理日益开放的社会形态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的利益交织中，已经很难做到你彼我此阵线分明，这恐怕是美国在近期三大战略文件中将中国的“成分”定得很“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又强调彼此合作的原因所在。

对于紧锣密鼓展开、弓满弦张呈现的“印太战略”，我们不可疏忽大意，但也不必莫名紧张，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只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现实不变，各方力量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博弈规律不变，无论中美、中日，抑或中印、中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基本法则就不会改变。因此，在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拓展共同利益和寻隙觅仇，孰优孰劣高下立判。那么，“印太战略”何去何从？这真的需要当事四国认真考虑。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焦典

美澳日印要联手抗衡中国？（环球热点）
2018年02月24日04:4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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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在特恩布尔行前，两国媒体就开始炒作“抗衡中国”的论调。一段时间以来，美澳日印构建“前线”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做法接二连三。

　　两个方面：安全与经济

　　在特恩布尔行前，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就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势头将成为特朗普与特恩布尔两人的会谈重点。

　　舆论认为，两个议题尤其引人关注：一个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重启的“四方安全对话”，该机制被视为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砝码；另一个则是四国正商讨推出一个联合基础设施计划。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8日披露，澳大利亚正在与美国、日本和印度讨论推出一个区域基础设施计划。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特恩布尔访美期间，这项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成熟到可以宣布的程度”，但正在认真研讨。随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基本证实了这一消息。

　　这项计划的出台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东京大学教授久保文明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6年率先发明了这个短语，此后，特朗普在其首次亚洲之行期间多次使用这个表述。美澳日印四国去年11月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同意恢复“四方安全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侧重安全方面，基础设施计划侧重经济方面，在分析人士看来，美澳日印为制衡中国可谓费了不少心机。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四国有关基建计划的探讨似乎在说明，反制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有了新的“经济前线”。悉尼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教授贝茨·吉尔表示，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构建四方体系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可能显得与中国对抗性不那么明显。

　　一条主线：抗衡中国

　　近来，美澳日印四国炒作“中国威胁”的调门明显升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彭博社文章称，和三个亚太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与特朗普政府不断演变的国家安全政策相吻合。美国CNBC网站称，自去年以来，有关替代性基础设施计划的谈判一直在酝酿之中。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此次访美被看做是从去年的开始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延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成昊表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已升级为“2.0版”。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看到这种契机的澳大利亚非常主动地积极推动美日澳印四边互动，并与美国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

　　印度也有自己的焦虑。莫迪最新的财政计划要求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直接针对中国这个世界出口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玛丽·洛夫利的文章指出，近来，印度总理莫迪似乎确定了一个新的重点：保护印度制造业不遭受所谓的“中国威胁”。

　　日本也很忙。路透社2月21日报道称，3名消息人士说，日本计划未来6年至少再购买20架F-35隐身战机。报道指出，随着中国使用更多包括隐身飞机在内的先进飞机以及半岛推进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增购F-35将使日本更加依赖美国军事技术，以便在东亚取得针对潜在敌人的优势。

　　一种结果：得不偿失

　　美澳日印四国变着花样地企图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分析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指出，印度新预算隐晦指责中国延缓了印度制造业的腾飞。事实上，预算实施的高关税对中国进口搭起壁垒，有可能把外国投资者挡在外面，而把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大军锁在里面。

　　对于美澳日印酝酿的联合基础设施计划，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加布耶夫的话说：“四国提出的这一计划旨在对抗中国的战略。然而很难相信，这一计划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能够实现。对抗‘一带一路’最有效的方法是完成TPP的建设，但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谈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专家的话称，那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国家不愿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它们不想成为美国加强自己在本地区地位的工具。

　　不过，各国都留有余地。特恩布尔22日接受澳天空电视台采访时称，中国不是澳大利亚的威胁，“没有任何敌意”。毕晓普也努力淡化与中国竞争的说法，称“任何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不必以牺牲其他任何倡议为代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被问到美澳日印基础设施计划时称，四国在各自框架下就“共同关心事宜交换意见”，该计划“不应被视为对抗中国”。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说，所谓的中国威胁毫无根据，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俄等大国不应相互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或威胁，而应加强对话，增强而非破坏战略互信。这才是世界应该认真倾听的中国声音。（记者 张红）

焦典

特朗普宣布对朝实施史上最重制裁 切断核资金
2018年02月24日 08:14:22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华盛顿2月23日电（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重”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针对56个涉朝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以切断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源。

特朗普是在一个保守主义者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作上述表示的。

美国财政部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将有27家船运和贸易公司、28艘船只、一名个人受到制裁。此外，美国财政部还与美国国务院、美国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全球航运提示”，警告继续通过船运方式和朝鲜进行货物交易者将受到制裁。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此次制裁旨在进一步切断朝鲜规避制裁的“非法渠道”，推行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

根据相关规定，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公民掌握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2月7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访问日本时表示，美国将对朝鲜实施迄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23日，率团抵韩出席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特朗普之女伊万卡在参加韩国总统文在寅为其举办的宴会时也表示，自己此行除了出席闭幕式，也是为了重申美方致力于对朝“极限施压”以“确保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坚持实施对朝“极限施压”策略，但迄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今年以来，朝韩两国以冬奥会为契机恢复对话，谋求合作，半岛局势出现难得缓和，但美国依然表示将坚持对朝“极限施压”策略。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若想更好地处理半岛核问题，应回归传统外交模式，而不是采用“秀肌肉”和放狠话等对抗方式。美国朝鲜半岛问题专家鲁乐汉也表示，当前韩朝和解进程刚刚开始，各方应为韩朝对话提供更多支持。

链接：一国两链:围绕中国供应链vs美国全球安全体系 韩国双轨战略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经济矛盾或政治矛盾激化时，政治与经济的中短期比拼，经济主义必败。

焦典

今天的中国该如何实践《共产党宣言》
2018-02-24 11:09:08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王义桅

　　一个幽灵，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世界的一切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全球化的不认为他的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呢?又有哪一个反全球化者不拿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中国这个罪名，去回敬更激进的反全球化者和自己的反对者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中国已经被世界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中国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全球化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迄今正好150年。全球化取代共产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的幽灵;全球化造就的中国崛起，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克星。
　　因此，不说清楚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不说清楚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西关系就难以理顺。

　　一
　　2011年10月笔者参加首届柏林外交政策论坛，因为是唯一中国与会者，特邀在午餐会上发言。我发言前问与会者：“为何在欧洲大国里德国人对华态度最为消极而德国与中国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现在中国很多的器物、制度、精神文明都源于欧洲，受德国影响至深：我今天穿的青年装源自普鲁士军服，我的国名——人民、共和国都是欧洲概念，我信仰的马克思是德国人，都是你们的，怎么还觉得中国是威胁啊?!”
　　主持人桑德斯奈德答曰：中国现在的器物、制度文明的确是西方舶来品，这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中国的价值观的确与欧洲人笃信的普世价值格格不入啊!在德国人眼中，康德相当于中国的孔子，而马克思只相当于庄子。中国不学康德，学的是马克思，当然不被我们认可了。欧洲大陆一直在努力消除马克思的影响，到苏联东欧剧变，终于庆幸清除了“另类”，你们却使之发扬光大!
　　他的回答对我震动很大。会后，《苏黎世报》记者在宾馆大堂私下对我说：“你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辩护很好，我们不是不同意。为何西方人还主张中国威胁论?根本原因是我们搞不定中国啊。搞不定才感到对方是威胁嘛，能把握的东西人们内心就没有恐惧感。”
　
　　从这一故事中我产生三大疑问：
　　其一，我们学习西方，没得要领?学歪了?!怎么与西方接轨却不让西方放心?只能说，鸦片战争以来，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我们学习的西方并非正统西方，并非西方文明精髓?!中国历史太悠久，借古讽今的传统使得我们不断反思自身文明，但鲜于反思西方文明。其结果，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受制于中国化的当代欧洲，时代化的欧洲文明。比如，秉承线性进化论思维，认为欧洲先进，落后的我们迟早应与其接轨。所谓“欧盟代表人类未来”、“东亚一体化应效仿欧洲一体化”等言论比比皆是。
　　其实，时至今日，东西方“文明代差”消失殆尽，两百年来，我们与西方首次处于统一起跑线上，中国对西方从仰视到平视，重构我们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为时代所呼呼。笔者在《海殇》一书故此提出“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呼吁超越东西方对比的传统思维。中国的欧洲观往往是其中国观的某种折射，而这又受到美国观的影响;相应的，中国的欧洲文明观，其实也是中华文明观的某种折射。欧洲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是与“西学东渐”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内嵌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进程。为此，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也就是重塑我们的中华文明观、人类文明观的过程。
　　为什么老是纠缠于东西方关系，而鲜有人论及南北关系?从李约瑟之谜，到“大分流”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伪命题，我们的思维局限于先进-落后的东西方路径演进，没有上升到人类文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层面。
　　这样，《海殇》的方法论超越了以往东西方对比的历史逻辑，回到东西方大融合的主题，以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共同参照系考察东西方之兴衰。以欧洲文明为例，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不是学习、接轨，而是相互塑造的过程。书中集中批驳了近代以来的学习、赶超逻辑，确定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建构，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转型的主题。这样，即便学习欧洲，不只是借鉴、学习其成熟形态，也侧重于学习其能够反映人类发展方向的嫩芽部分。书的后半部分以解析中国的海洋强国梦对此做了论证。中国走向海洋不走西方老路，面临的历史使命并非拓展海权、扩充军备、扩张资本，而是文明转型的挑战——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海上中国”崛起，推动形成“全球中国”新身份。
　　总之，虽然中国与欧洲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都面临着文明转型的艰巨使命：中国的文明转型是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东亚地区走向全球;欧洲的文明转型是告别近代以来确立的“普世文明”迷思，纠偏海洋文明的过度扩张，回归欧洲大陆，复兴欧洲古典文明，推动人类文明转型过程中实现欧洲文明的再复兴。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欧洲仍然是天然的文明伙伴。书中于是提出“中欧文明G2”说。
　　其二，西方为何搞不定中国?展开世界地图，欧洲人自豪其文明征服全球，唯独不包括中国——中华文明是古老文明中仅有未被其殖民的：只是沿海地区被西方政治殖民，文明未被西方征服，故此近来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长盛不衰。在今天，中西方“文明的冲突”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如何对待西方的普世价值?还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还是如自由派主张的与西方接轨，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
　　其三，西方为何搞不懂中国?西方不仅搞不定，也搞不懂中国——戴高乐曾经说过：中国是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西方人也一直在问“你们中国人不信仰上帝，怎么没有垮啊?”“你们没有实现民主，怎么能保持经济长期繁荣啊?”书中梳理了从“伊壁鸠鲁悖论”到“中国崛起悖论”，以文明视角深入分析了欧洲人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欧洲、看中国，再反思中欧关系，将其置于东西方大融合的历史背景，这是本书的思路，这就超越了从欧洲到中国，或从中国到欧洲的双边视角，避免了欧洲观作为中国观折射的狭隘。
　　二
　　正本清源，从说文解字开始。“共产党宣言”译名来自日语，最初是“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意思，后来在1904年11月13日日本《周刊·平民报》上，这部著作首次被译成《共产党宣言》。
　　近代从日本引进的西方政治文明话语体系成为中西误解的根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让西方人难以明白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政党的“党”(party)无论拉丁文pars或partire，后来演变为英文的part(部分)，还是中文“党”(结党营私)，都不是“大”的代名词。只有与“政”结合，才脱离“小”气息。“政者，众人之事也”(孙中山)。众人的最高境界是人类。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政党和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者的天下担当。
　　中国共产党人于是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政党关系。那么，政党政治如何超越狭隘的党同伐异，着眼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现代政党政治起源于西方。西方文明是分的哲学，分带来竞争、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个体进步却导致整体利益受损，个体理性却导致集体非理性。利益、思维越分越细，导致政治碎片化、社会极化，助长了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兴起……英国脱欧，德国组阁困难，政党诚信严重下滑，政治文明衰败。人类向何处去?人类政治文明前景如何?
　　世界纷纷向东看。中国共产党汲取五千年中华文化大同思想精华，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共同体经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组织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就是为探讨这一时代之问，探索创新人类政治文明。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和合文化超越西方政党政治，推动再造政党，再造政党政治，从而也为自己正名：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政党，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型政党，英文应该译作Chinese Gong Chan Dang(GCD)，彰显文化自信。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呼吁世界政党以人类超越选民关注，以命运超越政权追求，以共同体超越选举思维，开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新局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堪称政党外交的伟大创举，政治文明的人类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新型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就是主要抓手。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彰显共产党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信与自觉。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与为人类服务的有机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在再造政党政治、创新人类政治文明过程中，再造中国共产党。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既是东方文明古国，又是西方引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是南方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也具有北方因素。致世界之中和，希望寄托在中国，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
　　三
　　《共产党宣言》描绘的全球化，其实是畸形全球化：“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对此，“一带一路”以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互联互通，正予以纠偏，以三大统筹——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经统筹，实现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国内外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再平衡，改变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还正本清源，戳穿“西方中心论”神话，重塑我文明话语权。今天所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著作，很多是来自于欧洲，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复兴什么?复兴古希腊的东西。古希腊思想以谁为代表呢?亚里士多德，他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全集》有300万字。在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人只有一种办法写字，就是羊皮。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5世纪的，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上的羊皮产量都不够写300万字的东西，可见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托伪之作。
　　为什么要托伪之作?就是因为欧洲人把世界给殖民以后，他说我是文明的，你是野蛮的，所以殖民你是应该的。以至于中国人也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挨打真是因为落后吗?更多是因为我们相信了线性进化论，说你是落后，包括我们今天的博物馆还是这么说的，落后就要挨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家听了就很害怕，今天是他们落后了，你是不是将来要打他们，完全是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逻辑。
　　西方人就让你相信你是落后的，就是因为他把各种文明据为己有，首先归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伟大的征服者，第一个征服埃及，建了一个港叫亚历山大港，后来把巴比伦烧掉了，接下来东征至印度，把印度的动植物标本、孔雀、老虎运到了雅典学院，让他的老师来解剖。《亚历山大远征记》中都有记载。通过远征，不仅是把这个标本运过去，而且把文明古国的经史子集运到了希腊，包括汉莫拉比法典，现在这些东西还在大英博物馆。英法后来集成了古希腊和罗马的东西。也就是说四大文明古国里，三大文明古国都被西方给殖民掉了，所以西方站在文明古国肩膀上，而文明古国的文明中断了，再也没有复兴，所以西方就垄断了文明的话语权。
　　为什么说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是唯一连续至今、能够打破这种所谓的西方中心神话的文明，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处境。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掀起了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重要标志就是敦煌，自从欧洲人发现还有敦煌这个地方以后，原以为整个世界的文明都被西方殖民掉了，发现有一种文明更加辉煌，而且这个文明把古希腊的、印度的、伊斯兰的、中华的都结合在一块，就在敦煌这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抢走，最好把中国人的甲骨文都抢走，这样中国老祖宗的东西是就要靠西方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否则西方话语霸权仍将继续。欧洲人所创造的话语体系是，东方文明是来自于西方，实际上恰恰相反，西方文明很多是来自于东方，《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有专门论述。丝绸之路复兴告别西方中心论，让这个世界还原到本身应有的多元状态。
　　近代文明确受西方影响大，但我们的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看来不是一个：我们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站在西方文明山巅，继承了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西方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乃一家学说或革命理论。两个马克思问题，成中西争执之源!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央将举办隆重庆祝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将发表重要讲话，阐述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看来，中西和解希望寄予“全球中国”与“全球西方”，超越中国中心、西方中心，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所以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共产主义最初在中国是世界大同代名词，长远目标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描绘的推翻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不做资本主义掘墓人，而旨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线性进化论，让资本主义成为自己，包容之而非推翻之，再造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纪念《共产党宣言》的意义。

链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完全成熟起来以后，“两个不可避免”才会得以实现

焦典

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一）
丁学良：外部世界反击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这并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我们应理解其深层脉络。
2018年3月30日 06:41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最近一年来，任何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士，不论在哪儿做研究，也不论在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个波及面广泛的势头所吸引：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或准备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或曰中国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触犯他方性质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为”。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余火冒烟

估计有些读者马上就会说：这个趋势咋看起来好像并没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大不了就是嚷嚷好多年的“中国威胁论”再来一波嘛！然而，笔者可不是这么看待的，因为以前是为数不少的外国机构大声或小声地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目前却是为数日增的外国机构以实际行动或计划中的行动来对付他们视野里中国迫近的威胁。

外部世界最近期间对中国的多种反击，具体实例层出不穷：既有聚焦在中国官方赞助的海外宣传、教育和文化项目或所谓“软实力”投射领域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产权结构不甚清晰的公司从事的高科技（尤其是双用技术即民用和军用皆可）转让操作的，也有阻止中方资本收购兼并所在国制造业厂家和金融机构的，也有检讨亲中的华裔人士金援所在国政界选举和影响外交政策走向游说活动的，还有追究中国留学生正规社团在留学地区接受中国驻外使馆财源、组织“干涉和操控性”活动的，甚至还有质疑中国新移民社群政治忠诚程度的。至于对来自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有重点地进行反倾销惩罚、以单一国家军队或协调多国武力进行针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抗衡性巡逻和演习，更是被国际媒体高调张扬。

本文标题刻意用“外部世界”，就是因为这些针对中国在海外的项目和活动所发起的反击虽然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但发起地点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美国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发起国之一，但是，就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通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相当“本分、平和、谦虚”的中小规模国家，也陡然提升了对中国海外势力和影响的防范及抗衡。这类事例近来发生得过于频繁，因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理解外部世界反击的深层思路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中国官方发言人及媒体的公开解释和应对，多半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铿锵短语：冷战思维、反华阴谋、相由心生、草木皆兵、贼喊捉贼、恶人告状、螳臂当车、不值一驳，等等。我们必须越过这些套话和成语，冷静客观地透视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

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像体育比赛而是像战场。行为国增强本民族国家的实力是其不变的目标；尽可能出口产品以赚取他国的硬通货是其手段的“阳面”，尽可能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是其手段的“阴面”。阴阳两面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行为国难以和他国合作共赢。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实行的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战败之前，日本决策层同时抱有以军事手段在国际上谋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战败后再也不愿意重操此道，于是以经济贸易手段来谋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唯一的富强之道。用当年这个领域最震撼公众的畅销书之一的作者的话说，“现在，无论本土厂商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因为日本的做法太厉害（帕特•乔特：《银弹攻势》，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译版第1页）。

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挑战方对抗西方是认定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这套价值观的政治社会制度，既是邪恶的，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挑战方不惜以一切手段来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灭亡，包括宣传战、情报战、经济技术竞争战、代理人战、直至必要时全面热战。灭掉西方制度后，挑战方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成套制度推广至全世界，也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George Kennan, “From Containment to Self-Containment”, pp. 348-423 in G.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名著《极端的年代》作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此勾勒得简明扼要：“对英德两大竞争国而言，天际才是它们的界限。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的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地位，如果德国意愿得逞，国势已经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法国同样攸关生死：它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资格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于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总体战爆发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译版，上册第44页。）

三个参照框架的解释力和误差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第二个冷战性质的国际关系框架，也面对很多质疑：那个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各地不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枪炮对枪炮、核武对核武，不仅对外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出武装革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和财金援助，必要时甚至派遣大军开进别国领土扶持红色政权（比如在阿富汗），力求早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可是当今的中国，虽然在本国周边增强军事实力，对外进行大外宣“软实力”投射，但是远远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作军事对抗，更没有输出武器金钱支持别国革命组织搞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简言之，当今的中国，并非昔日苏联的再版。

有鉴于此，有些分析家就在上述两大参照框架的关键词之前加上一个前缀“新”（Neo/New）——“新重商主义”、“新冷战”。奥妙就在这个“新”里面：新要素是哪些？从何而来？有何特别功能？对互动的对方提出何种新的挑战？会把当今世界引入何种新的困境？这些要害问题我们将会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我们将在续篇里再作检视讨论。